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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一道更開放的考題出現了：“你對於你自己的期望怎麼樣？你對於中國的期望怎麼樣？”
撰文 | 李彤
編輯 | 沈佳音
《看天下》雜誌原創出品
“‘研究國故’和‘儲存國粹’，是不是同樣的事情？試把各人自己觀察所得寫出來。（文言白話隨便，但是一定要加上標點符號）”
100年前，北京大學紅樓牆壁斑駁的教室裡，一群青年正在完成北大1924年新生入學的國文試題。
沙沙筆聲的窗外，是社會劇烈變革的中國。陳獨秀、胡適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餘波尚在，“新”“舊”思想與力量此消彼長；國際環境雲譎波詭，數月前，國民黨與共產黨終於第一次達成合作，決定共抗帝國主義。
書寫試題的青年或許會想起，國故、國粹之爭，正是胡適等人當下關注與討論的問題。1923年，胡適提出青年排隊遊行，高喊打倒列強算不得救國事業，而要安心獨坐圖書館，整理國故。這一主張，遭到了魯迅、郭沫若等人的反對。
也因此，與今日規定“覆蓋面”“知識點”“區分度”的高考試卷截然不同，這是一道沒有標準答案、不侷限於課桌的考題。彼時，在匯聚了大量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知識精英的北京大學，對於治校、治國，一代學人正虛心向青年求取答案。
百年以後，這些考題因《為國選士：老北大入學試題（1917-1948）》一書得以重新問世。
對於命題人來說，試卷正面的分數是考評，試卷背面的分數是未來青年的要求和期許。而這些早已泛黃的試卷，不僅是一份歷史的記錄，更能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展現出教育與時代的互動，彰顯出高等學府的“順應”“耿直”，乃至“先行一步”。
時光流轉，今天的你，又會如何解答這些問題呢？
救亡
整理老北大的考題並不容易。
本書主編、現北京大學副校長任羽中和朋友花費了3年時間，遍尋《北京大學日刊》登載的試題，同時在學校圖書館、檔案館查詢檔案，檢索多份資料校對、印證，才從字跡漫漶的舊報刊書頁上摘抄出被塵封的試題。
當這些試題重新躍然紙上時，任羽中發現，這些以往不會被人注意的“邊角料”，頗能反映時代的歷史流變以及我國高等學府當時深重的民族危機感。
1918年至1926年間的考題，大量涉及中國新舊思想的反思以及國際知識，無不在回應彼時中國最關切的問題——救亡與民族之爭。
比如1918年的文字科地理學考題有3道：“1.詳言我國邊界外喪失之土地；2.列舉我國沿海之租割地；3.試說世界各國在太平洋之殖民地。”
那時，類似的題目反覆出現，本國史考試也是如此。1925年的近代史考題為：“我國關稅失自主之權，國幾等於滅亡，其故何在？其原動力起於何國？結於何種條約？”外國史的考試，出現最多的則是“革命”。1919年考題中有“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有何異同之處”“法國革命的原因”，1920年仍考原題“試述法蘭西大革命之原因結果”。
也就是說，北大地理、歷史考試的熱點，在於考生是否清楚地瞭解中國在世界的處境、列強如何侵權，並能夠理性分析他國革命之經驗教訓。
而這樣的民族危機感，也體現在對自身、對內的思索上。
1927年至1929年，北大處於動盪之中，李大釗教授被軍閥殺害給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思想新舊之爭尚存，北大師生於1928年6月開展覆校鬥爭，直至8月取得勝利。
在此背景下，1928年，國文入學考題之一為：“在舊作者中舉出你所最崇拜的一個，並用你自己的見解，批評他的文章和思想。”1929年，一道更開放的考題出現了：“你對於你自己的期望怎麼樣？你對於中國的期望怎麼樣？”
1920年北京大學招生啟事函
這樣的民族危亡意識，隨著時代的劇變愈發強烈，知識分子們也預先擔憂起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危機。
1930年地理入學試題的第四大題，即是“試比較中日兩國人民的普通性質。我國人民若有不及日本人民之處，應用什麼方法來補救？”這一年，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次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知當年的考生可有預感，又是否會因此考題先一步思考救國之道呢？
啟蒙
翻看老北大的入學考題，啟蒙年輕靈魂之意也無不滲透在各科目考題中。
1918年文理法預科的第一道翻譯題引用了英國思想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論自由》中的名句。1924年起，“論理”（邏輯）作為一個單獨的科目出現，考察學生的思辨能力與邏輯能力。1928年本科入學試題為：“思想之謬誤有形式及實質之分，試言其別，並舉其例。”
甚至一些理科考題，也充滿了思考與發揮空間，並非機械掌握知識點就可作答。如1917年的博物題，“植物之食料究為何種物質？”1923年化學題，“試就還原和接觸（或叫觸媒）作用各舉一例說明之。”1925年物理題，“冰塊何以浮於表面？是否任何液體凝結後，皆能浮於其表面上？”
說起大學入學試題的設定，還有一段趣聞。
1932年，一道清華大學的入學試題在北平掀起軒然大波。時任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在國文考試中出了一道“對對子”的考題，要求考生對出“孫行者”的下聯。
那年參與大學考試的正是“新文化培養的青年”，在一些青年眼中，“對對子”的考核方式是一種倒退，陳寅恪等人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正在無聲無息地消逝。將近1個月的時間裡，各界讀者紛紛在報刊發表意見。這也標誌著，大學考試不再僅僅是選拔合格考生的測驗手段，而逐漸變成本身需要檢測的公共議題。
許是受此風波影響，大學試題的公共性在此後越發顯著。尤其是西南聯大時期，奔波的知識分子們仍追尋著獨立的國民精神，並提前進行了諸多公民意識的探索。
1944年一道漢譯英的材料這樣寫道：“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我們要在轟炸的灰燼上建立起新的國家。”地理試題為：“地理系基本公民教育之一，應如何解釋。”
也是這一年，“公民”科目首次出現在試題中。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4年入學試題（公民）
◆ 中國社會問題究在人口太少，抑在人口太多？而教育程度太低，生產能力太弱？其解決之道究在獎勵生育，抑應發展教育，提高生產技 能？
◆ 獨裁政治在理論及實際上的缺點何在？
國立北大清華南開1946年聯合招生試題（公民）（節選）
◆未成年人之行為在法律發生什麼效果？
◆何為人民權利宣言？五五憲草有此宣言 否？
北京大學1948年入學試題（公民一、二）（節 選）
◆說明中國農村衰落的原 因。
◆什麼是死刑的意義？死刑應不應該廢止？
如今回望百年前的考題，雖題幹簡約，但涉獵面廣，考察深入，可以想見當年的考生具有怎樣的才學。連《為國選士》的主編任羽中也在後記中感慨：“即使‘穿越’回去，我覺得自己也難以考中。”
在任羽中看來，彙編老北大試題的意義也正在於此：“當時的仁人志士，究竟需要選錄什麼樣的年輕人，又希望把他們培養成什麼樣子，這些試題能給我們很多啟發。假如本書能被今天大學、中學裡的教育者看到，能因此讓某些考試變得更有生氣一點，能透過‘考試’這個指揮棒讓學生再多讀點好書，再多想想關係世道人心的問題，那我們的努力也就值得了。”
1917年6月，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第一次畢業留影（前排右五為蔡元培，前排右四為陳獨秀）（本圖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蔡磊砢老師提供）
贈與今年（1932年）的大學畢業生（摘編）
胡適
你們畢業之後，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慾望。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得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定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
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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