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育媧人口
導讀
人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人口關係國家繁榮和民眾福祉，與資本、技術共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人口因素大部分時期變化緩慢，但在轉折期變化加快，勢大力沉。全球人口正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口大爆發期正在臨近尾聲，人口從高增長轉為低增長，部分國家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突出，人口週期正出現大轉折，人口因素逐漸從慢變數變成快變數。在宏觀分析框架下，人口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
核心觀點
資料說明：聯合國透過新獲取的資料不斷對人口估計和預測值進行修正，近幾年版本逐漸調低世界人口預測，但仍傾向於高估中國人口，但考慮到聯合國提供的人口資料涵蓋國家多，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等多方面資料，本報告主要採用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資料，中國部分採用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的資料。其中，世界總人口預測資料=聯合國預測總人口-中國部分+育媧人口對中國人口的預測資料。
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程序，世界人口經歷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長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長階段和由高增長向低增長轉變的過渡階段，在人口學上被稱作“第一次人口轉變”。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預測結合我們對中國人口的預測，世界人口在2087年達峰值103億人，然後緩慢下降至2100年的102億人。分割槽域看，歐美髮達國家率先進入“低、低、低”的人口增長模式，較早進入老齡化和低生育階段，而非洲仍處工業化階段，人口仍在快速增加，未來非洲人口獲獎貢獻90%的世界人口增量，成為世界人口主要增長極。
二戰後，隨著“嬰兒潮”消退，歐美國家率先迎來“第二次人口轉變”， 具體表現為：結婚率下降、離婚率穩定、初婚時間推遲、未婚同居佔比增加、非婚生育佔比增加、終生未婚率較高等。婚姻行為變遷最直接的因素是價值觀和思想層面的變遷，包括自我價值實現、性別平等觀念的普及，人們更加關注個體滿足感，由此帶來了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等非傳統型家庭數量增加。在瑞典和法國，未婚同居取代婚姻的比例最高、20歲及以上的群體同居比例超14%。
根據生育理論，驅動生育率下降的主導因素從抗衡高死亡率需求向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再到成本約束階段轉變。由於各國人口政策、社會背景等不同，生育率降幅明顯不同，歐洲等國家生育轉變較早開始、但時間較長，部分亞洲國家的生育轉變較晚開始、但是由於存在限制生育政策等原因，生育率下降速度較快。面臨少子化問題時，部分歐洲國家提供“慷慨”的補貼來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生育率水平也相對更高，比如北歐國家家庭福利支出佔比普遍高於南歐和亞洲其他發達國家，生育率也相對較高，2021年北歐、南歐、東亞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8、1.33、1.17。相比之下，部分亞洲國家在經過長時間人口控制後開始學習歐洲、鼓勵生育，但由於政策轉變時間較晚、支援力度不足等，生育率提升不明顯，2022年日本、韓國、新加坡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6、0.78、1.05。此外，婚育文化和宗教也會影響生育情況。東亞信奉儒家文化，非婚生育佔比低，歐美髮達國家更崇尚自由、開放，非婚生育佔比也更高。
隨著少子老齡化加劇，勞動力總量減少，“人口紅利”面臨向“人才紅利”轉變需求，體現在教育水平提升、健康壽命延長等方面。1）經濟社會發展和收入水平提升帶來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小學毛入學率從快速提升、緩慢下降再到緩慢提升階段，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式教育到大眾化階段的跨越式發展。2）具體國家看，美國、英國的發達國家人口受教育水平領先，中國、印度等國家小學和初中教育學歷人口占比較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佔比有待提升。3）世界人口健康狀況改善，人口預期壽命延長。1950-2021年，世界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從46.5歲增至71歲，年均提升0.3歲。
由於長期低生育和勞動力不足問題，移民成為歐美國家補充勞動力的方式，或成為“第三次人口轉變”。超6成國際移民在歐亞，美國是最大遷入國，接收近20%移民，印度為最大遷出國。對於遷入國來說，移民年齡結構較年輕，能夠緩解勞動力短缺、增加人才、提高國家人口創新力，但存在文化融合問題。對於遷出國來說，其能獲得僑匯、發行僑民債券，並能獲得僑民的直接投資，但會導致勞動力流失。
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國內部的城市化在持續推進，城市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為區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美國、日本、韓國等地最大城市人口占比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下降，但是在大都市圈的人口繼續聚集，1970-2020年美國加州、德州、佛州人口占比從18.6%增至29.1%、日本東京圈人口占比從23.3%增至29.3%。
目錄
資料說明
1 總量：由高增長轉為低增長，或將在2087年前達峰
2 年齡：老齡化加速，日本、義大利等31國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
3 性別：性別差距仍存，實現政治參與、經濟地位的性別平等仍任重道遠
4 婚姻：“晚婚”現象突出，非傳統家庭數量增加
5 生育：少子化加快，超40%的國家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
6 勞動：受教育水平明顯提升，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7 收入：分配不均程度較高，13%人口擁有超80%的財富
8 移民：超6成國際移民在歐亞，美國是最大遷入國
9 城市化：進入減速增長階段，預計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將佔2/3
正文
資料說明：
人口預測資料是世界各國和地區制定人口、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宏觀發展戰略規劃所需的基礎資料。無論是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所倡導的調節人口數，還是諸子百家爭辯“大國眾民”亦或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世界各國在戰略層面從未停止過對人口的預測規劃與調控。近年，人口與資源矛盾、人口老齡化加深等問題突出，如何對未來人口變動趨勢做出準確判斷不僅是人口學領域的研究重點，而且關係著世界各國未來人口發展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大計。此背景下，若干國際組織或研究機構基於不同方法對世界人口進行預測，當對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遙遠的生育率和人口數量變化進行預測時，難免產生激烈爭論。由於對歷史資料收集和估算的不準確和預測方法的侷限性、對生育率預測的偏差以及對人口問題的認知偏差，總人口預測總是不準確、需要不斷修正。
聯合國透過新資料不斷對人口估計和預測值進行修正，《世界人口展望》（WPP）不斷調低對世界總人口預測值，聯合國最新“中方案”預測全球人口將在本世紀末達峰值103.6億。聯合國人口司自1963年起對各國的人口進行預測，每5年修訂一次（1980年改為每2年修訂一次），目前已經更新到《世界人口展望2022》（由於疫情推遲一年釋出），包含234個國家和地區1950-2021年的人口估計數和2022-2100年的人口預測數。2015、2017、2019版WPP“中方案”預測，2100年世界人口分別為112.1億、111.8億、108.8億人， WPP2022繼續調低全球人口預測，認為本世紀末世界人口將達約103.6億人。
聯合國WPP2022調低了對中國人口預測的資料，但仍傾向於高估中國人口。WPP2022對中國人口預測的“中方案”生育率引數為：2022年為1.18，2030年為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但根據官方資料計算，2022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1.05，可見聯合國高估了中國人口生育率，並預測未來的趨勢緩慢上升。但我們認為由於生育成本過高、中國人平均生育意願較低，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未來生育率可能難以回升。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對人口預測的“中方案”引數為：從2023年起生育率逐漸遞增，2028年回升到1.1，從2028年起固定為1.1。相比之下，聯合國對中國總和生育率高估15%-30%。需要注意的是，生育率高估30%意味著對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數要高估30%，對兩代人後的出生人數高估69%，對三代人後的出生數要高估一倍以上。
資料方面，雖然聯合國資料有部分侷限性，但其提供了20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歷史估計數和未來預測數，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等資料，較為全面。所以，本報告主要採用WPP2022的資料，中國部分採用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的資料。其中，世界總人口預測資料=聯合國預測總人口-中國部分+育媧人口對中國人口的預測資料。
1 總量：由高增長轉為低增長，或將在2087年前達峰
公元元年以來，世界人口經歷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長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長階段和由高增長向低增長轉變的過渡階段，這在人口學上被稱作“第一次人口轉變”。根據聯合國最新資料，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總量達到80億。
1）公元元年-1770年：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長階段。世界人口數量由不足2億緩慢增至8億，年均增速低於1‰，受經濟和醫療條件所限，人類平均壽命較低，但缺乏可靠資料，根據史學家研究，1400年之前歐洲人平均壽命不足50歲，清代中國人平均壽命僅33歲。
2）1770-2000年：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長階段。1770-1950年人口由8億快速增至25億，年均增速6.4‰，1950-2000年人口由25億增至61億，年均增速達18‰。從死亡率看，工業革命後經濟繁榮和技術進步帶來生活和醫療條件改善，死亡率大幅降低、預期壽命延長，1950-2000年粗死亡率由19.1‰降至8.5‰，嬰兒死亡率由14%降至4.9%，人類預期壽命由1950年的45歲（男）、48歲（女）增至2000年65歲（男）、69歲（女）。從出生率看，1950-2000年粗出生率由36.9‰降至21.0‰，保持在較高水平。
3）2000年以來：由高增長向低增長轉變的過渡階段。2000-2022年，世界總人口由61億增至80億，年均增速降至12‰，人口粗死亡率保持在8‰左右的較低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和健康水平提高，嬰兒死亡率已降至28‰的水平，但人們生育意願下降，人口粗出生率由21.0‰降至16.8‰。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預測結合育媧人口預測，世界人口在2087年達峰值103億人，然後緩慢下降至2100年的102億人。
分割槽域看，21世紀之前，世界人口聚集在亞洲和歐洲，之後人口重心逐漸南移，預計2023-2100年世界90%以上的人口增量在非洲。從人口占比看，1950年亞洲、歐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分別為55.4%、21.7%，世界十大人口大國有8個在亞歐大陸，非洲人口占比僅9%，此後人口重心逐漸南移，歐美髮達國家人口進入低增長階段，而非洲人口處於高增長階段，世界人口格局重新洗牌。2022年世界59.2%的人口聚集在亞洲，歐洲人口占比降至9.4%，非洲佔比升至17.8%，非洲國家奈及利亞成為第七大人口大國，德國、英國、義大利、日本均退出人口大國的行列。從人口增量看，1950-2021年非洲、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分別貢獻世界人口增量的21.8%、61.0%、3.7%、9.0%、4.0%、0.6%。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預測並結合育媧人口資料，2023-2100年非洲將貢獻世界人口增量的九成以上，為世界人口主要增長極。
具體國家看，2015-2021年世界人口減少的國家約42個，其中年均減量最多的10國分別為日本、委內瑞拉、烏克蘭、義大利等國家。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日本、烏克蘭、義大利等國家，面臨“低生育陷阱”，年均自然增長率為負，使得人口總量減少；第二類是委內瑞拉、黎巴嫩等國家，因貧窮、戰亂導致人口外流，年均淨遷移率為負；第三類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人口出生率低疊加外流至西歐北美等地區，總人口也呈負增長。當前已經有四十多個國家面臨人口自然負增長，包括日本、義大利、德國等發達國家，其中德國移民支撐總人口維持增長態勢，日本和義大利生育率低、人口均為負增長。日本生育率長期低迷，是世界上少子老齡化最嚴重國家，人口問題已上升至“國難”，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美國因人而興，人口助推美國經濟騰飛，20世紀60年代美國進入低自然增長階段，移民支撐人口維持穩定增長，但是作為最大的移民接收國，種族問題仍存。
近70年，中、印、美一直是世界人口前三大國家，根據聯合國估算，印度人口已經在2023年年中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2022年中國人口為14.1億，約佔亞洲的30%，世界的17.8%。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2030、2050、2100年中國人口總量分別為13.7億、12.3億、6.3億人，佔世界人口比重分別為16.2%、12.8%、6.1%。根據低方案，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至4.8億人，不到印度人口的一半。
2 年齡：老齡化加速，日本、義大利等31國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
世界人口從2005年開始進入老齡化，2015年後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序加速、“人口紅利”消逝，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個百分點增至0.2個百分點，2022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已達7.8億人，預計到本世紀中葉，老年人口總量將翻倍至16億人，預計本世紀末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將達到25%。
1）1950-1970年，少兒人口（15歲以下）佔比迅速增加，由34.3%增加至峰值37.5%，其中68.7%的新增少兒人口來自亞洲；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佔比降低，由60.6%降低至57.2%；老年人口（65歲以上）佔比在5.0%-5.3%之間波動。
2）1970-2015年，少兒人口占比下降至26.2%；隨著1950-1970年出生人口年齡不斷增加，“人口紅利”顯現，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增加至峰值65.6%，其中亞洲“人口紅利”最明顯，此階段世界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的66.7%發生在亞洲；老年人口占比保持較低水平，由5.3%緩慢升至8.2%，每年增長不到0.1個百分點，世界人口進入老齡化階段。
3）2015年以後，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發生極大變化，老齡化加劇，人口結構將由青少年型轉為中老年型。2015-2022年老年人口占比由8.2%上升至9.8%，每年增長0.2個百分點。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世界人口分別在2038年、2066年左右進入“深度老齡化”、“超級老齡化”階段。
分國家看，日本、義大利等31個國家和地區已進入老年人口占比大於20%的超級老齡化階段；西班牙等42個國家和地區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從老年人口占比看，2022年，日本和義大利、芬蘭、葡萄牙等31個國家和地區的老年人口占比高於20%，處於“超級老齡化”階段，其中70%在歐洲地區；西班牙、奧地利、比利時等42個國家和地區老年人口占比處於14%-20%之間，處於“深度老齡化”階段，其中62%在歐洲地區。日本為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老年人口占比29.9%。
從老齡化速度看，日本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用了24年、德國用了40年、法國用了126年，中國只用了21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日本用了約13年、德國用了36年、法國用了28年，預計中國用20年左右。
從人口撫養比看，在老年人口占比高於20%的國家中，所有國家的總撫養比均高於50%，人口負擔較重。在老年人口占比在14%-20%的42個國家和地區中，有23個總撫養比高於50%，有19個國家總撫養比小於50%。其中新加坡、韓國、泰國、中國的總撫養比相對較低，分別為36.9%、41.0%、44.4%、46.6%。
德國、法國、義大利、日本、英國、美國、韓國勞動年齡人口分別在1986、1988、1991、1992、2007、2009、2013年見頂，中國、巴西分別在2010、2018年見頂，但是當時的人均GDP遠低於發達國家，隨著人口紅利消逝，中國較早面臨老齡化加快、“未富先老”挑戰。
根據人口金字塔可以判斷一國人口年齡結構合理性，包括擴張型、穩定型和衰退型。其中擴張型的人口金字塔的塔形為山形、上尖下寬，低年齡組人口占比最大並向高年齡組縮減，如印度；穩定型的人口金字塔的塔形呈現鍾型、上下同寬，各年齡組人口比重大致均衡，如美國、法國、瑞典；收縮型的人口金字塔的塔形上寬下窄，老年人口比重大、低齡人口比重小，如日本。韓國人口金字塔正在向衰退型轉變。
3性別：性別差距仍存，實現政治參與、經濟地位的性別平等仍任重道遠
近年來，世界總人口性別比一直穩定在合理區間內，1950-1963年，世界男性人口數略少於女性，性別比在99.3-100.0之間；1964-2011年，性別比由100.0上升至101.3，此後一直維持在101左右。分洲看，亞洲、大洋洲男性人口多於女性，其中亞洲性別比最高，1950-2022年性別比保持在103以上，主要受男性血統傳宗接代、子隨父姓、“男主外、女主內”等觀念的影響；大洋洲性別比呈下降趨勢，2022年性別比100.6；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男性人口數略低於女性，2022年性別比分別為99.7、97.0和98.1；歐洲男性人口數遠低於女性，受二戰影響男性傷亡較多，1950年歐洲人口性別比低於90，至2022年恢復至93.3，尚未恢復平衡。分國家看，世界上性別比超過110的有卡達、阿聯酋等1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6個在西亞，5個在中東，石油國家體力勞動依靠男性，引進勞動男性移民比例高也會提升整體性別比，其他的分佈在南亞和非洲等地區。性別比最低的1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烏克蘭、拉脫維亞等5個歐洲地區，馬提尼克等3個拉美地區以及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兩2個西亞地區。
由於亞洲地區人口占比較高，世界出生人口性別比受亞洲影響較大，出生人口性別比均為先升後降、呈倒“U”型。1950-1980年，世界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維持在105左右，1980-2005年，出生人口性別比從105提升至107，此後逐漸下降至2022年的105.7。分洲看，亞洲出生人口性別比變動較大，1950-1979年，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穩定在106，1980-2005年，出生人口性別比從160增至109.9，此後出生人口性別比逐漸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國家看，出生人口性別比最高的國家分別為列支敦斯登、亞塞拜然、中國、越南，這些國家出生人口性別比均高於110，其中列支敦斯登總人口僅4萬人，樣本量較小；亞塞拜然主要受傳統觀念影響，男孩被認為是家族繼承人、財產繼承人，所以婦女在懷孕後會進行性別選擇，從而造成國家性別失衡；中國同樣受傳統觀念影響，男多女少問題仍存，但近年“重男輕女”思想有明顯改善，出生人口性別比明顯下降；越南屬於“漢文化圈”一部分，存在重男輕女思想。
根據生物學規律，在未受到干預的自然生育狀態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出生性別比相對穩定，保持在103-107之間由於出生人口性別比反應了未來人口性別比例，如果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偏離這個正常範圍，會導致人口比例失衡，婚戀市場不匹配、性別歧視加劇。根據《世界人口展望2022》，20-40歲適婚男性佔該年齡段總人口比重在70%以上的國家有卡達、阿聯酋，均為西亞穆斯林國家，這些地區適婚男性佔比較高，性別歧視仍根深蒂固。從總量看，中國、印度兩國的20-40歲男性數量均比女性數量多2000萬以上；阿聯酋、印尼、沙特、美國的20-40歲男性數量均比女性數量多100萬以上。此外，性別比長期失衡會加劇性別歧視，拐賣婦女、性犯罪等問題也會出現。如果女性絕對數量不足，將會有大量適婚男性遊離於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形成特殊單身社會群體，會給傳統家庭生活帶來衝擊，非婚性需求增加，婦女和女童的權益可能會受到侵犯。
除了人口數量上的性別差距外，女性在經濟、政治、教育程度等方面與男性也有差距。整體看全球教育和健康方面性別差距較小，已經消除超95%左右的差距，但縮小政治參與和經濟地位這兩方面的性別差距仍任重而道遠。世界經濟論壇釋出了《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對四個領域性別差距的變化進行分析：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賦權。報告顯示，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賦權方面的性別平等指數分別為60.1%、95.2%、96%、22.1%，按照目前的速度，縮小經濟參與和機會性別差距、政治賦權性別差距、教育程度差距分別需要169年、162年、16年。
分割槽域看，北美性別差距最小，歐洲平等指數76.3%，超過了北美的75%，拉丁美洲緊隨其後，性別平等指數74.3%，歐亞和中亞地區為69%、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為68.8%，撒哈拉以南非洲68.2%，南亞63.4%超過了中東（63.4%）和北非（62.6%）。按照目前速度，歐洲需要約67年消除性別差距、北美需要95年，而中東和北非還需要152年。
4 婚姻：“晚婚”現象突出，非傳統家庭數量增加
Lesthaeghe(1995)提出“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並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5-1970年)：離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避孕革命，在結婚年齡下降時停止。第二階段(1970-1985年)：婚前同居上升，非婚生育率上升。第三階段(1985年以後)：離婚率穩定；再婚率下降；恢復30歲以上的生育能力，推動生育率的上升。目前，歐美等國家處於第三階段，具體表現如下：
1）結婚率下降。1970年，大多數OECD國家的結婚率在7‰-10‰。到1995年，OECD國家結婚率普遍下降到5‰-7‰，隨後結婚率繼續下降，到2020年，OECD國家的平均結婚率不超過4‰。
2）離婚率穩定。與1970年相比，大多數OECD國家目前的離婚率普遍較高，挪威的粗離婚率在此期間翻了一番。到2010年後離婚率保持穩定。但分國別來看，各國的粗離婚率差別較大，2020年，義大利的離婚率低至1.1‰，瑞士的離婚率高達2.5‰。
3）初婚時間推遲。20世紀90年代初，OECD國家婦女初婚的平均年齡在22-27歲之間，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齡在24-30歲之間。2020年幾乎所有OECD國家的女性平均年齡都在27-33歲之間，男性在29-35歲之間，OECD國家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30.7歲，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33.1歲。資料顯示，大多數國家女性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9歲。
4）未婚同居佔比增加。未婚同居在北歐普遍成為婚姻的替代形式，而在東歐和中歐較罕見。在OECD國家中，平均約有60%的20歲以上的人與伴侶住在一起，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已婚的，或有民事或註冊的伴侶關係，但也有約為10%以同居伴侶的身份生活。瑞典同居比例較高，接近20%，在丹麥、愛沙尼亞、法國、紐西蘭和挪威約為15%。在南歐和東歐國家，同居比較罕見，特別是在波蘭和希臘，20歲及以上的人口中只有2%左右的人同居。在北歐國家，同居已成為長期夥伴關係的一種重要形式，造成推遲婚姻或者取代婚姻普遍存在。
5）非婚生育佔比增加。1970年，大多數OECD國家的非婚生兒童佔比不到10%，而有資料的28個OECD國家的平均比例僅為7%。到1995年，OECD的28國的該比重平均水平增長到24%，到2020年增長到41.9%。具體國家看，智利、丹麥、愛沙尼亞、法國等14個OECD國家，非婚生佔比超過50%，其中智利 (75.1%)、哥斯大黎加(72.5%)和墨西哥(70.4%)的比例特別高。相比之下，在以色列、土耳其、日本、韓國，非婚生佔比只有不到10%。
6）終身未婚率處於較高水平。終身未婚是指一輩子沒有結婚，但是現實中統計困難，雖然50歲及以後也有人經歷第一次結婚，但是相應比例較小。根據聯合國《2019年世界婚姻資料》，我們使用45-49歲人口單身率來近似反映終身未婚率。資料顯示，德國45-49歲男女未婚率差距較大，2016年男性為25.8%、女性為16.6%；瑞典45-49歲男女未婚率較高，2016年男性為35.9%、女性為29.5%。
適婚年齡人口下降、性別比失調都會帶來結婚率的下降。一方面，適婚年齡人口下降明顯，結婚基礎被削弱；另一方面，適婚年齡人口性別比失調也會帶來婚姻的不匹配。根據聯合國資料，1950-2022年，全球20-40歲女性人口從3.8億人增至12.1億人，男性從3.8億人增至12.7億人，適婚男女數量差距從-358萬人增至5996萬人，絕對值不斷增加。
宗教影響、觀念變化、成本壓力、政策變化等影響婚姻行為變遷的原因，帶來婚育行為推遲，以及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等非傳統型家庭數量增加。
1）在羅馬帝國晚期，專制的天主教傳統和穆斯林入侵促成了保守的價值觀形成。家庭主要是父系結構，強調家庭責任，認同婚姻之外的性和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有罪論。而在西北歐，日耳曼-北歐傳統的影響導致了薄弱的家庭關係，在那裡個人優先於家庭，而宗教改革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歷史格局。因此，受宗教影響微弱的北歐國家同居和非婚生育非常普遍。
2）婚姻價值觀念變化主要體現在從過去只注重形式向注重質量和幸福感轉變，夫妻之間屬於平等關係，更加關注婚後生活和相處方式是否愉快，婚姻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也不僅僅關注長久和穩定，“一言不合就離婚”的現象更加頻繁。
3）婚姻壓力過大、成本高導致年輕人推遲婚姻甚至逃避婚姻。受社會傳統婚姻規範壓力的影響，年輕人在結婚時會面臨婚姻物件的選擇、婚後公婆同住、婚後傳統社會角色壓力等困境，並且 “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家庭模式下，男性將面臨房價高、無法解決居住問題的壓力，女性面臨育兒時間成本高的壓力，這大大加劇了家庭整體的婚姻成本，加劇晚婚、不婚現象。
4）婚育政策的不同也會導致各國婚育行為的不一致。比如在一些北歐國家，同居伴侶被允許以註冊“民事結合”的方式獲得法律地位。無論結婚與否，共同居住的伴侶在稅收、居留、生育子女的權利和福利等方面並不會有太大區別，未婚同居率也會相對更高。
5 生育：少子化加快，超40%的國家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
由於二戰後的“補償性生育”，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總和生育率短暫上升，此後進入快速下降的30年，21世紀後世界總和生育率降幅放緩，各地區生育率變動出現分化，由於部分推遲婚育的人群開始生育以及生育政策的友好程度高等原因，2000年後歐洲總和生育率有所提升，其他洲總和生育率繼續下降。
1）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絕大多數發達地區出現“二戰後補償生育”。世界總和生育率維持在5左右，西歐和北歐大部分國家平均總和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以上，達2.7；北美洲和大洋洲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達3.7；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育水平也有所回升，由於發生在二戰後，所以被稱為“二戰後的補償性生育”。
2）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各地生育率均大幅下降，歐洲、北美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其他地區仍在更替水平之上。從生育率看，世界總和生育率從5降至2.7，其中非洲總和生育率從6.7降至5.3，仍處較高水平，歐洲、北美洲分別從2.6、3.5降至1.4、2.0，均在更替水平之下，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總和生育率分別從5.7、5.9、4.1降至2.5、2.7、2.5，仍在更替水平之上。從生育率變動情況看，世界總和生育率降幅接近50%，其中亞洲、拉丁美洲總和生育率降幅超過50%，分別為55.2%、54.4%；歐洲和北美洲總和生育率降幅在40%-50%之間，非洲和大洋洲總和生育率降幅低於40%，分別為21.2%、39.6%。
3）21世紀後，世界總和生育率降幅放緩，各地區生育水平變動趨於分化，歐洲是唯一的總和生育率正增長地區，增長率為14.2%。從生育率看，世界總和生育率從2.7降至2.3，其中拉丁美洲從2.6降至1.9，降至更替水平以下；非洲從5.3降至4.3，仍在更替水平之上；亞洲從2.5降至1.9；北美洲和大洋洲總和生育率先小幅上行後分別降至1.6、2.2；歐洲總和生育率從1.4增至1.5，但仍在更替水平之下。從生育率變動情況看，世界總和生育率增長率為-9.6%，其中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變動分別為-28.6%、-24.3%、-16.8%、-15.6%、-17.6%、-12.2%，僅歐洲總和生育率正增長，增長率為4.6%。
具體國家看，2021年超100個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其中42個國家陷入“低生育陷阱”，韓國總和生育率為世界最低，僅0.88（2023年降至0.72）。2021年31國總和生育率高於4，大部分來自非洲；121個國家和地區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佔比52%，其中韓國、新加坡、中國等42國已進入總和生育率小於1.5的“低生育陷阱”。
不同國家之間生育率下降速度明顯不同，歐洲等發達國家生育轉變較早開始、但是經歷的時間較長，部分亞洲國家的生育轉變較晚開始、但是由於限制生育政策的出臺，生育率下降速度較快。其中，新加坡、日本、韓國在二戰後均開始實施以控制人口增長為目標的生育政策，透過宣傳少子女家庭好處、補貼節育家庭等手段推行計劃生育，加速生育率下降，韓國、新加坡總和生育率從5降至2.1以下分別用了19年、12年，明顯快於歐洲國家。
根據生育理論，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生育率下降是必然趨勢，可以將生育率劃分為四個階段：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根據聯合國資料，即使在生育率極低人群中，女性平均希望有兩個孩子，現階段低生育率正在由死亡率驅動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約束驅動的轉變，生育基礎削弱（晚婚、不婚、晚育等）、生育的機會成本和直接成本上升是影響生育率水平的主要原因。
從生育成本看，一方面生育阻礙女性的人力資本積累與職業發展，導致生育機會成本增加。在學歷“內卷”的時代，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1970年至2022年高等院校女生入學佔比由8.2%增加至44.8%，技術進步解放體力勞動，更多女效能參與勞動市場，但是性別不平等會影響生育意願。OECD資料顯示，2021年OECD國家中全職男性員工收入中位數比女性高12%，其中極低生育率國家韓國全職員工收入性別差距高達31.1%，日本則為22.1%，而生育率回升至1.8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全職員工收入性別差距僅5.0%、7.4%。OECD國家資料顯示，男女勞動參與率差異越小，總和生育率越高。另一方面，育兒成本高昂抑制生育行為。根據育媧人口釋出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如果以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本國人均GDP的倍數來計算，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則是6.9倍，韓國7.79、為最高。
此外，婚育文化和宗教也會影響生育情況。東亞信奉儒家文化，非婚生育佔比低，歐美髮達國家更崇尚自由、開放，非婚生育佔比高；同時伊斯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低，生育率相對高。從文化方面看，二戰後歐美髮達國家對婚育問題更崇尚自由選擇，歐美文化圈內“非婚生育”更多地被接受，西方國家在立法時也開始維護婚外同居者權益，非婚生育佔比明顯提升。東亞國家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婚姻觀傳統，非婚生育往往是被禁止甚至被唾棄，接受度較低。根據OECD資料，2020年，美國、法國非婚生育佔比分別為40.5%、49%。而日本、韓國不到5%。從宗教方面看，伊斯蘭國家生育率高於非伊斯蘭國家，2021年伊斯蘭國家生育率均值約為3.4，非伊斯蘭國家生育率約為1.3。伊斯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率較低。根據世界銀行資料，生育率和人均GDP呈負相關，其中伊斯蘭國家的迴歸線要高於東亞國家。
大部分歐洲國家提供“慷慨”的補貼來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生育率水平也相對更高，比如北歐國家家庭福利支出佔比普遍高於南歐和亞洲其他發達國家，生育率也相對較高，2021年北歐、南歐、東亞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8、1.33、1.17。家庭政策發源於歐洲，一開始是為了支援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困難家庭的政策，後來隨著少子化問題的出現，逐漸成為鼓勵生育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具體國家看，法國、瑞典等國家的家庭福利支出佔比高、生育率維持高位，德國、瑞士等國家近年開始學習“北歐”國家福利政策、成功跨過“低生育陷阱”。此外，由於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也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難，OECD國家透過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兒所，幫助職業女性產後儘可能地迴歸工作，降低看護孩子的時間成本，2020年OECD國家大部分0-2歲入托率在10%-60%之間，平均為36.0%，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
相比之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在經過長時間的人口控制之後也開始學習歐洲家庭政策，透過降低家庭生育、養育負擔、促進性別就業平等來鼓勵生育，但是由於政策轉變時間較晚、生育支援力度不足等原因，對生育率的提振效果並不明顯，陷入“低生育陷阱”。2022年日本、韓國、新加坡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6、0.78、1.05。主要原因是：1）人口觀念存在慣性，難以快速調整。2）政策調整時機過晚，錯過最佳時機。韓國在生育率在1.6的時候才開始轉變人口政策，到1.1左右才開始鼓勵生育；日本也是在生育率1.5時才開始鼓勵生育。而法國早在1939年就開始鼓勵生育，當時的生育率還沒有降至更替水平之下。3）生育支援政策力度仍不足。2001-2019年日本家庭福利支出佔GDP比重從0.99%提升至1.95%，韓國從0.23%提升至1.56%，2019年，法國為3.44%、瑞典3.42%、OECD平均2.29%。4）傳統家庭價值觀深入人心，女性職業獨立性難以保證，性別工資差距大。根據OECD資料，2021年韓國、日本的男女工資差距分別為31.1%、22.1%，OECD平均水平為12%。雖然這些國家在出臺了鼓勵生育政策之後效果甚微，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政策出臺，生育率可能會下降更快。建立健全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不僅能夠提振家庭生育意願，還能營造健康家庭社會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6 勞動：受教育水平明顯提升，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由於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緩、勞動參與率下降，全球勞動力數量增速明顯放緩，1991-2019年，勞動力數量同比增速從1.8%降至1.2%左右，2020-2022年三年平均增速約0.7%。一方面，198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明顯放緩，1982-2022年勞動年齡人口從27.3億增至51.6億，同比增速從2.4%降至0.6%；另一方面，受退休潮、疫情和經濟下行等因素影響，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1990-2022年，全球總體勞動參與率從71.6%降至66.4%。隨著勞動人口總量的減少疊加勞動參與率整體下降，此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同比增速呈下降趨勢，1991-2019年，勞動力同比增速從1.8%降至1.2%。2020-2022年，受全球疫情、經濟下行等因素影響，部分勞動年齡人口退出或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人口總量年均增速維持平衡或小幅下降。
分割槽域看，高收入經濟體透過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增加老年工人繼續就業的激勵措施提高勞動參與率，1990-2022年全球15歲以上勞動參與率從60.6%小幅增至60.9%。而同期，由於人口少子老齡化、社會福利提升帶來的逆向選擇等因素影響，中收入和低收入經濟體勞動參與率有所下降，分別從65.7%、69.4%降至59%、66.9%。
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國際經驗表明勞動年齡人口增速與GDP增速一定程度正相關。人口與經濟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經濟發展水平並不絕對由人口規模和結構所決定，但是人口特別是勞動力是任何一個經濟體發展最為基礎和重要的要素。根據世界銀行182個有資料的經濟體情況，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近十年平均增速與GDP近十年平均增速呈正相關關係。
日韓等國經濟增速與同期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正相關。日本伴隨著勞動人口見頂，人口紅利消逝，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韓國經濟走勢和勞動人口增速也基本一致。資料顯示，伴隨著1961-1975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增速維持在1.6％的高位，實際GDP平均增速也維持在7.7％的高位；1976-1988年勞動年齡人口維持0.9％的低速增長，實際GDP增速也降至4.4％；1989-2022年勞動年齡人口增速由正轉負且持續負增長，實際GDP增速從5.4％變為0增長。1992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69.8％的峰值後下滑，與1990年代初泡沫的破滅、政策應對失誤、國際環境動盪、產業結構調整滯後等因素一起，使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由於少子老齡化加劇、勞動力總量減少，“人口紅利”面臨用質量換數量的需求，向“人才紅利”轉變，體現在教育水平提升、健康壽命延長等方面。
1）經濟社會發展和收入水平提升帶來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小學毛入學率從快速提升、緩慢下降再到緩慢提升階段，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式教育到大眾化階段的跨越式發展。從初等教育看，世界小學毛入學率整體呈上升趨勢，1997-2020年，世界人口小學毛入學率從89%增至102%（注：由於包含較早或較晚入學及復讀的學生，總入學率超過100%）。從高等教育看，1973-2022年，世界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0.3%增至41.8%，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階段的跨越。國際上，高等教育入學率通常用來表示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國際上通常認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時屬於精英教育階段，15%－50%為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50%以上為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
2）具體國家看，美國、英國人口受教育水平領先，中國、印度等國家小學和初中教育學歷人口占比較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佔比有待提升。從受教育年限看，1990-2020年美國2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3.0年增至13.7年，英國從7.9年升至13.4年，法國從7.6年升至11.6年（2019年），日本從11.6年升至12.8年（2017年），中國從4.8年升至8.1年，中國近年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較快，但和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人才紅利有待進一步開發。從勞動人口學歷分佈看，根據OECD資料，2022年美國、德國、法國、英國、中國、印度的25-64歲初中及以下學歷人群佔比分別為8%、16%、17%、19%、63%、78%，高等教育人群佔比分別為50%、33%、42%、51%、19%、13%。
3）世界人口健康狀況改善，人口預期壽命延長。根據《世界人口展望2022》，1950-2021年，世界的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從46.5歲增至71歲，年均提升0.3歲。分割槽域看，高收入國家的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從61.5歲增至80.3歲，中收入國家從43.5歲增至70.1歲，低收入國家從31.6歲增至62.5歲。分國家看，中國的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從43.7歲上升到78.2歲，年均提高0.5歲。
教育、人力資源優先發展是推動一國經濟持續強盛的動力源泉，需要普及高等教育、提升人才質量。1）美國是最早普及初等和中等義務教育，也是最早推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二戰後，透過資助退伍軍人接受高等教育、擴大資助範圍，不斷擴大高等教育覆蓋範圍；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將重心逐漸轉變為提升教育質量，透過多次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教師培養質量報告制度、提出更高的實踐性要求；2）韓國在產業轉型階段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重視人才培養，增加教育投入，完成產業轉型的同時也實現了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化。1990年以來韓國教育公共開支逐年增加、高等教育入學率增速提升，為韓國經濟轉型儲備大量的人力資本。3）日本透過三次教育改革，助力人才紅利釋放。1960年，日本經濟審議會發表了《日本經濟的長期展望》，在第一次人口紅利繁榮期就明確地發出了創造教育紅利的呼聲。70年代，日本開始推行第二次教育改革，推行了高中準義務教育和函授教育。此後，為了滿足國民的教育需求及經濟發展的需要，日本不斷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大學數量和在校生人數急劇增加，逐步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透過制定《終身學習振興法》，確立了“科技立國”戰略，推行第三次教育改革等措施不斷提升加強人才培養，提升人才質量。根據聯合國資料，2020年，美國、韓國、日本的人力資本指數（HCI）分別為0.7、0.8、0.8。
7 收入：分配不均程度較高，13%人口擁有超80%的財富
全球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狀況大體經歷了由加劇、改善、再加劇的過程，2020年疫情後大規模貨幣寬鬆使全球財富分配區域不均狀況加劇、富人更富、窮人更窮，2022年財富不均狀況有所改善。
從收入分配情況看，根據世界財富與收入資料庫（WID）顯示，世界大部分經濟體收入分配集中程度在二戰前達到峰值，之後逐漸減弱，然而1980年代以來，各經濟體內部收入分配狀況未能改善，反而重新惡化，並且惡化速度超過此前改善速度。1982-2000年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佔據的收入份額從16.9%增長20.8%，收入差距持續拉大，2000年之後收入差距維持在19%左右的水平、收入不平衡程度較高。
從財富總量看，全球財富自2008年首次下降，很大原因來自美元對許多其他貨幣升值。按當前名義美元計算，2022年私人財富淨值同比下降24%、成人財富同比下降3.6%。但是如果按照2021年匯率計算，總財富同比增加3.4%，所以全球財富縮水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元升值。
從財富分配情況看，2022年財富差距縮小，全球前1%的超富裕階層財富佔比下降至44.5%。根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3》，2022年有5940萬百萬富豪（以美元計算），人數同比較少350萬。但整體財富差距仍懸殊，2022年全球13.1%的成人人口擁有85.2%的財富。
從區域間看，2022年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社會總財富分別增長18.6%和4.6%、1.5%；北美、歐洲、亞太地區（不含中國）和中國的社會財富總額負增長，降幅分別為4.5%和3.4%、2.6%、1.7%。
國際比較看，中國收入差距處於世界中等偏高水平，財富差距處於世界中等偏低水平。從各國看，日本和義大利的收入和財富基尼係數均保持較低水平，透過有效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使收入和財富差距維持較低水平；美國的收入基尼係數不高，但財富基尼係數較高，持續量化寬鬆的環境推升金融資產價值，使貧富差距加大；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陷入收入分配陷阱，收入和財富基尼係數均較高；中國目前收入和財富基尼係數處在合理區間，不均衡情況可控，但仍需改善。
貨幣超發、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收入分配製度及機制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因。
第一，貨幣超發會造成財富再分配，易加劇貧富差距，超發貨幣流入市場，會造成通貨膨脹和廣義資產價格上升。一方面，通貨膨脹會擠壓居民實際收入，另一方面資金流入資本市場會催生資產泡沫，資產配置結構中房產和金融資產佔比高的人財富增值快，貧富差距加大。房地產兼具消費屬性和金融屬性，房價和貨幣供應密切相關，根據BIS資料，1970Q1-2022年Q1，23個經濟體本幣房價年均增速、本幣名義GDP增速分別為6.3%、7.2%，剔除泰國、馬來西亞、韓國、中國香港，相關係數達0.87。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國央行寬鬆，推升房價和股價，2009.01-2023.12，納斯達克和標普500指數均上漲3倍以上；上證100、上證50、滬深 300分別上漲4.7倍、3.8倍和2.4倍。
第二，技術進步會使資本邊際生產率（資本偏向型）升高，從而資本收入份額上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從而擴大勞動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進而增加貧富差距。
第三，不同發展階段對效率和公平的抉擇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收入分配製度從平均主義到按勞分配、再到多要素分配；思路從重視平均，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貧富差距逐漸由處於低位、到持續擴大、到緩和。
第四，收入分配機制影響收入差距。收入分配製度分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美國主要透過稅收和社會保障進行再分配調節，所得稅制度是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其邊際稅率增加，同時由聯邦或州政府出資，以現金補貼、食品券等形式，為低收入者提供幫助，並且透過稅收抵扣鼓勵個人捐贈。日本透過初次分配促平等，包括維持農產品高價、對小企業實行優惠金融政策、在邊遠地區開展公共工程等手段。
8 移民：超6成國際移民在歐亞，美國是最大遷入國
近年來國際移民存量逐漸增加，1970-2020年移民存量佔比從2.3%增至3.6%，其中全球有超60%的移民在歐洲和亞洲，近20年亞洲移民佔比逐漸增加、歐洲移民佔比下降；大洋洲和北美洲的移民占人口總量比例高，是移民大洲。
從移民總量看，1970-2020年全球移民存量從0.8億增至2.8億，佔比從2.3%增至3.6%，一方面得力於交通設施的便利化和交通工具的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和平年代和經濟全球化，跨境投資和生產帶來工作移民。從移民存量結構看，1990-2020年20-64歲工作年齡的移民佔比從69%增至73.2%，期間一直維持在70%以上。由於動盪和衝突疊加疫情影響，2020年國際移民中難民佔比為12%，為近20年來新高。
從移民分佈看，2020年，歐洲、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移民存量佔比分別為30.9%、30.5%、20.9%、9%、5.3%、3.3%，世界60%以上的移民存量在歐洲和亞洲，2000-2020年，亞洲移民存量佔比不斷上升，而歐洲和北美洲逐漸下降，歐洲和北美洲地區執行更嚴格的移民政策，亞洲國家經濟增長提升移民“價效比”。
從移民佔總人口比重看，大洋洲、北美洲為移民大洲，2020年移民佔各區域總人口比分別為22%和15.9%。
國際移民普遍流向高收入國家，截至2020年約有64%的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地區；居住在美國的移民超5000萬，佔全球移民總量的約五分之一；從印度遷出移民超過1700萬人，印度為最大遷出國。
從遷入和遷出國來看，最大的移民遷入國是美國，截至2020年有5063.3萬國際移民居住在美國，佔總量的19%，其次是德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分別為1576.2萬和1345.5萬；印度為國際移民的最大來源國，截至2020年從印度遷出人數達1787萬。其次是墨西哥、俄羅斯和中國，分別有1118.6萬、 1075.7萬和1046.1萬，最大的移民通道往往是從發展中國家到更發達的經濟體。
從近五年的淨移民看，2015-2020年淨遷入前五的是美國、德國、土耳其、英國、加拿大，淨移民量分別為477.4、271.9、142、130.3、121萬人，淨流出前五的分別為委內瑞拉、印度、敘利亞、孟加拉國、中國，淨遷出分別為326.6、266.3、213.7、184.8、174.2萬人。
對於遷入國來說，移民年齡結構較年輕，能夠緩解勞動力短缺、增加人才、提高國家人口創新力，但存在文化融合問題。以美國為例，美國種族矛盾起源於15世紀的黑奴貿易，儘管南北戰爭實現黑人解放，但未能根本解決黑人社會地位，美國接連出現洛杉磯大騷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等反種族歧視運動。雖然美國近年來接收的亞洲、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移民持續增長，但少數族裔在政治地位、教育、就業等方面仍處弱勢地位。
同時外來移民增加了高福利國家的財政支出、擠佔當地公民的就業機會，會引起當地人的“反移民運動”。以歐洲為例， 2015年以來中東、北非局勢動盪，大量難民湧入歐洲，而隨之頻發的治安事件和恐怖襲擊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經濟秩序。歐洲本地人認為外來移民經濟貢獻低、損害經濟發展，卻得到政府財政補貼，本地人的利益受損，由此產生反移民情緒，發起反移民運動。
對於遷出國來說，其能獲得僑匯、發行僑民債券，並能獲得僑民的直接投資。根據世界銀行資料，中低收入國家的外匯匯款流入額增長強勁，明顯大於外商直接投資，2022年外匯匯款流入額約是外商直接投資的3倍。但是人口遷出會使遷出國勞動力流失，影響當地經濟發展。
9 城市化：進入減速增長階段，預計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將佔2/3
世界城市化程序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50年之前世界農村人口占比超過2/3，2007年世界城市化率達50%，城市人口開始超過農村，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程序處於減速階段，2020年世界城市化率約為56.2%。
1）1950年之前，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農村。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逐漸傳傳導至德國、美國、法國等國家，帶動世界城市化發展，到1950年世界城市化率達到30%，英國、德國、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城市化率分別為79%、67.9%、64.2%、55.2%，基本實現城市化，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低於20%；
2）1950-2007年，世界城市化處於加速發展階段，世界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從7.5億增至33.6億人，年均增速2.7%，城市化率從30%增至50%，世界城市人口占比超過農村，此階段韓國、巴西城市化程序較快，城市化率分別增加60、47個百分點，日本、中國城市化率分別增加35、33個百分點，英國和德國城市化程序明顯放緩；
3）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處於減速階段，根據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預測，2007-2050年城市人口將從33.6億增至66.8億，年均增速降至1.5%，2050年世界將有約三分之二的人住在城市。
分割槽域看，北美和拉美已進入城市化後期，亞洲、非洲城市化水平低於全球水平的56.2%，未來30年將成為城市化主力，預計將提供87.7%的新增城市人口。分洲看，2020年北美和拉美地區城市化程度較高，城市化率分別為82.6%、81.2%，進入城市化後期；歐洲和大洋洲城市化率分別為74.9%和68.2%，城市化程度也較高；亞洲和非洲城市化率分別為51.1%、43.5%，還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化程度低於全球水平的56.2%。分國家看，202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經突破90%，英國、美國、韓國等國家也超過80%，進入城市化後期，印度城市化率僅34%。
城市化程序中城市人口向大城集聚，1950-2020年世界超千萬的城市人口占比從3%增至13%，2020年德國、英國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30萬以下小城市，日本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1000萬以上超大城市。
從城市數量看，1950年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僅日本東京和美國紐約兩個，1990年為10個，2020年超過1000萬的城市為29個。
從城市人口占比看，1950-2020年世界1000萬以上城市人口占比從3%增至13%，30萬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從60%降至41%。
從具體國家看，德國、英國城市人口目前主要集中在小城市，30萬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分別為73%、54%，沒有1000萬以上的城市。德國大中小城市的基礎設施、工作機會、社會保障等條件差距較小，城市化表現為“去中心化”；日本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1000萬以上城市人口占比49%，而30萬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僅20%。
從居住在最大城市的人口占比看，1960-2020年世界的最大城市人口占比從17.6%小幅降至16.1%，
整體看美國、日本、韓國等地最大城市人口占比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下降，但是在大都市圈的人口繼續聚集，1970-2020年美國加州德州佛州人口占比從18.6%增至29.1%、日本東京圈人口占比從23.3%增至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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