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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失聯
頂尖中學的新老師，也許是還沒畢業的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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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啾老師 |內容編輯：百憂解 |微信編輯 趙文佳
老師，這個教育環節中繞不開的角色，越來越難做了。
當大量“非教學任務”、學生的心理問題、還有無法調和的家校矛盾，在日常的校園裡越來越普遍時，老師們的話語空間被壓縮得越來越窄。
而另一方面，有限的教師編制與接連不斷的入學潮，也暴露了很多學校師資不足的結構性困境。
這種情況下，像花妹這樣毫無經驗的實習老師就被推上了講臺。
面對意料之外的繁多工作與模糊的就業承諾，這個倉促站上講臺的“新老師”窺見了更多行業底色。
一
講臺上的老師，還是學生
第一次以教師身份站在講臺上，花妹緊張到不敢直視學生們的眼睛。
那是新初一的開學第一課，沒有任何彩排，她手忙腳亂地從電子教學屏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像是背書一樣，花妹迫切地想要把所有備課內容都展現出來。
學生們坐在臺下，安靜地盯著這位過於年輕的新老師，一聲不吭。他們才剛剛升入這所全市頂尖的中學，從教室環境到課堂內容，一切都是新鮮的。
對還在讀研二的花妹來說，這一切也是新鮮的，而且過於“新鮮”了。暑假前，她來應聘“實習老師”的崗位，“如果其他老師有事的話，你們就幫他代一下課”，負責面試的老師和她介紹說。但現在，她成了初一某班唯一的語文老師。
如今回想起來，那場面試更像是課間十分鐘的一場師生談心。老師問花妹有沒有教學經驗，她說沒有，支教和家教都沒有；問她想不想以後留校做老師，她說想，但至於這所學校的情況，花妹忙著期末也來不及做攻略，只知道在市裡數一數二，甚至在全國也排得上名。
對面的老師嘆了口氣說：“好了，我要去上課了，你把身份證號和銀行卡 號發給我，就可以走了。”
直到暑假結束，新學期課表排出來了之後，她才發現，自己這個毫無經驗的實習生，即將在之後的一個學期當中，以老師身份獨自面對40多位個性迥異的學生。
關於如何上好一堂課，她的教學經驗和剛拿到手的教材一樣空白。
花妹給學生批改的作文內容
花妹一度以為，自己是憑運氣找到的實習，但實際上這種情況並非孤例。隔壁班的小劉是和她同批招進來的實習生，面試時也沒有問到教育學知識、教材熟不熟等問題，反倒是讓她評價一下自己的性格，至於教師資格證，也是預設她們都有了。
如此信任，可能是因為花妹和小劉都就讀於同一所師範類重點高校。在班級群當中，她們經常可見這樣的訊息：“XX中學急招實習生老師，有意願的同學今天聯絡！”“X中XX分校急需初中代課老師，有興趣的速發簡歷。”
這些急招實習的學校往往都是極為重點的中學，甚至是全國數一數二的頂尖中學。當學校裡的老師不夠時，同樣是全國重點的師範類高校，就是一個極佳的招聘渠道。
招來新人後，年級組長總會鼓勵大家：“教初一，以你們的知識是絕對夠用的，你們目前要做的就是把他們的習慣培養好。”但對於花妹這樣的實習老師來說，後者正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學校一般都會給新老師配備一個“師父”，也就是有著豐富知識儲備的老教師，可以在教學經驗上給新人一些指點。但對於課本以外的突發情況，縱使師父們有再多的經驗，實習老師也只能自己邊摸索邊實驗。
花妹的“師父”是個德高望重的女老師，教齡已經有三十年了。有一次，花妹苦惱班上有學生總愛上課說話、還不服她管教，師父建議“可以讓全班每人寫一個妨礙自己學習的同學名字”。
師父說她之前有個徒弟就這樣做的，那個被揪出來的同學意識到大家都這麼討厭自己後，真的痛改前非了。但師父也提醒，這個方法有很大的風險，“如果控制不好，就會成為一場鬧劇。孩子們可能會公報私仇，甚至會寫上老師的名字。”
這讓花妹更為糾結，因為她在班上最缺就是威信。作為一個還沒畢業的大學生，很多時候花妹都要假裝自己是一個成熟的大人，才能在學生面前樹立教學威嚴。
花妹收上來的作業本上，學生用塗鴉的方式給她留言
她所教的那個班，班主任是一個嚴肅的男老師，幾乎從來都不笑。不僅學生都怕他，連花妹自己也怕，每次看到班主任的訊息，她心裡都會緊張一下，“就像小時候老師把你叫到辦公室裡問話的感覺一樣。”
花妹常常感覺，自己就是教師團隊裡的一個無名小卒。她在帶語文早讀的時候，數學老師總會不打招呼就直接進來，抱著一大摞卷子坐到講臺上，邊改邊叫學生上來訂錯。“這樣一來，學生們都會很緊張，就沒有人在認真讀書了，我早起來帶的語文早讀就廢了。”
但她也不敢說什麼。在這些老師面前，花妹覺得自己都有可能是隨時被叫到講臺前訂錯的學生。
二
當老師越來越難了
把毫無準備的實習老師推上講臺，在這背後，暴露出頂尖中學正在面臨的結構困境——大批學生正在湧入師資緊缺的中學。越是好學校，學生越多，來不及招募和培訓新老師，實習老師便成了應急的選擇。
阿美在同市的另一所重點高中教語文，入職這三年，她對學生數量的變化深有體會：“最早一個年級只有5個班，下一屆就變成8、9個，再往後變成了11個班，到現在我們這一屆已經有15個班了。”
不僅班的數量變多了，而且班上的學生數量也變多了。最早為了保障教學質量，一個班人數也就在30左右，但是現在每個班至少40個學生。
花妹在教師節收到的賀卡
這不僅是一所學校存在的問題，放眼全國，阿美的觀察也有跡可循。2022年，國內的初中減少了391所，但初中階段的招生數卻增加了25.94萬。僅僅是北京，升入初中的孩子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3萬，入學人數在增長，學校的總數卻在減少，班額增大也是必然結果。
但學校們不會為了應對一時的“入學潮”就擴大教師的招聘數量。一方面是長遠來看，出生率整體是下降的，當下的“入學潮”只是一場短暫的繁榮；另一方面，能給的教師編也沒有那麼多。
這種情況下，招收不需要給編制的實習老師正是應急的最優解。
在花妹教書的年級和學科，正式老師和實習生的比例達到了1:1，每個正式老師帶兩個班，實習生每人帶一個班。這個安排下，還有學校對升學率的考慮，“重點班不會讓實習老師帶，我們只會帶普通班。”
而對於學校來說，即使招到了實習生，對於有可能產生的師資變動也不得不提前規劃。比如在花妹的學校，所有已入職的女老師都需要報備近一兩年是否有備孕計劃。因為這涉及到一個班的師資組合：假如班上有一個老師計劃懷孕，那麼她就不能當班主任，這個班上的其他老師也都得是近期不打算懷孕的老師。
除此之外，和教學不相關的大部分雜活也都攤派到了實習老師頭上，包括：試卷的排版印刷、組織各項學生活動、編輯運營公眾號、帶領學生們參加比賽……因為他們“年輕、有精力、學習能力強”。
花妹的桌子上需要常備金嗓子喉片和水果，在下課後用來潤喉
像花妹這樣的實習生，不僅要承擔日常的教學任務，同時還兼任副班主任，需要帶領學生參加校運動會和課外拓展實踐活動，這些都是老師們眼裡的“苦差事”。那次運動會，所有的實習老師都被要求作為副班主任陪同班級一起參加，他們和班上的學生們一起，就是在太陽底下暴曬了一整天。
沒過多久，學校又迎來一場教學檢查，這種表演任務再一次分給了實習老師。那晚回到宿舍，她彷彿又變回了一個趕著做課堂展示的大學生，幾乎熬了一個通宵。
但忙裡忙外，當花妹問到關於實習老師畢業後是否可以留校任職的問題，學校那邊給出的回答只是“不要著急，教師編的名額每年都不確定，還得看機遇。”
最讓新老師們感到頭疼的，還是面對複雜的家校關係。頂尖中學往往對家長的意見極為重視，在阿美教書的學校，就有專門的反饋渠道，家長可以直接向校方反映老師的問題，很多新老師也因此收到過家長的質詢。
阿美的同事就經歷過一次荒誕的事情。那天，她發現班上有個孩子沒有好好吃飯，出於對孩子身體的關心，她把情況反映給了家長。但孩子卻因為老師和家長的過度關心表現出了逆反心理，結果，家長立刻反過來投訴老師：“你挑撥了我們的親子關係，我們現在的家庭矛盾都是因為你造成的，你撒謊，你對你的話不負責任。”還責令學校立刻撤換一名新的班主任。
明明是善意的提醒，卻成了矛盾的導火索。年輕的老師們被困在學校和家長之間，既捧不穩“鐵飯碗”，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
三
一學期有什麼用
回到教學現場，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如何與學生打交道。
花妹的師父總結過一個經驗：“如果學生字寫的比較小，那可能這個孩子的心理就比較敏感，需要多注意。”剛入職的新老師們由於經驗所限，在面對學生時會更加小心翼翼。
有一次，花妹在監考時，看見一個學生作弊，她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不把他當眾叫起來，因為“怕傷孩子的自尊心”。而對於那些不認真上課的同學，花妹也只敢抓很調皮的男生當典型，對於說小話卻又“臉皮薄”的女同學，她一般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擔心“學生受批評之後，心理會產生一些影響”。
她希望自己作為老師，能給學生們起到好的影響，但作為實習老師，她還拿捏不準影響是怎樣起效的。
花妹讓上課不聽話的學生罰抄錯字的小紙條，收上來之後還有學生調皮的回覆
學生往往是一面折射社會與家庭環境的鏡子。去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釋出了一份關於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報告。雖然和前兩年相比，孩子們的抑鬱風險在資料上降低了，但仍然佔到14.8%，在這其中，家庭因素密切相關。當老師們在學校處理學生問題時，面對的往往是一整個家庭的問題。
花妹就遇到過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天，她在班上表揚了所有考試90分以上的同學，結果下課後立刻被一個孩子追問：“老師，我媽媽說我也考了90分，為啥你不表揚我？”
再次核查了孩子的分數後，花妹確認他只考了68分。她猜想，應該是孩子的家長提前登入了成績系統，為了不打擊孩子，騙他說上了90。但顯然，家長把道德難題留給了老師——“我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既保護孩子的自尊心，又不破壞家長謊言背後的善意？”
而阿美則遇到過更為糟糕的情況。她班裡有一個孩子，常常吞吃大量的胃藥來故意傷害自己，因為孩子希望“我如果真的病倒了，就可以去醫院住院了，這樣爸爸媽媽就能真的關心關心我了。”
她也跟孩子的家長了解過情況。父母兩人是名校畢業的研究生，給了孩子非常優渥得到物質生活，但因為性格相沖，在家裡總會因為小問題吵得不可開交。孩子在目睹了父母吵架後，心中十分痛苦，也只能在和老師阿美談心的時候才能傾訴出來：“我跟同學在一起就非常快樂，但週末回家都很痛苦，我不想跟爸媽在一起。”
對於大部分的老師來說，現在的他們既像是“保姆”，也是“心理醫生”。承擔瞭如此重要的角色，卻並沒接受過嚴格意義上的崗前培訓。
在阿美印象裡，三年前她剛入職的時候，有一週的時間用來參加各種講座和會議中。講座上會有代表教師發言，也會派發一些教學工作手冊，但內容基本都是大而化之的教育空話——“強調愛，強調關心，強調師道”。講座結束之後，新教師們還要提交兩千字紙面材料作為培訓感悟。
但對於阿美來說，當她面對每個性格各異的學生時，這些培訓的作用幾乎為0，“等你到現實工作中遇到具體問題時，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你還是不知道怎麼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直到現在，阿美都時常會有一種無力的感覺。
眼下，教學日曆即將翻來12月，這個學期也來到了尾聲。花妹馬上也就要結束這一份實習工作，從老師的身份變回一名學生。
她想起自己在教師節時，收到過一張來自學生的賀卡，上面寫著：“希望跟您度過快樂的三個春秋。”手裡拿著這張卡片，花妹感到很是心虛：“因為我真的就是臨時上崗，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我只帶一個學期。”
但她從來沒跟學生們提過這件事。因為同事提醒過她：“如果學生知道你只帶一個學期，他們在課上會不那麼專注，作業也是隨便應付應付就行了。”
花妹在教師節收到的賀卡上，學生寫著：“我期待著與您共度3個春秋。”
“實習老師”終究也只是一個講臺上的替補演員，花妹知道，無論自己與這批孩子建立了多麼深厚的情誼，時間一到她就得離開。而學校關於教師編那充滿不確定的入職承諾，讓她也不得不考慮換一座城市就業。
那這一批可愛的學生到底之後誰來接手呢？學校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安排。有的說會把他們轉到另一個校區去上課，也有說借調新的老師來接手，這都是花妹打聽到的訊息。
老師和學校，似乎都在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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