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神奈川縣立歷史博物館裡，藏著由明治時代的浮世繪畫師早川松山的一幅畫，描繪了影響日本和英國的“生麥事件”。名字聽起來很“接地氣”，畫中也不過是日式打扮的武士，和洋人之間看似並不激烈的衝突場面。由於畫師使用的顏色十分鮮豔，以至於只看畫時，很難感受到其中的風雲激盪。其實，發生在橫濱郊外十分偏僻的生麥村的那場突發事件，背後激起了足以撼動歷史的千層浪花。
1862年8月21日下午，東海道上的生麥村天晴氣朗，但誰也想不到平和的日子會染上血。這一天，薩摩藩藩主的父親島津久光返回京都途中。作為地方上的“太上皇”和實際掌權人，島津久光此前以700餘人的浩浩蕩蕩的大隊伍前往江戶，諫言幕府政治改革。從大背景看，島津久光作為有志之士，已然看到了外面世界的風雲變化。橫濱作為已開放港口，日本正在迎來貿易興盛的時代。雖然意識到開啟國門是勢不可擋的歷史趨勢，但“攘夷”依然是政治的主流。按照當時的流派，一個是“破約攘夷”，即不惜武力代價也要先將各種不平等條約廢除後，再以平等身份締結新條約。另一個是“大攘夷”，貿易興國，加強經濟力和軍事力建設，從根本上與外國平等相處。島津久光屬於“大攘夷”的推動派，在本意上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和外國之間無謀無腦式的摩擦和衝突的。
如果沒有“生麥事件”的發生，自己的建議得到了幕府重視和認同的島津久光，縱然不再是“在編”的一城之主，但或許也將迎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政治“出道”。根據《維新史料綱要》等材料記載，回京途中，島津久光的隊伍被4名騎馬的英國人無禮地闖入，造成1名英國人死亡，2名英國人負重傷的結果。當然，如果追究歷史細節，衝突的原因之中也不乏雙方溝通不暢等非人為要素。在當時，當街砍殺外國人無疑是震驚內外的爆炸事件。還值得關注的是，砍殺行為雖然沒有島津久光的直接命令，但可以視作是在其默許之下發生的。因此，“生麥事件”被賦予了沉重的政治色彩。伴隨英國人的死傷，日英關係也無法迴避直面而來的對立。
在“攘夷”的思潮背景下，島津久光的做法獲得了很多好評甚至是歡呼，英國也面臨外交處理或武力報復的選擇。薩摩藩作為擁有強盛實力的地方藩城，在交戰上並不懼怕英國。事實也證明，事件翌年，英國艦隊以交出犯人和賠償金等為由，挑起了“薩英戰爭”。從結果上看，擁有堅船利炮的英國並沒佔到便宜，實力雄厚的薩摩也以較小的損失重創對方。這其中，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披靡的將領大山岩，被稱為“舊日本海軍改革之父”的山本權兵衛，以及“對馬海戰”中率隊擊敗俄國海軍的東鄉平八郎，都開始以並不起眼的方式出現在了歷史舞臺上。因此，“薩英戰爭”不但是推動日本進一步走向近代化的歷史契機之一，也是近代化人才的一味“催化劑”。更有意思的是，按照日本史料上的說法，作為日本一萬日元紙幣上的肖像人物，大名鼎鼎的福澤諭吉則在雙方的談判中，將英國提出“懲處作為責任者的兇犯”誤譯為“索要島津久光的首級”而加劇薩摩藩的敵意，間接將雙方引向更深刻的對立。雖然謎點重重，不知這算不算這位日本名人的“汙點”。
有史學家將“薩英戰爭”和“鴉片戰爭”作比較，是因為弱方都意識到了堅船利炮背後近代化的力量。令人唏噓的是，“鴉片戰爭”之後，清朝依然支離破碎。“薩英戰爭”之後，日本重新認識閉關鎖國和西方科技，主動和英國結好建立貿易關係，薩摩藩進一步成為明治時代的強藩。“一笑泯恩仇”之後，是明治維新帶來的近代化大跨步。
“生麥事件”中被殺的英國商人查理斯被安葬在了橫濱的外國人公墓，成為這段歷史的特殊“見證人”。試想，如果沒有生麥村裡的這場偶然，薩摩藩和日本的近代化，又將遭遇哪樣的時代“邂逅”呢？（2024年12月20日寫於東京“樂豐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