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鎮高中任教不到兩年，語文老師吉安已經遇到兩起學生因抑鬱自殺的事件。
上個月的一個深夜，她的課代表寶嘉突然叫醒宿管老師，告訴她自己服用了過量胃藥，要去醫院洗胃。
事後宿管阿姨清理現場，才發現寶嘉撒了謊，她服用不是胃藥，而是大量的抗抑鬱藥物。
至於寶嘉抑鬱的原因，吉安並不清楚。
她只記得，上個學期女孩曾和自己傾訴過，覺得父母重男輕女，不重視自己。
抑鬱症像瘟疫一樣在青少年中蔓延。
《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的資料顯示：
50%的抑鬱症患者為在校學生，青少年抑鬱症的患病率已經達到15-20%，換句話說，每五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患有抑鬱症。
學校方面意識到了心理健康問題的嚴重性，在年級會議上三令五申，要求老師們關注學生的心理狀態，及時溝通，但吉安沒有看到任何情況好轉的跡象。
面對這些比自己小十三四歲的高中生，吉安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力。
她不明白：
正值青春年少、學習壓力不大的“放牛班”學生，為什麼也會陷入絕望？
吉安沒有想到，抑鬱症會在一所鄉鎮高中裡蔓延。
這裡沒有太大的學業壓力：無論是生源質量還是升學率，這所學校在當地都穩居倒數。
學生不愛學，老師也不勉強，基本採取放羊式管理。“只抓前幾名的成績，其他孩子不影響課堂紀律就行。”
因此，校園氛圍格外鬆弛，大多數學生都在“混日子”。
重點高中爭分奪秒，學生去食堂吃飯都得一路小跑，而這裡的學生，擁有“奢侈”的休息時間。
上午的大課間有35分鐘，午休足足一個小時，可以自由玩耍，不用擔心被任何課程擠佔。
學校的操場上，幾隻山羊怡然自得地吃草，課間活動時，學生會來這裡逗弄山羊，嬉戲打鬧，甚至躺在草地上打滾。
操場的羊|講述者供圖
剛來學校任教時，吉安一度不太適應。
她在鄭州一家教培機構工作過一段時間，輔導過的孩子和她說得最多的一個字，是“累”。
他們的暑假時間被作業和輔導班擠得滿滿當當，“大城市的孩子，教育環境太捲了。我想要是回到鄉村，應該會輕鬆很多。”
然而現實卻是，壓力不大的放牛班學生，正面臨著嚴峻的心理危機。
作為老師，吉安很難分辨班上哪些孩子患有抑鬱症。
上個學期，吉安的學生小霞在家喝了農藥。聽到訊息，她的第一反應是，“這一定是誤傳。”
在吉安的印象裡，曉霞成績平平，卻開朗樂觀。
她常來找自己聊天，偶爾會吐槽食堂的飯菜不好吃，要吉安幫她捎個漢堡。
出事前的週一，曉霞還和同學有說有笑，商量考完試之後去哪裡玩。誰也沒想到，她會在和父母爭吵之後突然自殺。
“週三，班上的同學給她發訊息，她沒有回覆，到了週六，就聽說已經下葬了。”
年輕的生命像泡沫一樣蒸發。吉安反覆回憶，試圖找出一些被忽視的細節。
思來想去，唯一的可疑之處是，當曉霞一個人坐在座位上的時候，常常會發呆。
可她究竟有什麼心事，已經沒有人能知道答案了。
抑鬱如此隱蔽，以至於當老師察覺到異常時，學生的病情往往已經相當嚴重。
吉安的學生寧杭就是如此。她性格溫和，從不頂撞老師，是班上少數幾個有望衝刺本科的好苗子。
上個學期，因為數學課上看小說、英語課上走神，她接連被老師批評了幾句。
這本不是什麼大事，但課上到一半，英語老師發現，她竟然將自己的一隻手摳得鮮血淋漓。
英語老師被嚇壞了，強烈要求學校的心理老師介入輔導。
幾次輔導之後，寧杭稍有好轉，但過了沒多久，被地理老師批評後，她硬生生用圓規戳破了自己的手心，血流得整本書都是。
“放在以前，學校的老教師會懷疑，是不是故意在威脅老師。
但這兩年，孩子們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嚴重，老教師們也轉變了思想，意識到孩子們確實生病了。”
下雪天，打雪仗的學生們|講述者供圖
一個班級裡有孩子患上抑鬱、甚至自殘和自殺，就像巨石砸入水中，在其他孩子心裡掀起滔天巨浪。
吉安的表弟就讀於一所市區重點高中。
疫情期間，他目睹了一位同學跳樓自殺，不久後，最好的朋友也突然離世，接二連三的打擊，讓他的情緒陷入谷底。
直到他在課堂上一頁頁撕毀教科書，老師們才意識到不對勁，這個一向用功的學生，已經重度抑鬱。
吉安任教的班級裡，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她的課代表寶嘉因為抑鬱症辦理了休學，在這之後，班裡一些看上去性格開朗的學生，也展現出抑鬱傾向，有一名同學甚至辦理了退學申請，不再上學。
或許是因為負面情緒的傳導，並不會傳染的抑鬱症，影響了吉安的班級。
對比自己和學生們的成長軌跡，吉安想不通，為什麼他們會出現心理危機。
“他們大多出生在2008年前後，和我這種90後相比，家裡的物質條件要富裕得多。父母比較年輕，重視教育和陪伴，沒有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
可為什麼，這些孩子還是會覺得人間不值得？
心理諮詢室裡，只有沙糖和心理醫生兩人，他們正在進行精神分析治療。
在此之前，沙糖經歷過三次自殺。
這是一次改變沙糖想法的對話。心理醫生提問：“當你聽說有人自殺，你會有什麼感受？”
沙糖思索了下，給出的答案是：“我很羨慕他，因為他很勇敢，能選擇自己的人生。”
而普通人的反應，往往會是惋惜和心痛。
心理醫生將兩種回答做了對比，沙糖才發現，自己和他人的認知存在著巨大的偏差。
在昔日的老師和同學眼中，沙糖是“絕對不會抑鬱”的孩子。
她是典型的三好學生：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經常拿下年級第一，不止琴棋書畫，乒乓球和羽毛球也很擅長。
她還是少先隊隊長、優秀班幹部和學生會主席，參與活動時，永遠是手舉得最高的“社牛”。
但父母卻覺得，沙糖離優秀永遠差一大截。考試滿分只是正常發揮，一旦失利就要捱上一頓棍棒，“沒有表揚，只有批評。”
沙糖要吃的藥|講述者供圖
早在小學二年級，沙糖就開始出現胃疼的症狀，媽媽卻覺得她是故意裝病騙取關心，把她痛罵一頓。
那是她第一次產生自殺的念頭，鬼使神差地站在陽臺窗戶邊，“我也不知道站了多久，然後我媽進來了。她問我幹嘛，我說我想跳樓，她說，你愛跳就跳，想死我也不管你”。
沙糖覺得，在屋頂徘徊過的孩子，或許並不懂得生死的重量，只是在那個瞬間，活著是不可承受之重。
抑鬱症是慢性病，如果缺乏相關知識，很容易忽視身體發出的求救訊號——比如頭痛、胸悶心悸、腸胃不適、失眠等軀體化症狀。
小學和初中階段，沙糖一直被不明原因的胃痛折磨，她做過胃鏡，也查過CT，卻始終找不到原因，只能靠一天三頓的中藥調理。
到了高中，她的症狀突然加重。
高二時，沙糖的記憶力和注意力忽然衰退，“明顯感覺自己變笨了，卻找不到任何原因”，成績因此一落千丈。
她開始嗜甜，每天要吃二十幾顆糖，否則就會異常焦慮。即便如此反常，沙糖也沒有往精神類疾病的方向聯想過。
再者，她不願將朋友當做情緒垃圾桶，遇到煩惱只會向日記本傾訴，大家覺得她陽光自信，也不會將她和抑鬱症聯絡起來。
老師們最常掛在嘴邊的鼓勵是：“等你們上了大學就輕鬆了。”
到了大學，卸下壓力的沙糖卻突然爆發抑鬱症。
很多患抑鬱症的大學生，青少年時期就已經埋下了病根。 只是高中一門心思讀書，根本沒時間關注心理健康，到了大學忽然閒下來，藏在心裡的問題也就一下子浮出水面。
她整夜整夜地失眠，不明原因地流淚，直到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出現了心理問題。
內心的苦悶到達極限，加上無效治療沒能控制住病情，沙糖吞藥自殺，被送到醫院。
沙糖住院期間|講述者供圖
後來病情無法控制，幾經輾轉，沙糖住進上海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期間，她參與了一項學術研究實驗。
實驗物件被分為了兩組，一組是過自殘行為的抑鬱症患者，一組是心理健康的正常人，分別進行疼痛耐受度測驗。
利用紅外線灼燒手腕內側的敏感神經，同時要求實驗物件記錄下自己的心情指數。
“一般到了7.8級的時候，疼痛感就如同針刺，正常人至多隻能忍耐到17級，而且每次灼燒，心情會明顯變差。
但有過自殘經歷的人，在實驗過程中能忍耐到20級，手都燙冒煙了，心情卻會變好。”
當心理的痛苦無法宣洩，抑鬱症患者會向自己的肉體揮刀。
傷痛刺激內啡肽分泌，緩解痛覺，也讓人產生一種愉悅感，用沙糖的話說，自殘是“快樂”的。
她甚至在實驗時要求醫生多燙幾個地方，“疼痛是會上癮的。”
經過長達七年的抗抑鬱治療，沙糖已經算“抑鬱症的半個專家”，不少病友會找她交流看病和吃藥的注意事項。
其中不少是還在讀書的青少年，他們問的最多的問題是，看病需要多少錢，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去？
面對抑鬱症時，這些孩子和曾經的沙糖一樣，孤立無援。
《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的調查結果顯示，46%的抑鬱症學生患者沒有尋求過任何幫助。
沙糖第一次看心理醫生，也是獨自前往。哪怕和父母身處同一個城市，她也沒有告訴他們這件事。
患有抑鬱症的孩子，背後往往有一個生病的家。據藍皮書資料，69.57%的孩子因家庭關係抑鬱。
父母是否重視、能否及時關注和引導，願不願意做出改變，都會影響孩子病情的走向。
在鄉鎮，部分家長的觀念仍然趨於落後。
寧杭在班裡自殘後，班主任建議家長帶她去醫院治療，但寧杭的父母死活不肯點頭，“我們家孩子沒有病，她只是有些走極端了。”
類似的聲音還有：“這孩子就是矯情”“她就是故意裝病，不想上學”。
家長的顧慮也不難理解。
高考是人生的關鍵一戰，如果孩子被確診抑鬱症，辦理休學，復學可能會遇到諸多困難，比如跟不上大家的學習進度，抗拒人際交往。
相較於休學，他們寧願把頭埋進沙子裡，裝作無事發生，熬過高中三年。
更何況，在偏僻的鄉鎮，人們往往將抑鬱症等同於精神病，病恥感強烈。
寶嘉的父母正是之一。寶嘉在宿舍服藥自殺後，被送到醫院洗胃。
鬼門關上走了一遭，老師們猜測，她至少要在家休養一個月，沒想到過了兩天，寶嘉就被父母送回了學校。
班主任生怕會重蹈覆轍，不敢再讓寶嘉住在學校宿舍，勸說她的父母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
可他們怎麼也不肯點頭，堅持說寶嘉只是得了胃病，誤服了胃藥。學校和老師也無可奈何，直到寶嘉無法承受學業壓力，才選擇了休學。
而那些願意帶孩子去醫院檢查的家長，也可能因缺乏相關知識掛錯科室，耽誤治療。
每次看到患抑鬱症的孩子在社交平臺上求助，沙糖都會到評論區留言提醒：“去精神科治療，千萬不要去心理科。”
這是沙糖差點用生命買回來的教訓。
“心理科醫生比較擅長心理諮詢，精神科醫生畢業於臨床醫學專業，在藥物方面更為專業。
如果是失戀，出現抑鬱情緒，可以找心理科醫生諮詢，但如果已經出現了軀體化症狀，就要去精神科，進行藥物治療。”
沙糖第一次自殺未遂，被送去心理科，每天被迫接受痛苦的電擊治療，病情非但沒有起色，反而越來越重。
“電休克療法對雙相情感障礙比較有療效，但我是重度抑鬱症，對我其實沒有太大作用。加上醫生開的藥不對症，病情一直耽誤下去。”
直到在上海住院，醫生給她調整了藥物，才控制住病情，“這考驗的就是醫生的藥理學專業知識，一開始就要走對科室。”
抗抑鬱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孩子們無法獨自走完全程，家長、老師、朋友都是重要的陪伴者和支持者。可是學校和老師，究竟能做些什麼？
2023年印發的《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提出：
到2025年，配備專（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的學校比例要達到95%，開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比例達到60%。
吉安所在的鄉鎮中學，也有了心理健康諮詢室。每學期，學校都會請心理專家開展心理科普講座，組織師生學習。
但效果並不理想，孩子們寧願埋頭看小說，也不願意抬頭聽講。即便真的有煩惱，也很少向心理老師求助。
“他們會擔心自己在諮詢室裡說的話，會傳到班主任的耳朵裡。”
吉安是語文老師，相較於其他科目，語文更重視情感與表達，她的課堂氣氛也輕鬆活潑一些，比如介紹作者生平，她會特意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或許是因此，許多學生會把她當做知心朋友和傾訴的物件。
她的另一位語文課代表風靈，上學期因為抑鬱症辦理了退學手續，沒有再繼續讀書，南下去了廣東的電子廠。
臨行前，她給吉安傳送了一條長長的微信：
我討厭學不會的科目，我討厭學校的人際關係，我討厭我有認真去學習但還是隻有200多分的成績。 我不知道我待下去還有什麼意義。都說過完高中上了大學就沒事了，很多人都說不管大學好壞，是個大學就比高中強，但我發現國家根本不缺大學生。
學生髮來的微信|講述者供圖
吉安無法解答風靈的困惑，學校也無法解答。
平心而論，在應試教育體系內，這所鄉鎮中學的氛圍已屬寬鬆，“我們學校只有六百多人，在管理上相對來說更有精力一些。如果遇到有抑鬱症的孩子，校方也會盡可能幫助，不會立刻強制休學。”
而在競爭更為殘酷的縣中、市重點中學，學生一旦出現抑鬱症狀，會被立刻勸退，就像吉安的表弟那樣。
抑鬱的學生回家了，但所有人都知道，問題並沒有解決。
寶嘉自殺未遂後，吉安寫了一篇寄語，安慰孩子們：“人生路還長，慢慢走，不要慌。”
吉安的朋友圈|講述者供圖
許久沒有聯絡的風靈在朋友圈下評論：“現在才知道，萬卷書不好讀，萬里路也不好行。”
脫離了教育的樊籠，孩子們的困惑依舊沒有消失。
作者 | 談心社社長，談心社（ID：txs163）
主播 | 絳染 ，電臺主播、愛配音，神秘的愛貓人。
圖片 | 視覺中國，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