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於：青年志Youthology
作者：Qinyi
今年，關於學生自殺的訊息越來越多，而更令我感到窒息的還有幾張照片：中學教學樓的走廊，裝上了密集的防盜網，讓人分不清裡面是學生還是囚徒。這些防盜網的作用自然不是防盜，而是防止學生跳樓。
學校處理墜樓事件的經驗豐富，已經形成一套熟練的“洗地”流程和增添防護措施的辦法。一些討論圍繞學生心理狀況展開，卻無法解釋當下普遍的厭世情緒——當自殺反覆發生，我們或許該發問，如果一個環境中不斷有人“生病”，那麼“病”的究竟是誰？“放棄生命”真的是少數學生的“個人選擇”嗎？
許多學生說，他們被無力感淹沒，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感受到生命的枯萎……人類學家項飆注意到這些表達，並在今年提出“生命力”這一概念，指出教育系統正在大範圍“捕獲生命力”——透過上課、刷題、考試等時間和空間的安排，捕獲學生的體力、長期注意力及意義賦予能力，從而生產高分。學校成為一個極端追求絕對主義公平的系統，根據成績不斷分班、打亂座位，既保證競爭的絕對公平，同時也阻止人與人之間的有機聯絡。
/《年少日記》/
這種趨勢在縣城及更多地方擴散，無數家庭被捲入了超級縣中的拔尖活動。焦慮、抑鬱從學校蔓延到家庭，成為這個時代的共同經驗。被防盜網網羅和隔絕起來的學生，如同“捕獲生命力”的一個哀傷隱喻。
什麼是項飆所說的生命力？我很難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就像“附近”一樣，它似乎來自於一種直觀的感受。但在我的想象裡，代表生命力一定不是整齊劃一、拼命朝一個方向生長的速生林，而是森林的千姿百態。舒展的，柔弱的，挺闊的，散漫的，生命相互依存，自由生長，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區域性氣候。
圍繞“生命力”這個關鍵詞，我聯絡到項飆，並向他提問：學生為什麼普遍感到抑鬱、焦慮？我們是怎樣被捲入“捕獲生命力”的運動的，又該如何突圍？希望下面這場對話有助於激發更多討論，促成一種或多種區域性氣候的產生。
文 | Qinyi
編輯 | Sharon
生命力和生命力的捕獲
您是什麼時候關注到“生命力”這一說法的？為什麼決定研究生命力？
項飆：“生命力”是個常用的漢語詞彙，以前我們經常用這個詞去強調一種生理上的能量，比如形容一株植物很有生命力、爬山的老人很有生命力等等，但我們一般不會這樣來描述自己。後來我聽到一些年輕人講自己的生命力萎縮、崩塌、乾枯……我注意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說法，而且聽的人馬上會被打動，說明這種說法的喚醒性很強。年輕人多次用“生命力”來表達自己的體感，同時它本身描述的就是一種總體性的生存方式，這就是一個新的感知和意識。
/《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決定去死》/
這個意識從哪裡來？有次一個學生和我聊天說，我們學生為什麼不拿工資。這讓我想到，學生來學校真的是接受知識的嗎？學生感到自己不是在接受知識，而是像工廠工人一樣完成任務，既然做任務都得付錢，那為什麼不付錢給我？學校和教育系統不是在供給知識，而是好像在吸收一個什麼東西。我想這個就是生命力。學生來學校提供生命力的消耗，去生產分數、生產成績。
不只是教育系統，其他地方還存在廣泛意義上的“生命力捕獲”。我用生命力這樣很接近體感的概念，來解釋我們的生活和對生活的意識。
生命力和生命是什麼關係？生命力的捕獲是一種生命政治嗎？
項飆：生命力和生命的差別比較學術化。在日常生活裡，生命的消失就是整個人都死了，生命力的消失就是覺得無意義、空洞、沒勁，然後抑鬱，甚至自殺。
生命力的捕獲和生命政治[1]有關，但我無意在此強調它們之間的聯絡。生命政治是要描述一種統治形態，生命力則是不可以物件化的。生命力是你可以感受到的，而且只有你能感受到，外界的權力當然會影響你的生命力，但很難直接觸及到你的生命力。
我的出發點不是對權力變化做一個譜系的研究，我主要想講的是個體的意識——個體意識到今天社會當中、生活當中的問題之後，要怎麼辦，怎樣再往下想、往下探索，怎麼繼續往前走。所以，我說的生命力是主體的一種經驗和感受，而不是從外在的制度設計的權力的角度去看。
[1] 注：生命政治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發展的一個概念，其核心是探討權力如何透過監視、控制等手段對人類身體和生命進行管理。
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樣表現的？
項飆：我們可以透過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三個例子來理解生命力。第一個例子是健身之後的疲勞感，或者跑完馬拉松之後一頭倒下的那種感覺。人往往是透過疲勞感來感受到生命力的，健身、跑馬拉松之後你會非常疲勞，但同時身體告訴你，你很有生命力。
為什麼健身的人會覺得自己有生命力呢？因為他的意識跟行動形成了一種有“間隔”的關係。大部分人去健身不是被迫的，是自願選擇的。他知道自己為什麼去健身，在這個過程中他會挑戰自己，挑戰到什麼程度由自己把握。他清楚挑戰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要挑戰，最後達到的結果也跟他的設想差不多。
一方面，運動確實是在燃燒生命，如果不燃燒就得不到生命力的感覺，比如躺平很快就會產生無意義感、空虛感，你必須要讓它燃燒。在燃燒的過程中是有痛苦的，但是你的意識能夠對此有一個清晰的敘述：我為什麼幹這個、我要怎麼幹、我會不會失控……這個過程可以自己調配，有一定的自主性，這種意識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要談生命力呢？在內卷的時代，大家經常講行動力、執行能力這些詞，但生命力和行動力的差別很大。第二個例子，很多行動力非常高的年輕人，看上去非常忙，一天到晚要做很多事情，但他們往往會覺得這種忙是在消耗他的生命力，因為他沒有辦法對自己生命燃燒的過程產生一種意識上的間隔，他覺得他的意識完全被任務執行的過程所碾壓，沒辦法從行動當中稍微抽身出來，去思考自己正在幹什麼、為什麼幹。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我想透過這個例子討論，我們如何在一個不理想的狀況下去尋找生命力。健身的例子雖然典型，但它不是非常有代表性，因為我們生活中的絕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健身，而是在做很多工作。這些工作總是不那麼令人愉快的，也不是百分百自己想做的。這個時候，我們的意識能不能跟行動產生間隔。但是我們能不能夠告訴自己：我做這個事情確實是不太令人滿意的，但是有怎樣的原因。如果我們能對此做一個前因後果的敘述，就能夠保證一定的生命力。
現在我們看到的生命力的消耗，不僅是忙，而且在忙的過程中沒辦法讓意識從行動當中抽身出來，對自己有一個敘述，大家都覺得被碾壓了。
我希望透過分析來展示，意識無法抽身的責任不是完全在於我們個人的。無論是工作還是學習，我們的任務都被設計成這樣多頭的、分散的、一個接一個碾壓性的。特別是在學校，時間和空間的安排、每天學習任務的安排，都阻止著間隔的產生，人就很難有能力用意識再去反觀自己的行動，形成自己的敘述。
而且，間隔的產生不是完全自然的，需要一定的培養，需要很多別的經驗來支撐，需要有別的參照系，但學生比較年輕，現在除了上學可能還要補課，學校裡的事情就構成了他們的整個世界，很難讓他們自己形成一個比較獨立的反思，去思考我在這裡學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失去間隔，他就會感到意識被碾壓，再加上體力的消耗等等，他會就覺得生命力非常消耗。
最後一個例子，很多艱苦的、或者我們看上去無意義的勞動，在不同的情況下對人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但凡人們能夠對那種無意義的勞動產生一種有意義的敘述，他就不會一直感到被碾壓。
往往越是在受過教育的專業部門，比如律師事務所、金融機構，越難以產生間隔意識，因為在他們的整個教育過程中，唯一的目標就是把他培養成一個律師、一個金融分析家，專業就構成了他的整個的世界，他很難跳出日常的專業工作任務來看待這些工作。反而開小餐館的人，或許他也覺得做的事情很無聊，但他能和鄰里街坊產生聯絡，這就會給他一種另外的意義，他就不會覺得會被工作碾壓。
總的來講，生命力不等於行動力，對生命力很重要的是意識和行動之間的間隔。
什麼是“間隔”？它和反思有什麼區別？
項飆：間隔跟反思有關，但有些反思是沒有間隔的。其實人們一天到晚都在反思，在想領導為什麼這麼看、我應該怎麼辦之類的，在一根筋上在想這個問題，越想越複雜，就成了一個死迴圈。他糾結：領導讓他幹，他不太願意幹，但又不得不幹，如果不幹領導會怎麼說……反覆地自己揣摩、解釋，這也是一種反思，但問題就在於沒有間隔。
間隔強調有一個距離，有間隔感之後，很多時候你可能不想去反思它，而是覺得這個事就到此為止，我還有別的事要忙。這就是一種保全生命力的辦法。
生命力是怎麼被捕獲的？生命力的捕獲和勞動力的捕獲有什麼不同？
項飆：在工廠，捕獲勞動力的一個辦法是拉長勞動時間，後來有了8小時工作制就不管用了；另一個是加強勞動程度，比如流水線等等。
生命力的捕獲也包括體力，但它還包括注意力、精力、意義形成過程等方面。在網際網路時代，人們生產的很多東西不是有形的，也不是明顯可以計件的，不能透過時間來控制，比如一個人可能坐在辦公室，其實在想別的東西。但是，我們實際看到的情況是很多人下班了還在工作，工作時間可以透過在家辦公這種方式無限延長。所以生命力捕獲比勞動力捕獲的範圍更寬，這跟現在技術條件、新的經濟結構有關。
/《我，準時下班》/
生命力的捕獲跟勞動力的捕獲還有個很重要的區別。勞動力捕獲產生異化，勞動異化產生批判性意識。當工人被異化，他會覺得生產得越多越覺得沒勁，在工廠裡像行屍走肉，只有停止工作才會有戰鬥力。當他意識到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是壓迫自己的時候，就會開始有反思，就會有政治學習、集體罷工，會組織遊行、組建政黨。所以異化可能成為解放的開始。
而生命力捕獲沒有這一點。很多年輕人也說異化，說我自己在這裡就像一個機器，但意識到這些之後，他們會陷入一種很無力的感覺。
這種區別跟意識和行動的間隔有關。19世紀的工人有上班下班時間的區分、有城郡附近、有家庭關係，他們的間隔可以很快填充起來。工人階級的形成也跟他們住的地方有關係，比如英國的工人在酒吧裡面可以討論政治問題。他們作為人的意識，和作為一個操作簡單任務的工人角色之間的間隔越來越松，間隔就成為一個政治化自我解放的空間。
但在今天生命力捕獲的情況下，人很難產生間隔。我們把自己定義為一個學生、一個白領、一個受尊重的律師，繼而整個時空的安排不讓我們擁有一個間隔。我們沒辦法跳出來，站在這個事情的外面，思考自己如何作為一個完整的人。
教育系統在批次生產炮灰
教育系統是如何捕獲生命力的？
項飆：捕獲生命力的過程比較複雜，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招生。比如在北京，小升初按道理是按轄區升學，但學校會和奧賽班結合，組織點招初中，也叫密考。在廣東、西安等各個地方招“好學生”，招生就是一個捕獲生命力的過程。
學校為什麼對招生這個環節那麼關注？因為教育首先不在於教育，而在於抓人。學校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能不能抓到那些理想的學生。“抓尖”成為最重要的事，接下來怎麼教是次要的。
高三的老師告訴我，他們壓力很大，因為高三學生的高考成績會馬上影響到下一輪高一招生時什麼樣的學生會來。如果今年高考不好，那麼當年，甚至下一年、下三年的高一學生都會不行，整個學校都不好過。如果這樣，高三老師會被其他老師罵，因為你沒有生產出足夠好的高考成績，結果學校不能夠招到足夠好的學生來繼續生產成績。
這從一個側面來說明，對學校來說，抓人比教人更重要。整個教育體系主要就是一個把人分等的機械，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培育過程。為什麼要抓人？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孩子有高質量的生命力，比如注意力更集中、更自覺。
招生之後的手段就很多了，比如大家熟悉的衡水模式，就是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絕對控制，基本把每一個流程做什麼事情全部規定好。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儀式化，比如高考前拉橫幅、供水果糕點之類的，給考試製造一種重大的神聖感，讓學生就覺得考試就是他生命當中最重要、最嚴肅、最神聖的事情，不讓你跟這個事之間產生間隔。
對時空的掌握是最主要的手段。在體力上透過長時間的控制，讓學生所有的注意力全部百分百投入到現在要做的任務上，這樣學生就沒有別的經驗，也沒有機會碰到別的人、說別的事情，所以不可能產生出一種比較有效的方式來看待這一切。
對於老師和家長也是如此。家庭不再是一個放鬆的地方，家委會、家長微信群、陪伴式教育……家庭成為學校的延伸。對老師的管理越來越行政化，年輕老師要不斷進行評獎，所有東西都跟成績掛鉤，老師在學校裡爭著上課。
我認識一個美術老師，他比較優秀，經常會出差去做一些展覽，或者參加會議，所以他非常受學校其他老師的歡迎——因為他經常出差，數學、英語老師就可以來搶他的課。還有中午的自習時間，學生本來可以有半個小時用來休息，但老師會來把這半個小時也拿走，讓他們繼續學習。長期下來，學生連基本的休息都沒有，我覺得在物理意義上就可以認為這是生命力的剝奪。透過物理意義上的生命力剝奪，最重要的目的是讓人的意識無法與行動產生間隔。
學生說累，這個累其實是“神累”。一般身體累了，你就什麼不能幹了。神累不一樣，累的時候你還可以繼續幹，甚至可以幹得非常順滑。
我們看到有很多衡水中學的學生在進入大學後失去了目標感，比起來自大城市的同學積極參加各種活動，他們像進入了曠野一樣迷茫。他們是生命力被捕獲的物件，但當他們反思衡中模式的時候，一些人會評論說“衡中模式救了你”。不少人認為，這些衡中學生作為優勝者集中享受了資源，從而走到了不屬於自己的大世界。由此來看，教育系統到底是生命的“捕獲者”，還是“拯救者”？
項飆：我覺得這樣的看法是有問題的。這種教育模式戕害的是100%的學生，因為學校要汲取100%學生的生命力，讓所有學生進入這個體系競爭。在100%的學生裡面有1%的學生特別成功，或者有10%的學生達到基本的目標，他們就會自圓其說——在這種體系下，有這1%的成功，所以100%的消耗是合理的。
可是這在邏輯上說不通——不搞那種模式，難道就沒有清華北大了嗎？如果不管怎麼樣都可能會有1%的學生進頂尖大學，那為什麼一定要採取一種消耗生命力的方式？
這種說法認為：像你這樣的小地方來的人，不那麼苦的話，你是進入不了這裡來的；你因為是小地方的，所以你只能夠這樣來進入。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社會意識 （“小鎮做題家”） ，把一切現存的東西都合理化。
首先它預設小地方跟大地方就是不一樣，機會成本就是不同；第二，頂尖學校就是更好的選擇；第三，在現在的安排下，人就是分等的。既然都合理，那你要在這種情況下改變命運，就是要採取這樣一種自戕式的方式才能成功。學校幫助你採取自戕式的方式讓你華麗轉身，把你送到頂尖的位置上，所以你應該感謝它。
但是這整個敘述裡沒有個人。它說小地方的人要進大城市、進頂尖學校，分層就是合理的，所以必須要採取非常規手段。但它不會問你，小地方對你意味著什麼，更頂尖學校為什麼就更好。也許對一些人來說，他們就想把小地方建設好；也許頂尖學校對一些人來說沒有太大意義。但是在社會壓力下，他們稀裡糊塗地認為去了那裡就好，但去了學校根本不知道去幹什麼，只不過是聽大家說那學校好他就去了。
在這種敘述下，過程對每個個人的具體含義是被忽略了的。就像把石頭從a點搬到了b點，因為石頭到達了另一個地方，就說明這個用力有效，但這個用力究竟怎麼樣碾碎了人的每一個細胞它根本不管。這樣一套社會機械學的說法把一切都合理化，聽起來很樸素，但你可以看出這是物化。它把整個社會生活想象成是一個機器，你在裡面要從一個螺絲釘變成另外一個螺絲釘，要咬牙切齒地使自己對機器有更大的幫助和貢獻。
而且，所謂“拯救”的那1%，其實和100%是聯絡在一起的。如果沒有100%消耗，就不可能有1%的特殊。陪跑、韭菜、炮灰，這些說法都是有道理。這個系統就是要生產出大批的陪跑、韭菜、炮灰，頂部的華麗光環全部要靠底層的生命力烘托出來。
/《年少日記》/
還有很多人認為在整體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教育系統透過一種統一的標準將人篩選、分層，是一種較為高效、公平地進行資源分配的手段。
項飆：中國教育從90年代到現在越來越卷，但從1999年到2020年，中國總高校的招生人數增加了6倍。衡水模式是在教育資源極度擴張的過程中出現的。所以總體的問題是質量，數量並不缺。但是如果一定要說只有北大清華是好學校，那就沒辦法了，認準了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東西是好的，當然就會匱乏。所以不是教育資源的匱乏，是評價體系的單一和意義系統的匱乏。
把人完全當作資源，去討論怎樣以一個公平的方式對人進行分類，我覺得是一種想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生活中，真的會這麼去看待嗎？像這種沒有基本資料來支撐的說法，是一種意識形態：用一個相對抽象的方式想象，然後加以解釋，背後其實有很多假設。比如假設人就是一個和資源一樣的東西、分配必然要高效化，這其實是自己在做一些比較抽象的推演。
為什麼這種觀點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呢？這就是阿倫特對意識形態[2]的評論，意識形態是高度理性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就是邏輯化，因為意識形態是權力，它代表了權力這一方對生活的想象。這個想象忽視人的真實生活，忽視真實實踐當中的複雜性，只是在大腦裡面用一些比較日常的、現象層面的東西進行進行純粹的推理。
這種推理沒有跟生活中的糾結、矛盾結合起來，而是按最簡單最明顯的邏輯進行，所以它聽起來好像非常直白——人多資源少，大家肯定要競爭，只有少數人勝出。
[2] 注：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意識形態化的思維導致人們對事物進行純粹的邏輯推演。這種推演總是從某個前提出發，進行抽象推理，然後用其解釋一切，忽略了現實世界的複雜性。
下位者越希望改變，越投入生命力
以前很多人會說，這個孩子是“讀書的料”，另一個孩子不是“讀書的料”，也就是我們認為學習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天賦決定。而現在，越來越多人認同精英是被製造出來的，天賦的影響其實沒有這麼大。在這種觀念下，家長越來越重視環境和後天的培養，也更有動力在孩子的教育上密集投入。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觀念的改變？這種改變有利於社會平等嗎？
項飆：這種觀念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結果，但社會科學原本是想告訴我們，不平等很多時候是資源分配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所以要改變資源分配的方式，從而提高平等。這就改變了出生決定論的觀點，但當它變成公眾意識後，就變成另外一種決定論，從強調天資的出生決定論，變成了強調家庭和階層的社會出身決定論。
人們把這些理論研究工具化，反過來想，既然都是資源分配形成的，那如果我這次再不趕上末班車，再不翻身的話，資源分配會把我搞得更糟，所以我一定要想盡辦法，要努力在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系統裡面成為受益者。於是他們從韭菜變成割韭菜的人，並且想盡辦法要把割韭菜的刀磨得更加鋒利。
所以關鍵就是怎麼去研究社會意識。我們從字面上的敘述看到的好像是社會科學，但應該看它背後指向什麼行動，也就是人們說這句話是要幹什麼。所以人們雖然在意識上覺得可以更平等，但這在客觀上並沒有發生，而且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對生命力的捕獲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大家都希望用非常規的方法在不平等的體系裡受益，越是下位者，越是希望改變。這裡面最重要的資源投入其實就是生命力的投入，長期的注意力、體力、心理意識的投入。所以我想最大的改變可能是在這裡。
/《重啟人生》/
人們意識到密集投入可以提高孩子的成績，是不是陪伴式教育下沉到鄉縣的原因？在中西部縣城，很多農村進城家庭的情況是父親在大城市打工，母親在縣城陪讀，老人在鄉村務農補貼家用。這些農村寶媽有中產化的教育觀念，會全階段陪讀、把孩子送進縣城裡的私立學校。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僅是確保自己的家庭未來能在縣城紮根。農村家庭並沒有期待子女進入精英階層，但比起直接購置縣城房產等投資方式，他們為什麼熱衷於卷教育？
項飆：很多人也會直接買房，然後獲得戶口，孩子可以就近在公立學校上學；也有人孤注一擲，一定要去最好的學校。從農村社會出來的人有時有一種報復性的要翻身的慾望，這個慾望可能比較模糊，不一定要讓孩子進入精英大學，但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這件事本身就有很強的象徵意義，這是第一。
第二， 這是對孩子的一個宣告：我對你是多麼的在意。當下以各種各樣形式存在著對於孩子的近乎非理性的投入。在城市，這種投入看起來或許沒有那麼非理性，但其實平常補課、夏令營、冬令營等時間的陪伴也可以說是非理性的。
這種對孩子的宣告，是這一代中國人人生意義的一種補償方式。為什麼其中有一種報復性？因為農村出身的一代人出來打工後，長期處於一種懸浮狀態，一切生命的意義都是為了一個想象的未來。等到現在，他們好像已經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視作意義來源了，唯一的意義來源就是對孩子做一種無限的投入。
所以倒過來想這個問題，我們問這些農村家庭，那麼多教育投入，究竟對孩子未來有什麼預期？他們的未來不就是這樣嗎？做別的事情來達到目的不也是一樣嗎？這個問題對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做那麼多投入，不是在預期一個未來，而是要對過去做一個救贖。
救贖不是說自己過去有罪，而是過去存在巨大的殘缺，需要透過這樣一種救贖性的行動來對自己曾經高度懸浮的生活有一個交代、賦予一個意義。既然是對過去的救贖，那麼他們就不太考慮未來究竟能夠達到什麼，有時候還會自我強迫性地就要求自己在子女教育上一定要投入到100%。
學生經常提到生命力的消耗、萎縮、坍塌……這種坍塌是可以透過個體的力量重建的嗎？
項飆：生命力是可以重建的。老師在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群體，有很多老師對這樣的教學方式也很不滿意——本來當老師是希望傳授知識的，不是在行為上控制學生，只為了讓學生提升分數的。如果透過一些討論、交流，改變一些老師的想法，那麼他的教學方式、評價學生的方式可能就會不一樣，這樣就能有一個微觀環境上的改變。
家長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群體，有很多家長也在“吐槽”。“吐槽”如何從一種無力感的宣洩變成一種產生行動的機緣，我們可以一起去思考。我覺得改變的空間是存在的。
還有一個我比較樂觀的原因。生命力需要的是意識上的間隔，這種間隔即使在系統沒有大的改變時也是可以落實的，而且有時候只要稍微意識到這一點，就能在個體層面上看見比較大的效果。所以改變系統不是唯一的方式，在不能改變系統的情況下，我們仍有發揮能動性和創造力的辦法，去創造一些小的橫向反思空間。
/《陽光普照》/
我們怎麼去理解“橫向反思空間”這個概念？怎麼去創造這個空間？它和“附近”有沒有共通之處？
項飆：橫向反思和行動空間可以認為是附近的一個具體例子。很多年輕人都在反思，但他們的反思往往不是橫向的，而是順著這個事情去想，比如去想下一步要怎麼做、領導怎麼想、我這麼做是對的嗎……在這個事情上反覆去想，就像一種縱向思考。橫向的意思就是跳出這個事情，去回望它，不要被它給蓋住了。你要重新去看這個事情、看事情裡的自己，去想它究竟是怎樣的、為什麼是這樣的。
反思還要加上行動，要意識到你是有可做的事情的，而不僅是在那裡想。比如做一些藝術，或者跟別人一起參加一些社團，把自己的間隔空間給豐富起來。
最後是一個空間。我比較強調是存在狀態，最重要的是這種空間讓你在各個場景、各種時刻都覺得有可能去行動。我的“空間”這個詞是強調這樣一種可能性，你覺得自己所擁有的一種可能性——隨時可以找到朋友，聊一些事情，週末有別的事情可以做，有一些沉浸式的體驗能吸納你的注意力。這跟具體做什麼事情沒有太大關係，但你要有這麼一個空間存在。
現在學校其實就是要消除這些東西，而且往往從物理空間開始。比如學生要住校，時間和所有的日程都要被安排，這樣就讓你沒有機會去發展橫向的反思和行動空間。
戀愛可以看做是學生的對抗嗎？
項飆：為什麼學校對所謂早戀，或者說男女非正常接觸，會那麼警惕？其實不只是因為性保守的觀念。主要是兩個人戀愛之後，就會對彼此說，我喜歡你，你考試考多少分沒有關係。當他們說我喜歡你，我不需要第三者的判斷時，就出現了橫向反思空間，兩個人在一起立刻就跟系統產生了間隔。然後老師再說什麼，他們可能就不聽了，在他們的腦子裡面老師說話的分量一下子就沒有了。他們會想，你罵我兩句沒事兒，因為過了5點以後我會有另外一個世界。這對系統來講是很可怕的事。
我沒有倡導早戀的意思，但這是一個很生動的例子，可以用它來解釋橫向反思空間是什麼。其實友情、鄰里關係、愛好、家庭內部更平等和民主的討論等等，都能讓學生跳出考試學習怪圈，講一點別的事情。
“屍體暖暖的”代表著期待活過來
為什麼我們經常聽到現在的學生說生命力被壓抑、被消耗，但同時年輕一代似乎又呈現出一種看起來更張揚、更自我、更清醒的面貌？
項飆：生命力被剝奪不意味著自我意識被剝奪。年輕人可能自我意識很強，甚至過度，但有了一個強大的自我意識之後，還是需要間隔，要梳理自己跟這個世界具體的關係是什麼。年輕人感受到生命力的消耗，所以反擊的時候會有一種非常絕對化的姿態，因為他覺得整個世界在壓迫我，但我可以很強大、很特殊。
躺平、擺爛也有激烈。如果這種判斷做得比較絕對，聽起來就很清晰，但它在實踐中不太有效，因為他們要面對的情況是很複雜的。激烈的語言和行動（作為反擊的表現），是生命力被剝奪的一個重要特徵。
有時會聽到年輕人說，整個世界都是一場騙局、讓世界毀滅吧，甚至還有“人生的分水嶺是羊水”、“子宮彩票”等等這些宣言，我覺得這都是因為他們抽象的自我意識很強，接著對世界做了一個總體性、階段性的判斷。
像“子宮彩票”這種意識本身是不成立的，出身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決定權，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往往把社會想像成鐵板一塊，感覺到鐵板在壓制我們。壓迫感當然是存在的，所以我們要回到生命力這樣的概念，仔細地去思考壓迫感是怎麼來的，客觀上有什麼原因、主觀上我們是怎麼去想象的。整個世界是一塊大岩石，壓著我這樣的一粒沙子，這是一種物化的宣言，但不是真事情。
/《熱辣滾燙》/
我在網上看到一種流行又有趣的表達，年輕人遇到一個暖心的事，會評論說“感覺屍體暖暖的”。流行詞彙從“佛系”到“躺平”再到“屍體”，似乎個體的能動性越來越低了，但這種詞彙中又透露出強烈的期待。您怎麼看待年輕人的用詞？這是否能反映出環境和他們心理的變化？
項飆：對我來講這是一種呼籲、一個叫喊。他們呼籲別人聽到他們的聲音、瞭解他們的感受，而新的語言、新的思想能夠幫助他們前行。他們之所以會把自己叫做“屍體”，會說出“屍體暖暖的”這句話，會把這句話寫到評論裡面，那顯然證明他們是活著的，顯然還能感受，在渴望跟別人交流，期待的是屍體還能更暖一點、更活過來。
所以關鍵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應對這麼一個呼籲和叫喊。作為一個研究者，聽到很多這樣的叫喊，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做有效的回應？當然非常有限。但我活著的狀態就是努力做出這樣的回應，也許毫無效果，這沒有關係。現在我對生命力、間隔這些研究議題的定義就是，面對中國現在的這些叫喊，我要回應。
年輕人語言的表達和變化，有時候表現了情況的進一步惡化，有時候表達了他們的批判意識更加尖銳、呼喊的聲音越來越高。我覺得在網上說“屍體暖暖的”人，在生活中不一定很消沉，可能還蠻有生命力的，只不過他的生命力有時候會突然被碾壓，會感到痛苦、抑鬱，不知道怎麼發揚生命力。但我覺得他那股氣還在，否則不會說出這種話。
所以語言的激烈化，在我看來就是呼喊的聲音越來越高，他們覺得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回應。
不少人注意到，當下年輕人普遍內向關注，對外的關注很少。年輕人中人格測試、算命、塔羅牌等玄學的流行與此有關嗎？很多命理師、心理諮詢提供了一種類似心靈按摩的服務。如果說這是一種向內關注的行為，那麼有什麼可以促使年輕人向外關注、拓展自己的橫向反思空間，同時又能安撫自己的途徑？
項飆：很難去判斷塔羅牌和算命是向內還是向外的。當然，它針對的是自己的感受，但是為什麼有人要去算命？他們是要產生一個敘述，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一個敘述。他聽別人來講，等於是借用一個塔羅師、命理師，整理自己的一些經驗。這個時候，他在一定意義上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思考和觀察的物件，所以它有一個反思的過程在裡面。雖然他是要看自己，但也不是完全內在的，他要把自己跟社會聯絡起來，比如去整理自我跟他人、跟父母的關係，那麼這裡就有一個向外的傾向。
/《魚之子》/
為什麼我們覺得 （玄學） 這種東西好像不太夠，原因在於他有向外的慾望和傾向，但他缺乏向外的資料。這種資料不是讀書的資料，而是缺乏向外的經驗和方法，向外也看不到具體的東西。他要有經驗、有方法去做積極的判斷，去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麼樣的、自己是怎樣的、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你住的地方和所在的學校究竟是怎麼回事……要去看見附近的這些具體的事實，跟自己的生活發生關係，而不只是從書本上了解。
但現在我們整體的教育方式正要壓縮這部分，學生不生活在世界上，只生活在存粹的教學樓、實驗室裡，在一個真空的環境裡。所以他對周邊還有興趣，願意來算算命，願意去產生一個敘述，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在實際生活裡他們很少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家長都和老師都千方百計要遮蔽外界，所以無法向外關注不能夠怪同學。
您在理論中使用“附近”和“生命力”這種直接取自生活的詞彙，是為了便於理解和傳播，還是認為它們本身就有理論價值？
項飆：兩者都是。這樣的詞彙往往能夠把更多的經驗整理和調動出來，講出更多東西、講得更加真實，而且它們容易交流、容易得到反饋。並不是說要讀的人多，對於研究社會意識和社會問題的人，可交流性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我做的東西能夠回到公眾當中去，然後再從公眾那裡回來，這本身就是一個豐富理論的過程。所以不是在理論之外還存在一個交流問題，交流的效果就是在理論之內的。一個理論的交流效果好，就說明這個它有很大的生命力、它抓住了一些東西，那它的取向就是比較精確的，它還會不斷生長。如果一個理論沒法交流，那它就在那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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