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先進的醫療管理經驗，可能是中國醫療監管層最看重的。
撰文 | 駱毅
自今年9月外商獨資醫院相關政策出臺後，就有很多人問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這其中既包括廣大的醫生朋友，也包括來診的患者，還包括一些產業政策的研究者。
這個複雜問題繞不開一個關鍵點：外資醫院的定位到底是怎樣的？是定位於高階私立醫療，還是接入醫保的普惠大眾服務？
患者在醫療服務與質量間抉擇
醫療行業中常說的“不可能三角”理論指出，在任何給定的醫療體系中，質量、成本和可及性三者間只能優先滿足兩項，第三項則必然妥協。
舉個例子，英國的NHS（國民健保）系統，就是典型的保證了高質量的醫療水平和相對其它主流發達國家而言更加可控的成本，但在醫療資源的可及性上做了一定的妥協，這導致其專科醫生預約等候時間長達14-18周，換言之，人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在等待就醫這件事上。
用這個理論來分析中國語境下的高階私立醫療和普惠醫療，不難發現它們兩者定位的不同：前者優先保證了質量和可及性，相對犧牲了成本；後者則優先保證了成本和可及性，相對犧牲了質量。當然，這裡的質量、成本和可及性，每個維度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應該集合了若干屬性的複雜概念。
在中國，很多人一提到高階私立醫療，首先想到的就是奢華的硬體設施和無微不至的服務，以及昂貴的醫療賬單。但一個比較尷尬的現實是，很多有錢人或是有高階商業險的患者，在看一些常見病的時候為了較好的就醫體驗會選擇高階私立醫療，但真到了有大病重病的時候，依然會迴歸公立三甲醫院。為什麼呢？
原因在於，雖然高階醫療首先注重的是醫療質量，但這種質量常常被簡化為“好的硬體和服務”，而忽視了更為根本的“優秀醫療技術”。因此，患者在選擇時，不得不在醫療質量和就醫體驗之間做出權衡和取捨。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我們特殊國情下，大多數優秀醫療人才被鎖定在公立體系外，還與我國醫療資源的分佈有關。
然而，放眼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並非如此。優秀的醫療人才通常是可以在市場上自由流動的。有了這樣的人才流動機制，才保證了無論是諸如英美日這樣的傳統醫療強國，還是新加坡、迪拜、曼谷這樣新興的醫療旅遊城市，高階醫療都能夠形成真正完整的形態，而不是先天不足。
簡而言之，真正的的醫療高質量，其實是包含了好的醫療技術本身，好的環境條件，以及高質量的人文關懷、服務保障體系等軟性實力，患者是不必在醫療專業技術和良好的就醫體驗兩者之間做取捨的。
把合適的醫療資源匹配給合適的人
我們總說中國看病的最大問題是“看病難，看病貴”，這裡的“看病難”其實說的就是可及性問題。但政府其實已經修建了大量的醫院和社康診所，那為什麼大家的體感依然是“看病難”？
這裡有兩個層面的隱含意思，一是說在看病這件事情上，因為資訊的高度不對稱以及由於歷史原因帶來的一些醫患信任的缺失，大家覺得做每個醫療決策都很不容易，都只能靠自己以及各種途徑打探來的訊息。我甚至時不時見到有自己鑽研了最新指南，後來和醫生討論治療方案的患者或家屬，所以自然產生困難的感覺。另一個層面的意思則是說，想看到好醫生、獲得好的醫療資源困難。
為什麼歐美髮達國家似乎較少有“看病難”的困擾呢？答案在於發達而規範的分級醫療體系，以及家庭醫生（或全科醫生）在其中擔任的“國民健康守門人”的角色。
在這些國家，大多數居民都會在社群中擁有一個長期繫結的家庭醫生，來照顧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需求，而這種繫結是非常深度和持久的，動輒是幾年乃至幾十年。患者與家庭醫生之間不僅建立了基本的醫患互信，甚至產生了更為深層的連結，就像朋友一樣。大眾在面對醫療決策的時候，會有被支撐的安全感，因為他們知道有一位如老朋友般可以信賴的家庭醫生，給自己做參謀。
至於“看病貴”，從根本上講，優質的醫療資源永遠是稀缺的，這在哪個國家都一樣。所以我們需要換個角度來思考：醫療的可及性，真的是指讓人們隨時隨地都能去大三甲看到著名的主任專家嗎？
答案是否定的。在一個真正好的、可持續的醫療系統中，可及性應該是指在合適的時間把合適的醫療資源匹配給合適的人。這種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才是可及性的真意。
在新加坡，民眾可以隨時去看自己的家庭醫生，但卻不能隨時去看專科醫生，甚至當地的大型“三甲”醫院都不設掛號處，不接受“walk in”的患者（編者注：這裡指患者沒有預約或掛號，直接到醫院或診所就診。在新加坡，患者看專科醫生需要先透過家庭醫生的轉診）。這從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國內才會出現的“全民大病小病都上協和”的問題。當然，新加坡也留出了“例外”：如果患者願意自費支付高昂的溢價，是可以不經過家庭醫生的轉診，直接去看專科醫生的。這就是用經濟槓桿來影響人的行為。
最後，我還想再簡單談談關於醫療成本的問題。
快速上升的醫療成本，是令所有國家都頭疼不已的問題。在為醫療行為買單這件事上，有多個利益相關方：服務的使用者（患者）、服務的提供者（醫療機構）以及服務的採購方（國家、保險機構或個人），三者的利益很多時候並不完全一致，所以需要互相博弈、互相制衡，才能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來實現多方的利益共贏。但由於資訊的不對稱以及議價能力的懸殊，我們國家既往經常是在不同的極端之間來回振盪。依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無論是高階醫療，還是普惠醫療，如果能引入TPA（醫療支付的第三方管理服務機構），往往能在控費的同時保證較好的醫療交付，這可能是值得我們借鑑的思路。
在中國，外資醫院如何進行市場定位？
透過上面的分析不難發現，為什麼在中國做私立醫療服務很難。
如果定位高階，由於優秀醫療人才供應的瓶頸，中國的高階私立醫療其實都是先天不足的，故而很難在複雜疾病的診治上和公立三甲醫院競爭。那麼在僅剩硬體條件和服務體驗優勢的情況下，是否還會有很多人願意支付高昂的溢價來選擇它？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透過各種方法，建立自己的全職或兼職的專家資源庫，包括引入國外的高年資醫生，並確保始終能把最合適的資源匹配給最合適的人，將是走高階模式的破局點。
如果定位普惠醫療，受限於成本的剛性約束，在質量和可及性方面就必須要有所取捨，如果一味的貪多求全，為增加可及性而忽視了醫療質量，那終歸會流於“莆田系”。
相對可行的路徑是，認清自己能力的邊界，看好常見病、多發病或某一類專病，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內為患者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雖然仍需在質量維度做取捨，但卻從整體上保證了質量、可及性和成本的三者平衡。
回到今天的主題，外資醫院進入中國，到底該如何進行市場定位？其實監管層已經給了答案。最近國家衛健委、商務部聯合印發了《關於印發獨資醫院領域擴大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方案》），《方案》對外商獨資醫院的定位如下：
1.能夠提供國際先進的醫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
2.能夠提供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醫學技術和裝置；
3.可以補充或改善當地在醫療服務能力、醫療技術和醫療設施方面的不足，拓展多元化服務供給格局。
不難看出，管理、技術和補充是政策的核心考量。從現實層面看，發達國家先進的醫療管理經驗可能是監管層最看重的，畢竟新技術也可以透過公立醫院引入和開展，補充性醫療服務也完全可以由其他性質的社會辦醫來提供。
具體到落地，如果外資醫院有雄厚的資本實力，且願意進行長週期的投資，那麼走高階路線依然是可行的。但如果資金有限且希望更快見到成效，那麼走普惠路線，明確與傳統公立三甲醫院的定位差異，專注於管理經驗的輸出，可能是更務實的方案。
（作者駱毅，北京協和醫學院博士，原新加坡中央醫院、新加坡萊佛士醫療集團外科及全科醫生）
來源： 醫學界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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