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們競逐首發權的壓力始終存在。一項最新研究給這種激烈壓力提供了註腳：那些沒有爭搶到首發的研究成果，出現在十大頂尖學術期刊上的可能性幾乎比首發的研究少了20%，在發表當年成為被其他科學家高度引用的“熱門”論文的可能性少了24%。而且，首發權還可能影響研究人員的職業前景、資金申請成功率以及未來的合作機會。然而，一些科學家寧願犧牲質量，也要搶首發的行為，正在傷害科學本身。
撰文 | 王新凱
是什麼力量激勵著科學家們做出偉大的發現？
當然是對拓展人類知識和探索未知的內在渴望。然而，通常還有另一種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成為“第一人”的追求。
即使是像這樣的科學先驅人物，也無法免於這種追求。當他得知自己的同事構思出了一個幾乎相同的進化論理論時，達爾文迅速出版了《物種起源》，以避免被他人搶先。
圖：1859年版《物種起源》的扉頁（來源：wikipedia）
除了達爾文，關於搶先發表論文的著名案例還包括：艾薩克·牛頓與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之間關於微積分發明的爭議，門捷列夫和邁耶幾乎同時提出元素週期表的爭議以及勒維耶與亞當斯的海王星發現權之爭。
從達爾文到DNA的發現，再到當今風靡全球的人工智慧技術的不斷突破，這種科學家們之間的競爭壓力仍然盤繞和影響著科學的進步和發展。
但是，為了成為某個科學發現第一人而倉促地搶發論文，這種緊張的競爭氛圍會給真正的科學發現帶來哪些具體的影響？對於需要極大專注和投入的科學研究，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面對這種情況，又該如何權衡和選擇呢？
被搶先發表的恐懼
對科研中的首發權現象，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曾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看來，科學發現往往具有競爭性，尤其是在重大突破領域，科學家們可能會同時或幾乎同時做出相似的發現，這導致了首發權爭議的頻繁發生。
可以說，首發權是科學界的核心激勵機制之一：誰先發現，誰就贏得榮譽。發表論文的數量和速度常常被視為衡量科學家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尤其是某項科學發現的首發權。對科學家們來說，能夠搶先發表一項重要的科學發現，意味著能夠在學術圈內獲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聲譽。
因為首先發表一項重要的科學發現，不僅決定了一項研究成果在領域內的地位，還可能影響研究人員的職業前景、資金申請成功率以及未來的合作機會。
這種圍繞著首發權的競爭壓力，不僅影響了達爾文這樣的科學巨匠，也貫穿於整個科學史，持續塑造著今天科學研究的開展方式。
為追求職業發展、專案資金以及同行認可，研究人員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科學家們擔心他們的發現會被其他研究團隊“搶先”發表，這種焦慮還有個專門的稱呼，即“被搶先發表的恐懼”（scooping fear）。因此，科學家們常常會在完成研究的最後階段加快進度，儘快撰寫和發表論文，以避免被同行搶先。
（來源：Kellogg Insight）
這種對首發權的激烈競爭，確實加速了科學發現的步伐，也激勵了及時披露研究成果。然而，過度追求搶發論文，卻可能損害科研本身的質量，甚至有礙科學的發展，帶來一些負面後果。例如，誘導一些研究人員採取“偏離常規”的行為模式，包括過度保密、不完全披露，甚至故意破壞競爭對手的工作等；再如，首發權爭議不僅影響科學家個人的聲譽，還可能引發科學界的對立和分裂。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當一名科研工作者面臨首發權與專注科研之間的抉擇時，應該如何權衡和做出選擇？“首發權競賽”對科學家的職業生涯以及對科學研究結果究竟影響幾何？
為了探究這些問題，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戰略學助理教授瑞安·希爾（Ryan Hill）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卡羅琳·斯坦（Carolyn Stein）開展了一項研究，深入探討科學家們在追求首發權與專注科研之間的抉擇，剖析相關研究的背景、過程、資料和結論，詳細分析競爭環境下的學術發表現象，併為科學家如何應對這一問題提供啟示和建議。
具體研究內容已線上釋出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
寧願犧牲質量，也要搶首發
希爾和斯坦的研究旨在探討高競爭環境下，科學家在論文發表速度與研究質量之間的權衡。
換而言之，我們想要真正弄明白的核心問題是：科學家在擔心被搶發的情況下，是否會為了搶先發表，而犧牲研究的嚴謹性和完整性？
為此，他們選擇了結構生物學領域作為研究物件。在結構生物學領域，解析蛋白質的三維結構以及更好地理解這些結構的功能，有助於推動新的醫學和藥物發現，因此該領域的許多研究工作往往具有高度的競爭性，許多研究團隊經常同時做著類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蛋白質結構研究。
首先，希爾和斯坦利用蛋白質資料銀行（Protein Data Bank，PDB）中的資料，分析了科學家們在研究相同蛋白質時的行為模式。
PDB是一個國際上公開的蛋白質三維結構資料庫，每當結構生物學家完成一個專案時，通常都會在向學術期刊提交描述研究結果的學術論文時，同步將結構、實驗和發現詳細資訊上傳到 PDB。當論文正式釋出時，PDB中的資料便會向公眾釋出（如果論文最終未被接受釋出，則PDB預設在 1 年後公佈相關資料）。基於嚴格的公開披露規則，結構生物學家們透過PDB資料庫上傳各種蛋白質結構資料，以供全球研究者使用。因此，透過PDB也就能夠追蹤每個蛋白質結構的多個研究團隊何時提交其發現，並且能夠對比和評估大家的研究質量。
（來源：PDB官網）
然後，希爾和斯坦從PDB資料庫中收集了數千個蛋白質三維結構的解析時間和各個研究團隊的提交記錄，其中一些蛋白質由於其重要性，吸引了大量的科研團隊競爭開展幾乎完全相同的研究。透過這些資料，以及透過分析同一蛋白質目標的多個團隊提交的時間差，能夠清晰地看到各團隊在相同目標上競爭的激烈程度。
同時，他們還使用PDB質量評分系統，對各研究團隊提交的結構資料進行質量評分，以衡量其科學嚴謹性和準確度，之後再透過統計模型，分析競爭激烈程度與研究速度、質量之間的關係。
研究發現，對於競爭激烈的某一研究目標，各個研究團隊傾向於加快進度，縮短研究時間，以求儘快發表。然而，這種加速行為可能導致研究未經過充分驗證，資料不夠全面。PDB質量評分顯示，競爭激烈的研究領域，研究成果的科學嚴謹性和準確性較低，因為研究團隊在匆忙中可能忽略了對資料的仔細驗證和檢查。
這一結果也支援了希爾和斯坦的假設：科學家在擔心被搶先發表的壓力下，往往會為了速度而犧牲研究成果的質量。而且研究還發現，那些未能在競爭中搶先發表的研究團隊，其後續的學術表現（如論文引用率、科研資助申請成功率）也受到了影響。
在分析了1999年至2017年間PDB中超過1600場“學術競賽”後，希爾和斯坦發現，科學家擔心被搶先是有道理的。
對於那些沒有爭搶到首發的研究成果，出現在十大頂尖學術期刊上的可能性幾乎比首發的研究少了20%，在發表當年成為被其他科學家高度引用的“熱門”論文的可能性少了24%。而且，那些被別人搶先的論文，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也不佳：在發表後的前五年內，它們比首發的論文少獲得21%的引用。
因此，許多科學家深知，為避免這些重大且持續的損失，寧願犧牲質量也要確保首發。
希爾表示，學術生涯是建立在聲譽之上的，如果想獲得可以轉化為大學薪水的認可，科學家就需要人們認識到他做出了新穎的發現。而成為第一個發表新發現的人，是科學家建立這種認可的主要方式之一。“作為經濟學家，我們喜歡競爭，但它也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科學家根據他們面臨的激勵因素而表現出的行為。”
科學發現，並非贏家通吃
首發權固然重要，但是回顧整個科學史，我們也能夠看到，科學發現並非是贏家通吃的競技比賽。
那些被同行搶先發表的論文，同樣有機會獲得發表，而且獲得發表的可能性只比那些搶到首發的論文少2.6%。換句話說，沒搶到第一，只排名第二，並不意味著你的成果就進了科學的垃圾箱。“你仍然有可能投中一個好期刊，只是不是像《細胞》或《自然》這樣的轟動性期刊。”希爾說。
（來源：Nature雜誌）
事實上，希爾和斯坦還調查了877名結構生物學家，發現他們嚴重高估了被搶先的可能性和代價。受訪者估計他們有27%的可能性被競爭對手搶先，而實際機率僅為3%；他們還估計被搶先的研究專案將少獲得59%的引用，而實際上，這種影響只有21%。
此外，希爾和斯坦還透過調查實驗來分析競爭所帶來的不良影響。他們發現，當研究人員被告知他們的專案具有高潛在價值以及很可能存在競爭時，研究人員表示會更快地完成專案，並且在提交論文前進行的質量控制檢查也會更少。
這一結果進一步證實，競爭是導致競爭激烈程度與研究質量之間負相關的主要因素。而且，由於調查涵蓋了多個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這表明這種現象並非結構生物學領域所獨有。
那麼，在學術競賽過程中，如果第一個發表的成果或解決方案存在質量問題，就需要他們或者其他科學家來進行額外的工作以修補或完善相關成果。對於擁有重要科學價值或醫學潛力的蛋白質，似乎有足夠的激勵措施讓其他人來提高“前人”首發工作的質量，但這些彌補也是有代價的。
希爾和斯坦在另一篇發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研究中估計，自1971年以來，我們已經在結構生物學中花費了20億到60億美元的代價來改進初始結果。“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可能願意承擔這種代價，但也要考慮改變激勵措施，這樣我們就不用再額外付出代價了。”
但關鍵是要更好地平衡鼓勵競爭的措施和緩解競爭的措施。例如，從2000年到2015年，美國政府資助了蛋白質結構計劃，“他們資助了一些實驗室，讓他們按列表順序分工處理蛋白質，而不是鼓勵他們發表大量論文。這是一種更務實的知識創造方法，它平衡了這種為了首先找到答案以獲得認可的需求。”希爾說。
而且，希爾認為現在是重新考慮推動科學發現激勵措施的好時機，因為像人工智慧這樣的新技術，也正在改變傳統科學的開展方式，“我們希望有對科學家們發表結果的激勵，但如果每個人都稍微降低一點他們科學的質量，那麼之後就很難修復了。”
幾點啟示
科學研究本應是一項嚴謹而充滿探索精神的工作，但學術界的競爭環境給研究人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也使得許多科學家面臨倉促搶發論文的抉擇。
首發權固然重要，但過度追求首發可能會影響研究的深度與嚴謹性。而且雖然競爭難以避免，但開放和合作精神同樣是推動科學進步的重要方式。
畢竟，人類科學研究的本質在於探索未知，科研的目標應始終是推動知識前沿的進步，提升人類對自然的理解，而不是為了追逐成果發表數量或速度，以及一時的學術地位。
（本文稽核專家：蘇州大學教授賈鶴鵬）
參考資料
[1]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full/10.1086/733398
[2]https://carolynstein.github.io/files/papers/comp_qual.pdf
[3]https://insight.kellogg.northwestern.edu/article/scientists-dont-want-to-[4]get-scooped-and-its-hurting-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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