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寇南下山西,一位80歲的農民站在屋頂上,頭頂盤旋著日軍轟炸機,看著家眷在廢墟中遠去。
這個男人叫劉大鵬。他出生於此地,一直生活到1942年去世,他從1890年起就持續不斷地寫日記,記錄了家鄉五十一年的變遷。
劉大鵬,甲午科舉人
在晚清前後的歷史畫卷中,劉大鵬的身影顯得格外獨特。他四十歲中舉人,而舊式學問很快失寵;他的身份雖為舉人,依舊不免生活困苦;他堅持傳統儒家思想,卻無力經世致用……
內憂外患叫醒了當時很多沉睡的人,而自號“夢醒子” 的劉大鵬,就連“夢醒”也顯得格格不入。那是在中舉前的兩年,夢中神仙告訴他唯一重要的是誠和敬。這個夢讓他重新定義了個人失敗,將能否中舉視為命運的安排。
幾十年後,牛津大學教授沈艾娣重新講述了這個“夢醒子”的故事,讓外界認識了這位不願妥協、卻也無力應對變革的讀書人。
《夢醒子》於近日再版
近年來,《夢醒子》成為英美大學瞭解中國近代生活的指定讀物。這是沈艾娣教授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書,副標題為“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
失意文人,儒家困境
18世紀初,清朝與俄國簽訂邊境貿易協議,晉商很快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壟斷了這項生意,劉大鵬的父親劉明便是晉商大軍中的一員。
1857年,劉大鵬生於赤橋,他8歲入私塾,15歲結婚,20歲參加科考,和當時眾多渴望以科舉改變命運的學子一樣,他對自己和國家的命運保持樂觀,唯一擔心的是不能像聖賢那樣為國效命。
為考取功名,劉大鵬苦讀經典、練習八股文。他的老師李永卿主張“八股文的精湛源於讀經和修身”,這種觀念充斥著當時的學習氛圍——八股文既是學子們擺脫現實困頓的敲門磚,也是讓他們得到道德上的自我改進的趁手工具。
乾隆元年奉旨選編的八股文選本《欽定四書文》,儲存了諸多名家八股文。
科舉五次,劉大鵬已用25年的時間為入仕做準備,他開始擔心自己入仕機會渺茫,只得去山西太谷縣一個富人家裡坐館,和無數讀書人一樣靠教書混日子。
功名誘惑、清苦生活、名垂青史的偉業、十年之久的教書匠身份混在一起,讓劉大鵬在現實和理想之間疲憊不堪。
功名追尋,夢碎北京
奇怪的是,在自號“夢醒子”的第二年,劉大鵬的確順利通過了省試,並於次年進京趕考。他期待的逆襲似乎要來了。
科舉放榜的場景
赴京需要兩週,在路上,他看到了一路跟隨的拾肥人和沿途流浪的乞丐的辛酸,與之相比,進京的學子們被視為貴人而受到所有人的優待,甚至享有免去所有過路費的特權。他心中充滿激動,這次考試彷彿就是命運的饋贈,自己多年努力終於得到了認可。
繁華的京城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自由的往來貿易讓劉大鵬驚異不已——城市如此之大,從一條路到另一條也要乘四輪車和驢車,初見此景的劉大鵬與夥伴們心中的激動未必比劉姥姥少許多。
1900年左右,法軍用熱氣球拍攝的紫禁城
進入考場時,最高級別的官員在場檢驗,劉大鵬等考生的努力似乎得到了社會的公開認可。然而,成為“準精英”的驕傲並未維持多久。他很快感到“水土不服”,他總結道:“城市如此奢侈和放蕩,不久會受天譴。”
劉大鵬震驚於城市中男女之間的隨便交往,痛心於自己在殿試中的書法不佳,也為無法購買西學教材而感到沮喪。種種現實讓他意識到,年近不惑的自己已經錯失了改變命運的最佳時機,一切的一切只能歸結為“太遲了”。
百日維新前的春天,劉大鵬再次前往北京,他的老師楊深秀深深捲入了這場充斥著鮮血的變革。這次旅程中,劉大鵬在天津停留六天,感受到了一個現代化港口的便利與繁榮。
楊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山西絳州聞喜縣人,曾是劉大鵬的老師。百日維新後被斬首。
但開眼看世界的經歷並未改變他對世界應該如何的認知,近乎不惑的他將國家的失敗歸咎於精英群體的開放,始終宣稱“時人皆憂中夏變成夷狄”。
幾十年寒窗苦讀沒能讓劉大鵬順利走上仕途,但卻為他積累下了足夠好的聲望。賦閒在家之後,他被請去整理煤窟財務,並開始涉足煤礦行業。儘管沒有太多資金,但憑藉著積累起來的信譽和管理經驗,劉大鵬依然成功養活了家人。
清末時期,許多山西商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嘗試救國救民。圖/紀錄片《尋蹤晉商》
劉大鵬一方面對社會上重視商業以致讀書人日漸減少、優秀人才盡皆從商的現象不滿意;另一方面,他又同情商賈,並沒有一般讀書人視商業為末業的心緒。
正因如此,他在商會中有很高的聲望。民國初年,當地商會甚至以解散相威脅,強烈要求劉大鵬繼續擔任議會議長,表現出了對他的高度尊重。晉祠成立的聯合會也打算選劉大鵬為會長,但他婉拒了這一提議。
模仿,現實破滅
雖然劉大鵬通過了省試,且他對自己的文化地位自視甚高,但這些並沒有帶來任何實質上的改變,他始終沒有官位,家中的經濟狀況也沒有改善。從學子到私塾先生,再到商人和農民,這一路的轉變似乎在洋洋得意地宣告他人生的失敗和無奈。
儘管如此,劉大鵬始終以儒者自居,懷揣著士人的理想與信念。面對現實與理想之間巨大的落差,劉大鵬的志氣與理想無處實現,只能在日記中寄託自己的悲哀和不甘。
從少年時起,劉大鵬的偶像就是“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國藩。在曾國藩的影響下,他開始不間斷地寫日記、讀曾國藩的家書,並將其中的家訓抄錄下來,期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名聞天下,他自己的日記能夠像曾國藩的那樣得到出版。
曾國藩,晚清名臣
“窮則獨善其身”方面,劉大鵬對曾國藩的模仿幾乎一絲不苟。從1891年起,他日復一日地堅持早起、靜坐、讀書、寫日記,這種規律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前五天。
同時,“士”的擔當意識始終根植於劉大鵬心中,他關心家國大事,對省議會制度、沙俄的擴張野心等都有自己獨到的認識;他關心農事、關注民生,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多次為人調解糾紛。
清末新政期間設立的資政院大樓,是各地方議會的配套設施,具有“準議會”的性質。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樣的夢想始終困擾著劉大鵬。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個像曾國藩那樣的機會。
但歷史的風潮無情地摧毀了他的理想,廢舊學、興新學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國,不僅震撼了主流知識界,也深深影響了鄉間的老儒生,徹底切斷了他的青雲梯。
就像沈艾娣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劉大鵬本是農夫,卻將自己想象成統治階級的一員。”他懷抱著“治國平天下”的夢想,但現實卻迫使他只能在鄉村中“修身齊家”。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時代洪流中的儒生
如果不是時代的鉅變,劉大鵬或許不會成為一個身兼寫作者、儒生、孝子、議士、商人、老農多重身份的人,也不會在現實與理想之間不斷糾結。
他的少年時代,沒有人會質疑科舉制度及其帶來的社會上升路徑,這些基本的價值觀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即使改朝換代,也不曾動搖。
然而,歷史卻充滿了意外。民國之後,知識分子開始崇尚西學,劉大鵬的夢想在“歷史的進步”中被無情碾碎。文化的發展走到了前朝的對立面,他無法像古人一樣選擇隱居山林,只能被迫隨著歷史的洪流前行。
利瑪竇(左)和徐光啟(右),早在17世紀就開始致力於中西方文化交流。
晚年時,劉大鵬見證了現代工業在山西的萌芽,他還積極幫助鄉民興修水利,並因閻錫山政府搜刮民財而上書中央,試圖用儒家的方式為民請命。
然而,這個新時代並不屬於儒家,他能做的只是自詡為“夢醒子”,在即將落幕的文化中悲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經成為歷史的棄兒,但卻無能為力,只能選擇認命。
清朝洋務運動中成立了許多軍事生產機構,圖為曾國藩規劃、李鴻章督建的江南製造總局發展到1950年代的照片。
劉大鵬的經歷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深刻地體現了傳統儒生在新舊交替的歷史洪流中的掙扎與困頓。他既不是完全固守傳統的頑固派,也未能完全接受現代化的變革,而是夾在兩者之間,彷徨無措。
作為一個典型的鄉間儒生,劉大鵬的一生不僅是個人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更是中國社會傳統與現代化之間巨大張力的縮影,折射出那個時代無數人的掙扎與無奈。
歷史的進步並非總是線性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順利地融入新的社會秩序。那些被時代拋棄的人,他們的失敗和掙扎反映了歷史程序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他們的聲音和經歷同樣值得被銘記。
或許,只有儒生這一身份,最能詮釋這位受傳統儒家道德薰陶並堅守一生的老人。儒生,這一中國特有的稱謂,帶著迂腐與固執,卻也體現著士人最後的驕傲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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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
沈艾娣 著 趙妍傑 譯
以晚清舉人劉大鵬的人生史
描繪出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和
中國知識群體的轉型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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