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長城，褒者有之，貶者亦有之，甚至還有人編造故事來抨擊它。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孟姜女哭長城”。
齊地的孟姜女聽說丈夫被秦始皇徵召去修長城後積勞而死，她跑到長城下，哭了三天三夜，竟然哭倒了長城，從倒塌的城牆中找到丈夫的遺體。
實際上，孟姜女的哭聲不可能摧毀城牆，要不然秦始皇肯定請她去拆遷大隊工作。
在最初的記載中，孟姜女與長城也沒有關係。
《左傳》與《禮記》說，孟姜女是春秋時期齊國將領杞梁的妻子，丈夫戰死後，她撫棺大哭。到了西漢的《列女傳》，添油加醋地加了一句“乃就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但這裡的“城”是春秋時期的齊長城。再到後來，孟姜女哭長城變成秦時的故事，杞梁也成了被徵發修長城的民夫。
國家文物局統計，歷代長城總長度約2萬公里，修築時間跨越了兩千多年的時空。有多少人愛它，就有多少人恨它，民間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民意，細思恐極。
祖先留下的偉大遺產，到底承載了多少歷史記憶？
列國的遺產
長城的由來眾說紛紜，一般認為，其誕生於春秋戰國時的列國紛爭。
春秋時期，諸侯混戰，競相爭霸，實力較強的齊國與楚國率先在邊境修築連續的軍事堡壘，並用城牆連線，抵擋來自其他諸侯的進攻。
這就是，長城的雛形。
齊長城修建的年代，多在公元前六七世紀。齊人利用今山東省中南部山區的地形，因地制宜，修造土石牆，拒敵於國門之外，至今仍有遺址留存。
楚國修築的長城，史稱“楚方城”，頻臨漢水，用石頭壘砌於楚國北部邊境的崇山峻嶺上。
《左傳》記載，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在位時，齊國派兵前來攻打，楚將屈完率軍迎敵。到了召陵（在今河南漯河市）這個地方，屈完派人對齊軍說，你們真要來攻打的話，楚國有方城作為城防，漢水作為護城河，足以與你們一戰。
齊國國君齊桓公親眼看到楚方城堅固的防禦工事後，感覺碰上硬茬了，只好先撤退。
史書記載，楚方城為楚國阻擋了多次進攻，其他諸侯從北面攻打楚國，打到漢水邊的方城就攻不下了。
到了戰國時期，諸侯互相兼併，秦、燕、趙、中山等國，紛紛在自己的領地上修築長城。
秦國有秦昭王長城，修築於秦昭襄王在位時期（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
據說，由於秦國用來抵禦西戎的長城所用土石皆為紫色，遂有“紫塞”之稱（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於是，後世多用“紫塞”來指代北方邊境。秦國西邊的義渠等部落來到這道紫色的高牆下，便知道已進入秦國的地界。
燕國有燕長城。
《戰國策》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燕國一度是戰國七雄裡的軟柿子，為了自強，燕人修築南、北兩道長城。燕南長城是為了抵擋齊國與趙國的進攻，而燕北長城是為了防禦北方的遊牧民族東胡。
燕北長城，東西走向，長約兩千裡，西起今河北張家口，東至今朝鮮清川江北岸，由名將秦開主持修築。
秦開早年在東胡作人質，藉機掌握了東胡的諸多軍事機密，後來有一次到燕國邊境販馬，乘機擺脫了東胡的控制，逃到燕國為將。秦開不愧是優秀的“東胡留學生”，他成為燕將後，率領燕軍大勝東胡，使東胡退卻千里，隨後，秦開在燕北邊地動員軍民修築長城。
秦開修築的燕北長城後來被秦朝繼承，而秦開有個孫子還去拜見過嬴政。這個孫子叫秦舞陽，13歲能殺人，隨荊軻去刺秦王嬴政，卻被嚇得發抖，沒幫上忙。
趙國有趙長城。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僅學習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裝備，還在趙國北部邊境修築了“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的趙長城，東起今河北張家口境內，西至今內蒙古烏拉山與狼山之間的缺口，長約650千米。
這一時期，長城的性質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春秋時，諸侯修長城更多是為了爭霸。到了戰國，長城防禦的物件，更多是來自北方的胡人。
中國北方，有一條重要的地理分界線。其大致上從東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經過大興安嶺、陰山、賀蘭山等山脈，將這條線的兩邊劃分為半溼潤區與半乾旱區，一邊受季風影響，適宜種田，一邊受大山阻隔，只能放牧。
這條線劃分了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天然界限，與現在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基本吻合。
在古代，南邊的農耕民族男耕女織，春種秋收，生活安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北邊的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狩獵放牧，不時南下騷擾，尤其是到了寒冷乾燥的時節，牛羊難以繁衍，遊牧民族便會從非季風區闖入季風區，大肆擄掠。
遊牧民族擅長騎射，飄忽無定，往往搶了東西殺了人就跑，等到南邊要出兵追趕時，他們早已騎馬遠去，追都追不上。
實踐證明，修築長城，是阻擋遊牧民族的好辦法。
歷史上最早利用長城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人，是趙國名將李牧。
戰國後期，李牧長期鎮守趙國雁門一帶（在今山西朔州），十餘年間，屢破東胡，降服林胡，使匈奴不敢犯邊。
在邊境，李牧命將士們看守趙長城上的烽火臺，每次偵察到匈奴進犯，就傳警報，讓趙軍躲入營壘中固守。這樣過了好幾年，匈奴都以為李牧膽小如鼠，可又佔不到便宜，他們每次來沒能搶物資，也無法跟趙軍交戰，心態都快崩了。
李牧利用匈奴疲於奔命的時間，在趙長城後訓練軍隊，精選戰車1300乘，精騎萬餘匹，驍勇步兵5萬人，弓駑兵10萬人，命不同兵種訓練戰術，協同作戰。
等到時機成熟，李牧派出邊境軍民引誘匈奴來攻。匈奴單于忍了這麼多年，終於有機會與趙軍一戰，於是輕敵冒進，深入趙境。李牧見匈奴上鉤，率領自己訓練多年的“特種部隊”出戰，經過激烈的戰鬥，大破匈奴，“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鎮守趙長城多年，沒被匈奴人打敗，後來卻敗給了趙國奸臣的流言蜚語，遭到罷黜。
趙國罷免李牧，自毀長城，軍中無良將可用。不久後，秦將王翦率領大軍破趙，攻入趙都邯鄲。
此後，隨著秦一統天下，一道萬里長城屹立於北方邊境。
秦時明月漢時關
秦長城的遺址大多已湮滅在歲月長河中。但直到今日，很多人提起“萬里長城”，腦海裡浮現出的第一個名字還是——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滅六國後，為了鞏固國家統一，下令拆除內地諸侯互防的長城（“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卻把北方邊境的列國長城保留下來，並在秦、趙、燕三國長城的基礎上，加以修葺、連線和增築，下令修建了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今遼寧遼陽）的萬里長城。
秦始皇修長城，也是為了抵禦北方民族的侵掠。
秦始皇信任方士，追求長生不老藥。有一次，方士盧生為他帶來一句讖語：“亡秦者，胡也。”
胡，可代指北方邊境的少數民族，而在當時，北境最強盛的遊牧民族正是曾與趙國李牧多次交手的匈奴。他們是秦始皇的心腹大患。
李牧死後，匈奴人從陰山南下河套，在黃河南北四處劫掠。若無延袤萬里的長城，秦軍需分兵守衛，難以集中兵力發動戰略反擊，匈奴人騎著馬機動作戰，今天在東邊打劫，明天就可以跑到西邊，還隨時可能南下關中。
為此，秦始皇想到的妙計，是修長城，依地形，借天險，將邊境給圍起來，遏制匈奴南下的路線。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將蒙恬率軍出征，大敗匈奴軍，一舉收復河南地。之後，蒙恬奉命組織大量民工，在燕、趙、秦長城的基礎上修築萬里長城。
蒙恬取得多次大勝，修築長城後，匈奴“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道萬里長城，秦長城的修築動用民力多達50萬（“秦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甚至有學者統計，僅河套地區集聚的勞工數量，就有數十萬之多。
秦始皇急功近利地動員大量民夫，萬里長城工程浩大，勞役沉重，成為秦朝苛政的象徵。後世用春秋時期“杞梁妻”來編造“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便是對秦長城的譴責。
為修築秦長城立下功勳的名將蒙恬，直到死前仍對長城工程心不自安，不過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被徵發修長城的數十萬民夫。
秦始皇病逝後，奸臣趙高擁立秦二世胡亥即位。為了消滅政敵，趙高向胡亥進讒言，除掉蒙恬兄弟。
蒙恬被勒令自殺，最後一刻，他喟然長嘆：“我何罪於天，竟然無罪而被處死？”過了一會兒，他又徐徐說道：“唉，其實我本來就有罪，從臨洮到遼東，築長城、挖溝渠萬里，可能挖斷了地脈。此便是我的罪過啊！”說完，蒙恬吞藥自盡。
秦朝二世而亡，迅速淹沒於各地起義軍的浪潮中，“長城亡國”的罪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扣到了秦始皇頭上，很多人只記住了秦長城的罪，而忘了它的功。
漢承秦制，不僅繼承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也傳承了始皇帝對長城的營造。漢朝將新長城與舊長城連線為一體，東起遼東，西迄今新疆，構成一道城堡相連、烽火相望的防線，並透過屯田、徙民實邊，加強對北方邊境的控制。
近代以後，中國因為長期封閉落後而一敗塗地，曾經有人將長城與“閉關鎖國”掛鉤，認為這是中華民族自我封閉的象徵。
事實上，長城並不鎖國，而是為了保衛與防禦，以更好地開放。
漢武帝在位時（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修築的河西長城，綿延烽燧，亭障相連，沿著絲綢之路修築，成為保護這一國際交通幹道安全的防線。
漢時修築的邊塞遺址，至今屹立於絲路之上，其中出土了不少漢代的絲帛文書，訴說漢時東西方交流的往事。
有關漢代修長城的史料現存較少，但出土文物“居延漢簡”留下了生動的記載。
居延地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是漢朝防禦匈奴的重要邊塞，因此，居延漢簡中有大量漢匈和戰的內容，記載了漢代屯田、徙民、築城的細節。
其中有幾枚竹簡說到，匈奴進攻漢朝邊塞，一般在春夏之交或秋冬時節的早晚時段，千騎之中分成多個數十人團隊進行劫掠。為此，漢朝邊塞制定了嚴明的烽燧制度，發現敵情後利用長城及時傳遞資訊，調兵擊退匈奴。
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校尉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發現匈奴威脅絲路安全，集合邊塞漢軍與西域各屬國兵力四萬餘人，出長城，奔襲千里，斬殺匈奴郅支單于。
在陳湯給皇帝的上書中，有句名言：“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明末大儒王夫之有一個觀點：“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
兩漢時期，朝廷始終對周邊夷狄有著強大的威懾力，長城內外的少數民族大都聽從漢朝的號令。長城拱衛之下的漢朝最後沒有亡於胡人，而是毀在朝中的內耗。
民族交融下的長城
秦漢之後，長城的建造雖未停歇，但規模不像之前那般浩大。
北魏時，陰山南麓興起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個軍鎮。為了防禦北方遊牧民族柔然南下，北魏沿著北部邊境的軍鎮三次修築長城。
北魏的統治者鮮卑人，原是匈奴之後崛起於陰山北麓的遊牧民族。他們在統一北方後，實行漢化政策，也修起長城，防著來自大漠草原的遊牧民族。
北齊奠基人高歡出自北魏六鎮，靠軍功成名，深知長城的重要性，他執掌東魏朝政時，繼續修築長城。
北朝修築的長城分成內外兩線，總體上看，長城分佈區域向內收縮，大部分在秦漢長城以南，但這一佈局被八百年後的明朝沿用，構成了明長城分佈的基本格局。
隋朝建立後，邊患又起，北邊的突厥屢犯邊境，東面的高句麗虎視眈眈。
隋文帝、隋煬帝父子倆都曾修築長城，主要是對北朝長城進行連線和加固。其中，隋文帝修了五次，隋煬帝修築三次。
隋文帝修築長城，雖於開皇元年至開皇七年（581-587年）五次徵發勞役，但都選在農閒時間，而且每次動員十餘萬人，修建時間僅二旬，能幹多少就幹多少，參與修建的多是當地駐軍或居民。隋文帝的每次修城都與突厥的動向有關，算是利國利民的舉措。
隋煬帝修築長城三次，卻是不恤民力，大發急役。
大業三年（607年）七月，為了向突厥炫耀武力，隋煬帝舉辦數千人參加的宴會招待突厥的啟民可汗，同年還“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修築四百里，二十日完工，“死者十五六”。
大臣高熲得知民夫修長城的慘狀後大為震驚，認為此乃亡國之舉。結果，他因為議論“長城之役”，被人告發，隋煬帝下詔以“誹謗朝政”的罪名將高熲處死。
同年八月，隋煬帝率領五十萬大軍，沿著長城北巡，到達河西走廊的張掖郡，作《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徵群臣》，其中寫道：“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漠築長城……”
此後，隋煬帝兩次大規模修長城，即便天下大旱，也要徵發農民，男丁累死後，還把寡婦拉去修長城（“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使得屍骸蔽野，天下騷亂。
修完長城，隋煬帝自己和王朝的命也沒了。
有隋朝的前車之鑑，唐朝便不修長城。
唐朝放棄修長城，除了其邊防更多依靠強盛的軍隊作戰外，還在於唐朝包容的特性。歷史學者李鴻賓認為，唐朝統轄的地域和人群，都超出了中原、漢人這類被視為中華正統的界限。
唐太宗李世民有這樣一句名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在古代，農耕民族長期受到遊牧民族的侵擾，但其文化從未中斷，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遊牧民族在同農耕民族的和戰交往中獲得了中原文化的薰陶，而農耕民族也從遊牧文化中汲取有價值的部分。
長城以北，東胡、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你方唱罷我登場。
長城以南，秦、漢、隋、唐、宋、明等，歷代王朝興亡盛衰。
在漫長的歷史中，經過戰爭、貿易、和親等交流，各民族不斷衝突與包容，開拓了中國遼闊的疆土與多元的文化。
五代十國後，隨著燕雲十六州丟失，北境無險可守的宋朝即便要修長城，也已經有心無力了。
北宋時期，傳統的邊塞防禦體系支離破碎，中原王朝沒有長城可以倚靠。宋太宗在北伐失利後，接受大臣何承矩的建議，修築了一道“水長城”，以遏制契丹人建立的遼政權。
北宋的這道水長城以水為屏障，沿途彙集河流19條，湖泊30個，置堡壘26座，戰船百艘，全線長約500千米，沿著宋遼邊境，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東達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塘沽口）。
北宋的防線如水般孱弱，嚇不倒契丹，也防不住女真，最後亡于靖康之變的恥辱中。
可以說，兩宋時期，長城“正統”在遼金。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位時就開始修築邊牆，亦稱遼長城。遼除了與北宋並立外，北部邊境還有女真、室韋、鐵驪、烏古、敵烈等遊牧部族不時侵擾。遼軍在出兵征討的同時，又在今中、俄、蒙三國邊境修築了一道全長兩千多里的土築長城。
金的邊境問題與遼相似，但金朝的北方戍邊軍隊遠至大興安嶺、陰山以北，且以騎兵為主，此前歷代長城對金人並不適用，草原上也難以修建高大的牆體。
於是，他們在農牧交界帶的北方修築了一道界壕。金界壕綿亙千里，有壕堡作為防守士兵屯駐之地。
成吉思汗崛起於漠北後，金大安二年（1210年），金人在界壕的基礎上加高加寬，於今河北與內蒙古一帶修築了烏沙堡長城（也稱金大安長城）防禦蒙古軍隊。這是金朝的最後一道“長城”。
然而，蒙古大軍勢不可擋，烏沙堡長城修築不久後即被成吉思汗派哲別率領蒙古大軍破壞，金的統治也隨之搖搖欲墜。
明長城
蒙元入主中原不過百年，被明朝軍隊趕到了漠北。
《明史》記載：“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正統（明英宗年號）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
有明一代，幾乎每個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修過長城。無論是修築規模、戍邊守備，還是現存數量，明長城都堪稱空前絕後，總長度為8851.8千米（2009年國家文物局與國家測繪局公佈資料），其主體東起鴨綠江畔的虎山長城，西至甘肅嘉峪關。
明長城橫跨了今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內蒙古、陝西、寧夏、青海、甘肅等十個省區、直轄市，途經156個縣域。
明代，沿著這條波瀾壯闊的路線，軍鎮、衛所、堡壘林立，形成了“九邊重鎮”，頂峰時期戍守將士多達百萬之眾。
九邊重鎮，自東向西分別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山西鎮）、榆林鎮（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
為了防備北元捲土重來，從明太祖洪武年間起，明朝開始修築長城。明初名將徐達攻取大都（今北京），在其周邊修築了多道長城與關隘。
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京師距離邊境線不過百十公里，緊挨著長城構成的京畿防線，形成此後兩百年“天子守國門”的奇特局面。
為了打造固若金湯的長城防線，明朝的文臣武將、能工巧匠為長城傾注心血。
西北諸鎮，有三邊總制楊一清主持修築的榆林鎮與寧夏鎮長城。
明初，邊患主要是退守漠北的北元，成化以後，蒙古、畏兀兒諸部也常常出兵，從西北東進騷擾。
明孝宗弘治皇帝在位時，楊一清上奏，認為延綏安邊營到寧夏黃河橫城堡一帶長達400多公里，卻沒有高山巨塹作為險阻，敵騎常常長驅直入，應該修築邊牆。
明孝宗同意楊一清的建議。於是，朝廷撥款經費數十萬兩，命楊一清修築長城，強化榆林、寧夏、甘肅三鎮防禦。
楊一清在西北慘淡經營，在修築長城的同時，率軍擊退蒙古韃靼兵，卻因受朝臣排擠，幾度被貶，工程也多次被迫暫停。
等到嘉靖年間，楊一清升任兵部尚書，再度回到西北巡視時，看到那一段段高大堅固的城牆，不禁老淚縱橫：“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當時，他已經年過七旬，幾乎將人生獻給了邊防。
長城之上，不乏忠臣良將。
明隆慶元年（1567年），名將戚繼光任薊鎮總兵時，到長城一帶巡查，發現明初修築的邊牆很多已經傾頹，難以抵禦遊牧騎兵的進攻。
因此，戚繼光奉命重修薊州鎮長城，他主持加固山海關至居庸關段長城，在沿線興建一種新的空心敵臺，也稱敵樓，既可以有效地保護士兵，起到堡壘和瞭望臺的作用，在平時也可以儲存軍械或供士兵居住。每到高山峻嶺，戚繼光便築一座敵樓。
現存的金山嶺長城即按照戚繼光“因地形，用險制塞”的原則設計，隨地勢起伏而修建，參差突兀，高低相間，每逢軍事要地，便有一個隱蔽的關口，守城士兵憑藉長城關口，可用較少兵力抵擋人數眾多的對手，起到“一夫當關”的作用。
戚繼光重修的長城多用青磚，現在北京周邊常見的青磚長城即當時的產物。走過昔日薊州鎮長城，撫摸每一塊磚石，都有可能是當年戚繼光經過的地方。
戚繼光鎮守薊州鎮十餘年，功勳卓著。遺憾的是，內閣首輔張居正去世後，朝中對他進行清算，戚繼光被列為其黨羽，也遭到彈劾，最後被罷官，鬱鬱而終。
一代民族英雄，在孤獨中離世，至死得不到應有的致敬。
但戚家軍留了下來，他們及後代奉命鎮守長城。
長城被老外稱為“Great Wall”，但萬里長城並非只有城牆，而是將城、堡、障、堠、關、塞、隘、口聯絡在一起的軍事防禦系統。
城牆是長城的主要建築部分，宛如一條盤踞在大地上的巨龍，過絕壁、穿高山、越沙漠、過草原，串聯起成百座雄關、隘口，成千上萬座敵臺、烽燧，使其彼此相互配合，也讓邊軍得以在長城上長期戍守。
戚繼光修長城時，調遣此前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的軍士北上戍邊。有些軍士舉家搬遷，一個家庭負責戍守一個敵樓，因此，這些敵樓被冠以家中主人的姓氏，如“張家樓”“趙家樓”等。
戚家軍的後裔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一直守護在祖上修築的長城身邊，直到現在，長城附近的村鎮還有許多戚家軍的後代。
▲北京八達嶺長城。圖源/攝圖網
明人筆記《曖姝由筆》對戍守長城的軍人有生動的記載：
長城上的一個墩臺，居住了七個士兵和三隻小動物——一雞一貓一狗。
幾名士兵在墩臺上日夜守望，有人負責煮飯，有人負責守夜，還有四人分列東西南北，各守一面，一有敵情就需彙報，即便飲食時間也要有人在臺邊瞭望。
三隻動物也各司其職，雞負責報曉，不知緊要時是否能當伙食；貓可根據其瞳孔變化來表明當日時間，因為古代沒鐘錶，只能用原始的方法；狗是最忠實的伴侶，晚上跟著一起熬夜，白天卻第一個從梯子下去，探查是否有埋伏的遊牧民。
長城下的壕溝設有陷阱，有時運氣好，還會有鹿自投羅網，將士們就可以飽餐一頓，改善伙食。
無論在哪個時代，為國家與民族把守大門的“守夜人”，都值得人們敬重。
最後的長城
明長城在山海關以東的部分，被稱為“遼東邊牆”。
過去常認為明長城的東起點是薊州鎮的山海關，直到近幾十年，遼東鎮長城才逐步得到研究，揭開其神秘的面紗，遼寧虎山也被確定為明長城的東端。
遼東邊牆修建於明成化年間（1465年-1487年），是明朝為了防備蒙古兀良哈部與後來興起的女真各部而修築的。
女真首領努爾哈赤釋出“七大恨”討明檄文，建立後金政權後，與明軍在遼東邊牆一帶展開多次大戰，並逐步逼近薊州鎮的山海關。
明天啟六年（1626年），山海關外駐防長城的明軍，除了鎮守寧遠城的袁崇煥部外，都撤到了山海關內。寧錦防線頃刻瓦解，但袁崇煥面對後金軍隊的猛烈攻勢，堅決不退，拼死守住寧遠城。
此戰，努爾哈赤率領十餘萬大軍日夜攻城，卻被袁崇煥用弓箭與大炮阻攔，後金軍攻城不下，只好退兵，一說努爾哈赤在戰鬥中被明軍炮火擊傷，數月後不治而死。
▲明朝多場大戰與長城息息相關。圖源/影視劇截圖
力挽狂瀾的袁崇煥沒能戰死沙場，後來因謀反通敵的罪名，被生性多疑的崇禎皇帝凌遲處死，留下另一個歷史謎團。
長城最終還是沒能守衛北京，卻見證了王朝的末路，而萬里長城永不倒，先垮塌的往往是人心。
崇禎十七年（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在煤山上吊自縊。隨後，李自成也走上了快速腐敗的道路，沉溺享樂，搜刮金錢，弄得人心惶惶，士民憤恨。
李自成派人前去勸降明朝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吳三桂權衡利弊，本來“欣然受命”，將山海關留給部下鎮守，自己率領軍隊去向李自成的大順政權投降。
走到半路，吳三桂卻見到從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自己一家也在清算之列，遭到大順軍拷打劫掠。吳三桂大怒，當即撤回山海關。李自成聽說吳三桂反悔，親自率軍來攻山海關。
吳三桂孤立無援，寫書給清攝政王、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多爾袞，與關外的清軍聯合，向大順軍展開反攻。
李自成還不知道清軍已到山海關，以為關城易守難攻，便把攻城的大順軍一字排開，誘使吳三桂出城交戰，然後首尾相顧，實現包圍。
多爾袞識破李自成的意圖，讓吳三桂先出城迎戰，等到吳三桂陷入重圍時，清軍兩白旗共二萬騎從外圍殺人，形勢瞬間轉變。大順軍陷入吳三桂與清軍的夾擊，不過才一頓飯的時間，“戰場空虛，積屍相枕，彌滿大野”，清軍追擊二十里，遇到大順士兵就斬殺，大順軍投水溺死者也不在少數。
山海關之戰後，吳三桂降清，大順軍潰敗，清軍奪關南下。這座被稱為“天下第一關”的長城關隘，成為決定歷史命運的舞臺。
清朝入關後，拋棄了傳統的長城觀念，認為“固國不以山川之險”。清朝統治者把懷柔各民族作為穩定邊境的首要政策，因此不再修長城，只是對明長城加以修繕，一些年久失修的長城則逐漸殘破。
康熙帝在位時，看到大臣上書請求重修長城，便回覆道：
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節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功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康熙皇帝這番話，是說要行仁政安定民心，老百姓高興了，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邊境自然安定，這是因為眾志成城的道理，所以不能專門靠險阻來防禦。
當時，康熙平定四方，北元末裔林丹汗敗於青海，蒙古諸部歸附；西域瓦剌的後裔準噶爾汗國也被清軍擊潰，狼狽而逃。
在康熙帝看來，長城不必再修，這道防禦建築已經過時了。
清朝前期，出於文化衝突的考慮，嚴禁蒙漢兩族人自由遷徙，以長城為界，只有部分山西商人可持許可站透過。這些早在明末就與清朝多有合作的晉商，被世人稱為“皇商”。
後來，清朝放開限制，長城的重要關口演變成南來北往的中轉站，邊塞城堡商旅雲集，開滿了錢莊票號、旅店飯館。其中最有名的當屬位於山西朔州的殺虎口和河北的張家口。各地商人經過廢棄的長城，可以從這裡北上蒙古高原，乃至俄羅斯。
直到晚清，曾國藩、左宗棠等名臣見國家內憂外患，戰亂不止，才在中原腹地與新疆邊塞新修長城。
從修築時間來看，這幾道長城成了封建帝制時代最後的長城。
但長城的精神並未消亡。
20世紀30年代，這道古時候農耕民族抵禦遊牧民族侵擾的堅實壁壘，成為中國軍人抗擊日軍的戰場。轟轟烈烈的長城抗戰就此展開。
1933年，已經侵佔東北的日軍挑起戰火，進犯山海關。山海關守將何柱國下令堅決抵抗，釋出《告士兵書》：“願與我忠勇將士，共灑此最後一滴血，於渤海灣頭，長城窟裡，為人類張正義，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雪奇恥，為軍人樹人格，上以慰我炎黃祖宗在天之靈，下以救我東北民眾淪亡之喪。”
何柱國所部與日軍血戰三日，不敵撤退，打響了長城抗戰的第一槍。日軍進入山海關後，見到城中穿著軍裝或拿起武器的人就立即槍殺，並用炮火將古城建築毀於一旦。
熱河失守後，日軍又派兵從冷口關、喜峰口、古北口三處向長城防線發起進攻。
鎮守喜峰口的第29軍在裝備落後的情況下，揮舞大刀想鬼子頭上砍去。古北口的中國軍人以傷亡萬人的代價，堅守數十日，死守北平的門戶。
儘管長城抗戰敗了，但新的長城卻在民眾心中漸漸矗立起來。後來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響徹大江南北，開頭兩句就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在長城留下了太多記憶。
長城有帝王的雄心，有民夫的汗水，有將士的鐵血，有民族的交融，有執政的教訓，有戍邊的功績，有炮火的轟鳴，有箭矢的痕跡，有金戈鐵馬的呼嘯，也有紫塞秋風的壯美。
立志修10萬公里鐵路的近代革命家孫中山，說起長城，也是滿腔的自豪感：“中國最有名之陸地工程者，萬里長城也。……工程之大，古無其匹，為世界獨一之奇觀。”
作為人類史上的奇蹟，長城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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