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望武林，鞭長莫及，憂灼如何！”
1861年11月，杭州為太平軍所困，面對浙江巡撫王有齡“鵠候大援”的求救血書，兩江總督曾國藩哀嘆著寫下了十二字的回覆。
內心的痛苦不安，言詞之間的惋惜無奈，似乎已躍然紙上，然而杭州搖搖欲墜之際、浙撫大難臨頭之時，曾大人恐怕比任何時候都要“心曠神怡”。
“鞭長莫及”之言，當然無可厚非，此刻曾國藩身在安慶，距離杭州千里之遙，而皖南崇山峻嶺，沿途又有太平軍阻隔，縱使立即揮師東進，援軍也非旬月可至。
只是“憂灼如何”的感慨，卻多少有些虛情假意——此時左宗棠正奉命在浙贛邊境勒馬等候，只要曾國藩一聲令下，其麾下楚軍即可領兵入援，但眼見杭州朝不保夕，湘軍主帥的命令卻始終只有一個字：
等！
遠近失援、內外交困；糧餉斷絕、四面楚歌——咸豐十一年（1861）12月29日凌晨，風雨飄搖中的東南重鎮杭州，最終為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攻陷。
城破之際，浙江巡撫王有齡自縊殉節，杭州將軍瑞昌舉火自焚，其下大小官員及兵弁家眷計四千餘人，悉數慨然赴死。
為時兩個多月的杭州爭奪戰就此謝幕，而在這場生死較量的背後，卻充斥著比槍林彈雨更兇險的明爭暗鬥，比刀光劍影更血腥的爾虞我詐——太平軍如願以償拿下浙江省府，而曾國藩也憑藉這場慘敗，不動聲色地剷除了東南官場上最後一個心腹之敵……
湘軍主帥與兩江總督的宿怨
身為兩江總督，曾國藩為何會坐視杭州陷於太平軍之手而無動於衷，這其中既有長久以來的私人恩怨，更涉及到複雜曲折的派系鬥爭。
曾國藩其實與王有齡並無舊隙，或者說“區區”浙江巡撫，還不夠份量成為湘軍主帥的真正對手，一切的恩怨糾葛，其實都始於六年之前，主角也並非被拋棄的王有齡，而是兩江總督何桂清。
將時間回溯到咸豐五年（1855）前後，彼時清廷在整個上、下游戰場的態勢是：兩湖地區有胡林翼運籌帷幄，蘇常重鎮有何桂清主持大局，只有曾國藩在遭遇九江湖口重挫之後，坐困豫章計無所出，還因籌措糧餉之事與江西的地方官員鬧得形同水火。
為開啟局面，曾國藩只有遣使向時任浙江巡撫的何桂清求助，只是彼時的曾文正公，性格強硬又不善言辭，在求援書信中竟直言浙江富庶且未經戰亂，爾等“平昔揮金如土”，何不為我襄贊軍餉？
開口求人，不懂溫言相商，反而惡語苛責，何況請援的物件還是在咸豐一朝平步青雲、聖眷優渥的何桂清，最終的結局自然可想而知——浙撫大人不僅分文未許，而且隨即便密奏朝廷，指責“江左誤於滌生（曾國藩）之膽小，竟是坐觀，一籌莫展”。
大敵當前，朝堂上的兩位頂級漢臣，卻因言語不合而暗生芥蒂，而這還僅僅只是兩人漫長恩怨的開始。
1858年，曾國藩守孝期滿再次出山，此時湘軍已克復重鎮九江，又陸續從太平軍手中奪回江西境內的大小州縣。曾國藩認為，如果能再奪取浙江地盤，既足以控制皖南，防止太平軍由此楔入贛省，進而侵擾兩湖，又可在相當程度上緩解湘軍最為苦惱的軍餉問題。
而此時何桂清的官階也更進一步，榮膺兩江總督，節制江西、安徽、江蘇三省軍政民務，連圍困天京的江南大營亦要仰其鼻息，可謂權傾朝野，風頭一時無兩。
與曾國藩的想法不謀而合，何桂清在給好友、軍機大臣彭蘊章的私人信件中，也毫無保留地展現著染指浙江、獨霸東南的野心：
東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援
若將江、浙兵勇歸弟一人排程，兩省大吏能籌餉接濟，定能迅奏膚功。
而唯一的阻礙便是浙江巡撫羅遵殿！
此人不僅出自湘系，且與曾國藩、胡林翼關係莫逆，其在浙撫任上傾東南之資對湘軍大力接濟，已令何桂清相當不悅，再加上何一直想讓心腹黨羽、江蘇布政使王有齡取而代之，就更加視羅遵殿這個“異己”為眼中釘、肉中刺。
東南半壁山雨欲來，圍繞浙江的最終歸屬，曾國藩與何桂清的惡鬥已在所難免。而恰在此時，忠王李秀成為解除江南大營對天京的圍困，於1860年2月發起了“虛攻湖杭”的軍事行動。
舊仇未報，又添新恨
第一次杭州戰爭，李秀成所部經水路出京，悄然潛至皖南，繞過江南大營的全面封鎖，直撲其後方廣闊縱深，皖、浙清軍反應不及，頓時陣腳大亂。
太平軍確實用兵如神，但客觀而言，若不是時任兩江總督的何桂清從中作梗，1860年東南地區的整個戰爭程序，可能會呈現出另一種面貌，杭州的爭奪最終鹿死誰手，還猶未可知。
當年2月底，太平軍在皖南一帶閃轉騰挪，隨後突然轉而向東入浙，直撲省府杭州，此時江南大營才如夢方醒，忙遣提督張玉良率萬餘綠營精銳星夜馳援。
只是援軍南下途經蘇州之際，何桂清明知杭城危在旦夕，卻依然以“視察城垣”為名，強令張玉良滯留三日，誰曾想正是這短短几天的延誤，結果便是城破身死、天人永隔——1860年3月19日，李秀成在江南大營援兵趕到前兩天，攻破杭州外城，浙撫羅遵殿仰藥自盡。
太平軍這邊，“圍魏救趙”的戰略意圖已經實現，李秀成自然不會在杭州與清軍過多糾纏，於3月24日深夜主動讓城別走。次日，張玉良收復浙江省府杭州，咸豐聞訊大喜，對參與救援的何桂清以及江南大營各級官員論功行賞。
只是間接害死羅遵殿後，總督大人還不罷休，又唆使御史參劾其守禦杭州期間“一籌莫展，貽誤生民”，導致清廷撤銷了對羅的卹典，而何桂清的心腹愛將王有齡則在戰後如願以償地接替了浙江巡撫之職。
在爭奪浙江的“暗戰”中，何桂清集團先下一城。但舊仇未報，又添新恨的曾國藩，又豈會善罷甘休？只是不同於此前在官場中事事剛強，鋒芒畢露，再次出山之後，曾文正公已然是神形內斂，深藏不露，而意氣風發的何桂清不會明白，樹立這樣的敵人，甚至比面對明火執仗的“髮匪”更加可怕……
坐收漁利，接任兩江
正在清軍因克復杭州而彈冠相慶之際，李秀成率部悄然反旆安徽，召集皖南各支太平軍部隊後迅速北上，會同由皖北來援的陳玉成兵團，直撲江南大營。
此時的江南大營，因救援杭州兵力已十分空虛，而駐蹕常州的何桂清為確保自身安全，還將聞訊回援的張玉良部強行留在身邊，而大營所要面對的，卻是太平天國最強悍的李秀成、陳玉成兩大主力兵團，以及十餘萬氣勢如虹的太平軍戰士。
5月6日，清廷經營多年、號稱“萬里長壕”的江南大營，在太平軍三路夾攻之下飛灰湮滅，正副統帥和春、張國樑倉皇遁往丹陽，隨後相繼殞命於逃亡途中。
5月11日，太平天國又乘勢發起針對蘇、常地區的東征攻勢，而此時最應穩定局勢人心的兩江總督何桂清，卻在太平軍洶湧而來之際，全然不顧東南半壁安危，竟以籌餉為名欲棄常州外逃蘇州。
出城之際，當地父老士紳跪伏道邊哀求挽留，無奈何桂清已喪心病狂，下令開槍驅散勸阻人群，造成十九人遇難，訊息傳出朝野一片譁然。
此後太平軍勢如破竹，連克常州、無錫、蘇州，而何桂清亦如喪家之犬一路逃往上海，雖然隨即被清廷褫奪兩江總督之職，但適逢英法聯軍進犯北京，咸豐倉皇北幸熱河，因時局動盪，藏於租界的何桂清，這才僥倖未被緝拿回京問罪。
此時，江南大營化為烏有，綠營精銳也損失殆盡，湘軍成為清廷在長江以南對抗太平天國的唯一希望——1860年6月，曾國藩當仁不讓接替兩江總督之職，治下除蘇、皖、贛三省之外，更囊括原屬閩浙總督所轄的浙江軍務。
因為太平軍“出手相助”，曾國藩坐收漁利，輕鬆扳回一城，但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桂清雖然倒臺，卻並未徹底失勢，朝中仍有大批官員為其奔走遊說，何黨骨幹成員、江蘇巡撫薛煥及浙江巡撫王有齡也在密謀促其復出。
曾國藩要報仇雪恨，剷除王有齡、薛煥之流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而新任兩江總督要獨霸東南，對何桂清的反攻清算更是遠遠未到結束之時——派系鬥爭的殘酷就在於，恩怨一旦產生，其結果必然是以你死我活作為終點……
時間來到1860年秋天，清、太雙方的鬥爭形勢愈發膠著。
東征勝利後，太平天國盡佔蘇南富庶之地，忠王李秀成更以蘇州為中心，在天京側翼開闢出蘇福省後方根據地。
然而在上游地區，曾國藩也趁英王陳玉成參與東征的空隙，迅速完成了對皖省重鎮安慶的合圍。
安慶一失，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將無險可守，湘軍兵峰也將直指天京，為解安慶之圍，洪秀全於1860年9月授意陳玉成、李秀成兩大兵團聯袂西征，計劃次年3月會師於武昌城下，攻敵所必救，迫使曾國藩撤圍回援。
只是安徽向來是陳玉成的勢力範圍，已坐擁蘇南膏腴之地的李秀成，並不關心西線戰場的安危，在西征之初便一再遷延發兵，沿途更是招兵買馬、閒庭信步。
而如約抵達武昌的陳玉成孤掌難鳴，最終無奈重返安慶戰場硬撼湘軍長圍。三個月後，李秀成方才姍姍來遲，見英王撤軍更加無心戀戰，轉而回師東趨江西，拉開了進軍浙江的序幕。
烽煙再起：太平軍二攻杭州
入浙前夕，李秀成在江西境內收編了從石達開處脫離回京的大批部隊，加上進軍湖北途中所招攬的人馬，兵力已達到驚人的七十餘萬。
1861年9月，李秀成揮師進軍浙北，先後擊潰蕭山和紹興清軍，又連下桐廬、新城、臨安、餘杭諸縣。10月下旬，就在西線戰場湘軍攻陷安慶後不久，忠王數十萬大軍也再次兵臨杭州城西武林門。
眼見太平軍兵峰將至，浙撫王有齡飛檄省內各路清軍立即退保杭州，副將楊金榜、布政使林福祥、總兵饒廷選聞訊先後率軍馳援。一時之間，杭城內外兵馬雲集，防務也漸次嚴密。
但王有齡奉行“不可遠攻，只須待其來而御之”的消極防禦方針，並未趁太平軍立足未穩主動出擊。反觀太平軍，與一年前“虛攻湖杭”時的淺嘗輒止不同，這次手握重兵、專程而來的忠王李秀成，對於杭州是勢在必得。
11月初，太平軍盡破杭州城外清軍營壘，徹底肅清外圍抵抗力量，並環杭州城垣架設炮位，加強火力威懾。
7日，提督張玉良率萬餘人馬自富陽馳援杭州，王有齡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幾乎是哭著詢問該如何是好，只是面對重圍，這位曾經在第一次杭州之戰中聲名鵲起的悍將，此時也是無可奈何，只能艱難道出“死戰”二字，作為回應。
此後半月，張玉良統御水陸兵勇，“疊次出攻，內外夾擊”，但均被太平軍擊退，21日，困境中的王有齡再遭重創，被其倚為長城的張玉良，在回城途中意外被流彈擊穿右肋，傷重殞命。
面臨勝利，李秀成仍然嚴謹部署最後的戰事。一面督軍持續進擾城垣，疲勞、瓦解守軍鬥志；一面遣隊攔截清軍運往杭州的軍火物資，準備斷絕接濟，然後坐收其功。
而圍城斷援之舉正中杭州要害，城中向無積蓄之糧，被圍幾十天后，糧秣漸盡，王有齡只得號令富戶開倉賑災救困，只是這民間的杯水車薪，又哪裡經得起數十萬人的日常消耗？
隨著時間推移，守軍開始殺馬充飢，此後又將弓鞍、皮鼓、釘靴等革類之物泡軟為食，仍是難以果腹，餓紅眼的官兵索性持刀入室，向百姓索要糧草、蒐羅食物，繼而翻箱倒櫃，劫掠金銀。
面對糧食危機，富商士紳尚有餘力攜帶家眷錢財，趁夜縋城外逃，而貧民飽受飢餓煎熬，只得捕蛇蟲鼠蟻為食，或以豆殼米糠、草根浮萍充飢，待一切食盡，最後只能被迫取“觀音土”下嚥。但短暫飽餐之後，緊接著便是腹脹如鼓、坐臥不安，最終還會因無法消化、排洩而一命嗚呼。
偌大的杭州城，白日難聞雀鳥之音，夜間無覓犬吠蟲鳴，只剩倒伏路邊的窮苦百姓拍胸嗚咽、痛苦呻吟，更有無數因飢餓疾病橫死的難民，暴屍街頭，無人問津。
僅僅月餘時間，昔日富庶繁華的天堂之城，便呈現出一派悽慘恐怖的煉獄光景。
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杭州被圍已岌岌可危，浙江兵力單薄又根本無能為力，王有齡更是一籌莫展，咸豐只得下旨鄰省清軍經海路接濟守軍。
但就南方整體局勢而言，此刻真正能夠解杭州於水火的，唯剩湘軍揮師入援一途，因此清廷屢次嚴旨曾國藩發兵，王有齡也迫切渴望湘軍東來，為此血書“鵠候大援”四字，寄往安慶行營向總督大人求救。
只是湘軍剛剛經歷安慶血戰，師老兵疲亟需休整，更何況曾國藩的戰略重心是沿江而下直搗天京，因此對上諭置若罔聞。
更重要的是，何桂清借太平軍之手害死羅遵殿，曾國藩自然不會放過這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機會。
此時，左宗棠正根據曾的部署在浙贛邊界防堵太平軍，若楚軍揮師救援，杭州可能還有一線生機，但正如前文所言，曾國藩覬覦浙江，更視何黨骨幹王有齡為心腹大患，因此一再告誡左宗棠不得出兵。
而杭州又屋漏偏逢連夜雨，12月中旬，太平軍童榮海致信詐降，清軍依約出城遇伏，損失慘重，更加難以抵禦太平軍的攻勢。此後，武林、錢塘、清波諸門守軍見大勢已去，紛紛投降。
12月29日，太平軍發起總攻，王有齡自知杭州已無法保全，便欲開啟城門，放百姓逃生，但杭州將軍瑞昌卻以“棄民便是棄城”為由，加以阻止。只是大批難民眼見無以為生，紛紛拼死衝破城門外逃。
凌晨，忠王借百姓出逃之機，揮師一擁而入，杭州外城告破。王有齡服毒未死，返回巡撫衙內自縊而亡。兩日之後內城亦被攻陷，負隅頑抗的瑞昌最終舉火自焚，隨即整個旗營次第火起，當日杭城煙焰蔽天，官兵、眷屬殉城者八千有餘。
“驚聞”杭州陷落，湘軍主帥立即命左宗棠發兵入浙平亂，隨即保舉其出任浙江巡撫。此後因上海告急，曾國藩又適時推薦門生李鴻章組建淮軍赴援，督辦江蘇軍務，不久淮軍主帥便因戰功卓著取代薛煥，接替江蘇巡撫之職。
浙撫王有齡身死，蘇撫薛煥去職，曾國藩如願以償控制住整個江、浙地區，但其並未忘記最後的報復行動——李鴻章揮師上海之後，立即對藏匿於租界的何桂清實施了抓捕。
但何桂清久居官場，門生故舊眾多，被押解入京之後，又廣施錢財，遍饋要津，以至眾多朝臣出面為其斡旋、說情，清廷只得暫緩刑部“斬立決”之議獄，改以“一品大員，用刑宜慎”為由，交還各部官員再陳所見。
何桂清案峰迴路轉，宿敵大有東山再起之勢，1862年9月，曾國藩送出致命一擊，上奏《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折》，直指何身為兩江總督，不能保全東南平安，已失料敵之明，臨戰而棄城逃跑，又無效死之志，憑此兩點便足以治其死罪。
條理清晰、證據確鑿，外加湘軍主帥位高權重、一言九鼎，曾國藩的意見，朝堂又怎麼可能置之不理——何桂清的結局由此一錘定音，1862年12月，前兩江總督被押赴京西菜市口刑場斬立決，棄市。
圍繞浙江的歸屬，前後兩任總督的恩怨糾葛終於以何桂清的身敗名裂而告終，只是杭城何其無辜，生民又何罪之有，卻統統成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官場傾軋的籌碼。往事已矣，今聞之，仍令人不勝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