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界》新聞學年度綜述課題組成員包括：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新聞傳播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束開榮，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惠一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一
新聞理論研究：
知識體系、關係空間與隱喻構造
作為新聞學研究最具韌性和穩定性的領域之一，過去一年國內學術界對新聞理論議題的探討穩中求進，尤其注重對中國新聞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學理討論。“何為新聞”的元概念探討，在知識轉向、關係價值、中介性以及隱喻構造等多元視角中進行了闡釋。
就內在學理構建而言，中國新聞學理論研究對“他者”的依附性較強，著重表現為對西方相關理論、方法與視角的過度依賴。但與此同時，當代中國為新聞實踐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現實場景， 湧現了很多時代性問題， 這些問題超出了既有新聞學知識體系的解釋邊界，亟需知識創新和理論突破予以回應，這是中國新聞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內在必要性與驅動力（張濤甫，姜華，2023）。中國新聞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離不開對數字與智慧實踐的整合回應，其中最為基礎的工作在於構建中國新聞學自主的概念體系。而概念體系的整體性更新完善，根源於概念體系物件領域的整體性結構變革。當前，新聞學術界對概念體系的構建工作主要表現為兩大維度：一是對傳統新聞學中基本概念的重新闡發；二是依據傳統新聞時代沒有的新現象和新實踐，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但這兩個維度只有逐步化合形成有機統一的概念體系，才能構建起新的新聞學知識體系（楊保軍，2023a）。當然，促成概念體系的發生和深化，其核心要旨在於形成自主的新聞學問題體系，研究認為，當代中國新聞學在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可以依據新的實際變化與發展趨勢從“四大問題體系”著手去建構，其中，“人與新聞的關係問題”是新聞學的總問題，由此所延展出新聞本體論問題體系、新聞業態論問題體系、新聞與社會整體發展的關係問題體系以及新聞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等宏觀面向（楊保軍，2023b）。
具體而言，新聞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不斷開掘並夯實新聞理論研究的一系列元概念。其中，“何為新聞”在當前急遽變化的新傳播技術語境下，一直保持著既鮮活豐富又充滿不確定性的學理核心。新聞作為知識雖然是傳統新聞時代由中西方學術社群構建起來的學術共識，但對新聞究竟表現為何種意義上的“知識”一直處於某種卡點上。據此，研究者認為在“後真相時代”以及變遷中的數字新聞生產語境下，新聞正在從“知曉類知識”向“理解類知識”偏移，這為新的新聞生成模式創造了條件，在新聞文化權威逐漸式微的當下，賦予了新聞構建“認知權威”的新角色（王建峰，2023）。因此，新聞並不僅是對外在世界的符號表徵或話語建構，在現象學意義上，新聞是連線人與現時世界的中介，新聞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以經驗主義、還原主義和權宜之計的方式去界定新聞，將新聞視作人與相割裂的“報道”“事實”“資訊”和“工具”是形而上學思想下理解新聞的誤區（李泓江，2023）。也就是說，人們需要從人與新聞的關係面向而非本體論角度來界定和理解新聞活動現象。中介新聞觀念是提出新聞關係價值的根本緣由，新聞關係價值的實現不僅能夠增補人們對事實世界的認知，而且有益於增加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理解、減少誤會，進而有可能形成共識、塑造共同體意識（楊保軍，餘躍洪，2023）。此外，作為新聞中介人與世界關係的重要抓手是隱喻構造，包括“把關人”“邊界工作”“議程設定”“知識溝”等經典概念的提出和被認可表明隱喻已作為成熟的理論化工具而存在。隱喻亦是社會科學進行理論化的重要策略，但當前的新聞學研究尚未充分重視隱喻構造在概念化和理論化方面的重要意義，“如何構造並將隱喻理論化”或許可以成為推動中國新聞理論研究的重要路徑（白紅義，2023）。
二
新聞文字研究：多元敘事
伴隨新傳播技術形態的不斷演進與快速躍遷，傳統新聞文字敘事的整體邏輯正在遭遇多維度重構。對此，研究者們基於生成式人工智慧、地理遙感、數字敘事結構以及情感化邏輯等技術實踐與內在學理的面向，重新思考作為新聞生產結果的靜態文字敘事所表現出來的新變化與新特徵。
相對於傳統新聞敘事所訴諸的紙張與螢幕，生成式人工智慧催生了以互動“介面”為終端的新聞文字閱聽中介，有研究認為，“介面”是區別於圍繞“文字”組織的傳統新聞敘事的重要觀念基礎，以“介面連線”取代“文字構造”構成新型人工智慧技術再造新聞敘事結構的核心線索，面向人機耦合的目標，這被進一步強調為以開放性連線為敘事機制、以模型化連線為敘事手段、以情感化連線為敘事語法（何天平，2023）。此外，近年來逐漸被推廣應用的衛星遙感作為新聞文字生產的另一新技術行動者，進一步推動了融合地理敘事在新聞生產中的型別化，遙感新聞生產在切實回應了“空間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地方”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傳播地理學象限。一方面，空間作為媒介維度，衛星遙感技術推動了新聞敘事中對空間的重塑，並呈現具體行動者的生活樣態，凸顯關懷，傳達價值；另一方面，地方作為媒介維度，衛星遙感新聞透過時間對比敘事，重塑地方意象，滲透情感情緒（肖珺，於林海，張過，李夢婷，2023）。
當前，數字化、多媒性、互動性為核心特徵的融合新聞成為新傳播技術重塑傳統新聞文字敘事的主流正規化，由此，數字新聞敘事學逐漸獲得理論層面的凸顯和延展。就空間敘事而言，傳統的空間敘事更多地依賴於因果關係、聯想結構和經驗系統，而融合新聞的空間敘事則超越了傳統的“生產”邏輯，轉向一種更為自由的“生成”邏輯，並在現實表徵、結構圖式、認知媒介以及主體實踐等多元維度展現了一種生成性的組織方式和意義結構（劉濤，黃婷，2023）。在實踐肌理上，基於融合新聞敘事對新型主流媒體新聞生產的回溯性研究發現，內容生產仍然是當前大眾媒體的重要價值體現，智慧化泛資訊生產取代傳統單一的新聞採編流程，這使得以泛內容生產突破生產邊界，連線廣泛資源，實現內容與運營有機結合，促進了智慧生態體和泛內容生產平臺構建（呂尚彬，李雅嵐，2023）。
此外，從新聞文字與使用者新聞消費的關係著眼，當前的數字新聞敘事呈現出逐漸顯化的情感轉向。情感化新聞敘事在使用者端甚至構建起了一種超越資訊獲取動機的“文字療愈”效應。情感化新聞敘事內蘊著一種超越了傳遞資訊的介入性價值，這種介入性效用為新聞業提供了傳遞資訊之外的“附加值”，令新聞成為不確定時代社會情緒的重要穩定器，由此搭建起來的新聞業情感網路有有益於數字新聞生態的良性發展（田浩，2023）。相較於感性的情感化新聞敘事，更強調理性的環境新聞報道亦從數字敘事角度積極探索媒體的介入性，以此增強公眾的環境素養，由此形塑了環境新聞生產的數字參與實踐。研究發現，以內容原產型及資料整合型為代表的環境新聞的眾包生產方式，透過表徵、景觀、體驗及參與等多元數字敘事實踐釋放了環境議題表徵與敘事的想象力（劉濤，龐宇瑤，2023）。
三
網際網路語境下的新聞常規重構
大眾傳播時代的現代新聞業之所以形成相對穩定的新聞產製流程，其重要原因在於新聞生產常規，即例行化的成型與維繫。網際網路語境下，既定新聞常規無疑受到不斷衝擊，研究者們對此展開了長期的系統化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機共生、流量邏輯、技術嵌入性、使用者參與等實踐要素的持續介入下，傳統新聞常規或許已完成重構的複雜程序，並發展出再職業化的內在邏輯。
整體而言，由新傳播技術所重塑的新聞業在新聞常規方面，不僅徹底擺脫了傳者中心立場，且在職業新聞記者與智慧技術的關係維度上，漸趨接受並發展出較為成熟的“協作式新聞生產”模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新聞常規創新方案體現出中國式跨組織新聞協作的特點，即最關鍵的因素是外部的“制度環境”，尤其是對網路新聞採編權這一中國特色制度的執行與闡釋，解決自身資源侷限、塑造新聞權威是多元行動者參與跨組織新聞協作的直接動機（莊永志，2023）。從新聞編輯部內部視角觀之，協作式新聞生產常規的另一個重要考量是自動化技術如何順暢地嵌入當前處於不斷調適中的新聞生產過程。研究認為，“自動化到底會如何影響新聞業的未來”這一重要議題需放置在新聞實踐鏈條中，並經由新聞生產實踐的獨特性，才能得到更好的解答。新聞實踐可視為由不同新聞工作組成的鏈條，不同新聞工作所要處理事實的可資料化程度和進行價值判斷的複雜程度，決定了自動化技術在新聞工作中的嵌入可能（王辰瑤，秦科，2023）。此外，就新聞篩選常規的新聞價值而言，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價值的共識性判斷，影響著數字新聞語境下這一傳統新聞常規的穩定性。從價值客體拓展來看，一方面，新聞從業者進行價值判斷的物件由過去較為單一的“新聞文字”，變為融合了視聽要素、互動體驗、時空情境等多重元素的“新聞產品”；另一方面，新聞價值要素的構成內容上發生了顯著變化，新聞透明性、互動性、建設性、可分享性、溝通性、視聽性、迫切性、需要性、互動性等價值要素受到普遍認可（吳璟薇，霍旻含，木蘭，2023）。
在更為具體的實踐層面，以流量邏輯、使用者評論等為代表的新行動者要素，成為重構傳統新聞常規重要驅動力。就主流研究路徑來看，以點選量、閱讀量、播放量等為指標的流量邏輯破壞了新聞機構的運作方式及其價值體系。在流量資料的壓力下，地方新聞媒體往往會透過虛構、改造點選量來維繫自身在職業場域中的“面子”問題，這表明傳統新聞機構並未按照數字傳播的規律進行變革；凸顯“高點選量”已然成為傳統新聞機構在“面子事情”運作下的一種全新數字政績（張寅，2023）。但是，亦有研究認為當前的流量邏輯正在從一種異化新聞生產的技術敵託邦效應逐漸“正常化”。與此前的“衝擊-回應”模式相比，對主流媒體而言，流量不是逼迫其變革的衝擊性力量，而是其“對抗-吸納”的物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當國內主流媒體以其穩固的、具有防禦力的實踐與價值觀念，面對著流量這一新鮮的評價標準時，它們會依照自身的語境重新為其賦予意義（張雪，田自豪，2023）。相對於泛在的新聞流量，使用者評論逐漸成為傳統新聞生產流程的內在構成部分。不過，使用者評論對新聞生產常規重構方式上呈現出相當複雜性。研究指出，新聞從業者對於使用者評論可見性的管理，其目的是維護新聞文化資本、延續職業權威。一方面，使用者評論的存在雖然更新了工作流程與生產常規，他們也在公開話語中頻繁表達對於使用者評論與使用者參與的歡迎，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在編輯部場景中普遍表達出對於使用者評論的消極態度，新聞從業者並未因使用者評論的存在而改變新聞選擇的標準（王斌，張雪，2023）。
四
新聞接受研究：偶遇、迴避與分享
近年來，在數字新聞語境下，新聞使用者研究逐漸成為與新聞從業者研究、新聞生產研究三足鼎立的新聞實踐學術領域。更重要的是，圍繞使用者新聞消費現象所展開的學術探討逐漸形成多元且相對穩定的議題群。譬如新聞偶遇與迴避、新聞分享、對資訊繭房假設質疑以及人機關係視域中的新聞消費等話題，較為充分地凸顯了新聞接受研究既注重對話累積又兼具前沿探索氣質的學術圖景。
與傳統新聞時代的新聞接受屬性相比，社交媒體語境下的新聞消費情形更多表現為“偶遇”而非“給定”。但這使研究者們擔憂使用者是否會進一步喪失自主獲取新聞的驅動力，特別是更加漠視嚴肅新聞。對此，實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技術線索和資訊敘事線索對於成功啟發人們閱讀偶遇新聞的影響不一。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熱度甚至顯著抑制了使用者的新聞閱讀，相比之下，使用者更願意受控於自己社交圈層中的好友熱度提示，透過知曉並參與社交好友流行的新聞閱讀（楊洸，佘佳玲，2023）。但是，相較於使用者新聞參與實踐的複雜情境，社交媒體上偶然接觸新聞對於提升中國青少年的政治知識和社會參與水平均具有積極顯著的直接影響。也就是說，偶遇新聞作為數字媒介場景下一種日益普遍的公共資訊獲取方式，或可在潛移默化間實現對於青少年政治興趣的涵化、知識視野的拓展和行動捲入的提升，為我國傳統宣教模式主導下的青少年政治社會化提供一種新的媒介化路徑（閆文婕，竇培育，2023）。
如果說新聞偶遇確證了使用者在數字語境下應對新聞接觸的某種消極性，那麼，新聞迴避則彰顯了他們主動避免新聞接觸的積極性。而且，與徹底遮蔽不同，數字新聞時代的新聞迴避行為實質上是使用者在保證基本資訊需求前提下的能動性、情境性策略，並以此更好地應對眾聲喧囂的資訊環境，疏解重重累積的負面情緒，進而重構個體的主體性。當然，短期內的新聞迴避有助於疏解使用者的負面情緒，然而一旦新聞迴避成為慣習，長期而言將不利於公共議題的認知形成與使用者的公共參與（王斌，黃婧，2023）。就新聞迴避現象得以出現並廣泛存在的內在機制而言，新聞迴避並非個別使用者的隨意選擇，而是在當下新聞生態中多方互動的必然結果，其中使用者對新聞生態的信任是關鍵因素，這說明新聞迴避在本質上是涉及媒體信任的社會心理範疇，重視新聞生態系統的信任再造是緩解使用者迴避新聞接觸，進而淡漠新聞參與的重要路徑（仇筠茜，2023）。
新聞偶遇與迴避現象進一步導致使用者對新聞接觸與消費表現出持重和謹慎，而在此情形之下的新聞分享是否會更加稀缺呢？情況或許沒那麼簡單，從使用者心理來看，新聞分享更多體現為一種價值決策過程。研究認為，社交媒體語境下，個體雖然不能很好地辨別假新聞，但依舊錶現出對高準確性的要求：即個體更願意分享自己認為準確性高的新聞，更不願意分享準確性低的新聞。與此同時，基於資訊分享的感知價值，個體的分享意願受到新聞事件屬性的影響，相較於負面以及中性新聞，人們更願意分享正面新聞，表現出積極偏向（陳婉婷，何清華，2023）。也就是說，使用者新聞分享表現出較為理性的價值偏向，而這種理性價值亦會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視資訊繭房假設的合理性。對此，研究發現導致“資訊繭房”的核心不是推薦機制本身，而是人為設計的推薦演算法的內部偏差，這說明演算法設計本身確實可以成為破繭之道，有效地影響使用者的新聞消費行為及多樣性。而且，使用者的行為和擁有的自我選擇個性化空間不同，這也將直接影響曝光新聞的型別多樣性以及最終新聞消費的多樣性（劉茜，湯清揚，閔勇，傅晨波，趙芸偉，2023）。
隨著人工智慧在新聞寫作中日漸廣泛的應用，AI機器人新聞正在成為使用者新聞接受的重要文字來源。那麼，如何提升公眾對機器人新聞的認可度？研究發現，在提升使用者對機器人新聞評價方面，“新奇感”發揮了促進作用，使用者對機器人新聞的喜愛度是決定其互動意願的直接影響因素。由此，喚起公眾的情感參與是提升其對機器人新聞接受度、喜愛度和互動行為的重要路徑，機器人新聞可以運用“情感”元素來增添人情味，而不是僅僅強調AI 寫作相比人類寫作的客觀性、公正性（陳陽，李宛真，張喆喆，2023）。不難發現，這種人機關係視域下的情感化新聞消費因應了新聞使用者從主動公眾向情感公眾的轉型，而這個轉型過程的驅動力主要在於數字媒體的互動可供性給新聞消費提供了介入性的行為邏輯，在情感的催化與技術的賦能下，新聞使用者逐漸對新聞生態形成了自覺的“介入”意識並不斷開拓各種介入性的新聞參與實踐模式，業已成為連線新聞與公共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紐帶（常江，朱思壘，2023）。
五
新聞創新與事實核查：
多重經驗、實踐形式與機制流程、
在行業轉型與發展的迫切尋喚下，新聞創新成為業界與學界共同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這一年，研究者致力於從理論層面拓展新聞文字概念，關注實踐中或成功或失敗的多重新聞創新經驗。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將事實核查作為新聞創新的重要實踐形式，圍繞其進行了多樣化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除了非虛構寫作、資料新聞等已成顯學的新聞樣式（news genre），國內外學者還提出過眾多新聞文字型別。研究者從文獻中爬梳出43個新聞樣式相關概念（韓德勳，2023），其中，有的概念已順利進入國內外業界實踐，如實行付費牆的付費新聞（paid news）、透過感測器收集資訊與資料來進行新聞生產的感測器新聞（sensor journalism）、基於使用者生成內容的眾包新聞（crowdsourcing journalism）；有的曾由學界熱烈探討，卻依舊難以在實踐中被識別，如在生產中應用積極心理學的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使用長篇格式和敘事原則的慢新聞（slow journalism）；還有的概念在內涵上與常識或既有新聞型別重合，但被學術化賦名為新的細分類別，如越快越好新聞（ASAP journalism）目的就在於使網頁內容不斷更新以吸引讀者停留更長時間，體現出新聞加速背景下對時間性的追求。豐富的概念從理論層次編織出新聞創新的潛在路徑，但當前研究停留於列舉，概念落地還需有可嫁接想象與現實的技術手段。
國內新聞創新的實踐領域並非一帆風順。曾經紅極一時的“我們影片”“梨影片”“趣頭條”“看點快報”如今都成為研究中的失敗案例，但也為未來的新聞創新提供了經驗。研究認為，新聞機構若想取得創新實踐的長久成功，充足的資金、可持續的盈利模式、積極的人才團隊、足夠的技術掌握、優質的內容以及合乎官方管制的運營，缺一不可。其中技術創新是新聞創新的核心場域，新聞內容品質是決定創新成敗的核心因素。與此同時，在中國語境下，得到官方的認可極其重要，甚至是必要的（劉戰偉，劉蒙之，2023）。
事實核查是新聞創新在微觀層次的實踐形式之一。其起源於現代報紙誕生之時（周煒樂，方師師，2017），近年來在愈發複雜的資訊環境中重新觸發了價值。相關研究既有從宏觀層面探討事實核查報道之於糾正偏見、促進資訊交流的意義，也包含以核查主體、報道文風為變數，對中國語境下事實核查微觀效果的實證探索。
從宏觀層面看，對科學方法與專業規範的恪守，使事實核查被賦予接近真相、塑造真實的期待。由此，在西方媒體上，與傳統的涉華新聞報道相比，事實核查報道更有希望塑造出去偏見化的中國形象。儘管研究發現，西方媒體在事實核查中努力接近真實中國的同時，仍無法突破底層的東方主義思維方式與話語體系，但這種“努力”的存在，使得事實核查仍能作為國際資訊交流的突破口，相關機構的對接合作可能促進國際間相互理解。
具體到國內語境下的應用層面，事實核查最核心的作用在於糾正讀者對虛假資訊的認知，提升人們辨別新聞真偽的準確率。實證研究表明，事實核查至少能在短期認知上糾正錯誤觀念、夯實準確認知，可能成為新聞業幫助公眾應對資訊汙染的干預措施（閆文捷，劉于思，周睿鳴，2023）。作為一種新聞報道形式，事實核查需具有廣泛的傳播力，報道釋出主體、文字風格都可能影響核查的糾偏效果和讀者行為。與西方高度機構化、專業化的事實核查實踐相比，我國的事實核查呈現出更加豐富的參與主體，主要包括新聞媒體旗下的核查部門、專業事實核查平臺和透過舉報、釋出“闢謠”參與資訊糾偏的網路民眾；在文字風格選擇上，可以客觀列舉事實，也可用親民口吻娓娓道來。當前研究證明，當糾偏陰謀論資訊時，專業人士用親民化語言風格寫作的事實核查報道最能降低讀者的陰謀論信念（劉于思，閆文捷，周睿鳴，2023）。值得注意的是，缺乏專業口吻的民眾“闢謠”資訊會降低讀者內心對事實核查報道的好感度。由於大眾在閱讀資訊時並不會仔細辨別釋出主體，對該報道型別整體好感度的降低，可能導致其未來對專業核查報道亦不重視。這一方面表明，具有高度專業性和明確公共價值指向的新聞體裁可能不適用參與式新聞的生產理念；另一方面，專業新聞媒體需要事實核查作為自救式的創新實踐，事實核查也需要專業媒體無可取代的公信力與體制內資源，二者相互呼喚，擁有可觀的發展空間。
六
新聞時間性：
加速主義下的工作策略與關係視角
作為現代性的核心話題，時間是觀察新聞業發展的重要維度。2023年的新聞時間性研究呈現出研究層次、研究群體和分析正規化的多樣性，新聞文字、新聞生產者與消費者都得到了關注。有趣的是，在描述時間加速背景下的新聞工作實踐時，不同的研究物件與研究者體現對時間的認知方式有區別，由此導向了不同氛圍的工作場景。
新聞加速已成為業界與學界認證的事實，技術變遷、資訊高速流通、媒體融合戰略驅動、使用者主體性提升等要素共同促使了這一現象形成。在此共識下，研究者進一步發現新聞時間加速不僅外化於新聞生產層次，還內化於文字內容層次。透過抽樣分析1980-2020年間國內五家報紙（《人民日報》《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貴州日報》《貴州都市報》）文字中的時間要素，研究發現，愈來愈多的報道提及新聞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包括幾月幾日、幾時幾分一類精確時間描述，也包括春季、寒露等季節、節氣代詞），且提及的位置有前置傾向，譬如在標題就點出時間要素；同時，文字中提及的確切時間與報道釋出的時間差不斷縮小，意味著新聞的時效性整體加強（王海燕，劉湘，2023）。
那麼，我們能夠抵抗加速主義嗎？十餘年前，“慢新聞”（slow journalism）在國外新聞學界生長起來，試圖透過反向倡導“慢”來解決新聞生產、傳播以及消費方面存在“速度膜拜”問題（劉自雄，陳黎明，2018）。研究者認為，“慢新聞”蘊含一定文化批判性，但終究是沉溺於假想效果的烏托邦（郭毅，2023）。回顧過去，這種以極端對抗極端的策略並未催生長期有效的實踐。
當目光真正落入現實時會發現，比起尋找加速的“解藥”，新聞從業者採取的策略更多是在動態的工作流程中盡力尋找“平衡”。這種平衡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快速產出和專業追求之間的平衡；二是工作時間與個人生活之間的平衡。在平衡策略的行使上，不同媒體的從業者呈現出不同樣貌。研究顯示，澎湃新聞“美數課”欄目團隊人員常處於時間壓力之中，如搶發稿時效、趕發稿週期、高頻維護產品，在此情況下，個人時間常被呼叫（加班），甚至出現嚴重影響睡眠的極限情況。但透過多樣、靈活的團隊運作方式，穩定獨特的新聞生產節奏，團隊成員在產量、行業地位和受眾影響力等多重考量之間達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自洽（陶文靜，張宇昭，2023）。然而，對廣電、報社（包括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青年報、中國證券報等）的從業者而言，新聞時間加速消弭了工作與個人間的時間區隔，使他們陷入失序的“沼澤”（劉戰偉，2023）。對比上述兩種不同狀態可以看出，首先，兩個新聞從業者群體對時間的認知與應用方式存在區別，在前者看來，時間是在複雜媒介生態中用以實現多重目標的策略資源，但對後者而言，時間是一種壓迫性的社會制度；其次，二者所處的新聞機構在性質、歷史、規章、工作慣習方面均不同，這啟發我們反思組織制度、工作傳統等環境要素與從業者心態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新聞文字、新聞生產者之外，研究者亦提倡關注新聞加速背景下的受眾。事實上，受眾不僅是新聞的消費者，還是新聞加速現象形成的驅動者之一。比起作為被動承受方的新聞生產者，受眾與新聞加速之間有著天然的互動關係。譬如，使用者對媒體的“催更”行為顯示出二者互動關係的重構，技術賦權使使用者地位崛起，侵入媒體從業者可見的前臺，以集體、持續的方式催更媒體，迎合並加重了新聞加速程序（蔡雯，伊俊銘，2023）。長此以往，可能帶來媒體專業權威的喪失危機，從業者亦面臨情緒崩潰風險，在此情況下，媒體可透過主動交流的方式積極嘗試化解矛盾。另外，加速主義現實對整個新聞生態、社會與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同樣值得關注（方惠，曹璞，2023），新聞時間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影響著不同受眾的生活？加速主義使新聞的速朽性質更加凸顯，這將如何影響人關於銘記與遺忘的記憶政治？這些都是未來有待展開的研究問題。
七
新聞從業者研究：
技術嵌入後的職業認知框架與反思性實踐
媒介技術浪潮為新聞業帶來眾多變革，但新聞從業者是新聞生產不變的核心主體。作為“具體的人”，新聞從業者的心理與行為中有著廣闊的闡釋空間，關注他們，就能描繪出當下新聞生產的底層經驗。2023年，相關研究仍是新聞學研究的主要著力點。研究者常以新聞社會學為正規化描摹不同細分領域從業者的生產常規，顯示出從業者對職業的認知框架差異化流動著，並傾向於在不斷反思中繼續生產實踐。
在數字技術嵌入行業的背景之下，傳統媒體從業者產生了差異化的應對狀態。有人跳出傳統直接擁抱新技術原生組織，有人在危機感中積極推動傳統組織的轉型或盡力跟隨轉型政策，亦有人在倦怠中抵抗和逃避技術衝擊（張靜，2023）。個體的主觀認知無法改變技術在新聞場域的重要性事實。新聞從業者對數字技術的接觸程度（digital access）與使用能力（digital competence）組成了其在新聞新聞場域持有的數字資本（digital capital）（Ragnedda，Ruiu & Addeo，2020）。研究表明，數字資本能促進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積累，擁有較高數字資本水平的人在求職、升職、獲得高薪方面可能性更大。從性別維度看，國內男女從業者之間的數字資本持有情況存在差異，二者擅長的技術類別明顯不同。女性更擅長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影片圖文等內容創作，但掌握程式設計技術的男性比例遠高於女性，資料亦顯示，男效能比女性更有效地將數字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由此，新聞機構與從業者需採取一定策略，來避免這種差異帶來性別間數字鴻溝的擴張（何映霏，張國良，2023）。
技術催生出多種非傳統的新聞職業行動者。例如，為了投入傳統新聞單位的新媒體戰略，一部分供職於電視臺、報社等機構的從業者開設短影片賬號，在抖音平臺上做起新聞。顯然，這種工作內容轉變並非完全的個體選擇，但具體到從業者在平臺上的內容生產流程和釋出內容後的風險承擔，卻呈現出個體化的責任制。他們缺乏組織給予的資源支援與庇佑，沒有編輯部實體空間，生產條件簡陋。這一方面揭示出“打兩份工”的從業者處於隱蔽的勞動剝削中；另一方面，於他們自己而言，當傳統職業精神與專業主義遭遇到平臺邏輯與流量機制，生產創作的標準無可避免地向平臺流量標準看齊，長此以往可能出現職業認同危機，去現場化的生產環境，也會帶來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退化（龍強，馮強，2023）。
相較而言，資料新聞是新聞與技術嫁接的成功案例，其創作者社群已發展出穩固的生產常規與職業認知。於他們而言，對資料的獲取與評價標準構成了最基礎的職業意識形態。研究總結了從業者評價資料四個維度：近用性，要求資料應以規範標準、易被獲取的形式公開；顆粒度，資料應追求精確、細緻的高顆粒度；結構化，強調資料的數學變數特徵顯著，方便進一步分析處理；複用性，指資料擁有被反覆運用的資料價值（周睿鳴，李梓音，2023）。回溯資料新聞進入國內學術視野之初，其基本特徵便包含“以公開的資料為基礎”“以服務公眾利益為目的”（方潔，顏冬，2013），從業者的實踐是對資料新聞初衷的回應，有利於促進這一新聞體裁積極發展。
研究者筆下的新聞從業者實踐始終包含著認知上的調節與反思。論及原因，一方面，發軔於傳統時代的行業遭遇新時代的技術邏輯，從業者自然落入了一種“新技術邏輯”與“舊職業規範”的比較框架，觀念與實踐在其間不斷徘徊。他們肯定AIGC技術對媒體轉型所謂積極作用，認為其為內容生產提供搜尋能力、整合能力和定製能力，同時顧慮AIGC可能帶來的專業邊界消解、價值導向失控、虛假資訊、隱私洩漏、版權歸屬等問題（謝湖偉，簡子奇，沈欣怡，2023）。當下，業界與學界均在批判中期待著AIGC與新聞業的進一步融合實踐。另一方面，為了保障新聞作品的大眾屬性，從業者需不斷審視生產過程中的精英話語參與。透過觀察國際新聞記者的生產常規，研究者提出，從業者往往有意識地避免精英資訊源操控新聞框架建構，儘量反映多元聲音，在自身與媒介組織的層層把關中將新聞文字整合成易於被國內讀者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張洋，2023）。
八
新聞制度與政策研究：
媒介技術應用與媒體融合程序
制度與政策規制著新聞行業發展的方向，每次改寫都形成行業變革的節點。由此，相關研究多以歷史視角回顧媒介或政策的鋪展過程。當下的新聞行業中，“媒體融合”是與政策關聯最緊的概念，自然形成了相關研究的關注焦點之一。與幾年前相比，媒體融合研究的關注點從規劃、人才、盈利模式等方面轉移至了技術，技術變數對新聞制度、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效果帶來了深刻影響。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一種技術的空間分佈、媒介特性與使用成本能夠建構人們接觸資訊的制度。研究考察了近代中國歷史中，作為廣播載體的收音機在基層地區的覆蓋情況，發現收音機在不同型別縣級單位的空間分佈極不均衡，加之聲音媒介的傳播範圍有限，直接限制了全國範圍內人們對廣播的接觸（朱至剛，2023）。彼時廣播這種“新媒介技術”的使用成本較高，維持少量公用收音機的使用也並非易事，由此在建國以前的歷史條件下，廣播最低只能下沉至縣級，無法鋪展得更廣。
時代發展為技術運用創造了更好的物質條件。在此基礎上，自2014年8月18日《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頒佈，十年來，政策對技術要素的關注度呈現出越來越高的趨勢（朱春陽，劉波洋，2023），為技術使用建立合法性。若將視野下放入實踐層面，調查研究顯示，縣級融媒體的技術賦能現狀十分積極，核心功能鋪展廣泛，亦有部分縣級融媒引入了人工智慧技術，對技術平臺的使用現狀感到滿意的縣級融媒佔到六成（朱鴻軍，李喆，2023）。但技術並非縣級融媒場域的唯一行動者，技術應用的效能不僅取決於技術系統的運作，還取決於基礎設施的建設，取決於嵌入其中的社會系統運作，取決於機構的具體規範，以及具有中間連線性的人類工作（王家東，2023）。在實踐中，技術本身並無法突破組織的頂層規劃和技術使用者的觀念，即使是核心技術也可能被棄之不用，譬如，研究者在縣級融媒田野中發現，雲平臺雖然有著向下覆蓋的資訊流功能，但事實上資訊的主要傳遞渠道是不同級別的微信群。
在政策層面上，“重技術應用，輕體制創新”的規制偏好（朱春陽，劉波洋，2023）反映出政策對時代潮流未加審視的順從；滲透至實踐層次後，帶來技術與基礎設施、社會系統、人的觀念行為之間的衝突；除此之外，也建構了當前學術研究中單一的技術視角。未來研究仍可將技術作為背景，而將目光聚焦於作為資料新聞業實踐主體的媒體本身，譬如，媒體如何放置技術，如何管理技術與人力的配合。除此之外，亦可關注新聞行業的體制創新，大至國家的相關宏觀政策，小到媒體內部的具體規章，從中發掘新聞業獲得生機的根本路徑。
九
人-技互動下的新聞生產：
技術評價與主場爭奪
人與數字智慧技術是新聞生產中最活躍的行動者，在不同媒體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關係。過去一年，相關實證研究聚焦於受眾、媒體從業者對技術的合法性和應用效果的評價。與此同時，思辨研究持續探討人該如何在強勢的技術力量下維護多元主體的和諧及自身的主體性。
當技術作為能動性主體與人發生互動，人對其的態度與評價直接決定了技術的應用前景。演算法作為廣泛嵌入日常生活的技術，與人類有著合作歷史與信任積累，在此基礎上，研究發現，當人們明知某演算法有過失誤，對演算法當下結果的認同程度會降低，但不會顯著影響人對算法系統的整體信任（劉國強，張思雨，2023），這顯示出社會對演算法技術抱持穩定的採納態度。
在這種背景下，實證研究調查發現，仍有傳統新聞編輯室遊離於“演算法顛覆新聞生產流程”的敘事之外，譬如，有報社對演算法採取“有限運用、減緩創新”的策略，利用演算法調適現有流程，而不利用演算法生產內容。具體而言，他們參考演算法機制生成的“熱點”來做選題策劃，傾向於採用“新聞聚合”策略進行內容生產，順應不同平臺的演算法機制採取差異化新聞投放策略，並且，這些投放內容的點選量資料會被納入考核指標。然而，不夠靈活的機構制度使原創性的演算法新聞缺乏生長土壤，同時，流量邏輯與職業觀念的衝突，仍是橫在傳統媒體與技術之間的價值觀障礙（朱威，王辰瑤，2023）。
並不是所有媒體都能像上述報社一樣透過主動疏遠技術來保持自身的主體性，大部分媒體仍會或主動或被裹挾著與技術建立深度互動。技術對新聞真實甚至新聞本體的侵擾，對人在新聞場域的主體性衝擊，使人與技術的職業主場爭奪戰在學界理論與業界現實中持續上演。過去一年裡，研究者提出了演算法治理與新聞實踐中應然做法，譬如需要完善新聞演算法生態治理規範，包括對新聞演算法及其賴以執行的資料和平臺的整體治理（王斌，吳倩，2023）。其中，提高新聞演算法的透明性是演算法治理的重要價值導向，有助於避免人類落入黑箱化的機器控制。在實踐層面，新聞學理論應不斷反思資料主義和技術崇拜的邏輯，關注主流機構媒體在新聞權威的構建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常江，楊惠涵，2023）。
事實上，面對主體爭奪問題，學術研究並未顯示出迷茫，而是詳細辯證了技術的好與壞、技術與人的配合互補方式。如有研究描繪了智慧技術參與新聞生產的蓬勃圖景（吳璟薇，2023），其中。演算法所代表的自動化運作模式構成了智慧新聞生產的技術基礎，在前期資訊採集、內容製作、分發與擴散等新聞生產流程中發揮重要功能。與此同時，人以無可取代的共情力與思想力補足技術邏輯的空缺處，主導新聞事實核查、價值判斷、質量把關等感性環節。除此之外，作為2023年的人工智慧頂流產品，ChatGPT能夠高效整合資料，打造多維互動模式，並激活時間敘事維度，既能博古通今，也能預測未來（郝雨，文希，2023）。但正如ChatGPT自己所言：“我是基於演算法和資料訓練出來的工具，作為一個語言模型，我沒有情感或主觀意識。”ChatGPT在意識層面缺乏人的靈韻與關懷，在技術層面亦不夠靈活，其效果高度依賴語料庫與人的指令，同時，對輸入資料的吞沒會帶來隱私洩露的風險。未來，相關研究可儘量跳出應然的指導框架，深入技術的軟體邏輯與人-技互動的實際場景，用新聞社會學正規化與民族誌方法描述人在職業主場爭奪中的具體行動。
十
新聞史研究：
報刊輿論、在地實踐與職業化
2023年的新聞史研究所關注的議題範圍較往年有所收窄，其中不少研究者回到報刊輿論與公共性、商業化報紙的本地啟蒙實踐以及中國近代報業的職業化程序等經典話題深耕。研究者們對這些經典議題的重訪往往重在開掘中國近代報業與社會政治交光互影中的現代化色彩。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為重要的商業報紙之一，其在上海本地市場成功經營的另一面即它對中國近代政治與社會言論場的深刻介入，由此所構築起來的報刊輿論模式逐漸顯現中國現代報紙對輿論領域的專業化追求。研究發現，《申報》對楊月樓案的持續跟進，展現其“文人論證”歷史實踐的新面向，即為解決“中國文學性”報道方式引發的危機，自證中立，《申報》安排不同的言論出場，這種激發和調節言論的方式，亦可以說是“論”的一種特殊形態，一種操作意見的方式，彰顯出報紙開始成為言論場重要的呈現者和調解者（詹佳如，2023）。此外，報刊輿論形塑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的作用作為一種晚近的現代社會現象亦值得關注。研究者透過對1905年廣州反美拒約運動的考察，認為以學堂學生和報界主筆為代表的新知識群體，以印刷語言為載體試圖打破舊有的社會秩序和社會認同，新的民族情感與國家想象被逐步建構，並藉此實現自身的身份轉型。這個過程展現了彼時中國各階層思想意識得以整合起來的可能性，新知識群體引導的輿論動員由意識地向下、向外拓展，這使得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社會成為運動的參與者和意見的表達者（梨藜，2023）。當然，近代報刊對中國的重大影響不僅僅體現在輿論生成上，在現代時間觀念方面，《申報》對近代中國曆法與時制變革中扮演的角色亦是顯明的，全球曆法時間的變革是傳統時序向現代轉型的重要標識，對此，《申報》報頭的日期標註與曆法變革相呼應。起初帝王年號與干支結合的中式曆法佔據主導，隨後西曆逐漸登場，並最終演化為中華民國的國曆。“公曆”的確認蘊含著中國對全球體系與全球秩序的重新認知，報刊作為曆法知識傳播的載體，成為時間與媒介互構的重要中介（張磊，許天敏，2023）。
近代報刊是中國啟蒙現代性的重要助推者，這既體現在其對地方現代思想觀念的本地化探索，也彰顯於它們對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另類構建。首先，近代史上居重要地位的維新思想從中心城市向地方空間的擴散及其歷史圖景向來較少獲得關注。研究發現，京滬等中心城市與地方的維新思想傳播和維新實踐在時間和方式上相異，以此探索在沿海通商口岸之外維新思想被多元理解的可能性，但是維新思想的地方化實踐總體而言仍侷限在識字階層的動員上，未將身處底層的群眾塑造成政治變革中的行動主體，這或可視作地方維新實踐的“無意識”（餘沐岑，宋素紅，2023）。其次，相對於近代大報對公共領域的持續構建，處於社會言論空間邊緣的上海小報，其在重構公私界限，維護邊緣階層利益的另類實踐在主流研究視野中亦不常見。研究者以上個世紀30年代後期上海的棚戶驅逐事件為例，認為小報用聳人聽聞的話語修辭揭露了一個與主流公共話語相左的事實，將私人問題轉化為公共問題。在小報的話語中，特權政治精英和傳統型別的公共話語不再發揮作用，棚戶、貧民以及幫助社會下等階層的活動者等邊緣話語獲得了展示機會，以此為主流公共領域之外的底層民眾獲得上層社會空間注意力資源做出重要貢獻（葉俊，王苑奇，2023）。除了向外推進現代啟蒙的實踐與觀念，近代報刊內部也在謀求建立更為職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公共形象，這是一個社會轉型與報刊職業變遷之間的互構與“自然史”。中國近代新聞界自初創始，就不斷地透過解釋自身功能而建構自己的文化合法性，從提倡從業者美德到報紙體例被建構為職業道德規範再到報館將道德規範列入報館章程，新聞界的職業道德建設得以實現了“正當化”和“客體化”，這一過程並非來自政治權力的外部強制，而是新聞界自發建構的職業道德形態，這在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是罕見的（夏冰，2023）。
訂閱資訊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也可透過下方二維碼或網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進入國際新聞界微店，購買當期雜誌和過刊。
您還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