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物件
1956年，在離斯德哥爾摩不遠的一座湖中小島上發現了稀奇而令人意想不到的物件。黑爾戈島曾是個熙熙攘攘的商人定居地，主要做手工藝品生意。黑爾戈島的名字意為“聖島”（Holy Island），證明了被遺忘已久的以前宗教的一些重要性。挖出這尊中世紀早期的小青銅佛像時，挖掘者以為一定是放錯了，可能是最近某個時候遺落的紀念品。結果表明，其確是歷史文物，且可能是在維京時代之前的某個時候被埋在了這裡。如今這尊佛像非常有名，2015年瑞典郵政將其印在了一種郵票最重要的位置。在文化多元的21世紀，這恰巧證明了早在一千多年前，瑞典的維京人——這些終極探索者——就已經生活在一個有著廣泛交通網的全球化世界中。
黑爾戈島
今天，黑爾戈的佛像令人感到好奇，在維京時代應該也是如此。維京人不太可能瞭解佛教，也沒有文獻證據能表明佛教是在數百年後傳到歐洲西北部的。發現這尊佛像時，在其頸部和左臂上有窄皮帶包裹的痕跡，這表明其曾被攜帶過，掛在某人脖子上或懸掛在腰帶上。
這尊佛像實際上是在此遺址中發現的三件極具異國特色的物品中的一件。另外兩件是來自地中海東部（可能是埃及科普特）的青銅長勺和愛爾蘭或不列顛權杖碎片。權杖碎片上裝飾著一隻爬行動物和一個人頭，是約拿（Jonah）與鯨的化身，象徵著復活。長勺最初也是宗教用品，是用於洗禮儀式的器具。不論這些物品彼此間是否有聯絡或相關宗教因素是否重要，都可與紅玉髓珠和迪拉姆歸於同一型別，都是長距離旅途帶來的異國物件。要了解為何紅玉髓珠會在雷普頓出現，我們需要知道這些物件是如何進入維京世界的。
9世紀上半葉，在斯堪的納維亞開始有少量的紅玉髓珠出現，接著，像忽然爆發一樣，無處不在。這特定材質的類似珠子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用了數千年，自然不是維京時代獨有的。然而，就是在這一時期由於需求量上升且有了新的供應方式，其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流行趨勢迅速上升。珠子隨著維京人沿同一路線遷移。因此，這樣的珠子是瞭解貿易、交通網和人口遷移的非常有效的依據，主要因為能看到其如何反映了快速變化的風尚。
為了解更多，我開始在博物館名錄中尋找其他的紅玉髓珠，也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地的墓中找到了許多。在一項研究中，一名學生在挪威266座墓中搜尋這些珠子最後到了誰的手中的規律。有趣的是，她注意到紅玉髓珠只出現在女性墓中，通常作為項鍊，即便通常男性也會佩戴珠子（雷普頓的勇士就是最好的例證）。不過，對男性而言，珠子不必採用像紅玉髓珠這樣的進口奢華材料。她還發現在許多墓中，男性是在髖部而不是在頸部佩戴珠子，這可能說明他們是將珠子裝在手提袋或包裡，有時除了珠子還會看到鑄幣等其他東西。那麼這表明這些珠子可能不只是用作珠寶，而更多是用作日用品或交易物件。
為了更好地瞭解這些珠子歷經了什麼，我檢視了對維京珠子感興趣的人所用的終極指南。20世紀70年代，瑞典考古學家約翰·卡爾默（Johan Callmer）盡力收集、研究和分類了近1.5萬顆在瑞典墓中發現的維京時代的珠子。他將所有珠子按照顏色和形狀分成了不同型別，並按時間順序進行了排列。這樣他就可以展現出趨勢是如何隨時間變化的。檢視與雷普頓珠子吻合的時間線，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趨勢。研究了879顆珠子後，卡爾默發現第一批珠子是在820年至845年這段時間抵達斯堪的納維亞的，數量很少，僅發現了15顆。數十年後，數量有了明顯增長，共有450顆可追溯到860年至885年。實際上，這差不多是維京時代發現的所有紅玉髓珠的四分之一。珠子的分佈是變化不定的，但這正是我想要找出規律的。這較短的25年時間恰與873年雷普頓陪葬珠的時間吻合，更重要的是這一點完全支援了珠子是經斯堪的納維亞抵達英格蘭的觀點。
那是誰將這些珠子帶到了斯堪的納維亞，他們又來自哪裡？卡爾默分類的所有珠子都是在墓中發現的，但近些年在貿易城鎮也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珠子。比如，2012年在挪威用新技術地質雷達（GPR）研究發現了一個全新遺址。2這樣的方法要用裝置傳送雷達波到地面，如有變化就會反饋到計算機上，可能是任何變化，從土壤型別的簡單改變到埋進土裡的牆甚至是維京葬船。這是一種不用挖洞就能讓我們看到土壤裡情況的方法。
在這個發現中，雷達在海姆達爾尤爾德（Heimdalsjordet）探測到了一個新的定居地或集市，鄰近迄今發現的最著名的維京船出土地點科克斯塔德墓。研究發現了一條街，建築沿街排列，隨後的金屬探測研究在耕土裡發掘出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手工製作的殘餘，以及更重要的是，還有像在英格蘭營地發現的那些貿易用的砝碼和大量的迪拉姆。奇怪的是，歐洲鑄幣非常少，幾乎所有發現的鑄幣都與東方有關。不僅如此，這片區域還散落著一些紅玉髓珠和水晶珠。所有這些跡象表明這裡似乎是可以交易和交換異國商品（可能也交易奴隸）的沿海貿易遺址，霍斯屈德爾就是在這樣的地方購買了梅爾科爾卡。
貿易城鎮
890年，商人奧特爾拜訪阿爾弗雷德大帝時講述了自己去一個名叫“斯奇林格斯希爾”（Sciringes healh）的地方的旅程。現在已經清楚地知道這個地方是位於大維肯灣（Viken，即奧斯陸峽灣）西側的挪威韋斯特福德（Vestfold）的考龐（Kaupang）。甚至有人認為維肯是“維京”一詞的起源，雖然這樣的解釋看起來有些問題。考龐的字面意思是“貿易灣”。在維京時代，考龐很可能和你走進的現今挪威的城鎮一樣。選址也不是巧合。峽灣西側形成了沿海的主要航線，而且考龐以東幾公里就是主要內陸要道洛根河的河口。這一沿海區域是整個挪威最富饒的地區之一。深入內陸，你可以看到主要出口貿易品如滑石、磨石所用礦石和鐵的主要產地。
考龐約建於800年，建成時屬位於北方人領地邊界地區的丹麥王國，後來成了挪威。有大量證據表明這裡有過手工藝活動，比如鍛造和生產玻璃珠，且分成了獨立區域，這其中有用了數年的永久建築。手工藝工作進行了專業細化，一個獨立區域發現的大量證據表明在這裡使用了鉛或貴金屬來製作珠寶及其基座。該區域外的其他區域是臨時區域，辦集市時可能會在這裡搭帳篷為臨時季節性貿易商提供交易場所。在考龐也發現了迪拉姆和紅玉髓珠，儘管數量較少。
現在真正有趣的是，差不多與考龐同時代的海姆達爾尤爾德有更多與東方有聯絡的物件，比如像紅玉髓珠和水晶的進口珠子，佔發現總量的24%，而考龐的僅佔2%。這是否意味著在這裡紮營的是不同的人，而這些人與東方交通網有更直接的聯絡？
比較而言，對這類遺址的認識相對較新：在瑞典比爾卡和丹麥、德國邊界的海澤比等維京城鎮的挖掘基本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也是從那時開始才有了有關斯堪的納維亞城市發展的全新資訊。以前，考古學家主要集中關注有較多錢財寶物的墓地、劫掠和戰爭所在地，但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更熱衷強調維京人不那麼暴力的一面，更具體而言就是他們參與的貿易。由此，我們得到了有關這些異國物品如何融入其中的重要資訊。但為了更充分地理解這點，我們需要了解已知的維京人生活的世界。在斯堪的納維亞，我們說的維京時代是所謂的公元前500年開始的鐵器時代的最後階段。斯堪的納維亞從未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也因此古典作家如史學家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將斯堪的納維亞人（還有萊茵河以北的其他歐洲人）描述成文化經濟落後的“蠻人”。在他看來，問題是這些人缺少中央集權制度，還有隨著城市發展而來的官僚機制和財富，以及自1000年在歐洲中西部逐漸形成的優越的社會秩序。
北方的生活現實並非像愷撒所說的那樣不堪。即使與羅馬帝國的直接聯絡相對有限，但資訊會慢慢傳遞，許多帝國邊界地區所用的新技術也經長距離交換和交通網傳到了斯堪的納維亞。有證據表明羅馬世界影響了斯堪的納維亞人的農業和生產技術、社會組織，甚至軍事戰術。這些都推動了之後的發展。
然而，直到維京時代在斯堪的納維亞才第一次適時出現了城市。在那之前，這一地區幾乎完全都是鄉村定居點，雖然當時在歐洲其他地方城市社群已較為常見。甚至到了1000年左右，也只是有一少部分真正意義上的城鎮。直到第二次更廣泛的城鎮化浪潮來臨，從那之後斯堪的納維亞才建了許多新城鎮比如錫格蒂納（瑞典）、羅斯基勒（丹麥）和奧斯陸（挪威）。但在8世紀，斯堪的納維亞人已經很熟悉距離歐洲大陸不遠的那些大城鎮群了。雖然只是少部分人在城鎮生活，但定居模式的變化不僅對商貿有很大影響，也因此影響了經濟發展。這些城鎮也在社會整體上從部落社群轉變成維京時代末期出現的挪威、瑞典和丹麥三個王國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這很重要，因為社會政治結構不僅會影響城鎮的發展，也會影響貿易情況及與其他地區的聯絡。維京時代早期特點是政治不穩定，後來的幾年權力變得更加制度化，更依賴建立的法律體系。早些時候，當地統治者的成功主要以吸引和維護盟友的能力來衡量。這已成為領主維持長期地方統治的重要部分。薩迦文學中都是說明這點如何重要以及風雨人生是何樣的事例，陰謀詭計和戲劇情節揭示了大範圍權力遊戲之下的暗流湧動。獲得充足資源是關鍵，不僅直接因為能養家，也因為要用舉辦盛宴和供應啤酒等基礎生活品讓手下開心。
事實上，啤酒是成功舉辦盛宴的關鍵，而盛宴是重要的社會和宗教活動，對建立和鞏固權威有幫助。如果莊家歉收，就可能會處於危險中，比如挪威北部首領之子阿斯比約恩的故事。有一年他的大麥收成不好，從朋友那裡買來穀物舉辦一年一度的異教冬季盛宴，不然他就無法釀造足夠的啤酒，而沒有酒的維京盛宴便不能稱為盛宴了。但阿斯比約恩倒黴透了。國王攔截了他高價購買的穀物，還沒收了大麥。看到他的困境，一位對手領主邀請沒有足夠啤酒的阿斯比約恩去參加自己的盛宴，但阿斯比約恩不得不拒絕。如果他接受了另一盛宴的邀請而沒有舉辦自己的盛宴，就相當於承認他沒有擔任獨立領袖的資本。
這裡的癥結和故事寓意是，在維京時代的斯堪的納維亞陸地上資源對成功至關重要，卻也非常有限。看看斯堪的納維亞地圖，很快就會明白為什麼：內陸多山，峽灣山谷非常狹窄。挪威的地理條件不適合大規模農業生產，而丹麥雖較平坦適合勞作，但相比之下規模極小。那些成功的人一直不斷找方法向他們周圍的人證明這一點，就像在羅弗敦群島（Lofoten Islands）的博格（Borg）看到的那個富裕領主的農場。那裡有81米的長廳，是已知的維京時代斯堪的納維亞最大的建築。這裡的可得資源與在英格蘭等地的可得資源之間的差異很明顯。奧特爾向阿爾弗雷德描述自己的財富時，阿爾弗雷德震驚地發現奧特爾的土地如此之少，所擁有的家畜也那麼少（僅20頭牛、羊和豬，還有按他奇怪的習慣收養的野馴鹿）。同時奧特爾還說他自己是富裕的人。然而，正是由於陸地資源非常有限，財富的其他來源不僅有劫掠貿易，還有控制出口和徵稅，以及控制內陸運輸路線尤其是沿河路線。
丹麥西蘭島，Slagelse附近的維京時代的環形堡壘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城市化的日益深入源自向西和向東的貿易，還有重要的水上交通網。在維京時代之前以及早期階段，被稱為“商貿中心”（emporia）的原始貿易城鎮已發展起來，這些地方通常近水，臨河或臨海。波羅的海周圍有一連串這樣的地方，尤其在現在德國和丹麥的北海岸，比如海澤比和裡伯（Ribe），以及現今波蘭的沿岸。物品就是在這些地方進行交易，手工藝活動也是在這裡興起，不是為了供應已定居在這裡的人，而是為了吸引那些到此想要抓住新機遇的人。
商貿中心是巨大網路的一部分，是已知的戰略停靠點，比如位於河流入海口或因旅程條件艱苦你想要停靠的某個地方。近德國和丹麥邊界的海澤比就位於通向卡特加特海峽的入口，東邊是波羅的海，在陸地最窄的地方，橫跨8公里就會將你帶到能直通北海的河流。在這些地方，可以賣貨品或者購買前行途中所需的供給品，停靠下來修繕船隻甚至可以招募新的船員。我們看到的9世紀的英格蘭維京營一定很像這樣的地方，不過規模小一些。早期商貿中心不僅出現在斯堪的納維亞，還出現在歐洲西北部海岸，包括法國北部、荷蘭以及英格蘭倫敦、伊普斯威奇（Ipswich）和約克等地。商貿中心早在7世紀就開始出現了，也在波羅的海周圍其他地方興起了一些。可能經由這些商貿中心，異國商品開始流入斯堪的納維亞，而這些商品的共同點是都與海運相關。畢竟，地理因素對此地區有較大影響，因為自然既是屏障也是紐帶。也可能經商貿中心偶然獲得了這些地點的相關情況，為劫掠鋪了路。第一次有記錄的維京劫掠在波特蘭，從這裡僅需沿岸航行較短距離便可到貿易城鎮哈姆維克（Hamwic），也就是現在的南安普頓（Southampton）。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地方行政官博迪赫德看到斯堪的納維亞船後沒有驚慌害怕，以及為什麼阿爾昆厭倦了異教徒對撒克遜人的負面影響。
想要弄清楚異國物件以及為什麼它們會出現在這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先了解一個地方。在離發現佛像的黑爾戈不遠的地方，曾有座繁忙的貿易城鎮比爾卡，這是維京時代瑞典最重要的城鎮，位於現斯德哥爾摩以西30公里的淡水湖梅拉倫湖的小島上，從波羅的海乘船就能到。比爾卡在8世紀的某個時候出現，大約在750年或更早，一直作為連線內陸烏普薩拉等地與跨越波羅的海廣泛貿易網的重地。可能是從較小的季節性貿易點發展而來，或是由某個國王發現後想要控制並擴大貿易。城址布萊克厄斯（Black Earth）雖僅有5到6公頃，四周卻圍著複雜的防禦設施，有壁壘、水下柵欄和堡壘，這些清晰地表明這裡是值得防禦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從一開始比爾卡就加強了防禦，顯然，這也是其存在不可缺少的部分。這裡由當地的政權控制，甚至到後來也是如此。
隨著時間的變化，按維京人的標準比爾卡成了人口相當密集的城鎮。墓地面積很大，令人震驚的是有2000座墓，還有大量沒標記的墳。在城鎮200年的時間裡可能總計有5000座之多。許多墓中陪葬了豐富的各地物品，這表明這裡有富人。有些是精心佈置的：逝者的地下房間是他們最後的安息地，裡面精心安放了後世所需物品。比爾卡似乎主要是貿易和手工藝品生產地，常被描述成早期綜合城市社群。在這裡的定居點挖掘出了專業手工藝作坊和家庭活動的證據，不過似乎在湖那邊還有一片更大的腹地支援，有大量機會可以農耕、採集原料和捕食野味，尤其是捕獲那些皮毛可用於加工和出口的動物。比爾卡與波羅的海周圍地區的聯絡廣泛。8世紀晚期，其早期階段的貿易物件似乎主要是西南地區，與丹麥遠至萊茵蘭（Rhineland）等地進行貿易。
約9世紀末，比爾卡有了巨大變化，顯然與東方建立了聯絡。絲綢和銀出現了，而且比爾卡也是最早使用東方稱重標準的一個地方，最近一次使用發現是在9世紀60年代。就像英格蘭的銀來源研究，也可以研究在比爾卡發現的鉛的同位素變化。結果令人驚訝，大多比爾卡鉛砝碼中的金屬經證明來自英格蘭，準確地說是德比郡。換言之，可能這些是由雷普頓附近某地鍛造的金屬製成的。當然，我們不知道這些物件是不是在英格蘭製造的或者用回收到斯堪的納維亞的鉛生產的。
事實說明，砝碼並非由在斯堪的納維亞發現的德比郡鉛製的唯一物件：在挪威科克斯塔德葬船上895年到903年的一套馬具的錫制底座也發現了同樣的金屬這是可以證明這種金屬從西方被帶回斯堪的納維亞的真實證據，維京大軍尤其是麥西亞和雷普頓的征服也非常可能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作用。似乎雷普頓的修道院即便沒有掌控權，也至少對附近威克斯沃斯（Wirksworth）的鉛礦有影響力，大概這也是維京大軍一直想要掌控修道院的部分目的所在。既然我們有了有關在英格蘭維京營如何使用這些砝碼的許多新資訊，我們應該重新考慮這些是不是事實上是在英格蘭而不是在斯堪的納維亞生產的。
東方聯絡
比爾卡的一系列物件都與東方有著不可否認的聯絡，而且其中一件尤其引人注目。在9世紀，瑞典考古學家哈雅爾馬·施托爾珀（Hjalmar Stolpe）挖掘了大量裝飾華麗的城鎮墓。多年來，許多人試圖解釋比爾卡的陪葬品和墓葬型別能否告訴我們這些是當地人還是移民，但一直徒勞無獲。
其中一處墓的墓主是躺在長方形木棺中的女性。根據陪葬服飾和珠寶，這處墓可追溯至約850年。除了胸針，她還有一排珠子，包括玻璃珠、水晶珠和紅玉髓珠，而她的服飾殘餘表明她的穿著是典型的斯堪的納維亞風格。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胸前還放著一枚指環，由白色金屬製成，鑲著一顆紫色石頭。這是在比爾卡發現的四枚典型阿拉伯風格指環中的一枚。這枚指環毫無疑問與東方有聯絡，因為上面用阿拉伯文刻著“為安拉”。像這樣刻有阿拉伯文的指環在歐洲很少見，這是在斯堪的納維亞發現的唯一一枚。
這枚指環也是交易商品嗎？目前是這麼推測的，但最近對這種金屬的科學分析表明並非如此。由照片製作的3D模型與掃描電子顯微鏡影象一起提供了非常近的檢視，精確的元素分析詳細表明瞭這些由什麼材料製成：質量非常高的銀，而且重要的是磨損非常少。內側還保留了銼削痕跡，即用來鑄戒指的原始模具的痕跡，匠人的痕跡也沒有因使用而消失。這不尋常，大多數墓中發現的物件比如青銅珠寶都有磨損的痕跡。指環上的刻文稜角分明，早期的庫法風格表明其顯然與伊斯蘭世界有關。有新證據表明指環來自銀匠處，可能是在阿拉伯帝國的某個地方，中間幾乎沒流轉幾次就到了女性墓主的墓中。這是否意味著她或家裡的一位家庭成員遷徙時將指環帶到了這裡？
情況的轉折是其他人認為刻文並不是阿拉伯文。這是因為據稱其不完全與庫法文字一致，甚至可以說刻文字身沒有意義。但也可能是被稱為“偽庫法”的文字，模仿阿拉伯文，很像8世紀奧法印在金幣背面的刻文。這更有可能說明該物件是在伊斯蘭世界之外的地方製作的。但在很多方面，刻文是不是真的庫法文字，並不太重要。像這樣的物件在維京社會中有特別的意義，但這些意義可能與其最初用途沒有什麼關聯。佩戴者可能無法讀懂刻文。但指環是異國特色的重要標誌，表明所有者與外面世界的聯絡，以及出行和進口物品的能力。這樣，就成了一種在家鄉穩固甚至提升社會地位的方式。類似情況可在海姆達爾尤爾德發現的模仿伊斯蘭風格設計的貿易砝碼上看到，不僅讓人聯想到異國特色，還讓人想到東方高質量的銀。
我們不太能理解像珠子、指環和吊墜這樣的小物件能告訴我們更廣闊的趨勢或文化現象的力量。長期以來，珠子主要被看作裝飾。對這些物件進行分類、描述和編錄，我們就可以知道貿易及物品進口情況，或許能找到一些時間年代的線索。現在，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這些物件如何能更好地告訴我們文化習俗與社會聯絡，比如禮物贈送、符號象徵和社會階層。相比佩戴當地生產的便宜珠子，佩戴從遙遠異國地區進口的多面紅玉髓珠意味著什麼？
我們不知從何時開始異國特色在斯堪的納維亞變得如此流行。是需求刺激了供應還是在維京時代突然增多的東方物品直接刺激了需求？對物品本身的渴望或許僅因為其藝術價值，又或許因為其象徵了其他什麼，比如與國外地區的聯絡。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鑄幣本身的價值或銀值便不重要了。許多迪拉姆做成了項鍊，有穿孔或帶小環，斯堪的納維亞初期城鎮甚至農場的女性會將其用作飾品佩戴在脖子上。這些都是奢侈品，奢華罕見，有記述稱其“奢侈卻非生活必要，人人想要卻難求”。這些物件不僅代表財富還代表聯絡。不論是金錢價值還是象徵價值，都被所用的人和看到的人認可，可能就像我們今天辨識奢侈品牌和地位象徵一樣。
迪拉姆製成項鍊後，其原本的貨幣價值會翻一倍。第一次以票面本值交易離開阿拉伯地區，第二次製成可佩戴的藝術品售賣價格翻倍。像這樣的項鍊在斯堪的納維亞很常見，通常在墓中發現。但現今在英格蘭也發現了一些，其中包括在現今阿富汗發現的一枚905年至906年鑄造的鑄幣，之後兩面鍍了金，額外加了別針做成胸針，此前是作為貴重項鍊的一部分。這些迪拉姆做成的珠寶在女性墓中頗為常見。
維京貿易商用的秤和砝碼
維京時代以前，幾乎只在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上層人群的墓中發現異國進口物品。比如，瑞典考古學家約翰·朗菲斯特（John Ljungkvist）研究瑞典紫水晶珠時發現，像這樣的物件顯然是較高社會階層所用的裝飾。雖然並不意外人們會想到這些物品有多貴多難得，但重要的是在維京時代發生了變化，像異國珠子這樣的物品變得更加常見。顯然，這些財富和奢華的顯露是那些有社會野心的人難以抵抗的。在這一時期晚些時候，對許多人而言，這些也象徵著經驗與新變化。如將這些奢侈品用作盔甲、武器或馬具的部件，便更彰顯了其政治作用，不僅代表著佩戴者的政治權力，還彰顯了用以威懾對手的財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所有的外國鑄幣，最常見的奢侈品品類似乎是珠子和服裝配飾。絲綢、飾品、絲帶、金線等裝飾都是很多人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的品類。這便更表明了其可能是作為象徵較高社會地位的貿易商品出現的，但也有人認為這些商品代表來這裡的人主要是貿易商，因為他們用這些表明自己與其他習俗或遙遠地方的聯絡。可以肯定的是，外國貿易商在斯堪的納維亞出現過，可能人數也較多。那些首次出現在早期商貿中心的流動貿易商應該也在比爾卡這樣的城鎮有自己的家。
比如，在《拉克斯代拉薩迦》中將愛爾蘭公主梅爾科爾卡賣給霍斯屈德爾的貿易商吉利。我們也知道猶太籍阿拉伯商人或旅者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塔爾圖西（Ibrahim ibn Yaqub al-Tartushi）950年去過海澤比。他將海澤比描述成“世界海洋盡頭的大城鎮”，說到當地居民的可怕習俗：“他們常將新生兒扔進大海而不養活”，還說到他們的外貌：“他們會化妝眼睛，畫上後美麗不褪色，男性女性中都有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最後還提到他們的信仰：“他們敬奉史裡烏（Sirius），只有少部分人是基督徒，而在那裡也有座教堂”。
像早期商貿中心、城鎮和貿易場所這些地方不僅是各地人的大熔爐，也是宗教的大熔爐。住在比爾卡這些地方的人或許一定程度上見過東方宗教比如伊斯蘭教。事實上，一些人甚至認為伊斯蘭教不僅為人所知，而且是人們主動追隨信仰的，儘管規模很小。20年前，已經有人提出在比爾卡生活和做生意的穆斯林可能需要一位“毛拉（Mullah）來帶領祈禱者，併為他們在國王面前說話”。伊斯蘭教傳教者是否也來到了斯堪的納維亞？在世界其他地方，穆斯林貿易商和其他官員也是哈里發帝國不斷擴張邊界、傳播伊斯蘭教的重要中介。帶有宗教刻文的迪拉姆提醒持有者神的偉大，也被認為是次要的傳教物件，至少在那些可以讀懂並理解其含義的地區如此。但以此證明維京人在很大程度上以某種方式尊重甚至理解這一信仰是非常不正確的，儘管令人好奇的一種特殊塗鴉或許表明這是對的。在北歐發現的阿拉伯鑄幣有時上面刻有塗鴉，從難以辨別的簡單符號到如尼刻文、武器船隻圖畫和各種魔法符號。一項對在瑞典發現的1.5萬多枚阿拉伯鑄幣的研究表明，其中少部分刻有托爾之錘，有些甚至刻的可能是基督教十字架。在考龐的一枚鑄幣上也發現了類似托爾之錘的塗鴉。有趣的可能是，這或許實際是旨在中和鑄幣原始宗教資訊的一種表現。不論如何，很明顯在維京時代宗教是有爭議的話題，不僅僅因為這是一個最終讓整個斯堪的納維亞信奉基督教的重要轉變時期。我們只需要找到一份西方書面資料來證明這點：《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入侵者的異教信仰有多令人討厭，以及早期中世紀的英格蘭領袖確實有很多理由擔憂不夠堅定的基督教信仰。
在西方，改變信仰是維京人與撒克遜人相互影響的一種特有的政治工具。比如，一位維京大軍的領袖古特侖（Guthrum）離開雷普頓後於878年與國王阿爾弗雷德在韋德莫爾（Wedmore）達成休戰協議。作為協議的一部分，古特侖同意轉為信奉基督教，並接受國王的洗禮。但他是否真的按那天誓言所說堅守了基督教的信仰，我們不得而知。就在約10年前，維京大軍可能專門針對過這些撒克遜對手的信仰，如果我們相信這些傳說所述：根據薩迦所言，9世紀50、60年代東盎格利亞的統治者國王埃德蒙（Edmund）因拒絕譴責基督教於869年11月20日被殺。殺他的是“無骨者”伊瓦爾的人，這些人將他綁在樹上，數箭射殺後砍了頭，將頭扔到了樹林裡。這是一個吸引人的故事，但也很可能是中世紀誇大宣傳的事例。
哈夫丹國王硬幣
我們的確知道基督教傳教士去斯堪的納維亞試圖盡力改變這些北方異教徒的信仰。在同時代諸多文獻中第一次有詳細記述的是漢堡及不來梅的第一任大主教安斯卡爾（Ansgar），他曾在9世紀去過比爾卡兩次。第一次，他成功讓一位皇室管家轉變信仰信奉了基督教，還建了座教堂。顯然，當地人沒有很深的印象，很快又恢復了異教信仰。這讓他不得不在數十年後返回並再一次嘗試。雖然這個故事不一定完全真實，但很可能這種轉變信仰的嘗試相當普遍。然而，在遙遠的過去找到宗教信仰的依據較困難，尤其是在沒有文獻的情況下。
喪葬儀式或許可以提供些過去宗教信仰的線索，但這些通常會被誤解或過度解讀。傳統觀點認為，沒有陪葬品的墓葬是基督徒的，而那些異教徒的墓葬有陪葬品。但真實情況要複雜微妙得多。
雖然斯堪的納維亞基督化是在快到維京時代末期時，但這一過程在整個斯堪的納維亞以不同方式和不同速度進行著。雖不是首要事件，卻也在緩慢進行著。比如，雖然在丹麥藍芽王哈拉爾被公認是促成國家最後全面基督化的人，但僅憑單一事件是無法實現的。在挪威，人們認為基督教主要來自西方，透過與英格蘭和愛爾蘭的聯絡實現，而在丹麥和瑞典是透過與德國的聯絡實現。
大多數人認為不同宗教可能會在某一時期同時存在。有時我們能找到或許表明這點的宗教象徵，比如，同時有基督教十字架和托爾之錘的墓。可能因為墓主同時信仰兩個宗教，又可能因為這些物件對其而言沒有什麼宗教意義。關於佛像和安拉指環這類可能帶有或沒有宗教意義的小物件的出現，最實際或許也是最可能的解釋就是這些是貿易交換的異國物件。雖然如此，重要的是明白這些宗教理念可能也容易隨著這些物件傳播。
如果我們要了解這些異國物件及其承載的資訊如何來回傳遞，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是人：他們是誰，他們遷移了多遠。在維京時代，通常認為從外而來的物件幾乎全都來自回到家鄉的劫掠者或貿易商，這與歷史上許多其他時期物品通常由移民帶來的情況形成了對比。研究11世紀中期英格蘭人分佈的考古學家蘇珊·烏修仁（Susan Oosthuizen）恰好提供了類比來證明這些推測有多麼複雜。她提出，如果兩千年後我們的書面記錄都消失了，那我們有的就只有考古，你會開始研究北海附近宜家（IKEA）的分佈以作為了解遷移的一種方式嗎？你會注意到宜家對英國傢俱設計有多大影響，但距離店的位置越遠，宜家沙發、器皿和茶燭的數量越少，集中度也越低。這或許會讓你得出這樣的結論：21世紀晚期的某段時間，相當多的瑞典人在英國開拓了殖民地，宜家是“旨在表明和維護瑞典人身份的中心場所”。但如蘇珊所言，需自行組裝的平板傢俱與在英國的瑞典人沒有關聯，甚至與瑞典人生活在英國哪裡也無關，而且也沒有很多瑞典人在宜家工作。這就是我們理解過去的物件、資訊和人傳播流動的難點之根源所在。我們很容易能找到關聯，但同樣容易誤以為物件的分佈就是過去人口遷移的證據。
（本文摘自卡特·賈曼著《維京人新史：從斯堪的納維亞到絲綢之路》，王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釋出，原文註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卡特·賈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