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應旺
在先秦諸子中，對毛澤東詩詞影響最大的是莊子和屈原。然而，毛澤東將一個人說過的話引入自己詩詞中的，只有孔子獨享此種殊榮；毛澤東將一個人使用過的軍事術語用到自己詩詞中的，則只有孫武子享有這種榮耀。
孫武子即孫武，春秋末期齊國人，因齊國動亂，去齊奔吳。司馬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了孫武在吳國的事蹟，並稱“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孫武死後百餘年，戰國初期齊國又出了一位軍事家孫臏，《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也記載了孫臏在齊國的事蹟，說：“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這樣，司馬遷筆下就出現了兩個軍事家孫子，一個是春秋末期活動於吳國的孫子孫武，另一個是戰國初期齊國的孫子孫臏。
孫武留給後人最有影響力的是《孫子兵法》，孫臏留給後人最有影響力的是“圍魏救趙”“田忌賽馬”等充滿軍事智慧的戰法。毛澤東“四渡赤水”的戰法與“圍魏救趙”戰法可謂異曲同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繼《孫子兵法》以來最有影響力的軍事著作。孫武、孫臏在軍事家毛澤東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孫子兵法》在毛澤東的詩詞中也有它的蹤跡，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江月·井岡山》。
《西江月·井岡山》與《孫子兵法》
井岡山是中國共產黨的軍事發祥地，是毛澤東建立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革命理論和軍事思想的誕生之地。這條路和走這條路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書裡所沒有的，也與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不同。它是認清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鬥爭思想，汲取中國歷史上軍事鬥爭的智慧而產生的。中國歷史上軍事鬥爭智慧的經典之作是《孫子兵法》。
《西江月·井岡山》，是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留下的一首描寫井岡山軍事鬥爭的豪邁詞作，詞曰：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這首詞中有三個詞都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即“旌旗”“鼓角”“不動”；“眾志成城”則與《孫子兵法·軍爭篇》中的“用眾”一詞相關聯。
“旌旗”“鼓角”“用眾”出自下面一段話：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金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毛澤東曾解釋“‘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軍”。“旌旗”中的旌與旗在古代同為釋出號令的旗幟，不同之處為：外觀上，旌的旗杆頂上有五色羽毛做裝飾；職能上，旌以出令，旗以應號。“鼓角”大抵相同於《孫子兵法·軍爭篇》中說的“金鼓”，是由鼓鐸演化來的。“鼓”起指揮前進的作用，“鐸”是銅做的大鈴，起指揮後退的作用。“金”是銅做的大鑼，與“鐸”的作用相同，起鳴金收兵的作用。“角”即口吹的號角。旌旗與金鼓或鼓角都是為“用眾”服務的，是要“一民之耳目”，齊心協力地戰鬥。
“我自巋然不動”的“不動”，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描寫用兵方法的一段話：“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毛澤東在寫《西江月·井岡山》之前，是否讀過《孫子兵法》呢？
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凱豐曾說毛澤東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 《孫子兵法》。凱豐認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前看過《孫子兵法》。會上，毛澤東沒有正面否定看過《孫子兵法》，而是反問凱豐 《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凱豐沒有看過，答不上來。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回憶這件事時，多次說他是遵義會議後到陝北才看了《孫子兵法》。但是，據毛澤東當年的警衛員回憶，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就讀了 《孫子兵法》。吳冷西在 《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中說，毛澤東是在被解除指揮中央紅軍職務時讀了《孫子兵法》。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說法，其實並無矛盾之處。作為正式出版物、整部書的《孫子兵法》，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沒有看過。處在戰爭和農村的環境下，得到這部書並非易事。但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是知道這部書，重視這部書，熟悉這部書中的部分內容的。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就已知道《孫子兵法》這部書，並已接觸過其中的若干內容。如《講堂錄》中就錄有《孫子兵法》中的兩句話：“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奇勝，無智名，無勇功。”這兩句話分別出自《孫子兵法》的 《謀攻篇》 和《形篇》。《講堂錄》還錄有宋代蘇洵和清代魏源對《孫子兵法》的評價。毛澤東在少年時就讀過司馬遷的《史記》，肯定讀過其中的 《孫子吳起列傳》。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喜歡看曾國藩的書，從中也間接瞭解一些《孫子兵法》的內容。
《孫子兵法》中的 《軍爭篇》是論析兩軍爭奪制勝條件的一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西江月·井岡山》中的四個詞都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很有可能毛澤東在井岡山時看到過《孫子兵法》的 《軍爭篇》。《軍爭篇》說：“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這也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有著密切的思想聯絡。很有可能當年毛澤東警衛員說的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讀的《孫子兵法》，就是《軍爭篇》。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與《孫子兵法》
毛澤東系統閱讀和研究《孫子兵法》是在北上抗日到達陝北之後。1936年9月10日，他連續寫了三封信，裡面都提到《孫子兵法》。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劉鼎，指出：“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買一部《孫子兵法》來。”這年12月，毛澤東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已經閱讀和研究了《孫子兵法》，有三處引用了《孫子兵法》：
第一處是在第一章“如何研究戰爭”第四節“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中引用的。毛澤東寫道：“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和認識的物件，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看成研究的物件，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
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孫子的這句話出自《孫子兵法·謀攻篇》，其中還有兩句話，一句說“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另一句是從相反的方向說的，“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毛澤東告誡同志們“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表明對這句話的高度重視。
第二處是在第五章“戰略防禦”第三節“戰略退卻”中引用的。毛澤東認為“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儲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不能硬拼，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打法。“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鬥力。”“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孫子這句話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兩軍對壘，善用兵者勝。弱軍要想戰勝強軍，更需要善於用兵。
第三處也是在第五章“戰略防禦”第三節“戰略退卻”中引用的。毛澤東指出：“退卻的最後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示形”出自《孫子兵法·計篇》：“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兵不厭詐，示敵以假象，讓其產生錯覺，就能造成敵軍的過失。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了“以一當十”與“以十當一”的戰略戰術結合法。他說：“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
毛澤東後來提出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從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發展來的。《孫子兵法·虛實篇》也講到“一”和“十”：“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孫子重視集中兵力，反對分散兵力，認為“以十攻其一”“以眾擊寡”，交戰的對手就弱小了。毛澤東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的戰法，是對孫子“以十攻其一”“以眾擊寡”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毛澤東戰略觀的精髓或者說核心要義，就是戰略上的“以一當十”和戰術上的“以十當一”的結合；就是以總體戰略上的“以一當十”去指導區域性戰術上的“以十當一”，又以一個一個的戰術上的“以十當一”去推動實現戰略上的“以一當十”。不瞭解毛澤東這個“以一當十”與“以十當一”的關係，就不能瞭解毛澤東的戰略觀。離開這個“以一當十”與“以十當一”的關係來研究毛澤東的戰略觀，就只能陷入毫無意義的抽象研究。
持久與速決
《論持久戰》是對 《孫子兵法》“兵貴勝，不貴久”思想的運用和發展。
表面上看，毛澤東講持久戰，孫子講用兵貴於速勝，不利於持久，似乎是對立的。實際上，孫子是從用兵進攻的角度講的，毛澤東是從弱者反侵略的角度講的，二者是統一的。
《孫子兵法·作戰篇》中說：用兵貴於速勝，“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原想速戰速決，沒想到仗一打起來卻事與願違，陷入了久戰不決，不能善其後的境地。
持久戰恰恰是拖住日本，最終打敗侵略者的根本途徑。毛澤東說：“日本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採取持久戰戰略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的戰略，毛澤東指出：“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援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永續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引用了之前同斯諾談話的觀點：“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本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計程車氣行將頹靡。”在毛澤東的這些話中，“孫子”栩栩如生。
毛澤東抗日戰爭軍事謀略中的持久和速決是對立統一的。
在抗日戰爭的戰略上中國要實行持久戰，但在戰役和戰鬥上則要實行速決戰。毛澤東說：“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戰略上的持久戰是靠戰役和戰術上的速決戰去推行的。“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鬥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知彼與知己
《論持久戰》是對 《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思想的運用和發展。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不要看輕孫子說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在《矛盾論》中論述“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時，他又一次引用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話，說明片面性不對。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論述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時，再一次引用了孫子的這句話。毛澤東說：“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
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個結論是在“知彼知己”的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來的。抗日戰爭中，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不可能速勝。但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失道寡助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得道多助的；日本以小欺大、勞師遠襲，是難以持久的，中國在本土作戰，有人民支援，有大國物力條件的支撐，只要堅持持久戰，一定能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說：“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於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之所以都是錯誤的，就是不能“知彼知己”。
《論持久戰》不僅在整體分析研究中貫穿著“知彼知己”的思想，而且在區域性的分析研究中也貫穿著這一思想。如，在研究戰爭的目的在儲存自己消滅敵人時，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於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儲存自己消滅敵人而鬥爭。”又如，為什麼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我軍要採取速決戰，要以多兵打少兵呢？毛澤東分析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
《論持久戰》是在知彼知己的基礎上寫出來的。比如說，毛澤東分析“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而中國的情況，“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所以毛澤東指出：“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再比如說，毛澤東分析盧溝橋事變以來日本在10個月侵略戰爭中是弱於戰略、強於戰術。“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鬥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為了提高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抗戰能力，毛澤東反覆強調不僅要懂得中國的全部，還要懂得日本的全部。
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毛澤東提出要研究淪陷區，“中國淪陷區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生死問題”；“不瞭解敵人的情形，我們對付它的方法是無從說起的”。
圍魏與救趙
《論持久戰》是對 《孫子兵法》“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思想的運用和發展，也是對孫臏“圍魏救趙”“強而示弱”戰法的運用與發展。
《孫子兵法·計篇》中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武子的這一謀略被他的後代——戰國時的軍事家孫臏發展成“圍魏救趙”、強而示弱的戰法。公元前353年，魏國圍攻趙國都城邯鄲。齊威王命令田忌率軍救趙，孫臏任軍師。田忌本想直接向趙出兵，孫臏卻建議田忌先去打魏國的都城大梁。孫臏認為魏國的精銳部隊在趙，內部空虛，引兵攻魏，魏軍必釋趙而回救本國，可一舉解趙之圍。田忌接受孫臏的建議，果然大破魏軍。
公元前342年，魏國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齊威王又命令田忌率軍救韓，孫臏任軍師。孫臏仍採取“圍魏救趙”的辦法，指揮齊軍攻打魏國。齊、魏兩軍剛剛遭遇，孫臏就下令齊軍撤退，並接連三天減灶三分之二，偽裝節節敗退。魏軍信以為真，緊追齊軍，遭齊軍伏擊而大敗，魏將龐涓自殺、太子申被俘殺。
毛澤東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介紹和運用了“圍魏救趙”的戰法。毛澤東指出：“在反圍攻的作戰計劃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於內線的。但在兵力優裕的條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縣和區的游擊隊，以至從主力中分出一部分）於外線，在那裡破壞敵之交通，鉗制敵之增援部隊，是必要的。如果敵在根據地內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據地內圍困該敵，而用主力進攻敵所從來之一帶地方，在那裡大肆活動，引致久踞之敵撤退出去打我主力：這就是‘圍魏救趙’的辦法。”這種戰法也就是《論持久戰》中介紹的聲東擊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法。毛澤東說：“‘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什麼是不意？就是無準備。”“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儘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
20世紀60年代，章士釗贈送毛澤東一部明朝人馮夢龍編的《智囊》。在這部書介紹孫臏“圍魏救趙”戰法處，毛澤東揮筆寫下12字讚語：“攻魏救趙，因敗魏兵，千古高手。”毛澤東對田忌與齊王賽馬，孫臏給田忌出主意：以最差的馬對齊王最好的馬，以最好的馬對齊王中等馬，以中等馬對齊王最差的馬，幫助田忌獲勝，也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在批註中寫道：“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於敵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是朱元璋耳。”孫臏“圍魏救趙”“駟馬之法”的軍事智慧，是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戰略思想的重要淵源之一。
謀定而後動
《論持久戰》是對 《孫子兵法》“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思想的運用和發展。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即透過計算做比較，以索得實情，是“知彼知己”的途徑。這句話出自《孫子兵法》的《計篇》。孫子認為對道、天、地、將、法這五個方面，“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計，就是計算、計謀、預計。計謀定了才能去行動。計謀沒定就去行動，那是魯莽漢的行動，失敗者的行動。《計篇》的最後一段話是：“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論持久戰》是對中日雙方進行了詳細的計算、比較，掌握了實際情況後，才做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預見性結論，才定下持久戰的計謀的。謀定而後動，對戰役和戰鬥而言，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毛澤東指出：“由於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
孫武、孫臏都是大軍事家，但不是詩人。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游是大詩人，但不是軍事家。毛澤東是詩人軍事家。自井岡山斗爭至新中國成立前夜，他的詩絕大多數內容是軍事鬥爭方面的，很多是在馬背上吟出來的。同時，毛澤東又是軍事家詩人。他的很多詩詞都反映了軍事家的謀略和思想。《西江月·井岡山》是毛澤東成為軍事家詩人的第一篇代表作，其中有被稱為中國古代武經的《孫子兵法》中的詞語：“旌旗”“鼓角”“不動”；其中也有被稱為中國古代兵聖的孫子“用眾”的思想：“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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