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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呼叫歷史類比，在過去與當下的事件之間建立關聯，是建構集體記憶、塑造公眾認知的重要方式。本研究透過最相異系統設計的一項量化內容分析，考察了“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三個本世紀以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大沖突事件的報道在美國、印度和中東北非等對應區域的代表性報紙中被呼叫歷史類比的媒體邏輯。研究發現，在這三個事件的報道中，媒體邏輯存在著“遠方苦難”模式，以他人經歷解釋他人苦難；呈現顯著的“馴化效應”，報紙會努力將“他們”建構為“我們”或能夠理解的人，在“他人”與“我們”之間建立認知關聯和意義連線；媒體也會在本地區遭受暴力襲擊事件時更多使用歷史參照，展現出接近性機制。研究隨後討論了三種規律並存且依次遞減的媒體邏輯及其對沖突性事件新聞報道的啟示。
作者簡介
劉于思，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袁光鋒，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馬燁，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師。
基金專案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全媒體時代提升政治傳播效力與媒介體制韌性的跨國比較研究”（專案編號：23BZZ097）的研究成果。
一
引言
未來是不可知的，而現在是不透明的，因此人們總是會轉向過去來理解當下（English， 2011），其中一種方式是把過去的相似事件與當下事件進行類比，建立“過去”與當下的勾連，形成解釋框架，這種模式就是“歷史類比”。歷史類比的建構及其如何喚起人們理解當前事件，是集體記憶研究長期關注的議題（Edy，2006；Griffin & Bollen，2009；Kitzinger，2000）。由於過去的事件會給經歷過的人留下持久的印象，被用於歷史類比的事件也往往是經歷者最為深刻的集體記憶。歷史類比的使用者選擇什麼事件，也反映了他們對當下的態度（Schuman & Rieger，1992）。歷史類比能夠創造出令人難以忽視的內涵並喚起公眾情緒（Angstrom，2011），其中有說服力的故事情節有助於凝聚力量，使中立者相信事業的合法性，預先破壞持反對立場的敘事（Freedman，2006：22）。歷史類比還能提供一種“安慰”（comfort），因為使用類比意味著情況並非史無前例，無論人們認為它多麼困難，它都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MacMillan，2008：15）。在歷史類比使用的指向上，人們對消極事件發生的原因往往會產生比積極事件更多的好奇心（Bruckmüller，Hegarty，Teigen，BöHm & Luminet，2017）。因此，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是集體記憶和歷史類比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話題，由此形成的集體記憶可以維護政治合法性，也可以挑戰政治權威；可以帶來成員之間的團結，也可以造成社群的分裂。
廣義上的衝突性事件（conflict event）泛指至少一方有兩名以上人員參戰的、包含軍事遭遇（military encounters）或武裝衝突的事件（Miller & Bakar，2023）。影響力超出本土範圍的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未必都是國家間的衝突，也可以包含發生在國家內部的政治、宗教和種族等衝突，通常以公開抗議與國家鎮壓為形式（Weidmann，2015），如戰爭、叛亂、政權更迭、種族暴力或種族滅絕等（Vander Maat，2021）。在全球化時代，衝突事件的傳播已經跨越國家邊界，影響遍及世界各個角落。此前對於全球重大政治衝突報道的研究多致力於發現並指出國際新聞中存在的“西方偏見”，即有關精英國家和人民的事件更有可能成為新聞，而“級別較低”的國家大多在發生危機和災難時才會達到“有新聞價值”的標準門檻，才會吸引報道（Galtung & Ruge，1965）。這樣的批評固然有其現實根源，但也選擇性地忽略了新世紀以來“9·11”等發生在西方國家的衝突性事件同樣因其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走向產生的重大影響而獲得的包括非西方國家在內的全球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後“9·11”時代，影響力超出本土範圍的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還包括髮生在2008年的印度孟買連環恐怖襲擊和2011年的埃及革命與開羅廣場示威。這三個事件在許多方面都非同尋常、前所未有。“9·11”事件是2001年在美國發生的恐怖襲擊，由設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發起，其中對紐約市世貿中心雙子塔的襲擊最具破壞性。2008年11月26日至29日，印度孟買多個地點發生由巴基斯坦發起和控制的恐怖襲擊，主要襲擊發生在泰姬陵皇宮酒店，恐怖主義分子採用爆炸、隨機射擊、劫持人質和縱火等戰術，襲擊了印度金融中心孟買的九個不同地區，造成164人死亡，308人受傷（Iqbal，2015），事件發生後，除了本國之外，全球主要國家的公眾輿論和社會情緒都因此受到了明顯的影響和衝擊（Finseraas & Listhaug，2013）。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眾在開羅解放廣場爆發了一系列反對穆巴拉克的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集會、罷工等抗議活動，其間埃及軍隊在抗議活動升級後被部署到街頭，來自開羅不同社群的抗議者隊伍與軍隊發生了流血衝突並造成傷亡（Ketchley，2014），暴力衝突一直持續到1月28日（Saouli，2015），示威在其開始一週後仍在進行，事件結束後，解放廣場成為了不同國家民眾銘記這場運動的“記憶之場”（Jeffries，2018）。
儘管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與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相似，都因為大規模傷亡而成為需要歷史類比的負面事件，但這些新的政治、宗教或種族衝突更加需要新聞生產者呼叫社會共享的集體記憶，來幫助人們對異常事件（novel events）建立理解和認識。然而，關於媒體在衝突性事件內部以何種邏輯使用歷史類比的研究付之闕如。一方面，儘管政治科學領域的既有研究發現了報紙報道衝突事件時更偏好使用來自事件相同地理區域的歷史類比這一規律（Axelrod & Forster，2017a），但此類研究缺乏對媒體規範性和能動性的必要重視，亦未能將歷史類比置於國際新聞報道的媒體邏輯框架內進行考察；另一方面，在探討媒體邏輯的傳播研究中，事件的衝突性（conflict）和負面性（negativity）等新聞內容特徵構成了贏得公眾注意力的關鍵因素（Welbers & Opgenhaffen，2019），但特定負面或衝突事件內部使用歷史類比的不同緣由依然可能展現出並行的多種效應和解釋機制。因此，本文關心的主要問題是，不同國家的媒體在呼叫歷史類比報道重大沖突事件時，是否具有某種超越國界的特定模式？進一步來說，媒體更加偏好以本國受眾熟悉的事件和記憶對新的衝突事件進行“馴化”，還是出於共情，更多地在事件發生地的歷史中尋求可供參照的解釋資源來建構“遠方的苦難”？為了經驗性地回應這一問題，本研究透過最相異系統設計（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MDSD）的一項內容分析，考察了美國、印度以及中東北非地區這三個在地理位置、媒介體制、政體和文化上均不盡相同的區域中的代表性報紙如何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三個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的報道中選擇和使用歷史類比，以此揭示在歷史類比話語中共同存在的特定媒體邏輯並比較其效應大小，為上述領域的現有機制注入新的解釋視角和理論活力，並對中國作為國際新聞流當中的報道者和被報道者如何在此種媒體邏輯中增進“我們”與“他們”的共情式理解提出實踐建議。
二
文獻綜述
歷史類比是指對被認為與當前事件類似的過去事件的呼叫，包括利用過去的事件定義當前發生的事情，生成預測，為行動提供建議（Lee，Chan & Leung，2017），但不包括提到過去而不將其與現在聯絡起來或者援引過去作為現在的語境的情況（Edy，1999）。歷史類比經常在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被廣泛應用於醫學、法學、科學教學和房地產評估等領域。然而，由於過去和現在的事情從來都不完全相同，歷史類比的援引和呼叫可能會強調過去和現在的事件和人物之間的共性，淡化甚至忽略它們的區別，包括過去和現在事件中表達的價值觀差異（Schwartz，1996） ，因此，歷史類比也有被濫用的危險，總體上更適合被視為藝術而非科學。歷史類比也被媒體和大眾廣泛地用於理解新的事件。對歷史類比的選擇和反應更多地來自自身的主觀身份認同而非客觀人口特徵（Ariely，2022），對媒體而言，則來自其媒體邏輯（media logic），即媒體構建現實的參照框架（Mazzoleni，2008）。而在報道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時，在何種情況下以何種原則呼叫歷史規則，成為媒體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
媒體呼叫歷史類比描述當前事件，除了媒體工作者及其受眾更熟悉其所在區域的事件，或事件本身更容易援引發生地的其他史實進行理解之外，還關乎媒體自身的運作規則，主要包括接近性機制、“遠方苦難”模式和新聞馴化效應。經驗研究表明，國外新聞事件與媒體所在國家的接近性（proximity）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這種接近性生成於兩國間的組織因素、社會文化親緣關係、歷史聯絡、地理距離、心理或情感距離等，當這些維度反映了受眾與事件發生地的不同關係時，就會影響事件報道的數量（Adams，1986；Van Belle，2000），受影響地區與本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和軍事影響也關係到媒體對突發事件的選擇性呈現（Benthall，1993；Kim & Lee，2008；Singer & Endreny，1993）。既有研究發現，情境相似性（similarity）和事件顯要性（salience）在媒體歷史類比使用中發揮著重要作用（Axelrod & Forster，2017b）。目前，關於媒體歷史類比模式形成的原因多聚焦於同構先例依賴的個體心理解釋，包括先例的表面相似性（Gentner，Ratterman& Forbus，1993；Gick & Holyoak，1980，1983；Keane，1987）、感知相似性（Tversky，1977）、結構和目的相似性（Holyoak & Thagard，1995）、深層結構特徵和個人經驗知識（Blanchette & Dunbar，2000；Novick，1988）以及熟悉度或顯著性（Tversky & Kahneman，1973，2000）對其被回憶和應用機率的提振，反映在新聞媒體所呈現的重大沖突性事件報道文字上，可能體現為媒體更多地關注本國、本區域以及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其他國家境內發生的事件，更加致力於對這些事件進行解釋和理解。“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是本世紀以來出現的三個重大沖突性事件，這些事件不僅具有重要的全球影響力，且兼具消極情感和令人難以理解的新特徵。可以推斷，出於對同構先例的重視和共情，媒體將會更多地在本地區發生的重大沖突性事件中使用歷史類比。本文據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報道中，呼叫歷史類比的文章比例呈現出顯著的接近性機制，即報紙更頻繁地在本地區發生的衝突性事件中使用歷史參照。
近年來，“遠方的苦難”（distant suffering）提出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也成為數字媒介時代人們頻繁遇到的現象。“遠方苦難”作為一項理論視角，多將西方國家展示和建構西方之外的“遙遠痛苦”以及從中所維持的“我們”與“他們”對立的既定秩序視作當代全球國際新聞話語的主要症候和批判物件。實際上，如何講述“遠方苦難”，包括如何選取理解遠方苦難的歷史類比，在本質上還體現著媒體判斷過程中的分類道德（classed morality）（Ong，2015）。媒體的日常消費（everyday consumption）是激發受眾對媒體中弱勢他人的道德取向的領域，媒體的規範性理念認為，媒介應該讓受眾知曉他人的痛苦，而不是遠離暴行（Cohen，2001：179）。“苦難的中介”（mediation of suffering）揭示了媒體關心發生在遙遠他鄉的災難，從而使受眾開展“媒介見證”（media witnessing），對遠方陌生人的苦難表示同情或憤慨，與他人產生情感（Scott，2014）。情感是“思想的激盪”（upheavals of thought）（Nussbaum，2001），能夠提供道德判斷和社會價值觀。遠處苦難的媒介化激發的同情，展現了旁觀者與受難者之間的情感聯絡，是一種世界主義的移情方式，即“願意從遙遠一方的角度看待問題”（Beck，2006：6）。
具體而言，遠方苦難的新聞報道可以根據受眾不同程度的道德和情感參與，分為關於不相關的不幸的冒險新聞（adventure news）、在再現苦難時令人心生憐憫的緊急新聞（emergency news）以及存在反身認同關係的狂熱新聞（ecstatic news）三種類型。其中，冒險新聞將“遙遠”呈現為不需要關心或行動的理由，從而阻止參與或同情的感覺，緊急新聞使受眾與作為文化他者的遙遠受難者產生認同，促使其對遙遠的不幸採取行動，狂熱新聞則令受眾感到受難者就是自己，是像“我們”一樣的人，包括“9·11”和2004年印度洋海嘯等（Chouliaraki，2006）。新聞業可能將媒介化的遠方苦難體驗為自身困難的延伸，從中尋找理解和應對本國困境的符號資源，也可能由於同情遠方的受難者比關心近處的人更方便，因此更多地透過國際政治表達與全球公眾的聯絡和對世界其他地區受難者的聲援，展現出一種“工具性的世界主義”（instrumental cosmopolitanism）（Ong，2009）。這種效應不僅存在於電視媒體中，在以報紙為代表的新聞業中同樣有廣泛的表現。據此，本文繼續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報道中，呼叫歷史類比的事件地點呈現出顯著的“遠方苦難”模式，即報紙更頻繁地呼叫事件發生地區的其他歷史事件來進行類比。
在國際新聞報道中，“馴化”（domestication）也是新聞工作者頻繁使用的策略。陳韜文等人（2002）的研究提出了國際新聞中馴化的策略，認為在國家等宏觀層面的因素之外，還存在媒介型別、市場定位、組織制約等微觀層面的影響因素。新聞實踐中的馴化是將發生在國外的新聞事件置於受眾感知的本國或本土情境框架中（Clausen，2004），對來自民族國家外部的新聞進行話語調適（discursive adaptation），以使其在被感知時與本國受眾產生共鳴（Olausson，2014a），又稱新聞的本國化或歸化，其主旨是將遙遠的事件與本土事件聯絡起來，使之更具相關性、吸引力和可理解性（Gurevitch et al.，1991） ，從而引起受眾的關切，在國際新聞與本土受眾之間建立某些意義上的聯絡（黃順銘，2015）。不僅大眾媒介在“馴化”國際新聞，公眾也會參與到馴化之中，公民馴化會讓國際新聞的呈現視角更加多元（張偉偉，2015）。
不同於一般國際新聞報道中存在的將本土和全球相分離的內向馴化（introverted domestication）、將本土和全球聯絡在一起的外向馴化（extroverted domestication） 和無明顯本土聚焦的去領地化模式即反訓化（counter-domestication）等三種主要馴化模式（Olausson，2014b：715），馴化在媒介化“遠方苦難”的新聞生產過程中會首先經由記者到達受眾感知和理解（Huiberts & Joye，2017），而國際新聞馴化的多種策略也廣泛應用在對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的報道中，以拉近遙遠的苦難與受眾之間的距離，帶來關懷和同情感的增強，包括情感型馴化（emotional domestication）、求援型馴化（aid-driven domestication）、熟悉型馴化（familiarizing the unfamiliar）以及利害關係型馴化（“what are the stakes”）等（Joye，2015）。作為二十一世紀以來具有重大國際影響力的新事件，“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活動既在新聞生產活動範圍內的短期資源上缺少定論，又在長期的歷史資源上缺乏與之性質相似的事件幫助公眾理解，因此，事件發生國之外的媒體極有可能對上述事件採取本土框架來進行馴化，尤其是訴諸發生在本國或本區域內的歷史事件類比來幫助讀者對陌生事件產生理解，減少恐慌和產生共情的熟悉型馴化將會更多出現。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最後一個研究假設：
H3：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報道中，呼叫歷史類比的事件地點呈現出顯著的馴化效應，即報紙更頻繁地呼叫發生在本地區的其他歷史事件來進行類比。
三
研究方法
（一）樣本構成
本研究建立在一項對報紙報道進行的內容分析的二手資料基礎上，資料來源於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和大學間政治和社會研究聯盟（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發起的“通過歷史類比理解新事件”（Historical Analogies to Make Sense of Novel Events）資料公開專案（https://www.icpsr.umich.edu/web/ICPSR/studies/34721）。根據使用條款說明（https://www.icpsr.umich.edu/web/ICPSR/studies/34721/terms），本文作者所在機構同屬ICPSR成員，得到該聯盟資料和服務使用權支援。該專案於2013年10月上線，專案的發起人選擇了發生在本世紀以降的三個具有全球意義的典型事件，包括“9·11”事件、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解放廣場示威。這些事件富有獨特性且令人驚詫，因而人們需要藉助歷史類比去理解其意義。專案發起人收集了相應國家重要的演講、會議、報紙和宣告，發現對這三個案例呼叫歷史類比的事件範圍涵蓋了自公元前423年至2012年的諸多不同重大歷史事件。
由於分析報紙為何呼叫歷史類比能夠提供更為普遍的結論，因此本研究使用了其中的報紙資料庫，共選擇了三個區域的四家主要報紙，分別是美國的《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印度主要報紙《印度時報》（ The Times of India ）、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語報紙中閱讀量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生活報》（ Dar al Hayat）以及以色列重要報紙《國土報》（ Ha’aretz），其所在的美國、印度和由黎巴嫩和以色列等國家構成的中東北非地區（Middle East North Africa，MENA）分別與“9·11”事件、孟買恐怖襲擊事件和開羅示威事件發生區域形成一一對映關係，以有助於檢驗前述研究假設，考察“9·11”恐怖襲擊、印度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解放廣場示威三個21世紀以來具有全球意義的重大沖突事件分別如何在事件發生區域內外的主要報紙中被呼叫歷史類比進行報道。三個區域的選擇在設計上遵循了案例研究中的最相異案例法（most-different cases），即“求同法”，主要用於得出特定自變數帶來的因變數的相同取值，從而說明其他可能的原因無論如何取值都不會造成影響（Gerring，2007：139）。專案發起者首先在報紙中收集了三個事件首次報道日期後7天全部含有“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孟買/孟買襲擊”（Mumbai attack）或“埃及”（Egypt）的文章作為即時報道文字，又在事件的一週年和十週年（如有）期間以同樣的方式收集了紀念報道文字，最後進入分析的文字為901篇涵蓋了歷史類比或非類比的新聞報道。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該專案在資料錄入時將分析單元（analysis unit）設定為報道三個事件時每個國家的報紙中提及的其他獨特歷史事件，其後標有該歷史事件在該國報紙中出現和提及的次數，這與一般內容分析常用的將每一篇獨特報道作為分析單元的做法有所不同，也使分析與獨特報道相關的變數（如：時間趨勢）不再可能。即便如此，該資料集的獨特結構仍然不妨礙本研究檢驗並比較不同區域的報紙在報道時援引歷史類比模式的接近性機制、“遠方苦難”模式和馴化效應。
（二）類目建構
專案發起者對收集的報紙文章中出現的歷史類比與非歷史類比進行了系統的編碼。其中，歷史類比（historical analogy，HA）被定義把具有相似性（similarity）或對比性（contrast）的之前事例作為理解當前事例的歷史參考，而非歷史類比（historical non-analogy， HNA）僅僅把之前事例作為當前事例的參考，但兩者並無相似性或對比性。進一步地，神話、宗教、文學和電影中的類比被歸入非歷史類比（non-historical analogy）的類別範疇。我們以具體案例來說明歷史類比與非歷史類比。“本·拉登的副手將試圖透過把他變成一個像切·格瓦拉一樣的人物來激勵人們——一個死後比生前更有效的宣傳工具”，因對切·格瓦拉的提及是出於兩人之間的相似性，因此被編碼為歷史類比。同樣被歸入歷史類比類別的真實案例包括2011年2月1日《國土報》援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講話稱，解放廣場事件可能會導致1979年伊朗革命的重演。而在“以色列在大屠殺紀念日被本拉登之死的訊息驚醒，但猶太人在大屠殺期間的五年多時間裡每天都遭受著相當於‘9·11’的襲擊”這一案例當中，猶太人大屠殺對理解當前形勢儘管有所幫助，但不是由於其相似性或對比性，因此被編碼為非歷史類比。在給定段落是否含有歷史類比的判斷上，該變數具有較高的編碼員間信度（Cohen’s Kappa = .91），而段落內歷史類比的指認一致率也高達87.8%（Axelrod & Forster，2017c）。
此外，專案發起者還記錄了類比事件的具體地點、事件名稱、起止日期和主要參與人員，並標明瞭基於特殊目的的歷史類比呼叫，包括為避免特定後果的呼叫和拒斥相似性的呼叫。地點記錄了歷史類比事件的發生地區，包括美國、南亞（孟買襲擊發生區域）、中東和北非（開羅示威發生區域）和其他地區四類，國家和地區的對應關係與世界銀行的分類體系一致。關於編碼的其他具體案例和說明，可參見資料使用條款的其餘部分。接下來，研究者將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檢驗前述多個研究假設。
四
研究發現
進入分析的資料集包含三個事件在每個國家獨立出現的歷史類比共計569種，有18種非歷史類比被排除在外。首先，研究者對進入樣本中的歷史類比進行報紙所在國和事件的交叉分析。由於各個事件篩選新聞報道以及其中歷史類比的標準是系統化的，因此“9·11”、孟買襲擊和開羅示威三個事件被不同區域的報紙使用歷史類比進行理解的頻率分佈之間具有可比性。表1顯示了交叉分析卡方檢驗的結果。其中，比起歷史參照報道的總體國家分佈而言，美國《紐約時報》對發生在本國境內的“9·11”事件使用了更高比例的歷史事件參照，《印度時報》更多運用歷史參照關注孟買恐怖襲擊，而開羅示威則在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語《生活報》和以色列《國土報》中得到了更高關注。這一模式在經驗資料的交叉表卡方檢驗中達到了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標準，且這些單元格的標準化殘差均大於3，達到了事後檢驗（post hoc testing）顯著性標準，驗證了研究假設H1中提出的接近性機制的存在，即報紙會在本地區發生重大事件時更多使用歷史參照，表明接近性機制在美國報紙報道“9·11”事件、印度報紙報道孟買恐襲和中東北非地區報紙報道開羅示威時同時存在。
接下來，本研究將進一步考察總體上三個事件的報道中所使用的歷史類比是否更多地出現在事件發生的區域範圍內，即“從遙遠一方看待問題”的“遠方苦難”模式。表2顯示了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三個事件之間，美國、南亞和中東北非以及其他地點出現在歷史類比重的頻率均值及其標準差。方差分析顯示，在被解釋事件發生的美國、南亞和中東北非，其類比歷史事件出自上述區域的平均數量均為同組最高。使用 Scheffé引數進行多重比較，在達到事後檢驗顯著性標準中，美國境內發生的歷史事件更多地被選擇與“9·11”事件進行類比，類比中的南亞地點最多出現在該區域發生的孟買恐怖襲擊報道中，而中東北非作為一個整體區域，其歷史事件則更多地出現在對開羅示威的類比報道中。對於本研究關注事件之外的區域而言，其他地點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在“9·11”事件中得到了更為頻繁的呼叫。研究假設H2得到證實，即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報道中，報紙更頻繁地呼叫事件發生地區的其他歷史事件來進行類比，在類比事件地點的選擇上，呈現出顯著的“遠方苦難”模式。
那麼，這一歷史類比地點的選擇模式，即“遠方苦難”模式，是否會因媒介體制的不同，而在各個報紙所在國家之間有所差異？本研究分別考察了每個國家的報紙是否會在報道這三個事件時更多援引事件發生地的歷史來進行解釋。如表3所示，首先，在美國，《紐約時報》對三個事件的報道共使用了246個互不重複的歷史類比，這些歷史類比同樣更多地選擇了美國、南亞和中東北非地區發生的歷史事件來依次類比“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而其他地點出現次數在三個事件的歷史類比中差異不顯著，《紐約時報》以南亞其他事件解釋孟買恐怖襲擊、以中東北非其他事件解釋開羅示威的模式，可被視為“從遙遠一方看待問題”的“遠方苦難”模式的體現。
其次，《印度時報》在報道三個事件時共使用了153種歷史類比，並在本國發生的孟買恐怖襲擊報道中更多地採用了南亞發生的歷史事件進行類比，該報對“9·11”的報道更多地類比了其他地點發生的歷史事件，而美國曆史事件的使用在“9·11”和孟買恐怖襲擊之間較為均衡，致使“9·11”報道和美國發生事件的歷史類比之間缺乏明顯的關聯模式，《印度時報》更多地採用了中東北非事件來類比和解釋開羅示威活動，成為其開展歷史類比時具備“遠方苦難”模式的有效佐證。
再次，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語《生活報》在報道三個事件時共使用了62種歷史類比。除使用其他地點發生的歷史事件來進行類比的數量在三個事件間無顯著差異外，《生活報》在解釋開羅示威時幾乎完全使用了中東北非地點發生的事件進行類比，並未提及發生在美國和東南亞的任何事件。《生活報》更多地以美國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來解釋“9·11”，以同屬南亞區域的事件解釋孟買恐怖襲擊，同樣佐證了“遠方苦難”模式的存在。
最後，以色列《國土報》對三個事件的報道共採用了108個獨立的歷史類比。不同於美國和黎巴嫩更多采用本區域的歷史類比來報道區域內事件的特徵，《國土報》以中東北非地點解釋開羅示威的平均次數與“9·11”和孟買恐怖襲擊報道間的差異不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以美國發生的歷史解釋三個事件的平均次數亦無顯著差異，僅更多地以南亞歷史事件來類比孟買恐怖襲擊，呈現出區域性的“遠方苦難”模式。其他地點歷史類比的出現次數在三個事件之間亦較為均衡。
綜上，研究假設H2中提出的“遠方苦難”模式在本研究涉及的大部分國家的主要報紙中得到了驗證，即在報道“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3個二十一世紀以來人類對其缺乏必要理解的重大沖突事件時，媒體通常會更多地選擇事件所在區域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來與其進行歷史類比，通過當地的視角來解釋當地。相對而言，“遠方苦難”模式在《紐約時報》和黎巴嫩《生活報》對其他兩個區域所發生事件的報道中展現得較為充分，而《印度時報》和以色列《國土報》則都不具備透過美國的過去解釋“9·11”的想象力。
然而，囿於自身的文化模式、媒介體制和認知侷限，媒體同樣可能在報道前所未有的衝突性事件時，更多地援引本國或本區域的歷史類比，導致競爭性的“馴化效應”同時存在。接下來，對討論這一效應的研究假設H3進行檢驗，表4顯示了媒體使用不同地點的歷史事件如何因其所在區域而異的統計結果。總體來看，無論發生的新聞事件位於何種區域，報紙都會更頻繁地呼叫媒體所在地區的其他歷史事件來解釋新聞事件。具體而言，《紐約時報》更多地選擇了美國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來解釋“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印度時報》更傾向於選擇南亞歷史事件，而黎巴嫩《生活報》和以色列《國土報》等中東北非報紙均更傾向於以自身所在的中東北非區域的其他事件來解釋三個新聞事件；此外，《紐約時報》還更多地選擇了除前述三個區域外其他地點的歷史事件用於類比。綜上，本文研究假設H3得到驗證，即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報道中，呼叫歷史類比的事件地點選擇呈現出顯著的“馴化效應”。
由於上述效應的確存在於三個新聞事件總體的歷史類比趨勢中，為了進一步考察“馴化效應”是否會在“9·11”、孟買恐怖襲擊和開羅示威的報道之間存在區別，即各國報紙的歷史類比地點選擇模式是否因事件而異，研究者將分別考察特定事件下歷史類比物件發生地點與報紙所在區域之間的潛在關聯。如表5所示，四家報紙對“9·11”事件的報道共使用了287個獨立的歷史類比。其中，除美國地點和其他地點在各國報紙中用作歷史類比的次數較為均衡之外，《印度時報》和中東北非報紙均出現了選擇更多本地區歷史事件來理解“9·11”的報道模式。具體而言，在各國主要報紙報道“9·11”事件所採用的歷史類比中，《紐約時報》出現最頻繁的事件是偷襲珍珠港和1993年世貿中心首次爆炸，其次是海灣戰爭時期的合作、波斯灣戰爭、俄克拉何馬城爆和美國內戰；《印度時報》也選擇了《紐約時報》偏好使用的偷襲珍珠港和1993年世貿中心首次爆炸來類比“9·11”事件；黎巴嫩《生活報》使用的事件相對較為分散，但同樣考慮了“9·11”事件與俄克拉何馬城爆炸之間的聯絡；以色列《國土報》更多使用了美國駐肯亞/坦尚尼亞大使館爆炸，但也提及了1993年孟買爆炸案和蘇丹喀土穆希法制藥廠報復美國大使館的爆炸，以及波斯灣戰爭、美國駐肯亞/坦尚尼亞大使館爆炸和1983年美國大使館爆炸。
在報道孟買恐怖襲擊時，四家主要報紙共使用了152個獨立的歷史類比。在區域間差異方面，除《印度時報》更多選擇南亞事件進行類比外，美國曆史事件被用於類比的情況在三個區域之間無顯著差異；黎巴嫩的《生活報》和以色列《國土報》更多地選擇了中東北非地點和其他區域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來與孟買恐怖襲擊相類比。這表明，各國報紙除了在運用美國曆史事件進行類比的數量較為均衡之外，基本傾向於透過本區域內的歷史事件進行類比，從而將孟買恐怖襲擊這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大沖突性事件馴化為本國受眾更易理解的新聞。在孟買恐怖襲擊報道具體的歷史類比使用上，三個區域的主要報紙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9·11”事件來作為孟買恐怖襲擊的最主要類比物件，《印度時報》和《紐約時報》對其提及最多，其次為以色列《國土報》和黎巴嫩《生活報》。《印度時報》《國土報》和《紐約時報》都較多地提及了2001年的印度議會襲擊事件，其中《國土報》和《紐約時報》還提及了議會襲擊後與巴基斯坦的戰爭邊緣狀態。《印度時報》提及了1993年的孟買連環爆炸案；《生活報》和《紐約時報》還分別使用了英國倫敦地鐵爆炸案和西班牙馬德里火車爆炸案作為孟買恐怖襲擊的類比物件。
四家報紙在報道開羅示威時使用了130種不同的歷史類比。其中，《印度時報》更多地選擇了南亞歷史事件來與開羅示威進行類比，將這一國際新聞與本區域境內的歷史事件進行類比以開展馴化；《紐約時報》類比於開羅示威的歷史事件則多位於美國、南亞和中東北非之外的其他地區。除此之外，美國地點和中東北非地點歷史類比的平均出現次數在不同區域之間無顯著差異。四家媒體均最集中地選擇了突尼西亞革命作為開羅示威的歷史類比事件，尤其是以色列《國土報》和黎巴嫩《生活報》最為典型，《紐約時報》和《印度時報》也對突尼西亞革命類比於開羅示威的潛力予以重視。《國土報》《紐約時報》和《生活報》亦將開羅示威與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聯絡起來，此外，《國土報》和《生活報》也都在報道開羅示威時提及了2009-2010年的伊朗遊行。總體而言，印度報紙在報道“9·11”事件和開羅示威時展現出了明顯的馴化模式，中亞北非報紙則在呈現“9·11”事件和孟買恐襲時均呼叫了本區域的其他歷史事件來提供情境、深化理解。
綜上，本研究發現，在媒體報道本區域和其他區域發生的前所未有的衝突事件時，三種互相競爭的效應在歷史類比的使用中同時存在。進一步的效應規模（effect size）分析顯示了三種歷史類比呼叫模式的效應量對比（參見表6）。在研究假設H1和表1中，報紙對本地區發生事件使用更多歷史類比的接近性機制列聯絡數（contingency coefficient）為0.35，按照以0.1、0.3和0.5劃分較小、中等和較大統計效力的標準（Cohen，1988），接近性機制的解釋力為中等偏高。而對研究假設2和表2而言，報紙使用更多美國其他歷史事件來類比“9·11”（cohen’s d = .40）、以南亞其他事件類比孟買恐襲（cohen’s d = 1.10）和以中東北非事件類比開羅示威（cohen’s d = .60）等“遠方苦難模式”構成的平均效應量較強（Mean = .70），其解釋力尤其明顯地存在於對“遙遠東方”的事件進行報道時。研究假設H3和表7同樣證實了“馴化效應”在各個報道事件之間都存在的普遍模式，即在報道“9·11”、孟買恐襲和開羅示威時，《紐約時報》會援引更多美國其他事件來進行歷史類比（cohen’s d = .23），《印度時報》更多地選擇了南亞事件（cohen’s d =.88），黎巴嫩《生活報》和以色列《國土報》則選擇了更多中東北非事件（cohen’sd = .32），儘管美國和中東北非報紙的馴化效應處於中等偏低水平，但印度報紙的該效應較強，使得馴化效應的總體解釋力居中。
由於本研究使用的專案檔案亦以同樣的資料結構將《人民日報》和香港《南華早報》在“9·11”、孟買恐襲和開羅示威的報道中使用歷史類比的情況涵蓋在內，進一步的資料分析顯示，比起“9·11”和開羅示威而言，中國報紙更加關注孟買恐襲這一亞洲事件[χ2（df = 8， N = 612） = 88.33，p < .001]，列聯絡數為0.36，展現出了更多以南亞事件類比孟買恐襲[F（2， 40） = 8.72， p < .01]（cohen’s d = 1.28）、以中東北非事件類比開羅示威[F（2， 40） = 3.53，p < .05]（cohen’s d = .79）的“遠方苦難”效應，同時比正文分析的其他四國使用了更多的東亞歷史事件來馴化地類比孟買恐襲和開羅示威[F （4， 607） = 7.85，p < .001]（cohen’s d = .84），同樣也符合本文所發現的“遠方苦難”效應、馴化效應和接近性機制並存且遞減的衝突事件國際新聞報道規律。在結論與討論部分，本研究將據此對媒體呼叫歷史類比報道“9·11”、孟買恐襲和開羅示威的三種解釋機制及其對我國媒體應當如何報道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的啟示進行深入探討。
五
結論與討論
媒體在使用歷史類比建構當下新聞時，會因與事件發生地的地理親疏程度、道德判斷及訴求等諸多因素，產生接近性機制、“遠方苦難”模式以及新聞馴化等效應。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考察了美國、印度、黎巴嫩和以色列四個國家所在的三個區域的主要報紙如何呼叫歷史類比來報道“9·11”事件、印度孟買恐怖襲擊和埃及開羅解放廣場示威三個事件。研究發現，在新聞建構過程中，媒介對歷史類比的呼叫與政治地緣性仍然相關。報紙之所以會因為對本國或相近地區新聞事件有更高關注度而採用歷史類比，一方面是由於媒體更容易獲取本地區內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受眾更需求和關注這類新聞資訊。由於“國際新聞在本質上必須是關於我們的”（Sonwalkar，2004：208），甚至有學者指出，大多數國外新聞都是關於國外的國內新聞，而非國際新聞（Peterson，1979），因此，需要承認的是，儘管媒介技術為資訊的全球流通提供了便利，但作為政治生活的參與者，新聞媒體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和文化接近性機制的影響和干擾。
不僅如此，三個區域的四家報紙在總體上展現出藉助美國曆史報道“9·11”、透過南亞的過去理解孟買恐襲和訴諸中東北非其他過往事件呈現開羅示威的“遠方苦難”敘事模式。這一發現儘管驗證了西方的凝視與非西方的無力自我言說在媒介化苦難的建構中依然以固有的模式相伴而生（Boltanski，1999；Moeller，1999），但本研究對“遠方苦難”歷史類比模式的發掘佐證了一種替代性的模式，打破了既有“遠方苦難”研究關於非西方是苦難的受害者西方則扮演旁觀者角色的截然對立，表明在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衝突性事件國際報道中，貧困和繁榮、危險和安全、“我們”和“他們”等二元對立的全球權力等級、秩序和世界劃分不再恆定地由西方建構和維護（Joye，2010），相反，西方的苦難同樣需要被觀看和解釋，且非西方的媒體會在歷史類比事件的選擇上縱橫穿梭於不同國家之間。
面對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媒體依然習慣於透過呼叫歷史類比馴化國際新聞，使“遠方苦難”與本地區的政治、文化、歷史重新產生意義聯結。既有研究多認為，馴化使得“遠方苦難”在生成過程中受到國家間政治偏好和價值計算的塑造（Olesen，2019），也使受眾處於國家和地方的道德空間中（Kyriakidou，2015），國際新聞的馴化既是為了國家利益，也是為了使國際議題更容易被當地受眾接受（莊伯仲，陳承泰，2019），但本研究的結論提供了另一種後果存在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國際新聞的“馴化”是對接近性機制和“遠方苦難”機制的一種調和，這時，接近性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固然重要，但不構成新聞選擇標準和價值判斷的唯一決定因素，而是透過本地事件歷史類比的加入，成為一種解釋框架，瀰漫在對更廣闊地域所發生事件的理解當中。
總而言之，本研究發現，報紙在報道具有重大影響且難以理解的衝突性事件時，普遍會藉助歷史類比來建立當下與過去的關聯並從中獲得確定感，尤其表現在本區域發生衝突性事件時（接近性機制）；同時，報紙也會更多地使用事件所在區域（“遠方苦難”模式）和媒體所在區域（馴化效應）的歷史類比來幫助自身和公眾理解這些事件。儘管三種競爭性解釋同時存在，但相對而言，“遠方苦難”模式的平均解釋力更強，馴化效應次之，接近性機制相對較弱。這表明，在面對全球重大沖突性新聞事件時，媒體首先會以“遠方”的可理解苦難來想象遠方，而後才會進一步援引其所在國的歷史事件來協調本國讀者的認知框架和理解需求；而在後冷戰時代，地緣政治依然存在，這不僅從側面上印證了本世紀初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基調，也預示著現代新聞業的認識論將不斷遭到風險自反性的衝擊和挑戰。這一發現的實踐啟示在於，全球共同的記憶是構建全球道德空間的核心，使遙遠的他人成為全球共同過去的一部分（Levy & Sznaider，2002，2006；Zelizer，1998）。在全球傳播的語境中，共同記憶又分為“啟蒙記憶”與“創傷記憶”（趙靜蓉，2012），其中，媒介呼叫歷史類比，既是建構“遠方苦難”的敘事，也是書寫媒介記憶，不僅為受眾提供了值得記憶的經歷，也提供瞭解讀這些經歷的資源，媒介記憶因此成為有助於構建、保留和重建公共記憶的文化資源和一種“記憶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memory）（Garde-Hansen，2011；Sturken，1997：1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遠方苦難”模式與馴化效應的結合或許是一種值得推崇的歷史類比經驗：如果說“遠方苦難”模式下的歷史類比更傾向於以他人的經歷解釋他人的苦難，認為他人是與“我們”不同的人（Pantti，2009），那麼，馴化效應下歷史類比的加入則在關注“遠方”的基礎上，將“他們”建構為“我們”或能夠理解的人，展現出苦難的“在地化”過程（趙永華，郭美辰，2020）。
理解重大沖突事件國際報道的普遍邏輯，也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應當如何扮演好國際新聞報道者和被報道者。如前所述，《人民日報》和香港《南華早報》在“9·11”、孟買恐襲和開羅示威的報道中同樣符合“遠方苦難”效應、馴化效應和接近性機制並存且遞減的衝突事件國際新聞報道規律，這對於中國國際新聞報道的實踐啟示在於，儘管媒體有意識地努力超越自身地域來說明和理解新的社會衝突，然而最容易被新聞從業者理解的類比“工具箱”依然是唾手可得的、當時當下的“歷史”，而最費解的故事永遠屬於“遠方”。如果中國媒體始終致力於幫助公眾理解全球國家動態，那麼，媒體依然需要在通過歷史類比建構全球記憶的過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中介作用，使得有關衝突的創傷記憶凝結為“新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道德”（趙靜蓉，2015），產生積極的“馴化”效應；但與此同時，中國媒體也要避免具有遮蔽特徵的新聞馴化，警惕一味強調本國利益和讀者興趣對於“遠方苦難”的過度調和與消解，從而努力達成對他人苦難的真正理解。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為，在解釋機制上確認了本世紀以降全球三個重大事件被其發生區域內外的報紙報道時使用歷史類比的主要模式，即“遠方苦難”模式、馴化效應和接近性機制三種機制由大到小的同時存在。不僅如此，在既有研究發現報紙會更多地使用來自與衝突事件同一地域的歷史類比的基礎上（Axelrod & Forster，2017d），本研究彌補了這一發現既非“遠方苦難”模式、亦不能被馴化效應所解釋的缺陷，因為這類研究未能有效將一種自我中心式的報道模式排除在外。有鑑於此，在檢驗衝突事件報道使用歷史類比的“遠方苦難”模式和馴化效應時，本文首先將本地報紙援引本地事件報道本地事件的現象從分析中剝離出去後，再對兩種機制加以驗證並進行效應比較，有利於釐清並存於國際新聞報道實踐中的競爭性媒體邏輯。因此，較之先前的公共政策和國際政治研究而言，本文的結論將更具國際傳播理論研究的針對性。然而，受限於跨國分析每每面臨的語言障礙，本研究有賴於一項公開二手資料才得以進行，未能將更有意義的分析單元（如：每一則新聞報道而非每一個獨立的歷史類比）和變數（如：歷史類比模式的時間變化趨勢）涵蓋在內；此外，資料收集方替代性地選擇了與埃及同屬於中東北非地區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媒體，是因為《生活報》和《國土報》都提供了相應的網路英文版供讀者閱讀，而埃及當地的重要報紙媒體，如《金字塔報》（ al-Ahram）等，大部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就嚴格受控於政府，因而盡力避擴音及有關開羅示威的報道；而無論是政府喉舌還是私人報紙，埃及主要媒體均以阿拉伯語出版（Osman & Samei，2012），導致資料集未能將埃及本地媒體對三個全球重大沖突性事件的報道涵蓋在內，成為該資料集和本研究的侷限之一，這也成為本文的缺憾所在，這些關鍵要素能夠創造出的更具洞見的理論解釋有待於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索。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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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編/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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