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曉妍 編輯 | 張瑞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騰訊新聞內容出品，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單獨二胎政策放開後，蔣萊的丈夫提出想再要一個孩子，當時8歲的兒子也要求媽媽再生一個弟弟，身邊出現了許多贊同的聲音：“趕緊從了（夫、子）吧。”彼時至今，蔣萊一直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研究公共政策、社會性別和領導學。
“生，還是不生？”
這是一個難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與個人、家庭、社會都息息相關。難道僅僅因為獲得允許，就應該生二孩嗎？是哪些動因和力量，促使那些已經生過一次孩子的母親再為人母？
帶著這些問題，蔣萊開始了對“都市中產二孩媽媽”的研究，“走上了以學術探索化解自身糾結的道路。”
蔣萊的合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沈洋。研究方向包括性別社會學、家庭社會學和公共政策。
這項研究歷時五年，深度訪談了在上海、南昌等城市的四十多位中產媽媽，匯聚成一本生育圖景與決策指南：《新生育時代》。
訪談物件大多是70後和80後，城市中產，擁有高學歷、體面工作和房產。之所以聚焦中產，是因為過去30餘年，受計劃生育限制最大的就是這部分女性。在農村地區，二孩、多孩媽媽並不少見。90後、00後群體內部瀰漫著恐婚恐育的思潮，這也讓70後和80後女性成為了當前的生娃主力。
典型二孩媽媽有明顯的共性——新時代職場母親，“既能幹、又肯幹，一手抓工作，一手抓孩子們，即使疲於應付，也要努力趨近擁有一切。”
2017年被邀請加入這項研究時，80後沈洋剛剛結婚。而70後蔣萊正在為要不要二胎陷入糾結。兩位人生經歷迥異的女性，處在同一個“要不要生孩子”的人生節點上。研究完成時，兩位學者也都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蔣萊放棄了生二胎的打算，而沈洋在書稿告成時，已經懷上二胎九個月了。她們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的物件”，以自己作為方法，討論生育的現實問題。
生娃猶如“黑社會”
“我們遇到過一些案例，二孩、一孩，都是意外懷孕的，性知識的偏差很嚴重。”蔣萊說。
懷孕是個意外。因為缺少教育和來自上一代的告誡，不少人的性知識缺乏，即使是最有避孕意識的年輕夫婦，奉行的也是最不靠譜的“安全期避孕法” ，最後迎來不期而至的小生命。
有一位叫文清的訪談物件，曾經是某傳媒集團的導演、編導。結婚三年，就經歷了三次意外懷孕。第一次懷孕，順產引發了大出血。文清不想再要二胎，但她是嚴重的過敏體質，不能用安全套，也不想服用對身體有損害的避孕藥。攝影師丈夫拒絕結紮，找了個“以後會腰痠膝軟，再也沒辦法拎攝影機”的理由應付。但文清知道，丈夫偏見很深，在他那裡，結紮和閹割就是一回事，無論她找多少科學文獻擺在他面前，丈夫始終會被“一種傳統力量拉回去”。
第二次懷孕，胎兒自動停胎，做完流產的文清第二天就回到片場熬夜趕工。等到第三次，文清分娩前，還在大著肚子跑業務，給客戶發創意文字。讓對方給她三天時間，生個孩子，就“滿血復活”。但這一次，她經歷了更兇猛的大出血，手術室裡來了各科主任、副院長等十幾號人，她在手術檯上度過了整整一天，一半以上的血液差點流光，身體裡置換了2/3的血液，才最終保住了性命。
鬼門關走了一遭，最後還是文清選擇在自己體內安置了一枚不會引發過敏的節育環。
像文清一樣，不少接受訪談的都是女公務員、醫生、大學老師、企業高管等擁有體面工作的女性，但是，這些“意外”也揭示了她們在性關係中的不自主。
同樣經歷過意外懷孕的是研究者蔣萊本人。她在結婚之前，甚至有過不生小孩的想法。但意外懷孕後，丈夫對於新的小生命非常期待，嘗試說服她，“第一個（孩子）不要不好。”
蔣萊 ©蔣萊
生下孩子，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照顧丈夫的感受。如果不生，可能對兩人關係造成重大打擊。蔣萊後來反思，這可能跟自己的“配得感低”有關。從小到大，在成長環境中她似乎並未獲得充分的愛和包容。老一輩的女性也是如此，蔣萊的媽媽是家裡的第三個女兒，因為是女孩，小時候還曾被送去親戚家撫養。蔣萊的婆婆，甚至是被父母送走的女孩。對那個時代的女性而言，被愛本就不是理所應當的。
後來，蔣萊遇到了她的丈夫，體驗到了被寵愛、包容的感覺。“別人一對你很好，你就覺得無以回報”，只能以滿足對方期待的方式去回饋。
蔣萊分娩那天，因為順產造成了陰道撕裂，需要縫針。那時，她痛得整個人都麻木了。醫生安慰她：“我給你縫得好看一點。”這讓蔣萊感到荒謬：給誰看？我自己也看不到。產婦還在痛苦當中，而丈夫的需求已經被提早考慮到。剛出生的兒子此時也穿上了新衣服，乾乾淨淨，格外好看。蔣萊有些失落，覺得沒有人真正關心產婦的感受。
生下孩子，最不高興的人，應該是蔣萊當時的頂頭上司。那時，她剛進單位任職不久。在前輩看來，新人本就要多幹活。原來，蔣萊一個人承擔三個崗位的活，懷孕後，就要休產假、帶孩子，難免遲到早退。職場媽媽的辛苦，都被視為“嬌氣，叫苦叫累”。她經常被單位裡的前輩敲打，也沒有獲得該有的提拔。後來，蔣萊離職，接替上來的是一位男性，可能領導覺得“還是男人好用”。
除了母職懲罰，一個母親還要遭受社會系統裡的諸多評判。比如，一個母乳不足的母親是不符合標準的。蔣萊感覺內疚，她羨慕比她生得更早的一位同學，那位同學母乳很多，營養價值也高，上面還漂著一層油脂，不像她的一樣顏色很淡。
作為一位在事業上要強的女性，蔣萊一邊努力工作，一邊攻讀在職博士，後又轉職博士後。為了工作，她把孩子送進全託幼兒園，成了“狠心”的母親。專家列出各種陪伴孩子的關鍵期、性格養成的黃金期，蔣萊上網查資料，越查越內疚，對孩子又充滿了補償心理。
“婚姻猶如黑社會。”作家亦舒的這個比喻，常常被蔣萊用來描述生育後的感受：“沒有加入的人總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處，故此內幕永不為外人所知。”
2019年，一位女性在社交網路上發帖，說自己懷孕時得了蕁麻疹。她建議應該在女性懷孕前把所有可能面對的問題都告訴育齡女性。並且懷疑，老一輩的女性為了獲得後代，刻意隱瞞了生育的真相，“騙”下一代女性生育。
但在蔣萊看來，上一代人或許並非有意隱瞞。“她們是無意識的，不認為這是個問題，覺得不值得去說。”
直到2005年生育後，蔣萊加入上海一個網路論壇，才瞭解了很多不一樣的婚育觀點。甚至“離婚是一個選項，永遠不要覺得離婚是無法接受的”這句話，她也是第一次聽說。很難想象，這就是當時都市高知女性面臨的婚育處境。這讓蔣萊想到自己父母的婚姻，他們的關係並不和睦，50多歲還會為雞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互相攻擊，傷心動怒。早該離婚，卻離不了婚。“一直處於這種狀態，是不是她們在這方面（婚姻）很不成熟？”
這也是蔣萊後來走上女性研究道路的原因。2017年，她邀請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沈洋加入二孩媽媽群體的研究。兩位學者希望透過這個研究，開啟一個認識“生娃黑社會”的新視角，把知情權和選擇權交還給女性。
家庭是最頻繁、最隱蔽的權力鬥爭場所
沈洋是一位80後女性主義者，她比蔣萊小六歲，結婚得更晚，對待婚育也更加謹慎。在懷孕前，沈洋就曾和丈夫建議，關於冠姓權的問題，可以擲骰子，擲到哪一面，孩子就跟誰姓。丈夫思前想後，覺得這個反傳統的行為不好跟自己父母交代，於是和沈洋商量，希望第一個孩子跟隨父姓。
沈洋 ©沈洋
考慮到隨父姓更符合社會規範，沈洋沒有再提出異議。那時的她還沒有下定決心生二胎，一想到家裡唯一的孩子不能隨自己姓，再加上有一段時間，沈洋帶孩子更多，因此會有種不公平的感覺。
即使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隨母姓也並不常見。在沈洋和蔣萊訪談的近50個家庭中，隨母姓的僅有八例（七例是二孩隨母姓）。
宋鈺涵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上海獨生女，父親是985高校教授，丈夫的父母都是計程車司機。宋鈺涵的父親性格強勢，看不起女婿家。
宋鈺涵生下的第一個兒子隨父姓。等到懷上二胎，老丈人叫來女婿談話，想讓二孩隨母姓，如果不同意，就是“一點兒也沒有良心”。
因為雙方家庭經濟實力差距大，婚後幾年，小夫妻一直住在女方家裡。宋鈺涵還會每個月給男方家三千元家用補貼。丈夫創業後的第一個專案，也是宋父幫忙介紹的。宋家父母還承諾，在二孩出生後，以小夫妻的名義買一套房。
在這種情況下，丈夫家才不情不願地接受了。二孩生下來後，婆家覺得孩子沒有隨他們姓，乾脆不幫忙帶孩子。
在這個看似成功的案例裡，兩位學者卻發現，這並不能算作一次女性實力崛起的勝利。因為宋鈺涵的行為，是出於對強勢父親的順從，這依然是父權制觀念的體現，只不過把一位父親換成了另一位父親。
平時，中產媽媽看似“大權在握”。大到家裡的買房決策，小到衣食住行，孩子入學、作業、興趣班，和老師打交道，幾乎都是媽媽們一手操辦，學歷高、能力強，有追求的媽媽是“裡裡外外一把手”。
80後的二孩媽媽菁蓉是上海某市級機關資深主任科員，丈夫經營著兩家公司。平時的生活、育兒，幾乎都靠菁蓉。她每天要開車30公里進城上班，還要負責送孩子們上學。她的兩個兒子也都經歷了全託幼兒園，二寶當時特別抗拒，每週一送進園時，都要撕心裂肺地哭鬧，菁蓉放下孩子，回到車裡，哭一場才能去上班。
生活緊張得像打仗。除了午休，一天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就連家裡買學區房，從看房到籤合同，都是她一個人。那天中午，中介打電話來催，她正帶著孩子在外面玩，丈夫說自己沒有時間。她只能拖著兩個孩子，買幾個麵包墊肚子，趕過去籤合同。
丈夫在家微信、電話不斷，為了忙業務，幾乎不怎麼帶娃。哪怕是有時間，他也更願意去外面釣一天魚。這些媽媽們看似更有主導權，實際上只是因為她們掌管的事丈夫並不關心，真正碰到他們在意的事，比如孩子隨誰的姓，男性又想再度拿回主導權。
蔣萊和沈洋發現，生於70、80年代，在2010年之前結婚的女性會更能忍受不平等的婚姻和“男主外，女既主內又主外”的模式。
原因之一，是在2010年之前，“剩女”一詞甚囂塵上，成為一種代表性的文化現象。當年的主流輿論視剩女為一種新出現、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一度給中國女性造成嚴重的婚嫁輿論壓力。一位受訪者就曾說：“我當時也不是說真的很想結婚，我只是不想做‘剩女’。”
年輕時，蔣萊也曾感受到焦慮的婚戀氛圍。2001年，22歲的她剛本科畢業，獲得保研資格，年紀尚小，但母親就急著張羅相親，既期待女兒學業、事業有成，又怕她會嚇退追求者，時時告誡蔣萊：“你現在擇偶的機會是最好的，在婚嫁市場上是價值最高的。”透過母親的社交關係，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在24歲結婚。
很多接受訪談的精英女性在婚姻中顯示出傳統的一面。對於生於1975的遼寧人仇臻婭來說，一家之主一定是爸爸，哪怕兩個人事業差距很大，仇臻婭是大學教師兼律師，她的一個案子，就能抵在外企上班的丈夫一年的收入。因為生了二胎，丈夫迴歸家庭成為全職爸爸。為了照顧丈夫的尊嚴，她給丈夫買了一套法拍房，只寫他一個人的名字，每月由他收房租。仇臻婭把收入都轉給丈夫，還會有意當著孩子們的面跟丈夫“討要”零花錢。
來自山東的李佳莉，是上海一個科研機構的副處長。她的學歷更高，事業也比後來成為全職爸爸的丈夫更成功，但在家庭關係裡，卻處於弱勢地位。她形容掌控欲強的婆婆是關起門來的“小慈禧太后”，丈夫卻叮囑她，不許和老人頂嘴。
李佳莉儘量避免和婆婆發生衝突。婆婆不允許給孩子穿尿不溼，只能穿開襠褲，寶寶拉得滿地、滿床都是，李佳莉就只能一遍遍地打掃、洗床單。
當一個女性主義者進入異性戀婚姻
2010年之後，女性主義思潮開始在微博上興起，不少女性主義學者是微博的活躍使用者。那時，蔣萊身邊幾乎沒有科班出身的性別研究學者，她在微博上關注到了沈洋，發現這是個和自己很不一樣的女性。
在很多女性開始為婚戀感到焦慮的二十七八歲，沈洋正在各個國家旅遊，潛水、玩滑翔傘、學劇本寫作。30歲那年，她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拿下博士學位。她寫過很多關於家庭與性別研究的論文，也讓蔣萊感到新奇。
博士畢業 ©沈洋
2017年，蔣萊邀請沈洋一起參與自己的研究。同一年，沈洋結了婚。作為一個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女性主義者，她試圖打破傳統家庭模式的嘗試，也提供了另一種婚育的樣本。
原本，沈洋不覺得結婚生子是個必選項，而遇到了同樣是女性主義者的丈夫楊帆之後，沈洋有了結婚的想法。頭幾次見面，丈夫就給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說，對於弱勢群體的同情都是共通的，如果你對女性的處境感到同情，很可能也會同情窮人，以及少數族裔。
婚前，兩個人約定好，要“構建一個平等的兩人共產主義小社會”。現實和理念之間常有罅隙，為此也需要付出不少努力。
沈洋和丈夫學歷差不多，在同一年入職，處於職業發展的同一階段，面對著“非升即走”的壓力。在沈洋看來，事業發展會關係到家庭內部的權力關係。“一想到他一旦比我先評上教授，可能會對我頤指氣使的場景，我就提醒自己不能躺平。”沈洋在書裡寫道。她和丈夫暗暗較勁，結果就是，在生完孩子的那年，她和丈夫同時評上副教授，同時擔任博士生導師，連學術產量也保持著差不多的高位。夫妻倆常都互相嘲笑對方太卷，勸對方要多顧家一些。
家務和育兒的勞動分配是另一個角力場。平時，丈夫負責買菜、安排菜式和水電煤賬單，沈洋負責孩子的日用品採購、規劃孩子的教育和家庭娛樂活動。其餘主要的家務和育兒勞動外包給住家阿姨，阿姨的工資由兩人平攤。
有一次，沈洋正和朋友喝下午茶，就接到丈夫打來的好幾個電話，問她：“你在幹嘛？我在帶孩子上網球課，你最近帶孩子帶得少了，我心理不平衡，你別忘記母職。”
每年三月都是國家課題申請的截止時間，需要在過年期間寫申請書申請基金。每到這個時候，沈洋也會跟愛人再三堅持，自己每天至少需要兩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除夕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並且威脅他，如果申請不成功，責任主要在他。“很多時候你在事業上保持不退後，或者想要晉升，肯定是要自己給自己爭取空間的。如果自己都不爭取，誰會把時間讓渡給你？”沈洋說。
夫妻之間如果事業差距過大，就會漸行漸遠，而女性極容易落入更艱難的處境。沈洋聊起美國一位社會學家提出的“可轉移投資”的觀點。男性更傾向於把結婚後的時間用在可轉移的投資上，比如投入工作，拿到一些工作的職稱，但女性更多投入在家庭的無償勞動當中，一旦離婚，男性的職業相關投資是可以隨身帶走的，而女性的家務付出無法轉移。這讓沈洋更深切地意識到，再三的協商和抗爭都是必要的，如果順從於社會對一位女性的期待，就會遭受明顯的母職懲罰。
在這個家庭裡，隨處可見夫妻為打破傳統家庭模式所做的努力的痕跡。沈洋經常用“媽媽爸爸”取代常見的“爸爸媽媽”，給女兒買女飛行員、女科學家的繪本，希望女兒們能不受束縛地追夢。而丈夫也會把“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歌詞改成“爸爸”。
受美國經濟學家艾米麗·奧斯特的書《家庭公司》的啟發，沈洋還制定了一個家庭目標：每位家庭成員的茁壯成長，不應該以其他成員的枯萎為代價。這就要求大人們共同分擔育兒壓力，且不以孩子為中心。
最近，沈洋的大女兒被區級網球隊選中，每週訓練三次，大人要在中午十一點半到幼兒園接孩子，下午送去訓練場。沒過多久，女兒又被區級佩劍隊選中，她自己也想體驗佩劍。但佩劍隊離家太遠，接送折騰父母，沈洋和丈夫最後決定放棄佩劍。當然，也要避免“覺得自己的孩子是個天才，不報班就是耽誤了一個奧運冠軍”的父母心態。
這讓她在一些興趣班教練眼裡成為異類。本著“不考慮步行二十分鐘以上的興趣班”的原則，沈洋曾經諮詢一位教練，訓練場地有多遠。教練回答她：“問這個問題你就不要來了，我們有些家長，每天都會花三四個小時來回接送。”沈洋不解：“三四個小時的時間，我為什麼不去看場電影，一定要投入在孩子身上呢？”在她看來，父母的身心健康、休閒娛樂，也和孩子的愛好一樣重要。
但作為一個不雞娃的中產媽媽，沈洋也會有不自洽的時候。她在自己身邊，以及訪談物件身上，感受到不少育兒焦慮。為了讓孩子進一個好的幼兒園，有朋友願意在幼兒園附近租房生活。也有人在孩子三歲多就報了思維課、英語課等興趣班。有家庭年收入超過百萬的朋友給孩子選擇了雙語學校，每年在孩子身上的投入佔家庭收入的一半。沈洋也會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自私，對孩子的投入不夠？她看過一個基於美國資料的最新研究，瞭解到，在小學階段過度育兒（對子女高期待、高課外活動參與等）與子女更低的學業成就以及焦慮、抑鬱等內化問題有關聯，這也堅定了她不雞娃的決心。
目前，家庭得以正常運轉，家庭成員之間在工作、家務、育兒事務之中和睦相處，離不開住家阿姨兼育兒嫂。“我和丈夫感到腳步更輕盈，呼吸更自由，相視經常面帶微笑，還有時間結伴去練瑜伽和看電影。”沈洋在書裡寫道。但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沈洋會想一個問題，女性主義者可以僱傭育兒嫂嗎？這是不是一箇中產女性對於一個相對階層較低的女性的剝削呢？
她只能盡力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比如，“我們的工作壓力也很大”“我們的僱傭行為是符合《勞動法》的”“育兒嫂也需要收入”，可道德焦慮感依然存在。
即使有再多的理論，做再充分的準備，育兒也永遠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這是關於沈洋的生育真相。
誰在生二胎？
在做完這項歷時5年，深度訪談四十多個家庭的研究後，蔣萊堅定了不生二胎的想法。訪談物件們的經歷，讓她回想起過去育兒時，“一路上的奶粉、就醫、玩耍、入托、上學種種，是無窮無盡的思慮操心，再來一遍光想想就不寒而慄。”
她當年遇到的問題，在今天依舊存在，甚至加劇了：在前不久的一次分享會上，一位上海40歲左右的全職媽媽告訴蔣萊，自己是研究生畢業，生完孩子後找不到工作，她到附近的街道辦事處、物業公司全問了個遍，也沒找到能做的工作。
沈洋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她不僅生下大女兒，2024年上旬，書稿進入尾聲的時候，她懷二胎也已有九個月了。蔣萊得知時，開玩笑地說：“做了很多研究，訪談了許多母親，收集了許多生育故事，還是做出了生育二孩的決定，很正能量呀。”
決定生二胎前，丈夫答應沈洋，如果再要個孩子，無論男女，都隨她姓。這是她生二孩的重要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讓孩子有個伴”。這也是大部分要二孩的受訪者都提到過的原因。也有受訪者表示，因為害怕“失獨”，才希望生二胎，以此抵禦日常風險和不確定性。
沈洋會留心家庭聚會，發現80後、90後同輩中，沒有一個有生孩子的打算。家族的第三代只有大女兒一個孩子，人丁寥落。她想到再過幾十年，小輩們既使不主動斷親，也沒親戚可走了。沈洋希望，哪怕她和丈夫百年之後，兩個孩子還能互相扶持，互相陪伴。
是否生二胎，既關乎經濟條件，也關乎一種行動力——這方面，女性甚至可能比男性更具行動的決心。訪談物件中，丁淑雲是一個規劃意識很強的女性。喜歡孩子的她一直想再生二胎，那時，她是集團的中層幹部，趕在上海房市大漲之前買了學區房。
很多受訪的二孩媽媽們都是如此，她們以1970年末和1980年初的職業女性為主，在2010年之前買房結婚，踩住節點置換新房，完成了90後、00後難以企及的財富積累。“在房價飛漲以及消費主義盛行的中國大城市，生二孩逐漸變成了只有中產及以上家庭才負擔得起的生活方式。”沈洋和蔣萊在書裡總結道。
對於二孩，丁淑雲的丈夫並沒有她那麼期盼，他是一所大學的副教授，怕二孩對家庭負擔很大，而且當時丁淑雲也已經39歲了。
生於多子女家庭的丁淑雲還是覺得，孩子有個兄弟姐妹是很幸福的事情。丁淑雲的經濟收入遠高於丈夫，有能力僱傭育兒嫂，她在家裡也有話語權，後來成功說服了丈夫，生下二寶。
這次生育對她職業打擊不小，當年，她的考核跌到後10%，收入和職級地位大受影響。於是，丁淑雲主動競聘，到集團子公司任職，工作壓力很大，出差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育兒的任務都交給了育兒嫂和丈夫。2021年，為了給孩子們創造良好的學習成長環境，她跟公婆商量，賣掉家裡的四套拆遷房，湊了一千多萬，又貸款，買了一套200平的大平層，給兩個孩子配備了房間和專門的書房。她目標清晰，要求丈夫和自己一起掙錢、還房貸，還計劃在50歲和60歲兩個節點，給兩個孩子買房。
這些職場精英媽媽們的故事，也是蔣萊打消要二胎念頭的潛在原因：“她們很厲害，這讓我也有一種能力的不自信，不能夠hold得住（二孩）。”
不是所有二胎媽媽都能如此順利。有一位在外企醫藥部工作的媽媽，因為生了二孩，為了照顧兩個孩子，只能換到了社群醫院工作，收入減少了2/3。原本跟她位於同個職業起點的丈夫，卻升為主任醫師、博士生、博士研究生導師、學科專家，事業“一路開掛”。兩個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丈夫的“雞娃大計”面前，她即使不願意接送孩子上興趣班，也不得不遵從丈夫的要求。
某種程度上，生育像是一個程式，每個個體輸入不同內容，最終會出現不同的答案。許多問題是無解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生育帶來的感受。
沈洋記得，以前抱著大女兒餵母乳的時候，孩子吃飽了，依偎在她懷裡，衝她一笑，像個小天使一樣，那個瞬間，沈洋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掉了下來。大多數時候，“一家四口其樂融融的畫面也只是生活的片刻，雞飛狗跳才是常態。”生育帶來的甜可能只有一兩分，其他全是酸、苦的滋味。“但你就是願意用八九分的酸和苦，去換這一兩分的甜。”沈洋說。 （來源：騰訊新聞）
* 版權宣告：騰訊新聞出品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複製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End---------
繼續閱讀：
121我二胎備孕生女兒的“成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