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每個媽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又健康、又能有成就。但是，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孩子的成績和表現卻成了媽媽們的KPI。為了對接不斷拔高的育兒標準，眾人眼中所謂的完美媽媽背後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精力。而完美媽媽的困境，困住的或許不止“媽媽”一人。
文丨Coie 編丨Charlotte
最近，《再見愛人4》一直在熱搜上。
繼爹味的楊子、毒舌的手哥之後，“麥學”又火了。音樂人李行亮的妻子、素人麥琳，除了貢獻令人迷惑的“燻雞事變”，退掉女兒很喜歡且僅僅幾十塊的漢服，更加描繪出一個擰巴的妻子、媽媽形象。
雖然“麥學”抓馬的一面很難讓人共情，但擰巴的那面，倒也折射出不少媽媽的困境。
今年，其實已經有不少關於媽媽的熱搜：
脫口秀的女選手，舉重若輕地將女性困境和當代媽媽的教育焦慮，擺上檯面。
《喜劇之王單口季》選手史妍
電影《出走的決心》裡，李紅有三十年都被困在鄭州昏暗的幾十平米里，全身心奉獻給家庭，卻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證明。
幾經變遷，如今的“完美媽媽”已經更加多元：不侷限於為家庭全身心付出，而偏向堅持自我、爭取領導權，同時兼顧職業抱負與家庭責任的新形象。
只不過，圍繞“母職”這個詞的矛盾始終存在：
經濟需求和平權觀念，在鼓動著媽媽成為職業人士；
內捲浪潮的壓力，又要求媽媽在孩子的教育上盡心盡責，甚至改變家庭分工。
而直面這些矛盾，是身為女性繞不開的現實。
養一個娃，
要抗住多少壓力？
如今養育孩子，真的比上一代累嗎？這或許不是一種錯覺。儘管母親大多被認為“可以選擇”，但大多時候，她們並沒得選擇。
一、養育一個孩子，需要幾個大人的付出
電影《出走的決心》裡的女兒曉雪，曾一度達到理想的“事業和母職無縫銜接”的平衡狀態，仰仗的是她的媽媽幫忙帶小孩。雜誌、小說、廣告、影視劇裡，那些看似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的女人，多半都依賴父母提供的免費照護。
電影《出走的決心》截圖
但這個模式也有明顯弊端：且不說長輩是否心甘情願放棄自己的生活，為子女照看孫輩。看護孩子本身是一件極需精力和體力的事，而老人日漸衰退的身體容易疲憊。
最後，部分家長只能選擇用手機、平板分散孩子注意力。
二、社會的競爭，落在孩子的教育上
對中產階層而言，加劇的社會競爭，直接對映到家庭和學校。為了保持下一代的競爭力。在一些家庭，爸爸主力工作，媽媽迴歸家庭，以求全方位地培養孩子的認知、學術、藝術、體育，乃至社交、領導力等軟實力。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沙尼·奧加德教授，曾採訪過35位在倫敦的中產階級全職媽媽。名校畢業的媽媽梅格說：
“孩子不會正兒八經地來找你說：媽，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學校發生的一件大事。而是在你開車送他去鋼琴課途中，從車子後座囁嚅地說：媽，你覺得這件事怎麼樣？”
她的三個孩子分別是四歲、八歲和九歲，養育滲透在生活的每個細節裡。“這些閒聊可以讓我在匆忙中，關注到孩子細微的心理變化，給予他們一些指引。如果我不在他們身邊，或許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許別人會看不出…他們想要談的跡象。”
電影《出走的決心》截圖
這種“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如今已成為美國中上階層家庭常見的一種養育模式。
很多女性離開工作的初衷，並非為了幫助“提升”丈夫的事業，但隨著時間流逝，這倒也成了一種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模式。
但無形間，也在將育兒標準不斷拔高。
雖然當下多數中產階層的媽媽們，都有意識邀請丈夫共同分擔，或者將部分家務外包出去。
但在不斷拔高的育兒標準下，媽媽身上的擔子並沒有減輕：孩子生病了帶去看醫生、請假照顧、陪練樂器、輔導家庭作業、出席幼兒園或學校的活動，安排和接送他們參加培訓班和社交活動，尋求合適的托兒服務，幾乎總是媽媽們的任務。
孩子的成績和表現，彷彿打在媽媽身上的KPI，育兒的重擔減不了一點。
《喜劇之王單口季》選手小鹿
三、做不到兼顧事業和家庭，就不是好媽媽嗎？
美籍華裔作家陳濬明在小說《完美媽媽製造局》裡，講了個恐怖烏托邦故事：
未來社會，以極嚴苛的標準要求母親“完美”。一位母親因為過分勞累，讓18個月的女兒獨自在家呆2個半小時，就被發現舉報，被認定為“壞媽媽”，被勒令必須徹底離開，抹去自己，以確保她孩子的茁壯成長。
雖是虛構，卻也描繪出明晃晃的趨勢。如今社交媒體上對“媽媽”的嚴苛程度絲毫不減：
經常能看到“全職媽媽怎樣帶娃賺錢兩不誤”、“35歲全職媽媽X年，我是如何實現月入5位數”之類經驗分享;
留言經常都是：“好羨慕啊”，“為什麼我不行呢”之類的自責。
可是，養育孩子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做媽媽的“完美”標尺在哪？誰又能來定義？
現實是：工作與育兒平衡的完美神話，從來難以實現。
找工作難。智聯資料顯示，61.1%的女性在求職中被問婚育。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響職場前景，遠高於男性的11.4%。
找到了工作也難。英美國家，托育已經成為一個長期問題。經濟下行，媽媽和爸爸一樣需要出門工作，維持開支，可另一邊，社群和社會提供的托育服務卻在減少。照護缺失，育兒時間的矛盾，被拋給家庭個體自己解決。
最近的美國大選，也在重點關注“照護缺失”這一議題。美國民主黨公佈的政策裡，就包括兒童保育服務、兒童稅收抵免。
《上班族媽媽》劇照
而且，媽媽們還有一個更隱蔽的壓力來源——家務。智聯招聘的《2023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時以上，同時還操持家務，68.8%的女性每天從事家務勞動1小時以上，遠高於男性的47.2%。
但即便如此，美國社會學家伊芙·羅德斯基還是發現 “職場媽媽比職場爸爸的自責情緒要嚴重很多，尤其在錯過了‘本該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時刻，母親的自責情緒更為明顯。”她在《公平競爭》一書中寫道。
“讓生活貼合幻想的做法裡，包含了多少要強啊？” 《殘酷的樂觀主義》裡說道。
當爸爸被工作困住，
媽媽們在面對什麼？
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和壓力之下，每位母親都在努力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以對抗社會的眼光。
沙尼·奧加德教授在《迴歸家庭》裡，採訪的中產全職媽媽都受到過高等教育，負擔得起育兒開銷，卻都放棄了職業生涯，迴歸家庭。
直接的現實原因是，眼下精英職業的職場環境，一方面不利於女性發展，一方面也將“丈夫們”困在高強度、高要求、高時長的工作上。她們深刻感受到，如果兩個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小孩會成為“犧牲品”。
《上班族媽媽》劇照
丈夫們在工作日見不到醒著的孩子，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塔尼婭是兩個女兒的全職媽媽，有時她也會勸丈夫試著每週和孩子們吃一頓早飯。“然後他說知道了，但從沒兌現過。不過我能理解，因為我也當過律師。”
哈佛商學院兼性別研究院羅賓·J·伊萊（Robin J.Ely)曾一針見血指出：“阻礙女性職場之路的，並非平衡工作與家庭這一特殊挑戰，而是在當今企業文化中盛行的過度工作。”
全球性別差距報告裡性別差距排名
（前五也是中國媽媽心目中的教育勝地）
在精英職業裡，法律界、學術界的“非升即走”，銷售和商業環境裡的“末位淘汰”，時刻在拉緊中產的神經。這些體系在慷慨獎勵員工超時工作的同時，也在懲罰那些不願意遵從的人。
那麼， “留守後方”的媽媽們怎麼辦？
有一些媽媽響應社會期待，選擇在家工作：零工兼職，或者走媽媽企業家路線，力求自己決定工作和育兒的時間，但現實並不理想。
將工作從公共領域搬到家庭領域，看似“自主賦權”，實則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時間，難上加難。
你能想象一邊寫著策劃案，一邊孩子在拉扯著你衣角，迫不及待要你給他讀繪本的場景嗎？或者手頭有個重要的工作會議，但是還沒結束就要按靜音，因為掐著點得去接孩子放學，順帶換個腦袋跟老師寒暄的場景？
《上班族媽媽》劇照
而且，自由職業還有著眾所周知的挑戰：
比如缺乏僱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醫保等），結算週期過長，不如傳統職業生涯那樣有發展機會，在貸款等金融方面遭遇不公，無法從銀行獲得融資等。
缺乏足夠的支援，最後考驗的還是媽媽們“平衡”的藝術。
“託舉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
看見照護的價值
還記得電影《出走的決心》裡，壓垮李紅心理防線的那一瞬，是她剛做完全家人的飯，忙著收拾雜亂的客廳。
而女兒、女婿和丈夫圍坐在桌邊笑談，互相慶賀著各自取得的社會成就。餐桌邊沒有她的位置。
“看不見的母親”在這個場景裡被無限放大。
電影《出走的決心》截圖
養育孩子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單打獨鬥。只有母親的困境被真正看見，照護的價值受到認可，她們才不用困在社會眼光中無止境地內耗，才可能真正意義上地找到支點和平衡。
越來越多有條件的職場媽媽，正在尋找可靠的育兒搭檔，儘可能把家庭活動外包，爭取工作和親子時間。
曾任耐克全球服裝副總裁的明迪·格羅斯曼（Mindy Grossman），“秘密武器”是自己的保姆雷茲，一留就是20年。
有了保姆幫忙帶女兒，明迪得以在執掌耐克的6年裡，讓耐克的全球服裝業務營業值增長到40億美元。也才會在後來，當上家庭購物網路零售商HSN的執行長。
明迪·格羅斯曼（Mindy Grossman）
可以“外包”的活動也越來越多：鋼琴課、心理諮詢、課業輔導、娛樂，甚至很多家庭吃飯都經常在家庭之外。但與此同時，媽媽們也努力珍惜和保護“優質時間”——安排集中的親子時光，來彌補失去的時間。
除了向外找幫手，在改變家庭勞動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適宜女性居住的國家”瑞典找到了自己的路子：
透過給母親和父親分配單獨的、不可轉讓的帶薪休假，在瑞典，男性休育兒假的比例高達90%。
政府還保證有充足且低價的託兒所、幼兒園和學校。孩子在1-2歲，就可以進入政府嚴格監管的託管機構，每個月的幼托費上限僅1287瑞典克朗（約891元人民幣）。
在孩子年滿16歲之前，父母都能領到每個月1050瑞典克朗（約727元人民幣）的固定補助。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島也有類似的鼓勵父親參與育兒的政策。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來一項開創性的法律，允許祖父母在照顧孫子孫女時，享受最高三個月的帶薪假,父母也可以把育兒假津貼轉移給孩子的祖父母。
瑞典新政：付長輩工資
儘管這些做法難以簡單複製，但究其根源，他們從內心認為孩子是社會的，看到和認可照護的價值，社會也願意為父母生養孩子掃清障礙。
而且，瑞典媽媽們幾乎都有工作，這讓人想到記者麗莎·貝爾金（Lisa Belkin）的一篇報道：
相比從一般學校畢業的女性，從頂尖名校畢業的女性，退出職場的比例更高。但她們即使做全職媽媽，也沒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長。有的積極參與社群和志願活動，貢獻創意，有的選擇繼續深造，讀研讀博。以身作則，讓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從另一個層面看，因為累積了學歷、工作經驗和社會資本人脈上的優勢，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重回職場。
這些不僅是媽媽自身的成長，也讓孩子們看到了更多的人生可能。
《上班族媽媽》劇照
還有越來越多的職場媽媽，尤其是女性高管，在努力為職場父母們爭取和創造更好的育兒條件。有調查顯示，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企業中女高管的比例約25%。儘管仍需努力，但也不失為一種激勵。
像全球諮詢公司艾睿鉑紐約地區的執行董事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在職期間，不但在公司裡發起父母資源小組，後來還牽頭為來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婦女們提供母乳運輸服務。
生活就是這樣，有幸福，有苦惱，也會有一地雞毛的時刻。家，是一個辯證的過程，一邊構建著過去，一邊編織著未來。
英國心理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的一個概念值得再拿出來說說——“足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學做“足夠好的父母”，不追求做到“最好”，只要達到 60 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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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enny Gold. Child car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broken market.’ Where do Harris, Trump go from here? Los Angels Times; 2024 Aug. 22.
[13]Vanessa Fuhrmans.A Decade After ‘Lean In,’ Progress for Women Isn’t Trickling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4 Sep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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