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特殊之處，在於其千百年來的定位不曾有過根本性偏移。早至秦漢時期，已經是中原接觸海洋文明的橋頭重鎮。隨後又經歷2000多年的風雨飄搖，前後遭遇多次屠城劫難和海禁打擊，仍舊能憑藉地緣優勢獲得起死回生。甚至於在許多大變革發生的前夜，走在幾乎所有競爭者的最前列。
穆斯林眼中的隋唐廣州
雖然廣州的海洋貿易起始於秦漢，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能留下確切記載。尤其是數量不多的外國商人，幾乎很少有機會將自己的見聞流傳至後世。直至9世紀的穆斯林旅行家亞齊德-西拉菲出現，才在著作中留下點滴線索。儘管其殘存筆記的篇幅有限，還要到18世紀才被發現編纂進《印度和中國古代見聞》，依然反映出隋唐兩朝的城市盛況。
首先，西拉菲模糊指出廣州的地理位置：這座城市距離大海只有幾天路程，位於一條大河上，水流清……滿城桑樹為蠶食。
顯然，這位由海路抵達的旅行家，是直接順珠江抵達城市區域。而且注意到當地有相當規模的絲織業，故而需要大量種植桑樹來養蠶。
此後，西拉菲筆鋒一轉，開始講述由黃巢叛軍制造的廣州大屠殺：
起初，汗夫的公民反抗他，但他對他們進行了長期的圍困。直到最後，他佔領了這座城市，並將其人民置於刀劍之下。除中國本土人外，被他屠殺的穆斯林、猶太人、基督教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有12萬人，他們都到這座城市定居併成為那裡的商人。這四個社群的受害者人數之所以為人所知，唯一原因是中國人保留了他們的人數記錄。
基督徒與穆斯林眼中的元朝廣州
在西拉菲離開前後，廣州已經在南漢和兩宋時期恢復繁榮。等到蒙古人的元朝軍隊南下，受惠於更加寬鬆的經濟政策，便順理成章的超越隋唐時代。須知，當時南方海洋貿易的中心已轉向泉州。故而有相當多外番來客，選擇直接從占城驅船至閩南，而非必須到半途中的珠江口靠岸。但他們還是會不自覺的向南折返，為後世留下所見的城市盛況。
首先是天主教傳修士鄂多立克，約在1322年乘船抵達廣州：
我到此邦的第一個城市叫辛迦蘭，它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它距海有一日程，座落在一條河上，河水來自海，伸延至陸地十二日程。此城的全體居民，連同所有蠻子和上印度的百姓均信仰偶像。該城有數量極其龐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視為不足信。確實,整個義大利都沒有這一個城的船隻多。
在這裡，你用不著花上一個銀幣就能買到300磅的鮮姜！鵝比世上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要好、要賤。其一隻大如我們的兩隻,白如奶,但頭頂有一塊大若雞卵的骨頭。它是血紅色，咽喉下面垂著一塊半拃長的皮。這些鵝要多肥就有多肥，花不到一個銀幣你就能在那裡買到一隻宰好和烹調好的。雞鴨也一樣。它們是那樣大,你會認為它們極不可思議。這裡也有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蛇，很多蛇被捉來當作美味食用。作為如此時髦的盤餚,以致如請人赴宴而桌上無蛇,那客人會認為一無所得。總之,此城有大量儘可能多的種種食物。
鄂多立克的記載比西拉菲更為細緻。除讚歎城市的規模外，還注意到非常發達的造船業和家禽養殖。這些上下游產業，無疑是為一個相當繁榮的貿易社會服務。至於本地人對蛇肉的偏愛，至今都是廣州及周邊地區的飲食特色之一。
接著，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1342年坐船抵達泉州。但在開始北上旅行前，抽空訪問了廣州：
隋尼克蘭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觀。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運往中國各地和印度、葉門。城中央有一座九門大廟，每一門內設有圓柱和檯凳，供居住者坐息。第二與第三門之間有一地方,內有房屋多間供盲人、殘廢者居住,並享受廟內供應的生活費和衣服。其它各門之間亦有類似的裝置。廟內設有看病的醫院和做飯的廚房，其中醫生、僕役很多。據說凡無力謀生的老人皆可向廟裡申請生活費和衣物。一無所有的孤兒寡婦亦可申請。該廟是由一位君王修建的，並將該城及其附近的村莊的稅收，撥充該廟的香火資金。這位君王的肖像畫在廟裡，供人參拜。
城的一個地區是穆斯林居住區，內有清真大寺和道堂，並設有法官和謝赫。中國每一城市都設有謝赫，總管穆斯林的事務。另有法官一人，處理他們之間的訴訟案件。我們寄住在敖哈頓丁-興札雷處，他是一位家資富有的善良人士，共住了十四天。法官和其他穆斯林在此期間絡繹不絕地送來丁珍奇禮品，每天舉行宴會，請來歌手助興。在此城以南，不論是穆斯林的或是異教徒的，再無任何城市了。
由於滯留時間較長，伊本-白圖泰記錄的側重點與鄂多立克不同，更關注於事關民生的基層領域。比如對寺廟福利制度的講述，反映出當年廣州的富庶程度。這或許與城中的瓷器市場有相當關聯，甚至將銷售網路推廣至葉門。因而能吸引外商定居，並幫助他們獲得財富，用以維持宗教習俗和較高的生活品質。
近代傳教士眼中的明朝廣州
在伊本-白圖泰離開中國後，元朝也在黑死病、水患和戰爭輪番摧殘下崩潰。新建立的明朝一度奉行激進管制政策，將包括廣州在內的各市舶司關閉。直到百多年後才逐步鬆動，卻從未恢復到宋元時期的優厚標準。
即便如此，17世紀初的傳教士曾德昭，仍然在《大中國志》中給廣州較高評價：
廣東是第一省,位於最南部。它位於緯度23度,遼闊而富庶,盛產大麥大米,一年兩收,大部地區則一年幾收。出產大量的糖、銅、錫、原料,他們用以製成各種器皿,也有用那種優良塗料。即漆製成的物品,還有鍍金的。其中有些運往歐洲。百姓是很有才能的工匠,雖然很少發明,卻能卓越地模仿他們發現的任何創造物。
當然，這位歐洲記錄者非常清楚，廣州的財富源泉在於海洋：
葡萄牙人每年兩次帶著貨物來到那座也叫廣東的城市。它距澳門有105英里，澳門則離中國的第一批島嶼和較大的城市有54英里。它方圓足有15英里,客商雲集,因此它的人口則比許多其他城市多。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人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 箱各類絲綢，每箱裝100匹真絲,如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緞,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有7皮切麝香,重量超過35亞洛瓦，每亞洛瓦重25磅,每6盎司合1磅。此外，有小珍珠、糖、瓷盤、中國木、大黃,及幾種奇特的鍍金器皿,還有其他不太重要的東西,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顯然，時代變遷會對觀察家的視角產生影響。曾德昭在介紹廣州的文字中，居然有大量篇幅落到小城澳門頭上。這當然是對16-17世紀貿易情況的客觀描述，也在無意中點出了明代廣州為何無法比肩隋唐宋元四朝的結構性要素。因此，我們就很難在他的筆下，尋覓出過去幾位來訪者的驚歎之情。
總結
一座城市的興衰交替，總是繞不開天時地利人和的悲歡交織，廣州無疑是其中典型。正因為面朝大海、背靠珠江的地緣便利，才可以在歷次重大打擊後恢復生機。
亞齊德-西拉菲目睹的絲綢重鎮，恰好建立在黃巢大屠殺的廢墟之上。鄂多立克與伊本-白圖泰眼中的繁華都會，亦是五代和宋元交替後的春暖花開。儘管屢有朱元璋式暴君崇尚管制與摧殘，終究成為了曾德昭筆下的“最開放和自由交易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