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2023年是凱恩斯（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誕辰140週年。這位給人“經濟思想艱深”印象的思考者，十分善於文辭，若以英文論，他的寫作鮮活而優美，按理說與晦澀原本沒有關係，與“讀不懂”似乎也沒有必然關係。
他終究還是被曲解了。他被經典化的過程，大概就是一個被誤讀的過程。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圖為畫家格溫·拉弗拉1908年所繪凱恩斯肖像畫。
如果說凱恩斯是20世紀最受爭議的經濟學家，那麼到了本世紀，這爭議程度大概是未減半分的。其爭議之一是他與干預主義的關係，無論是在經濟學之內，還是之外，人們都普遍認為他是政府幹預的積極倡導者，是20世紀干預主義的集大成者，而這使得他在一些流派那被吹捧，在另一些流派那則被指責。在不同流派之間的競爭與對抗之中，關於凱恩斯經濟思想的解讀變得更加單一。近年來，雖然時有觀點辨別凱恩斯與干預主義的關係，不過也往往會加個限定，說上一句“似乎他和干預沒有必然的聯絡”，或者說“這只是他思考的一面，不足以概括他”。而關於這個問題的系統性論述卻是沒有的。
在凱恩斯誕辰140週年之年，經濟學家韋森的《重讀凱恩斯》（以下簡稱《重讀》）一書出版，他在“重讀哈耶克”（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重讀哈耶克》）之後“重讀凱恩斯”，力圖揭開瀰漫在凱恩斯、凱恩斯主義這些詞語之上的層層迷霧。他重讀凱恩斯原著，結合他本人研讀的經歷——走過彎路、遇到的曲折——認為是“貨幣理論”這一經濟學中最複雜的，也讓人最困惑的部分，在根本上導致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種種處境：被誤解的、被誤傳的。他也首先將凱恩斯定位為一位貨幣經濟學家。而這不僅是因為那些有關總需求、總供給、邊際生產率等詞語的選擇和使用，最初基本都是凱恩斯本人拿來解剖貨幣理論。
本文為童乙倫撰寫的書評。
《重讀凱恩斯》，韋森著，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11月。
撰文｜童乙倫
生活中的凱恩斯。
學過現代宏觀經濟學課程的人，都知道凱恩斯及其“宏觀經濟學之父”的名號，也會為目前宏觀經濟學教材的體系完整、邏輯自洽而折服。就像羅默書中關於魯賓森和星期五故事所描述的（一般宏觀經濟學教材中都有此描述）：透過對椰子的存貨使用，在二人荒島（宏觀）經濟中引入貨幣概念，使得生產和消費在儲蓄與投資相等的邏輯下迴圈；不僅展示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區別是有了貨幣概念，也使得宏觀經濟執行在商品與貨幣的雙重均衡中被完美地闡釋。
然而，如此完美的理論，為什麼“在現實中，宏觀經濟學家們更像是一群算命先生，往往將個位數的增減率預測成兩位數、乃至出現顛倒性的方向錯誤？”（見霍德明教授退休前在北大CCER高階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內容。因霍德明與目前宏觀經濟學最好教材的作者保羅·羅默是同學關係，多次反覆解釋過國際經濟學界流行的這種批評的諷刺說法，故此引用）
第19版《經濟學》，[美] 保羅·薩繆爾森、[美] 威廉·諾德豪斯 編著，蕭琛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6月。
後來，隨著經濟思想史的深入學習，我們方才知道，由希克斯、漢森改進，經薩繆爾森編撰的新古典通行教材，只不過適用於教學，本質上則是運用精確的數學工具庸俗化、乃至曲解了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如此說，缺乏對宏觀經濟的解釋力、甚至與現實風馬牛不相及，便是自然；也才出現了新、後凱恩斯主義以及凱恩斯的經濟學等學派的反思。多年來，人們一直反覆地解讀凱恩斯思想及其經濟學著作，一方面，說明凱恩斯思想本身的博大與深邃，難以被簡單、庸俗地對待；一方面也說明凱恩斯論題的複雜性。然而，現行教材理論的問題究竟何在？凱恩斯的哪些思想被歪曲？為何將凱恩斯看成是政府幹預主義者是一個誤讀？這些卻也仍然困惑著我們。《重讀》則試圖恢復凱恩斯貨幣理論、重新解讀凱恩斯經濟學及其論題複雜性。
發現凱恩斯：貨幣經濟學家
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究竟難在何處？《重讀》的啟示是，凱恩斯應當被定位為一位“貨幣經濟學家，而貨幣理論以及貨幣在經濟執行中的作用，是經濟學中最為複雜和最令人難以認清和琢磨的” （見《重讀》P.27） 問題！
這超出大部分學者特別是宏觀經濟學家的傳統認知。《重讀》將凱恩斯的《貨幣改革論》、《貨幣論》(上下)與《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並列統稱為“貨幣三論”，就是暗示凱恩斯貨幣理論的重要性。它告訴我們，現行宏觀經濟學的所謂總供給、總需求、邊際消費傾向、邊際生產率等名詞，最初，都是由凱恩斯原創、為了解剖貨幣理論，進而完成其蕭條經濟學理論的鋪墊工具。用凱恩斯自己的話說“照我看來，經濟危機的問題之所以沒有得到解決，或者從任何程度上說，危機理論之所以令人不滿意，就在於缺乏一種生產的貨幣理論”（見《凱恩斯全集》收錄的1933年最早用德文發表的一篇短文，即Keynes, 1983，The Collective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11. pp.400-430。轉錄於《重讀》第一篇第6節）。實際上，如果不這樣來思考，就不會理解為什麼微觀經濟學的需求供給僅與生產和消費行為相關，而宏觀經濟學的總需求總供給卻關聯著儲蓄、投資進而貨幣的均衡；也無法理解同樣的論題為什麼在微觀與宏觀中重複出現。
可以說，《重讀》將凱恩斯定位為貨幣經濟學家，應該是學術界第一次將凱恩斯定位為“宏觀經濟學之父”之後，第二次重新發現凱恩斯的貢獻——當然，文中的這種評價或者說法，要與凱恩斯之後貨幣主義學派的貨幣中性理論及其邏輯構建相關聯，由於貨幣主義學派弗裡德曼等人繼承了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傳統，由此，便涉及更早期哈耶克與凱恩斯的思想論戰，這是後話；但顯然，只要談及貨幣理論，理論界很少有人說凱恩斯是一位貨幣經濟學家。
坐在椅子上手捧書本的凱恩斯，下圖為上圖裁剪的一部分。下圖是他傳播最廣的照片之一。
貨幣理論的複雜性在於，貨幣是一個實然與應然邏輯交織在一起的問題。這與分析哲學新古典理性思維的傳統方法完全不同。凱恩斯應是第一個洞見問題關鍵之人。《重讀》這裡不惜疾呼：“不幸的是，直到今天，凱恩斯在《貨幣論》這部偉大著作中許多理論發現仍然被人們所忽視”，唯有貨幣概念，才是一把科學地解釋繁榮與衰退的鑰匙。並用一幅幅生動歷史畫面詳細解釋，與眾多從知識到理論、從圖書館到講臺的經濟學家不同，凱恩斯不僅是社會經濟生活的觀察者、也是一位公共事務參與者。凱恩斯最初致力於貨幣理論，就是為了“醫治英國病”，以便在他任職英國皇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追究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和衰退的內因；後來，凱恩斯的《通論》直接探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就業問題，則是因為他發現“貨幣以一種根本性的獨特方式進入經濟系統，而技術方面的細節則變成一個背景”。亦即，凱恩斯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一種應然的思想意識：“我們已經達到貨幣演化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管理’通貨勢在必行”（見《貨幣改革論》，這也是人們誤解凱恩斯主張政府幹預經濟過程的原因）。
事實上，管理就意味著要在追問貨幣本質是什麼的基礎上進一步追問：貨幣應該是什麼。顯然，這具有顛覆性。也恰好，凱恩斯自己正是不停地在貨幣應該是什麼與貨幣其實是什麼之間，“不恰當”地反覆轉換——因轉換頻率太快使讀者頭昏腦漲，直至凱恩斯關於現實中貨幣形態的基本劃分（即凱恩斯對流通貨幣中的國家貨幣和銀行貨幣，同時又從市場角度區分為收入貨幣、營業貨幣以及儲蓄貨幣等繁雜的分類），也不被人理解——我自己就看得一頭霧水。
《重讀》為我們解讀：為什麼“在《通論》前21章剝絲抽繭地論述了經濟體系中收入、儲蓄、投資的決定，邊際消費傾向、投資誘惑、資本邊際效率、貨幣、利息、就業以及價格之後，凱恩斯才能邏輯完整地論述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執行，完整地解釋了他的商業週期理論”。凱恩斯《通論》自始至終都在致力於將貨幣理論聯絡實際、以實現資本主義經濟復甦與繁榮的課題。然而，對於已經習慣用貨幣功能來思考問題的我們，既然知道了貨幣的價值尺度、儲藏手段、支付工具等傳統職能，誰還在乎貨幣本質的細節呢。
而要釐清現代宏觀經濟執行邏輯，我們還必須重返凱恩斯的貨幣本質，否則，貨幣“管理”就是一個偽問題。正如凱恩斯曾悲嘆的“各個國家銀行的現實狀況和組織如何、銀行運作和控制特點是什麼，學者們知之甚少”，卻圍繞著一些貌似明智的數量方程，持續地爭吵不休。但這種“依賴於紙幣發行規模來作為行動的標準，就像僅僅依靠鉛錘線去航行，眼睛既不看天空也不看地平線一樣”（見《重讀》第70頁引用的凱恩斯自己關於貨幣理論、經濟政策與貨幣史的書評）。
再現貨幣觀：債務記賬與內生貨幣
在“貨幣三論”分析中，《重讀》首先解讀了凱恩斯基於債務清償的記賬貨幣概念（可詳見凱恩斯《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1930]中相關論述：“表示債務、物價與一般購買力的記賬貨幣[money of account]，乃是貨幣理論中的原初概念”），強調：這是貨幣最本質、最原始的功能，也是對宏觀經濟執行發揮作用最本質，且對於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影響最深刻的理論依據。用凱恩斯的話講“由於債務和價格首先必須用記賬貨幣來表示，所以，貨幣的性質是從其與記賬貨幣的關係中衍生出來的。貨幣本身是交割後可付清債務契約和價目契約的東西，是儲存一般購買力的形式”。
《重讀》歸納出凱恩斯的兩大貢獻：（1）揭示了價格水平主要是由銀行信貸所決定的；並特別註明“凱恩斯這裡不是說央行‘超發’基礎貨幣造成的”；（2）提出了信貸貨幣制度下的貨幣內生理論；強調“以紙幣和央行券所表現的現金是可以據第（1）條確立的國內價格水平所要求的現金數量來隨意供應的”（見看凱恩斯《貨幣改革論》，P.145）。
凱恩斯。
為了恢復凱恩斯的記賬貨幣和內生貨幣理論，《重讀》認為“凱恩斯區分國家貨幣（正式貨幣）與央行貨幣，發現商業銀行創造‘內生貨幣’，是他的一個重大且重要的理論貢獻”，簡單地講，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一經流入市場，趨利性將導致商業銀行不會滿足於只做存貸雙方的中間人，只要市場有誘惑存在，內生貨幣就會被商業銀行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但是很糟糕，市場誘惑往往因“利潤幻覺”而失真，使得“市場利率與自然利率之間的偏離成為物價水平跌落的原因。可是，一旦上述情形持續一段時間、從而在企業家中產生‘蕭條’的心理之後，像往常一樣其他一些數量可能更大的影響，就會來推波助瀾了（見凱恩斯《貨幣論》，P.324）”。凱恩斯認為“我相信，商業週期最好被認為是資本的邊際效率週期性變動所造成的，當然，與這種變動相關的經濟體系中其他重要的短期變數，會使之更加複雜乃至更加嚴重”。這裡，《重讀》痛切地感嘆：“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指導者，到今天還不明白這一點，還以為貨幣全部是由中央銀行印發出來的”。
那麼，貨幣與財富有什麼關係呢？《重讀》詳細梳理凱恩斯關於企業和利潤創造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繁榮與興衰的理論關係，直指凱恩斯的一個最重要理論點，“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儲蓄貨幣增加）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見凱恩斯《貨幣論》，P.137）”，並解釋凱恩斯的主張“在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下，應該把政府參與協調與私人的主動性結合起來，把總產量推進到相當於在現實中可能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這也是學界誤以為凱恩斯是政府幹預主義的倡導者的第二個源頭）。
實際上，凱恩斯經濟學理論難懂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貨幣理論必須在宏觀經濟及其蕭條現象的背景下展開。這要求我們不僅要理解“貨幣的本質、貨幣的創造、貨幣的價值、貨幣及利息對投資和經濟執行的影響”，而“這一切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從貨幣和利息的視角解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商業週期問題（見《重讀》P.41）”，還要求我們必須破除斯密以後通行的均衡分析法。的確，新古典以後經濟學的“科學性”往往以邊際分析及均衡邏輯為標誌，這套方法不僅在微觀經濟行為分析中表現得極為有效和科學，也在教材運用上大獲成功。但對於貨幣本質及其與宏觀經濟執行關係，新古典乃至於像弗裡德曼等貨幣主義學派的貨幣理論，則受到這種方法論的侷限。
這裡，《重讀》為我們歸納出新古典貨幣理論存在的三大誤解。
其一，以為貨幣都是央行印發出來的，忽視了商業銀行創造內生貨幣的客觀現實；如在IS-LM模型中，現代宏觀經濟學家都把貨幣供給看成一條垂直平移的直線——當希克斯用“IS-LM”模型詮釋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將論文寄給凱恩斯本人時，凱恩斯竟然6個月後才回信“無話可說”。筆者這裡理解，由於貨幣供給並非由央行單純決定，商業銀行的內生貨幣會在市場利率上升時急速擴張，在經濟衰退時急劇下降；以至於真實貨幣供給是一條向下右凸的曲線。
其二，模糊了亞當·斯密和凱恩斯早就清醒認識並準確把握的“債務清償手段”的記賬貨幣本質，以至於將凱恩斯的貨幣管理思想歪曲成“形式化”的宏觀調控政策。
其三，拋棄了凱恩斯的“資本邊際效率”概念，改用現行的“資本邊際生產率”，本質是運用貨幣數量論與均衡邏輯的宏觀“均值”概念，替代了資本邊際效率概念中基於企業家不確定預期的個體分析邏輯。（這裡，給出一種個人理解：新古典的資本邊際生產率，與凱恩斯的資本邊際效率兩個概念之間，本質上是遺失了從微觀到宏觀的系統層級的“躍遷”邏輯。因為，宏觀大系統並不是對微觀個體的簡單數量加總，比如宏觀環境使得微觀加總過程出現觸發機制、羊群效應乃至簡單的“穀賤傷農”原理，宏觀上導致雪崩式擠兌、潰散式破產乃至內卷式競爭等現象，就不是資本邊際生產率的“宏觀均值”概念所能解釋的）
接下來，《重讀》基於維克塞爾原創並應用的“自然利率”概念，抓住人們在自然利率概念上運用和認知的彼此關聯和思想差異，分析由此引起的理論分歧。
重現思想史：維克塞爾關聯
上世紀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論大論戰，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段儒林佳話。《重讀》聚焦兩位思想巨人在貨幣問題上的思想交鋒，透過對“維克塞爾關聯”的理論解構，將作者自己近20年來對於兩位大師的學術關注傾注於書中。實際上，韋森在國內學術界同時寫出了《重讀》凱恩斯和哈耶克兩本著作，或許，他在用某種統一的社會情懷和問題意識，向我們展示一次關於兩位大師思想聖殿的學術旅行。
貨幣問題深似海！這是韋森常說的一個提示。只有弄通了貨幣的重要性及其在宏觀經濟中的複雜性，才能夠看清凱恩斯的歷史地位：為什麼凱恩斯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而同時代思想家哈耶克的許多著名思想就產生於與凱恩斯辯論之中。《重讀》解釋，儘管凱恩斯與哈耶克的學術風格迥異，“凱恩斯好像總是有新的思想觀點不斷湧現，且又總是不斷地改進和修正自己的理論”，而“哈耶克是一位舉世公認的思想深邃的知識貴族”。但由於共同的貨幣意識及其理論淵源上的“維克塞爾關聯”（The Wicksell Connection），這對私交上相互敬重的摯友，在學術上則“當仁不讓、彼此找茬”，長期地思想交鋒、理論爭辯，最終，完善了自己、也成就了對方。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英文“The Wicksell Connection”，按直譯應為“維克塞爾關係”，韋森特別地譯成“維克塞爾關聯”，其中之妙，在於關聯是一個動詞化的名詞，進而意在強調兩點。其一，與之前傳統理論“商品市場”的單一均衡不同（即傳統微觀經濟學意義上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理論，這是一種圍繞商品的生產-交換-消費等行為的一般均衡分析，但不容置疑，整個邏輯框架既完全沒有、也不必要涉及貨幣的概念），維克塞爾（1951-1926，K. Wicksell）真正開啟了“貨幣市場”與“商品市場”兩個均衡的關聯分析，將貨幣與宏觀經濟執行緊密關聯起來。其二，凱恩斯與哈耶克同時受到維克塞爾“兩個均衡”思想的影響（實際上，維克塞爾這種思想影響了從凱恩斯、米塞斯、哈耶克到如今整個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這種理論淵源上的“關聯”，使得自然利率概念成為二人理解差異和爭論的關鍵。
維克塞爾關聯的核心邏輯是，在複雜的現代銀行體系下，經濟執行的均衡取決於“貸款利率”與“自然利率”之間的關係——一頭擔著貨幣均衡、一頭擔著商品均衡。但維克塞爾的自然利率概念卻比較混亂，一開始是解釋為實物資本的收益率，不同、也不必然等於貨幣貸款利率——由銀行可貸資金的供求決定。後來，才將自然利率改為儲蓄與投資相等的利率。
《國民經濟學講義》，[瑞典]克努特·維克塞爾，解革、劉海琳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12月。
《重讀》告訴我們，在辯論初期，哈耶克和凱恩斯都繼承了維克塞爾對自然利率的第二種定義，承認“如果貨幣利率偏離了自然利率，投資就不等於儲蓄，從而價格發生變動，經濟就會失去均衡”（兩個利率的英文分別為：rate of interest on loans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on capital，且維克塞爾自己認為“貨幣利率遲早總是要與自然利率趨向一致”，可詳見《重讀》對相關文獻的引證，恕不累述）。在論戰的後期，特別是1936年《通論》出版以後，凱恩斯則拋棄了維克塞爾的“自然利率”概念，改進成自己創新的“資本邊際效率”。對此，《重讀》認為，《通論》之所以標誌著凱恩斯革命的開始和宏觀經濟學的誕生，就在於凱恩斯的這種轉變否定了維克塞爾某種“平均利率”的理論抽象。
透過對“論戰研究”中大量著作、史料的細緻梳理，《重讀》提醒我們，與凱恩斯關注短期的現實經濟政策不同，哈耶克更注重人類社會歷史的長期走勢。但二人爭辯的焦點是“自然利率”在經濟執行中的作用。凱恩斯真正洞見是：投資與儲蓄是被經濟體系所決定，而不是決定經濟體系的因素，基本決定因素則是消費傾向、資本效率和利率。由此，凱恩斯便在《通論》中系統地闡發了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三大因素，是如何影響投資、使得貨幣數量對於實際經濟產生作用的。比如對於今天人們關心的如何走出經濟蕭條的問題，凱恩斯說“假如我們斷言貨幣是刺激經濟體系活躍起來的酒，那麼，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間還有幾個易於脫節的環節”。
或可以說，哈耶克更趨向於將自然利率看成一種傳統生產力的習俗性長期均值指標，不僅有生產力的客觀屬性，也有生產關係的歷史內涵，就像自發秩序一樣，不能被人為力量所隨意更改。因為，即使短期“或許能用來預防危機，……但長期地如此操控經濟，將會給整個經濟系統帶來更嚴重的干擾和混亂”，以至於哈耶克相信：除非為了保持中性貨幣所必要的限度，貨幣量的任何人為變動都是有害的。
值得指出，《重讀》第二篇揭示，凱恩斯真實的貨幣管理觀從來就不是簡單的超發貨幣、運用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倡導者。“與其他體制相比，在個人主義體制中，個人選擇的範圍被極大地擴充套件。同時個體主義體制也是生活多樣化的保障，……而這種多樣化儲存了具象化（embody）在以往各代人中最穩固和最成功選擇的傳統，以它的多樣化生活方式使得現實世界五彩繽紛”。讀到這裡，我們就會理解為什麼凱恩斯在一次火車旅行中看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會大為欣賞，即致函哈耶克，說這部偉大的著作使他“感動不已”。然而，與哈耶克不同，凱恩斯同時也為恰當地調節消費傾向和誘導投資進而政府職能的增大，進行理性的分析：“相反，我卻要為之辯護。因為，它（政府幹預）不僅是避免現行經濟形態（economic forms）整體毀滅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而且，也是個人創造性成功發揮的條件”（見《通論》第24章或Keynes, 2013,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 LD. M. P.380）。
紀錄片《經濟學大師》（Masters of Money，2012）畫面。
至於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重讀》深入追溯認為，凱恩斯一開始就更關注貨幣的本質與銀行制度，觀察到“重商主義者相信，只要有充足的黃金，就可以醫治所有的金融疾病；而通貨膨脹論者卻相信，只要透過廉價的信用和紙幣，就會為我們帶來無限的繁榮。這兩個學派輪流地影響工商活動和金融交易，但真理卻不在兩派的任何一邊”。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是債務人而非債權人，國家黃金儲備與交易規模沒有直接關係；即使在戰爭期間，也是物質財富、而非黃金白銀的積累維持國力。與此相反，《重讀》發現“奧地利學派商業週期理論，從自身邏輯來看是自洽的……但實際前提是假定了各個企業和市場參與者既理性、又短視，對於政府的誤導性宏觀政策，做出了長期來看並不合宜的經濟決策”——本質是圍繞通貨膨脹論的批判性構建。但正如凱恩斯諷刺的：長期而言，我們都是要死的！據此，《重讀》斷言：“無論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貨幣與商業週期理論，還是凱恩斯的總量分析，都還有許多有待進一步論證的理論缺環”。
作為餘論的商榷
最後，談一個印象，《重讀》應該是作者一個深度融入物件的過程，這體現在《重讀》大量地運用原文原著串聯起作者自己的新發現，也獲得了一般閱讀所不能揭示的諸多珍寶——比如，一個凱恩斯拯救經濟衰退的古怪構思：“把舊貨幣裝進瓶子裡，埋起來，再讓企業家、投資人去挖掘”。可以想象，十多年來，韋森整天坐在堆滿思想大師著作的書房，一件一件將凱恩斯的著述、評論及史料，整理分析，沉浸於其中；當他發現這類珍貴、新穎的思想洞見時，會多麼興奮。當然，這也不免使讀者在掩卷之餘，浮想聯翩、碰撞出無數的想法。這裡，本人就《重讀》中欲言又止、乃至僅僅暗示的問題，提出兩點或許有違《重讀》原旨的看法，與作者韋森老師商榷如下。
第一，貨幣到底是什麼？
沿著《重讀》的思想追溯，從最初的貨幣金屬論、貨幣名目論，到如今的商品貨幣論與債務貨幣論，的確，自凱恩斯以後，只有熊彼特重述：“貨幣的本質在於一種穩定地轉移支撐經濟交易的信用和債務”。聯絡現實，韋森批判性地綜述了K. S.羅格夫等三部前沿著作——K. S.羅格夫的The Curse of Cash（2016，《無現金社會》，2018年已有中譯本）、J. Haskel與S. Westlake合著的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2018，暫譯《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以及S. A. El-Erian的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2016，暫譯《央行、不穩定性以及避免下一次崩潰》）——提出三個問題：“亞當·斯密（貨幣自發起源說）錯了嗎？貨幣是不是財富？貨幣只是社會財富的映象和衡量手段嗎？”由此全面揭示了當下國際貨幣與世界經濟的現實，正向著貨幣的信用和債務本質迴歸，“正在從近代的金本位制、金銀複本位制、紙幣制度向著無錨的電子數字貨幣制度演進，進入一個‘無現金社會’”。
由於政府發行貨幣“實際上是向整個社會‘徵稅’，發放一種不用還款兌現的‘債’”，如今，這種無約束的貨幣演進導致各國央行拼命印鈔、大水漫灌式干預全球經濟增長下行的“新常態”，但收穫的卻是長期停滯的“新平庸”。筆者認為，關鍵問題還在於：貨幣根本上的政治屬性——如果將人類社會行為簡化為政治和經濟的，那麼，與一般的生產和消費行為不同，作為債務清償手段的記賬貨幣，最初就內涵著信用、監督和執行等政治性行為邏輯。至於貨幣的傳統職能如交易媒介、價值尺度、儲藏手段等，哪一個又能離開社會政治權威而存在呢？既然是政治，也就涉及信仰：自由主義者會看到市場有效的貨幣中性論，政府幹預者會看到市場失效的貨幣數量論（貨幣中性論與貨幣數量論只是一個簡化的說法。前者指，由奧地利學派提供的關於貨幣數量與實際經濟關係的原因及評判的邏輯，被哈耶克、弗裡德曼和盧卡斯等人發展、實證成關於貨幣中性的應然與實然統一的理論體系。後者則指，運用貨幣數量的擴張或緊縮政策對市場經濟執行干擾的理論主張），彼此是無法統一的！更重要的是，由於各國經濟差異巨大，貨幣政策的效果彼此不同。一旦你干預我不干預，我將吃虧；反之亦然。如此，各國競相超發貨幣，奔向世界經濟最終長期滯脹的“新平庸”，也就與新常態作者關於貨幣本質的誤解無關了，而是各國政治經濟競爭的一個“囚徒困境”。
1938年的凱恩斯和他身後的影子。（攝像：Gordon Anthony）
貨幣的政治性意味著一種政治經濟學邏輯：貨幣不僅取決於應該是什麼，還取決於不同信仰的博弈參與人想用貨幣幹什麼。這涉及全球地緣政治、國際貿易、產業分工諸多問題，加之匯率和貿易的平衡與政策關係到自身的國家財富和國計民生，只有將這些因素統一納入各國政治經濟博弈的“支付矩陣”，從貨幣政治博弈的均衡概念中（事實上，這種各國之間的貨幣政治博弈不僅有合作，也有衝突競爭，是合作博弈與競爭博弈的混合物），或許，我們才能獲得關於貨幣本質的進一步清晰的認知。
第二，裝滿舊貨幣的熊彼特瓶子究竟是什麼？
筆者認為，應該是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因為，用新組合、新方法、新材料呈現在新市場的新產品及其創新利潤，才可以被企業家、投資人去挖掘；進而，透過創新企業帶動創新產業發展——將舊貨幣裝進“創新的瓶子”，才能夠拯救經濟衰退。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是創新的結果，而不是GDP增長，那只是被“環境拖著走的資料變化”。顯然，熊彼特關於貨幣本質、發展與創新的論述，與凱恩斯的“國家財富不是貨幣儲蓄的增加、而是企業利潤的增長”，二者如出一轍。
書評週刊曾於2023年5月26日推出凱恩斯誕辰140週年專題報道：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童乙倫（湖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編輯：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時間的刻度：新京報年度好書20年》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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