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紅
鄧穎超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婦女的驕傲，蜚聲海內外。在7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她嚴於律己、大公無私，不求索取、但求奉獻，只看重黨和國家的利益與群眾的幸福，事事處處真正做到了清廉為政不徇私情。巴金曾深情地追憶說：“鄧大姐走了，她是一個好人，一個高尚的人，沒有遺產，沒有親人，她不拿走什麼，真正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她是一個多麼不容易做到的榜樣，她是我最後追求的一個榜樣。”臧克家說：“我曾寫過一副對聯：‘應憑業績標高準，不以浮名樹偉人。’鄧大姐，人去了，而遺愛很深、很深！”趙樸初讚譽：“功成輔賢相，藏光不輕吐。景雲增日明，美錦助袞輔。”2024年是鄧穎超誕辰120週年，筆者特作此文，以表達對鄧穎超的無限崇敬與緬懷之情。
對任職：公事為重，毫無怨言只講奉獻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濡以沫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始終“互愛、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諒、互讓、互慰”。恩愛情深歸情深，但在遵守黨紀之嚴格上，二人甚至對愛人更會鐵面無私。
在鄧穎超任職上，周恩來的態度十分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不少黨內外人士曾向他提議，鄧穎超是早期中共黨員、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憑她的能力、貢獻、資歷、經驗和聲望，完全可以勝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應為她安排個職務。周恩來拒絕了，說：“我是政府總理，若她再擔任政府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當成是我這個總理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援的。這樣，家庭關係、夫妻關係、政治關係、政府關係，就都到一起去了。這就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不利於我們的工作。”他還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她就不能到政府裡任職。”
周恩來還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儘量壓低鄧穎超。1974年，在籌組第四屆全國人大領導班子時，毛澤東曾批准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也被周恩來壓了下來。直到他去世後，鄧穎超在1977年被選舉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才得知毛澤東早有批示。
◆1960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密雲水庫。
對此不近人情的做法，鄧穎超毫無怨言，表示：“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她將這看作嚴格家風，體現黨的優良傳統。
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解放初期成立政務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你們的伯伯不同意；恢復婦聯時，人家又要我上，他還是不同意；定工資時，蔡大姐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國慶十週年上主席臺，他看到名單裡有我，又劃掉了，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現在我當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這些工作都是黨分配的。但如果你們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鄧穎超講這些事，旨在教育後輩，說：“名人之妻難做。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只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才能做好本職工作。”
鄧穎超所說的難，主要來自她本人的自覺自律和周恩來的嚴格要求。二人有個君子協議：“兩個人不能在同一個部門工作。”因此，多少年來鄧穎超處處謹慎，總是儘量避免給他的工作帶來麻煩。
鄧穎超曾寫給周恩來一段話：“你曾說，就是看到我能堅持革命。我也看到你這一點。所以，我們之間誰也沒有計較誰的相貌，計較性格有什麼差異，為主義的理想奮鬥，這是最可靠的相愛的基石和保證。”這種為了共同信仰而捨生忘死的戰鬥情誼，是他們一生都極其珍惜的。1976年初周恩來病逝之際，鄧穎超在特意精心製作的花圈上署名為“戰友小超”，足見“戰友”一詞在他們心中的神聖地位。
◆周恩來、鄧穎超在餘暇漫步中，探討工作，交流思想。
長期擔任鄧穎超秘書的趙煒曾說：“一位偉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會遮擋住與他互為伴侶的另一位偉人的光輝。對於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來說，就屬於這種情況。中共九大後，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葉群都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其實，論資歷、論能力、論貢獻、論威望，身為周恩來夫人的鄧大姐哪一點都不在她們之下。以她的才幹和資歷，擔任黨和國家的高職本來應該是順理成章。但是，在周恩來生前的歲月裡，鄧穎超一直都保持著低調，除了在全國婦聯擔任一些領導工作，她幾乎沒有出任過任何國家重要職位。為了支援周恩來的工作，鄧穎超在解放後的幾十年裡做了很多物質上和職務上的犧牲。”
“春天過後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你的生命要與人民的事業結合起來，白髮就上不了你的頭。”這是鄧穎超最喜歡的詩句，也是她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終生的信念，更是她終生堅守與踐行初心使命的真實寫照。
對組織：紀律至上，一絲不苟模範執行
1970年元月間，鄧穎超陪同外賓去延安參觀。回北京時，延安人民想帶點禮物給周恩來夫婦。大家商量來商量去，還是幾位年歲大的同志說：“總理愛吃小米，就捎2斤小米吧！”於是，就把2斤小米用一個小布袋裝起來，送給了鄧穎超。
鄧穎超笑著對大家說：“延安的小米，恩來同志見了一定很高興。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是回了一趟老家。”說得大家都樂了起來。
接著，鄧穎超又說：“不過糧票和錢你們得收下。我們黨有規矩，不送禮。要不我帶回去，恩來同志肯定會批評我的。”
◆1973年，周恩來重返延安，同當地幹部群眾在一起交談。
大家說：“2斤小米怎麼好收錢和糧票呢？這是我們延安人民的一點心意。”
鄧穎超和藹地說：“延安人民的心意，恩來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從來不違背黨的規定，不然你們這裡出小米，他們那裡出別的特產，大家你送一點，我送一點，那我們家裡還了得！共產黨不能搞這一套。”一番話說得大家心悅誠服。就這樣，鄧穎超留下糧票和錢，才帶走了2斤小米。
還有一次，總理辦公室的一位同志路過南京，南京的同志託他帶點活魚給周恩來。這位同志說：“你們知道總理的脾氣，他是從來不準請客送禮的。”當地的同志再三解釋，這位同志執拗不過，就打電話請示鄧穎超。鄧穎超開始不同意，後來南京的同志又請這位同志打電話，就說這是飯店全體服務人員的一點心意。最後，鄧穎超來電話，一方面感謝同志們對周總理的關懷，一方面提出兩條要求：一是少帶點，不準超過2斤；二是按市場價格算錢，把發票同魚一起帶來。
◆1973年5月1日，鄧穎超陪同美國婦女代表團在北京中山公園參加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遊園活動。
1973年，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伊斯夫人因病住院。這是件大事，中央領導十分關心。和杜波伊斯夫人關係很好的鄧穎超，不僅親往醫院探視，還按西方國家習慣，送了一束鮮花表示慰問，並事先清楚交待“鮮花以我個人名義送，錢也由我個人付”。但友好協會辦公室的同志認為，不管以什麼名義送，都是工作需要，不應該讓鄧穎超個人付錢。待花送去後，就把發票交給財務科報銷了。
隨後，鄧穎超查問得知，堅持“事先已經說好的事”，沒有一點通融的餘地。最終，友好協會辦公室的同志只得從會計那兒取回發票，寄給了鄧穎超。
一束鮮花值不了多少錢，但鄧穎超毫不含糊、堅持原則的態度，折射出老一輩共產黨人在無人時、於細節處時刻把握自己，帶頭身體力行、嚴格自律的作風精神。
對同志：熱忱施愛，捨得花錢待客或相助
鄧穎超和周恩來關心同志疾苦而廣交朋友，大愛予人與熱情好客，是有口皆碑的。
周恩來從不理財，飯費從他的工資裡出，他也不知道一個月花多少剩多少。
有一次，周恩來又留客人吃飯，照例仍然說是他請客。鄧穎超聽後，就在旁邊開玩笑說：“怎麼老說是你請客，你一個月有多少錢啊？你們是在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分開算算。”後來，從1964年起，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工資開始分開支配，果然周恩來的工資扣掉房錢、水電等開銷後一個月就所剩無幾了。從那以後，周恩來雖然還是請客，但再留人吃飯總是特別宣告：“今天是鄧大姐請你們吃飯的。”
鄧穎超身上體現的危難不棄肝膽情，更值得欽佩。
◆1962年，鄧穎超到東北地區視察期間，同吉林市婦聯幹部合影。
1957年，鄧穎超約時任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兼副教務長、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雷潔瓊到自己家中共進午餐。一見面，鄧穎超就親切地握住雷潔瓊的手噓寒問暖，向她瞭解幾位老知識分子和黨外民主人士的情況，說：“我們黨與非黨朋友就像紅花與綠葉一樣，只有紅花沒綠葉，花也不好看的，更重要的是，花也長不好啊。”她的這番寓意深長的比喻，使雷潔瓊進一步明確了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1958年4 月，冰心的愛人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在全家感到冤憤無告之時，周恩來和鄧穎超派車接他倆進中南海做客。冰心一見到鄧穎超，一腔悲曲傾瀉而出。鄧穎超同情和理解地握著她的手，仔細聽她訴說。鄧穎超的關懷使冰心感到了安慰和信心。烏雲驅散之後的新時期，倆姐妹又常常相約觀賞滿園春色，鄧穎超還總是採上一大把西花廳院中的白芍藥送給冰心。有一年，冰心因事未去賞花，鄧穎超惦記著她，就專門帶了花前去探望，使冰心感到如沐春風。
的確，鄧穎超有時會陪周恩來去外地工作，因為沒有個人的工作安排，她常常需要自己交房費，甚至有時連服務員的費用，都是她自己墊付的。
高振普自20世紀60年代初被分配到周恩來身邊做貼身衛士15年，後任鄧穎超的警衛秘書、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周恩來逝世後，高振普和其他人員整理了周恩來夫婦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據高振普回憶說，“總理的月薪是404.8元，鄧大姐是342.7元。他們的支出專案有伙食費、黨費、房租費、書報費、零用錢、捐贈費和特支，也就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的費用。從1958年到1976年，總理和鄧大姐共收入161442元，補助親屬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10218.67元，這兩項佔總收入的1/4。” 高振普還說，在他到西花廳工作期間，總理和鄧大姐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4000元。總理逝世的時候，倆人合計有5709.8元的積蓄。此後，鄧穎超還交過3000元的黨費。1992年，鄧穎超逝世，遵照囑託，高振普將她所有的積蓄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對親屬：視如己出，但不失嚴格要求
為了少讓周恩來分心，鄧穎超有個重要任務就是要處理好親屬間的事。她不僅率先垂範嚴以律己，而且對於親屬孩子們的愛既有慈的一面，也有嚴格認真的一面。當涉及到黨和國家利益時，她一定舍小家為大家，率先遵守黨紀國法，做出模範帶頭作用，教育晚輩要克己奉公。
1954年初，鄧穎超獲悉周恩來侄子周爾均積極要求進步光榮入黨時，欣慰地馬上提筆寫去一信：
爾均同志侄：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產黨，甚為興奮！今後，你必須加強黨性的鍛鍊，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斷的為著共產黨員的八條標準而奮鬥，不要辜負了光榮的共產黨員的稱號，爭取如期轉為正式的黨員。你必須注意密切的聯絡群眾，關心群眾，向群眾學習，從而你才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你自知應不驕不餒，但必須從思想上行動上加以不斷的實踐為要。
茲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紹他來看你，我們的情況可由他告訴你。你的情況望能告他轉我們。我的病已較前大好了，每日已可工作二三小時，你可勿念。
匆此，即祝進步、健康！
鄧穎超
一九五四、一、廿四
這封信給了周爾均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成為他這一生實踐入黨誓言的座右銘。
◆1951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同侄兒女在中南海。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對親屬的要求一直極其嚴格，甚至近乎苛求。終其一生始終熱切地期望侄兒女輩做一個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也就是做最普通的人：當工人、當農民、當教師、下基層，不允許有任何特殊化。為此，他們曾不得不干預對晚輩們中間一些人的工作安排，明確表態，不同意任命較高的職務，當了兵的要退役，要到牧區、農村勞動，甚至愛人從外地調北京的要返回原籍等。為此，鄧穎超逝世時在所留遺囑中專門講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領導和同志們，勿以周恩來同志的關係，或從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援的。”鄧穎超的這些做法，看似“太不近人情”，其實，在這中間蘊含著她對晚輩的愛，這是一種最深沉最富有遠見的愛。
◆周恩來、鄧穎超以博大的愛心，撫養大一個個烈士的遺孤。
1970年底，周恩來侄兒周秉和從插隊落戶的延安，參軍到了新疆喀什，並拍了軍裝照寄來，想讓伯伯和七媽高興高興。
很快，鄧穎超提筆給周秉和寫去一信：
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當兵，當然很好。但是，農村更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裡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我和你伯伯都認為你還是應該回到延安去，和老區人民一起，堅持在艱苦的農村勞動鍛鍊，改造自己。
就這樣，周秉和只當了三個半月兵，又回到延安繼續當農民。
原來，當時全國有上千萬的學生下鄉插隊落戶。為逃避農村艱苦生活，不少幹部子弟以參軍服役為名想方設法到部隊去，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鄧穎超認為周家孩子不能帶這個頭。於是，她便唱起“黑臉”，親自寫信、談話做工作，得到侄兒及其家人的理解與支援。
對自己：謹嚴律己，既做人低調又生活節儉
鄧穎超不平凡的經歷和對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貢獻，使她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但她從不居功，從不願宣傳自己，更不願有人為她寫傳。對於宣傳個人，她總是發自內心地拒絕：“過去革命鬥爭非常殘酷，好多人犧牲了，好多好的東西被毀掉了，留存不下來。我們是倖存者，還要為自己留什麼？！”她永遠忘不了那些在革命戰爭年代犧牲的戰友和同志，永遠視自己為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
1987年，某家出版社擬出版一本反映長征女戰士的書籍，裡邊準備寫鄧穎超一篇。看到報告後，鄧穎超堅決不同意。她說，長征時她患了嚴重的肺病，組織上照顧她，把她安排在休養連，配備了擔架和馬匹，一路上是靠同志們的幫助跟過來的。她嚴肅地說：“長征中我實際上沒有做什麼工作，不像蔡暢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堅貞大姐，她們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我沒什麼可寫的。”
20世紀80年代，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編寫周恩來年譜和傳記過程中，也接觸到許多有關鄧穎超的資料，深感她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最傑出的婦女代表之一，很自然地產生了寫一寫鄧穎超的想法。當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向她徵求意見時，鄧穎超鄭重地給有關領導同志去信，言明自己不同意的態度。
據曾在總理辦公室工作過、後到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副主任的李琦回憶說：“她（指鄧穎超）一向不同意宣傳她自己，歷來反對為她樹碑立傳。她曾在給我的信中這樣說，你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關於我的傳記，‘懇請你們不要列入你們的工作中，更請你們作罷’。”
直到1988年黨中央批准了為鄧穎超寫傳的任務時，鄧穎超才表示：既然組織上作出決定，只好服從。談到如何寫她的傳記時，鄧穎超不是講述自己的生平事蹟，而是要執筆的同志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做個大膽嘗試，創出新的風格，寫出當時的歷史環境和革命發展情況，既寫成績，也別忘了寫缺點。她多次這樣講：“要寫就寫全面，不要只是頌揚。”
周恩來去世時所用的骨灰盒很普通，但鄧穎超一直叮囑工作人員要好好儲存起來，等她自己去世時也要使用它，避免浪費錢買個新的。
鄧穎超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有關部門要為她換汽車，她堅持表示不換。有人提出，你的外事活動多，要到機場沒紅旗車不方便。她說：“沒紅旗車，一樣做工作。我是鄧穎超，坐在任何一種汽車上要去接外賓，他們會不讓我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增補鄧穎超為政治局委員後，她又婉言謝絕一些人要給增加秘書、警衛員的好意，並主動找有關部門說：“一切照舊，職務變了，地位變了，一切待遇不變。”
鄧穎超晚年常對周圍的同志講：“人總是要死的，但精神萬歲！”她所倡導的就是“一生奉獻，毫無索求”的精神。她對黨記憶體在的一些以權謀私、官僚主義、講排場、比闊氣、用公款請客送禮等不正之風深惡痛絕，大聲疾呼要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號召領導幹部要起帶頭作用，反覆強調，“領導者的言行要考慮影響”“做每一件事都要想著人民，想著黨的利益”，《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要求很明確，關鍵是執行，“不僅是執行，而且要自覺，要帶頭”。鄧穎超對同志嚴格要求，誨人不倦，語重心長；對自己嚴於自律，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她在一次中央紀委全會上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談到，“剛進城的時候，我用的枕頭是由幾件單衣疊起來做的枕芯”。周恩來逝世後，有些博物館想徵集遺物準備展出。鄧穎超跟他們說：“這個困難得很，我們身外沒有留下什麼東西，更沒有想到革命勝利後，死了還要搞紀念館，要把那些東西留著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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