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與理科之間的分歧時常引發討論，理科生常被視為“更理性”“更有用”，而文科生則被貼上“空談家”“就業難”的標籤。
關於文理科的一些刻板印象
然而，知識的多樣性與深度不該被如此簡單地劃分。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都有其獨特的價值，每個學科都在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
科學家愛因斯坦熱愛哲學和音樂
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設計過飛機螺旋槳
錢學森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
文理界限完全可以被打破
其實，人類創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兩大部類，它們分別發展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如何認識和處理兩種文化的相互關係，成為人類長期思索的問題。
時至當下，這一問題更具有尖銳的挑戰性。為此，著名人文學者馮天瑜先生嘗試破解中國文化的奧秘，以應對科技時代的挑戰，這就是《中國人文大義》。
作為“經師”與“人師”相統一的大先生
馮天瑜先生打通中西、溝通古今
打破文理科鄙視鏈，跨越兩種文化的鴻溝，在新的文明高度上重塑兩種文化間的統一，探索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動關係，一起看看馮天瑜先生怎麼說。
1
科技萬能夢由來已久
19世紀被譽為“科學的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能量的轉化與守恆定律、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的提出，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進入20世紀，科技更是昌明，自然科學的四大成就——相對論、量子力學、電子計算機及資訊理論、分子生物學等，標誌著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發明與廣泛應用，使科技的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展示出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興科技的恢弘前景。
正是科學技術的偉力及其給人類帶來的福祉，使人們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的“崇拜”。19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相當多的人將科學技術視作全知、全能、全在的救世主，認為包括精神、價值、自由等所有難題，都可以透過科學技術獲得解決。這種思維定式被稱為“科技萬能論”。
當原子彈研究成功後，愛因斯坦與“原子彈之父”奧本哈默聯袂反對使用原子彈。圖為愛因斯坦（左二）和普朗克（中）在聚會上。
科技萬能論的基本信念是，所有的實在都在自然秩序之內，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科學方法包括經驗原則、數量原則、科學的機械性原則和科學進步原則。
這些原則在自然科學中屢試不爽，也在許多社會活動中行之有效，於是被一些人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唯一途徑。
然而，科學方法的有效範圍並非無限。在處理非生物界的現象時，科學方法獲得了最大的成功，但在處理生命體、意識層等領域時，其成功率就降低了。
人類的情感、意志、審美等意識層面的問題，不一定能夠透過實證和量化處理等“物質化”方法獲得結論，而需要感受、體驗、直覺、頓悟等“人格化”的觀照。
亞里士多德說希臘人並非因為實用，而是出於好奇方求知，正是此種精神的“元典式”表達。圖為義大利拉斐爾《雅典學院》。
在中國，雖然科學技術在20世紀有了長足進展，但“科技萬能論”“唯科學主義”仍有廣泛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多數人尚未自覺意識到人文文化的不可取代性，以為科學技術的方法論原則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2
現實呼喚人文傳統！
科技文化是“價值中立”的，只有依賴人文關懷，方能確定其造福人類於久遠的健康方向。現代科技在創造巨大能力的同時，也導致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如果聽任科技對自然無限度地掠奪、榨取，人類必將耗盡地球資源，破壞生態系統。
對人類自己創造的科技文化的無節制性危險的認識，來源於人文文化，來源於人類的人文關懷。東西方哲人都從深切的人文關懷出發，對工具理性可能導致的文明悖論提出警告。這種警告在科學技術空前強大的當代已具有極大的現實緊迫性。
古代中國以“忠”“孝”“仁”“義”等儒家倫理為道德規範，與其時的農業宗法社會相契合，故行之有效。圖為明代佚名《關羽像》。關羽被奉為中國古代“忠”“義”的化身。
科技文化並非萬能，需要人文文化彌補的又一原因是，科學技術可以提供日益強大、有效的工具理性，卻不能滿足人類對於政治理念、倫理規範和終極關懷等層面的需要，這些正是“價值理性”的範疇。
在“價值理性”缺失的領域，現代人正面臨著“意義危機”的困擾。科技文化在帶來便捷與效率的同時，也讓不少人在精神上無所皈依，導致正義感、使命感、公德心、自尊心等價值觀的弱化。
當下人類所患的“現代病”，其症狀之一便是工具理性的過度強化，而價值理性的缺失則讓人陷入精神迷失。歷史學家張瀕將中國人的“意義危機”概括為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三個層面。
在市場經濟和工業文明的衝擊下，舊道德失範，新道德未能及時建立，導致道德真空的出現。同時，工業文明偏重物質，市場經濟以利益為中心，不斷刺激人們追求利益，當利益原則無限制地滲透到人的意義世界時，便會造成道德失範。
人文文化的不可或缺，還在於它能夠提供人類所心嚮往之的審美意趣，這便是中國人將其與“禮”相併稱的“樂”。人文文化創制價值理性、營造審美情趣的功能，對於人類而言是絕對需要的。圖為敦煌壁畫《迦陵頻伽樂隊》。
人文傳統，尤其是其道德層面，具有超越性的意義，可以成為文明人類共認的生活準則。諸如不忍人之心、羞惡之心、惻隱之心、仁愛之心等，都是貫通古今、中外認可的道德觀念。
傳統道德中的講信用、講義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原則，也是現代社會人際關係須臾不可脫離的法則。盡孝、守信、寬恕、禮節等傳統美德的淡出以至喪失，已經使社會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至於“孝”道，當揚棄其保守內涵，抉發出“敬”與“養”的精義，對於社會建立情誼與秩序都是非常必要的。圖為當代戴政生、黃靜《孝治天下》。
此外，人文文化還能提供人類所心嚮往之的審美意趣。如果人類喪失了以人文精神為土壤的審美追求，全然落入機械化、利益化的思維框架，將會陷入可悲可笑的境地。
在現實生活中，“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現象雖然借重文化促進經貿，但文化事業終究得不到實在的發展，這並非真實的“文化熱”。
總之，現實呼喚人文傳統的迴歸與弘揚。
3
科技人文應協調發展
自工業文明興起以來，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逐漸分離，形成了各自獨立的發展軌跡。然而，在古代社會，科技與人文尚未明顯分離，它們保持了一種原始的統一或同一。
兩種文化對立，是工業文明出現後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的產物。在古代的時候，二者尚未明顯分離。圖為當代韋辛夷《吾問西東》。
古人所倡導的“正德，利用，厚生”，即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應共同發展。古希臘的哲人如亞里士多德，以及中國先秦的諸子百家，都展現了對宇宙、社會、人生的全方位思考，體現了科技與人文的原始融合。
進入工業社會後，科技與人文分途發展，這既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科學家與文學家、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逐漸形成了彼此隔離的知識分子集團。
當人類意識到這種現象的不合理性後，開始尋求跨越兩種文化鴻溝的途徑，以期在新的文明高度上重塑兩種文化間的統一。現代化導致社會分工趨於細密，兩種文化分途發展勢在必然，但二者間達成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動關係是完全可能的。
人類的“價值理性”還較為脆弱，往往並未尋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這個精神家園是無形的，卻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它需要大力營建，需要精心培植，這便是古人所云：“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圖為宋代趙佶《瑞鶴圖》。
事實上，科技與人文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絡和互補性。近現代中國的學術泰斗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以及20世紀發展起來的計量經濟學、計量歷史學，都是人文學者借鑑科學實證原則的成功例證。
同時，自然科學家也往往在人文學科中得到啟示，如達爾文和華萊士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中獲得靈感，創立了進化論。科學家李政道也論述了科學與藝術的不可分割性，它們共同的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追求的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從人類整體而論，必須同時汲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果實方能茁壯成長。科技理性解決為達到人類目標的實施手段及有關技術問題，而人文理性則解決符合人類長遠利益的目標選擇與確定問題。二者缺一不可，強行割裂亦不可。這是人類歷史所雄辯證明了的。
因此，科技與人文協調發展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在。在這個過程中，尤其需要關注人文文化的發展。科學技術將繼續長足進步，但人類的“價值理性”還較為脆弱，需要大力營建和精心培植。正如古人所言，“禮樂所由起，百年積穩而後可興也”。
4
中西精神互鑑生輝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國人文知識分子間開展了一場以呼喚“人文精神”為中心命題的討論。這場討論的動因在於轉型時代所引發的文化失範現象，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陷入迷惘無序。
為了確立社會秩序並重建倫理，人們開始清理、選擇和重鑄中外古今的“人文精神”寶庫。要深入這場討論，首先需要明確“人文精神”的含義。
由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所推動，西方自17世紀、18世紀以降，工具理性日益強大。人類在現代化程序中不僅創造著空前巨大的物質財富，同時也不倦地探求意義世界。自20世紀60年代以降，西方的哲學等人文學科重返“人”這一主題。圖為英國紡織業的機械化。
“人文精神”這一概念在中國古已有之，但現代則用作翻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humanism的基本詞素。因此，“人文主義”在中國便具有了“西方的”與“中國的”兩種含義。
西方的“人文主義”發端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強調人的意義、個人價值和現世幸福，與中世紀盛行的“神文主義”相抗衡。而中國的“人文傳統”則強調人的群體生存需要、倫理道德自覺，以及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等價值觀。
發端於南部歐洲的文藝復興，其“人文主義”由義大利人彼特拉克於14世紀首先闡明。圖為彼特拉克像。
中西人文傳統在理解“人”的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西方人文主義以古希臘的原子論和雅典學派的人論為根據，強調人的獨立個體性，要求個性解放和擺脫封建等級觀念。而中國的人文傳統則把人看成群體的分子，注重人的角色和倫理道德自覺，強調人與群體的緊密聯絡。
中國的人文傳統，頗具“早熟性”。遠在周代，與殷商時期的“尊神”“重鬼”思想相對應，“重人”“敬德”觀念應運而興。圖為明代沈周《南山祝語圖》。
儘管中西人文傳統存在差異，但它們都為人類的精神文明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西方的人文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效應，但也引發出了一些弊端，如享樂主義、物慾主義等。而中國的人文傳統雖然缺乏自發走向現代的動力，但經過現代詮釋後，有可能為克服某些“現代病”提供啟示。
因此，中西人文精神文明應該相互借鑑、取長補短。不能簡單地對西方人文傳統或中國人文傳統褒此貶彼，而應該將它們置於歷史程序中加以具體分析，在現代生活實踐中探索二者統合的可能性，以推動人類精神文明的不斷進步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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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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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慧時代回顧中國人文大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