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入 學
還是從我那個特別的博士專案說起吧。 我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科雙博士專案的第一位正式學生 。專案由日本財團日中友好基金提供獎學金支援,總共四年,前後兩年在北大,中間兩年在早稻田大學,需要完成兩校各自對博士生培養的各種要求。畢業時分別提交論文、進行答辯和授予學位。早大論文可用日文或英文寫作。雖然我的英文一般,但日文更差,也就只好硬著頭皮(也厚著臉皮)用英文寫作了。
我是07年9月底透過北大對聯合培養的遴選,進入碩博連讀階段的。轉博後,在北大循規蹈矩上了一年的課,完成了各種課程規定學分,並被朱鋒老師收入門牆。在陳志瑞老師的提攜下,兩篇課程論文經過修改發表在了《國際政治研究》上。除了畢業論文,北大博士學位的硬性要求算是基本完成。因此,當我在08年秋天抵達東京時,國內的負擔基本放下,此前對政治學研究科畢業之難多有耳聞,對日本學位已不抱多少期待,完全是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態。那份無慾無求的輕鬆真是前不曾有,後不再來。
早大開學第一天的見面會上,導師田中孝彥先生就明確了一點,我的北大論文和早大論文必須是兩篇分開不一樣的論文,而不能是一項研究的不同版本,以免不必要的猜嫌和糾紛。此前一度有過的“一菜兩吃”的取巧構想瞬間破滅。到中午一起吃飯,剛落座,田中先生又以日本人少有的直率感嘆道,“ 三年寫兩篇博士論文,想出你們這個專案的人真是太瘋狂了! ”大概發現了我的低落,他又微笑著盯著我說,“不過等你畢業了,手上就會有兩本書了,好像蠻厲害的樣子,要不就努力試一試吧”。是啊,反正有北大兜底,那就試試吧。
第一個學期的主要任務,其實是早大博士生資格考試,需要準備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學兩個領域幾十本的經典書目,不過並不算難。對未能去美國讀博多少有些不甘,我於是給自己加碼,從網上找來了普林斯頓和耶魯的資格考論著目錄,吭哧吭哧地看了起來。考慮到較之國內,早大在研究方法的訓練上要更系統細緻些,於是針對早大方面的學分要求,我又集中選了幾門研究方法類的課程。初來乍到的我就操著半通不通的日語,上起了此前幾乎毫無基礎的博弈論之類的課程,沒想到期末還拿了全優。剛考完試,收到授課的須賀教授的鼓勵電郵說“下面期待著你寫出精彩博士論文”的時候,才發現一學期過去,早已把論文放到一邊了。
2. 換 題
學期末的師門研討班輪到自己“發表”,我只好把申請專案時的研究計劃又談了一遍。當時的題目大概是“走向最後關頭: 日本侵華壓力下中國的國內整合”。初步的計劃是以對三十年代中日關係與中國內政互動的歷史研究作為早大論文,再發展出對外部壓力與內部整合關係的理論分析論文提交給北大。可是半年多里越琢磨越覺得這個坑挖得太大了。如果做理論文章,則變數關係複雜,無法駕馭;而做歷史研究的話,材料不足且收集不易,更非時間所允許。研討中,老師和同門的意見也大體如此,我大概準備放棄它了。
按時寫完早大論文分明已經無望,順著資格考試的慣性,自己看書的癮倒是被養得越來越重,居然立志要把劍橋大學出版社,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和康奈爾大學出版社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幾套書系的書目都過眼一遍。恰好課程壓力已經過去,下個學期就乾脆多讀些書吧。如此大概又過了半年。那個春夏真是此生無比懷念的時光,大概每天都能翻看一兩本專著,累了就到宿舍旁邊的後樂園走走。雖然這種漫無目的的泛讀只能是觀其大略,不求甚解,但是配合資格考清單和各種課程大綱,對整個學科的格局脈絡算是有了基本的瞭解。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學方法開始看文獻,在這段時間裡鍛煉出來的自主學習的能力,讓我在之後的學術發展中受益無窮。
好景不長。許是太過辛苦, 也或許是參與師生研討課後的飲酒會太多,居然鬧下了一次急性胃出血。某日早起竟嘔出黑血來,當時真的嚇得夠嗆,幾位同伴照拂著趕緊把我送去醫院,總算並無大礙。這時候已快臨近期末,正好國內有些會議的機會,徵得田中先生的同意,我也就回國休養身體了。在北京參加了一些會議,又在家呆了大半月,身體漸漸復原。
臨出發回東京前兩天,因為無聊,習慣性地在北大圖書館裡隨便翻書度日。結果,鬼使神差地在待上架書的小推車裡看到了本科時曾讀過的鄧野先生的《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依稀記得該書討論國共兩黨在日本投降前後一兩年間的政治博弈頗為精彩,也正契合自己外交與內政互動的大研究方向。左右無事情,不妨再讀讀看吧。
沒曾想坐下來看了不一會兒,我就忍不住拍了幾下大腿。這不是一個現成的好選題麼!想起之前上博弈論課程時,我就特別琢磨了James Fearon,Robert powell等人有關戰爭起因的討價還價模型(bargaining theory of war),真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時突然想起,難道不正可以將這一模型的洞見引入,重新思考國共之間談判破裂與內戰緣起,特別是進一步評估外來干預與內戰爆發間的關聯機理麼。有了新的視角,以往研究論證邏輯的不完備之處也就顯露出來,一些糾纏已久的辯論或將有全新的解決之道。透過更前沿精細的理論框架,給予既有現成的歷史材料新的解讀和組合,並進一步挑戰和發展已有的歷史解釋和假說,可能是更為務實的創新之道。興奮之餘,我趕緊衝出圖書館跑到書店買書,隨後又下載了鄧先生以及汪朝光先生的若干論文,大概瞭解了國內可倚靠的檔案材料與既有研究狀況,然後就匆匆再飛日本了。
3. 啟 動
回到東京,和田中先生彙報了自己的新計劃。老師也覺得新計劃將突破的重點轉向由新問題新材料轉向理論前沿而來的新視角與新見解,可以更多地藉助已有研究,以知識交叉應用求創新,應該是更為現實的選擇。於是改題的事情就確定了。
接下來,我開始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為基礎,排比國共若干關鍵人物的年譜日記等資料,結合已有史家著述,編列1944年-1946年間相關時間的大略年表,特別關注由日、美、蘇所帶來的衝擊如何改變了國共雙方對於彼此的認知和策略。大半年下來,最終聚焦到若干個值得重點研究的專題,形成了論文的框架結構。這項工作費時耗力,甚至有時有重複勞動的感覺,使得論文的時間進度大為遲滯,但也確實考訂出一些向來欽慕的學者在論著時的疏失。如此自己一一爬梳得來,比之轉述他人,到底多了幾分底氣,對於論點和證據也就更有自信了。如果有何遺憾或說教訓,那就是太急於推進,未及將資料長編的各種收穫及時錄入文字,結果後來正式寫作時又得重新翻找。
正當我稍有信心,嚮導師組提交了具體計劃和有關馬歇爾調停的一章草稿,準備開題考試的時候,卻不曾想陡遇枝節。教務突然通知,由於系裡改革, 早大對我的要求是必須跨不同學科領域獲得學分 ,而我之前選修的課程都為方法論課程,因而並不能滿足要求。這意味著我還得在最後一個學期裡重新修讀幾門課程,才能夠參加開題。事已至此,開完題再回國已不可能。我一方面和導師組的老師商量,在回國前聽取他們對論文的指導意見,完成實質性工作,以後再補辦開題手續,另一方面回國轉眼就在眼前,我也該想想北大博士論文了。
對於北大博士論文,雖然一年多不曾上心,我倒還有一份虛妄的自信 。自碩士入學以來,我就一直關注中國崛起與國際制度和規範的演變問題,對相關前沿文獻還算熟悉。在梳理整合相關研究而成的一篇“議程口號”類的習作,在前一年暑期回國的時候參加了一些會議,得到的反饋居然還不錯。此時,和我一起到早大的幾位同窗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如何協調兩校導師對研究課題意見差異很大的困擾。這也堅定了我分開寫兩篇完全不同的論文的決心,準備做一項有關新興大國與國際制度規範演進的研究提交北大。問題意識與理論背景基本有了,剩下就是尋找值得思考的經驗困惑與實證案例,將之付諸實施。幾乎也是湊巧,在翻看早大國際教養學部日本史外文參考書專架的時候,我找到了日本學者島津直子有關日本與在巴黎和會上提交種族平等議案的相關研究,又聯想起早前讀過的Paul Lauren的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一書提供了大量的類似案例,可以繼續深入挖掘。再想到我的北大導師朱鋒教授作為國內第一位國際政治博士其博士論文研究的也是國際人權問題,簡直是絕妙的傳承。以國際人權規範作為具體問題領域的研究思路很快明確下來。我也抓緊時間在早大收集起資料來。
時光匆匆,在日本的兩年學習很快到了終點。回國前道別時,田中先生告訴我,他即將擔任早大政治學研究科的科長,任期兩年,可以想見未來兩年會各種事務纏身,同時又表示對我的論文還是有信心的,期待我保持耐心。透過日本人特有的婉轉曖昧的表達, 訊號其實是明確的:那就是你拿學位大有希望,但是未來兩年你就暫且忍耐下吧 。如此,我的規劃就明確了,一鼓作氣完成北大論文,拿下學位,找個工作,然後再徐圖早大論文。
4. 北大論文
就這樣,我回到了北京,正常的博士培養過程也只剩下一年,時間頓時變得分外緊張。在9月中順利透過影片完成早大論文的開題程式後,緊接著就是北大的開題了。現在回想,那時候真是空疏得可笑,本以為選題會得到讚揚,沒想在幾位審查指導老師的絲毫不留情面的輪番批評下,我的年少輕狂轉眼就成笑談。我此前疏於專注思考操作問題而導致的一個重大漏洞暴露出來。那便是雖然我準備了一些經驗材料,也有了個大體的思路和方向(從規範體系的內部矛盾複雜性切入規範變遷研究),但一切卻都還是模糊籠統的。雖然有了研究議題和思路,卻並沒有形成一個具體明確的經驗困惑和理論假設,換言之,論文還並沒有一個可以操作化的工作路線(後來等我當上了別人的論文指導老師,對這一點的你認識和體會也就更發深刻了)。開題雖然僥倖通過了,我也卻陷入了長考。
不過思索歸思索,時間不等人,好在我也沒有停止碼字(現在想來這是一個十分正確的選擇),而是邊寫邊想,首先是結合國內找到的材料補充在日本時候的前期準備,陸續將各種可能遇到的外文材料翻譯和標註停當,補充了一章節有關民國政府參與聯合國人權機制草創的案例。如此大概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某次給老師當助教時涉及到霸權穩定論的內容,突然想起,何不從動機和能力兩個維度來框定思考和論述麼。由此再聯想到剛剛讀到的有關社會身份理論和國家榮譽動機的研究,至少一半的理論框架已呼之欲出:打破西方中心和民主迷信,強調非西方大國改造人權規範的主動性,從積極身份構建的角度解釋這種積極動機。一個突破點已經找到了。我一下子有了寫作的底氣,之後的時間裡,基本以兩三週一章的速度推進論文的寫作,到放寒假前,除了導言和結論,文章的其它部分已經大概完成了。不過,都還只是毛坯,骨架脈絡和形狀線條並不清晰。
這個時候,久久沒有突破的能力維度也突然來了靈感,而這多虧了學友們的交流。如果說寫博士論文期間有什麼特別值得感念的東西的話, 就是在李巍學長的引薦下加入了由蒲曉宇兄組織的一個國際關係與中國外交的網路討論組,並由此結識了不少學術摯友以相互切磋。陳定定老師和王學東老師加深了我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劉豐兄惠贈的他由博士論文修改而來的專著就成了我寫作過程中時時參照的範本。年底時,我又收到楊原轉發的清華孫學峰老師的邀請,去參加一個關於大國合法性崛起的小範圍交流,也正在會議中途大家聊起合法性塑造如何發揮作用的時候,突然想起來之前看到過有關說辭壓制的研究,正好可以和我之前準備的有關國際價值規範體系內部多元複雜性的思路相銜接,構成另一個創新和突破點。靈感總是不期而遇,最後一塊拼圖終於找到了!
帶著這些新思路,我收集打包好相關材料回家過寒假。一方面,隧道盡頭已經露出光亮,心態日漸放鬆,又有兩年未曾在家過年,玩得也尤為盡興;另一方面,往年假期帶回家的書啊啥的都成了擺設,這回偏都認真看完還轉換為文字。結果,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便從早上五點起床一直寫到了晚上十一點鐘,中間大概也就吃飯時停下來出去走了兩圈,其它時間幾乎都在碼字,結果一天大概寫了近兩萬字的樣子,愣是一口氣把文章的結論和導言都給寫出來了。第二天又把理論章節重新整理了一遍,發現前未有的順暢。後面兩三天又調整了案例部分。一週時間裡,論文的初稿居然就出來了。
北大論文大局已定,為了給自己動筆修改前一個冷卻期,我一方面把論文發給幾位朋友,聽取意見,另一方面也重新搗鼓起早大論文來,不過,更重要的是,終於也得要關心下找工作的事情了。沒想到去上海尋找教職的兩次嘗試,一次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一次在,都無比順利地達成了意向。特別是在面試過程中得到了相關老師的意見和批評,幫助自己冷靜地做了一番反思。四月清明假期過後,到交大工作基本確定,我又重新集中到北大論文的最後潤色修改上來。宋偉老師特意給了我一次在學院組織的博士生論壇上聽取意見的機會,還特意把正在訪問的江憶恩教授請來,指點我如何把論點和論證邏輯更加清晰化。有了這些準備,預答辯時都比想象中的順利。答辯後幾位評閱老師還詢問我是否有意去他們單位工作,這背後有導師的引薦,也有各位老師的垂青,讓我至今感念不已,因而也更相信論文寫作與找工作並不矛盾,一切都是要靠具體的研究成績說話的道理。
遺憾的是,正當師徒二人躊躇滿志,準備進一步修改論文,爭取參與北大甚至全國優秀博士生論文評選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我的論文外送盲審成績裡,莫名奇妙了出現了一個C的成績。更有意思的時,小項裡得分最低的指標恰恰是在其它幾份評審意見以及預答辯時其它老師給予評價相對最高的方面,雖然其它幾份評審成績都是最高等第,但按照北大的規定,這也就意味著我失去了評獎的資格。這當頭澆下來的一盆冷水, 當時覺得是莫大的挫折,還消沉了好一陣子,直到開始辦與工作相關的各種手續,那份不成熟的不平才慢慢淡下去。後來真正入了行,經歷的各種事情多了,知道了學界評價標準的複雜,才發現還是那時候老師們開解的對啊,這都算得了啥呢。
論文答辯如走過場般順利結束了。在北大最後的一段時間,別的同窗都在享受畢業前的時光,我卻又不得不回過頭來對付早大論文這個讓人糟心的半拉子工程了。一來自己分明是不甘心的,二來形勢也清楚了,雖然交大這個新東家已經決定破格要我,但也明確要求我既然還有機會就一定要把這個資格補圓滿。所以我一方面開始準備入職後將要開設的第一門課程,另一方面卻又回到了此前的節奏,開始抓緊時光利用北大以及北京所能提供的各種條件來收集資料。
5. 青椒的苦惱
如果說從早大入學到北大畢業的近三年時間裡,我是在北大論文和早大論文兩條戰線上左右支絀的話,那麼畢業後我要面對的境況就更加困難了。作為青椒,每年都有教學和科研的考核指標要完成。我還算是個遇事先有籌備的人,教師以站穩講臺為根基,入職後的第一年,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備課上。早大論文也只能零敲碎打的推進。現在想來,那段時間印象最深的竟是冬天朝北宿舍裡開著空調也驅不散的潮溼硬冷,打字沒一會兒手就會覺得發僵。
這年正趕上學校大興土木,圖書館關門,辦公室和雜物間無異,一直習慣在圖書館看書寫作的我,居然找不到校內的去處,只好一有空就往上海圖書館跑。本職工作之餘,籌備婚事不提,學院裡的行政事務也找上門來,而且恰恰遇上了四年一度的學科評估重頭戲。近兩三個月的時間裡,根本無暇準備其它(好在最後結果不錯)。這時候除了家人和同事的支援,最重要的助力其實還是博士期間打下的基礎,特別是北大論文每每成為應付各種指標時可以救急利用的資源,我也再次感到了田中老師之前所說的“兩本書”的用意了。 靠著在北大論文所寫成了研究思路和框架,結合正在興起的保護的責任議題,我終於順利找到了一個階段學術工作的支撐點,順利申請了一些課題資助,也完成了應付考核要求的幾篇文章,如此度過了最艱難的起步階段,教學有了經驗,在學術界站穩了腳跟。
難歸難,但早大論文還是要堅持,雖然甚至中間還遇到過電腦出故障而同日隨身碟無法讀取,近一個月的寫作成果瞬間化為烏有的挫折,好在資料已經基本準備停當,思路也越發清晰起來,無非是苦苦支撐著碼字向前罷了。一年時間過去,當我得知田中先生兩年的任期結束,由於無人接任,不得不繼續連任兩年科長時,心中真是悲喜交集,五味雜陳。一方面,自己的論文初稿雖然呼之欲出,但畢竟還差了一口氣,連封頂都沒有,更別提裝修。另一方面,導師繼續沒空,我又不知道還得等多久了!如此又經過了大半年,在我北大論文寫成大概兩年之後,早大論文居然在零敲碎打中艱難推進完成了主體工程。而在擺脫了這個近兩年的困惱後,我的學術生產力居然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釋放,一口氣寫出了好幾篇論文。原來不知不覺間,其實自己並沒有停止對其它問題的思考和準備,而只需要時間來轉化為文字而已。我終於可以解脫出來了。
然而,早大論文畢竟沒有完成,學位畢竟沒有拿下。之後的時間,無非就是等待田中老師從行政事務中脫身而出罷了。發出去的郵件如石沉大海,好幾次自己都恨不得能飛到日本去探探情況。親友和同事好意不斷詢問,更加重了內心的焦慮和煎熬。那時候真是心裡苦啊。收不到老師的反饋意見,也只好自己反覆推薦琢磨。後來比較前後的版本,沒想到就在苦苦等待時機的日日夜夜裡,論文字身也在反覆打磨中經歷了很大的改進。在教學研究的過程中,我對於相關理論文獻的理解更加到位,利用上海圖書館等提供的幫助,我又充實了更多的史料,對文字也做了更多潤色。都說論文修改是個無底洞,要改總是可以的,可不是這個道理麼。2014年9月提交了論文,沒想到田中老師一場重病,我又被拖了大半年的時間,幸好在2015年底的最後期限前完成了論文答辯,並且最終在2016年4月通過了最終審查,拿到了博士學位。而這時,距離我填寫早大政治學研究科的入學申請表,恰好過去了整整八年。
巧合的是,也就在早大博士論文答辯的第二天,我得到通知,在北大博士論文基礎上形成的書稿得到了國家哲社後期資助專案,第一本專著的出版進入日程,還擺脫了自己對自費出版困局的擔憂。以兩篇北大論文基礎上形成的英文論文為樣稿,我又有幸獲得了牛津-普利斯頓聯合全球治理博士後專案的職位,終於一圓到世界頂尖高校學習的夙願。而我目前所從事的中國崛起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研究,其中的一些原創新的思路和方法,恰恰來自於之前對於討價還價博弈模型的研究。 雖然早稻晚熟,耽誤了一些機會和前程,博士期間潛移默化的那些積累,成了我開拓學術道路不竭的動力源泉 。
6.反思
如今回望,寫博士論文的各種甘苦,真是唯有自知。和人生的其它階段一樣,它總不可能一番風順,註定會出現一些意外變故甚至挫折(如果真的一帆風順,但倒真的該警惕了),但 還是要保持積極的心態,特別是永不放棄的堅持。
博士論文首先是想出來的,但到底還是要寫出來的,或者說是熬出來的。思考和寫作的時間配比,每個人的風格和傾向不同。在我看來,寫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思考過程,它不僅僅迫使思考更加準確具體,更重要的是,很多時候靈感是在寫作過程中實現的,你永遠不知道他會在何時出現。同樣,找材料和寫論文也不應該有先後之分。材料是永遠找不完的,材料只有轉化為文字,在真正成為材料。迫使自己不斷地按時寫作,學而時寫之,或許正是避免和克服拖延症的一大良方。
所以還是寫吧,說到底,博士論文寫作無非是一個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一個達到質量要求的學術產品的過程罷了。博士論文首先為學位服務,在規定的時間內順利獲得學位便是它最大的價值,其它考慮都可以是第二位的。 這個世界上永遠不會有完美的研究,有的只是足夠優秀的研究 。我們或許不應該期待博士論文就成為代表作。作為對自己進行試煉和儲備的過程,其關鍵價值是使自身獲得進一步從事學術職業工作的入行資格與基本的儲備。
李連江老師曾提到一個非常精彩的比喻,學者是在玩泥巴。將它這個比喻略加拓展,我想說的是博士論文寫作的過程,就是首先是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塊有價值的泥巴(也就是一個熟悉的領域和材料),找到自己型塑泥巴的範型(理論),然後就是不斷試煉出最適合自己的處理這塊泥巴的手法和工具(研究技能)的過程,你的第一個作品或許並不一定出色精彩,但其間的收穫應該能夠說服你在這一行當裡繼續走下去。
以上,大概就是一個把同一件事情做了兩次的人的一點多餘的話吧 。
作者:陳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博士)
來源:學術與社會(ID:W-Schol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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