引言
愛看史書的都知道，在清朝出了一個大貪官和珅，這位皇上身邊的紅人，所貪之物，富可敵國，明收暗藏之量大的驚人。
和珅之所以成了這樣的鉅貪，除了有皇帝撐腰，可以明目張膽地收受賄賂，還得得益於清朝的官吏收入管理制度，讓他的下級可以有財力行賄，有些地方知府的年收入高達幾十萬白銀。
（俸銀）
滿人入關建立清朝以後，在朝廷的官吏考核錄用制度上，繼續沿用了明朝的一部分管理辦法，例如按照級別拿取俸祿。
但是清朝官員所得的俸祿，可以說是歷朝歷代中最少的。
康熙帝為了維護朝廷的穩固，在一些官員的收入來源上睜隻眼閉隻眼，從另一方面也縱容了朝廷官員的貪心，給了他們投機取巧的機會，朝廷美其名曰“養廉”，但實際上是給官場的腐敗創造了溫床，也給日後清朝的日漸衰退留下了隱患。
（康熙和大臣）
一、殘缺制度，催生陋規
正是因為皇帝的這種默許的態度，讓朝廷命官後面的隱形收入逐漸變得合理化，甚至用“肥缺”來形容各個官爵收入外的灰色地帶，在民間還出現了賣官鬻爵的現象。
在朝廷裡官員們甚至明碼標價，官位分為了最要缺、要缺、中缺、簡缺四個等級。
（朝廷命官）
根據史料記載，晚清時期有215個府衙，有29個被劃為“最要缺”，“最要缺”官位的直接指派官皇帝任免，皇帝也靠這個手段來收買心腹，拉攏大臣。
徵收商品過關稅的稅務官、鹽務官和掌管土木、水利工程的工部，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免，這些都是讓人垂涎的肥缺。
官員們為什麼非要斂財，他們的開銷就這麼大嗎？
這是源於清朝的陋制。
清朝官員的俸祿除了支援家庭的日常開銷，還有很多額外的支出。但是官員們，除了朝廷給的俸祿這一筆收入外，就再沒有其他的補貼和福利了。而且官位越高，開銷就越大。
官員們的其他開支包括：請幕僚的費用、師爺的費用、武將需要承擔訓練士兵的費用、給士兵的嘉獎。
甚至是如果是皇帝外派異地時，如果在外碰上緊急情況，需要和皇上飛馬傳書時，所經驛站產生的費用；文將如果作為欽差大臣，被派往外地下達諭旨，或者向皇帝遞奏摺所產生的一系列的費用，都不從國庫裡出，都歸官員自己掏腰包。
（清軍日常操練圖）
這一切龐大的開支往往會使官員們入不敷出，因此官員們就開始想辦法創收，層層剝削，從而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陋規。
皇帝不是不知道官員們的窘境，但是皇帝不想影響他的國庫收入，因此也佯裝不知。
有人曾經估算過清朝大臣曾國藩的一年的開銷，作為大清的兩江總督，光在以上所列舉的事項上，開銷就在約六萬兩銀子左右，而曾國藩的年收入僅僅有一萬八千兩。這中間有四萬多的的虧空從哪裡填補，只能向下級索取了。
但他們這些收取的方式，聽上去真的非常的合乎人情。
二、陋規生財，源源不斷
陋規裡包含部費（使費）、欽差費、敬、三節兩壽。
部費（使費）指的是省政府和縣裡之間發生的交際費用，當省政府向縣裡收取各種好處費的時候，這項費用稱為部費，而縣政府則把這項開支稱為使費。
欽差費就是當欽差到地方視察工作時，地方官員給欽差的費用，其中含義，不言而喻。
（欽差大臣）
這筆費用一開始還是面對面的實物贈與，到最後都約定俗成的用銀票的方式，直接給到官員指定的錢莊了。得了這筆銀子的欽差，也在日後心照不宣得多多關照地方父母官，大家互惠互利。
“敬”指的是外官，就是京城外的官向京官每年送的財物。一共分為三種，按照各種由頭分為“別敬”--京官離開京城時送的禮品；“冰敬”--夏天送的財物；“炭敬”--冬天送的財物”。
禮物的貴重取決於送禮收禮雙方關係的親疏，官位的高低。
還有就是“三節兩壽”，這是官員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人情往來。
（三節兩壽）
每逢春節、端午和中秋時這三個傳統節日時，還有就是官員本人和他的妻子過壽時，這是必須送的，按照級別都有固定的額度和規格，下級官員從來都不敢輕慢，否則官場必遭排擠。
下級官員每年都要向上級官員隨這樣繁多的禮，但是他們的收入也有限，他們從那裡創收了？
三、陋規收入，年入二十萬
以知府為例，知府一年的俸銀只有105兩銀子和105石大米。作為知府要應對如此大的開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知府也只能巧立名目，增加各種收入。
（知府）
浮收勒折是他們常用的手段。
就是知縣們向他所管轄的地區的鄉紳們打白條，向老百姓壓級壓價，從中賺取差價。
浮收就是巧立名目，變著花樣收取錢財，勒折就是把實物變成現金。比如，按規定，老百姓交實物糧食就可以了，但是官方卻不收糧食，讓老百姓交現金，並且自己定價，其定的價格高於市場價，中間的差價知府收走，中飽私囊，但是受害的是老百姓。
如此大的誘惑，讓商人不禁都要花錢買官。民間有這樣一個故事，浙江某商人，看見做縣官可以來快錢，就想做官。但是買官的錢不夠，就和幾個朋友商量，共同出資捐官，並做好分配。
他們約定：買到官後，誰做縣官、誰做師爺，誰管錢糧，誰管刑名。三年以後，商人因為貪汙被革職，但是他們已經賺得盆滿缽溢，早已收回當初投資的成本，賺得錢已經夠他們過下半生了。
（商人買官）
因此當時在朝廷裡還流出了這樣的說法，寧願當縣官，也不當高官。天高皇帝遠，既不用有伴君如伴虎的擔心，又過得逍遙自在。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民謠由此而來，清知府不是清廉，是說，不用強刮民財，光是陋規的收入就能有白銀十萬。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知縣管轄的範圍涉及到稅務，那就遠遠不止十萬了，一年的收入遠遠超過二十萬兩。
四川的夔州知府的陋規收入排第一。
夔州知府的俸銀不多，他的高收入得利於它的地理優勢。
（夔州地圖）
夔州位於重慶市的北部，地處長江天險，在元朝稱為夔州路。清朝建立後，隨著大量的外來人口的湧入，四川的經濟開始復甦。
康熙五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向康熙提議，夔州這裡水運發達，商業貿易繁盛，應當設立稅收。而且此項任務可以交於夔州知府辦理。
康熙六年，京城議部同意並採納這項建議。因此奉節的夔州關成為了全國第一大的上水大關。
凡在這條水路上經過的商船，都要向知府繳納商稅，而夔州知縣得到的通關釐稅，成為了四川省的第一財政支柱。
根據歷史記載，夔州知縣除去上交的定額、軍督等費用外，多下來的都入他的小金庫裡，此項利潤，每年白銀二十萬兩以上。
其次是廣州、潮州、潯州、梧州的知府。
（潯州、梧州和廣東省地圖）
這四個州可以排名第二，也是和他們的地理位置有關。
清朝實行的是一口通商的政策，廣州、潮州是沿海城市，百姓富庶，商人居多，加上清朝的陋規，當地知縣的灰色收入居多也不奇怪。
在《嘯亭雜錄》中記載，廣東是天下最繁華的貿易城市，只要到這裡做官的，當任滿調走時，個個都是帶著奇珍異寶滿載而歸。
而廣西的潯州和梧州兩個知府，因為靠著廣東，憑著起獨特的地理條件，在廣東的商貿圈裡也沾光，得到了不菲的陋規收入。但是，朝廷卻一直認為廣西是貧窮蠻荒之地，每年還往裡邊撥入財政貼補，這兩個地方的的知府暗地裡還得到了雙份的收入。
四、改革溯源，去除貪心
雍正年間，雍正帝曾經對決心對這一怪相實行過一場改革，規定將陋規的收入歸公，用來增加官員的俸銀，並規定將這筆收入定為養廉銀。
但是談何容易，歷經幾代皇帝，朝廷裡早已蛛網暗結，最後官府多徵的部分還是成為耗羨，納入徵稅的範疇中，反而讓陋規收入變得合理性。
到了乾隆年間，乾隆皇帝甚至說：“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乾隆已經徹底放棄，在朝廷中找不出一個廉潔的楷範，官場的潛規則已經合理化。三朝元老曹振鏞都這樣說過，要想做官做的長久，就要多磕頭，少說話。
上至京城的高官，下至九品芝麻官，已經形成一種風氣，只要為官，就沒有一個不給自己謀利。以致民間怨聲載道，稱知縣是殺人的知縣。
陋規的出現起初是源於經費不足，但是人心的貪婪，卻讓不合法的變為了合法。
要杜絕這一現象除了在制度上的不斷完善，更加重要的還是要約束人心的貪婪，人什麼時候沒了貪心，腐敗也就銷聲匿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