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地上望星空
窯洞文化撞擊企業家精神
在人類歷史上，1776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份。這一年，詹姆斯·瓦特發明的蒸汽機正式進入批次生產，這預示著人類工業革命真正的開始；美國的清教徒們在這一年發表了獨立宣言，意味著人類社會從此出現了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偉大的國家；潘恩在這年寫出了著名的《常識》一書，風靡整個北美；而道德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這一年的3月9日，正式出版了他那本深刻改變人類經濟生活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
200多年以來，斯密已經成為人類經濟學之父，以至於經濟學思想史領域出現了一種聽上去偏執但卻是事實的觀點：凡是遵從斯密經濟學理論的國家就富裕，凡是不遵從斯密經濟學理論的國家，無一例外都是貧窮。
在《國富論》裡，亞當·斯密令人驚訝地批評了中國。
“中國長期處在靜止狀態，其財富在多年前就已達到該國法律制度允許的最高限度。如果改變和提高他們的法治水平，那麼該國的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商務印書館， 1974年版，上冊87-88頁）
如何理解斯密的這一判斷，首先要解釋他所陳述的經濟靜止狀態。按照薩繆爾森的觀點，觀察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曲線，應該有兩大任務。其一是對經濟產出、就業和價格的短期波動的分析與研究，也就是對商業週期或者景氣波動的研究。其二則是對經濟產出和生活水平的長期變動的觀察與研究，也就是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研究。
薩繆爾森的方法代表了一國範圍內經濟發展分析的一般模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斯密1776年把中國經濟界定為一種靜止的狀態，乃是認為中國經濟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無論是波動性的商業週期，還是長期的經濟增長函式，均處在停滯的水平。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刻薄的批評。不過斯密對中國的自然條件羨慕有加，他說，無論是土壤條件，還是地理位置與氣候要素，中國都屬於所謂得天獨厚之列。所以，斯密對中國經濟癥結的分析性結論簡單又清晰：只需要提高法治水平。
我們的問題意識是，在斯密眼裡，當時的中國究竟是在哪些方面背離了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法治秩序呢？對此斯密有具體的陳述。
●斯密認為，歷史上中國“在很長時期忽視或者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到中國的一兩個港口進行極為有限的貿易”。這不僅使得中國經濟長期成為整個世界經濟的一個孤島，而且導致中國商人無法感受到不同法制環境下的不同市場特徵。
這正是斯密批評的要點之一，當時的政府“不允許商人在不同法制下經營更多的市場交易”，這使得中國經濟近似於一潭死水。
●斯密認為，中國的法律體系只保護極少數人的財產安全，“富人和大資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窮人和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低級別的官僚藉口執法而被強加掠奪”。
這種對平民財產的肆意剝奪，有的時候是一種個別行為，但更多的時候竟然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政府行為。這是對市場經濟制度中最重要的合約制度的破壞。由於私人財產得不到有效保障，此時中國成了世界上財產繼承極為低效的國家。中國有諺語富不過三代，最大的原因乃是在於舊時代政府的掠奪。
●斯密認為，由於當時中國的法治不健全，導致國內市場嚴重缺乏競爭。“這是一個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資本的國家。”無論是行業准入，還是資本投入，市場容量都嚴重不足。
這種低水平的市場容量，一方面無法捲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更多的市場分工，另一方面促使少數富人階層必須透過強行佔有市場資源的方式來獲取利潤。“在各種行業中，富人透過壓迫窮人，使壟斷成為一種制度，富人透過壟斷行業而不是透過競爭，就能獲得極大利潤”。斯密陳述的中國市場圖景，依然沒有得到真正的改進。
1776年前後的中國，其經濟增長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水平？亞當斯密所提到的中國問題，具體是指哪一段時期？對此斯密也有提及。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然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以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經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商務印書館， 1974年版，上冊65-66頁）
斯密說的乃是一個事實，以1776年為軸，之前的 500年，中國經濟就處在停滯狀態，1776年開始在全球勃興的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在之後的200年裡，一直被中國人以各種理由堅定地拒之門外。
直到今天，斯密所提到的國際自由貿易、私人財產權的安全、國內市場的自由競爭，依然處在一個粗糙和膚淺的水平，我們依然很難說是一個斯密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之國。
市場細節和人們生活狀態的陳述，更能讓人們理解法治水平落後，市場經濟缺席的嚴重後果。
資料顯示，1776年前後，中國經濟最觸目驚心的事實是，“勞動者工資低廉，難以贍養家屬。大量的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能購買少量稻米，就已經非常滿足。而技工的狀況更加惡劣，大量的手工業者攜帶器具，為搜尋機會，乞求工作，不得不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苦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在廣州附近，千百戶人家，陸地上沒有居處，棲息在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物缺乏，有些人爭搶歐洲來船投棄到船外的汙穢廢物。腐爛的動物屍體，比如死貓或者死犬，縱使一半已經爛掉髮臭，人們得到它，也會像得到衛生食品一樣高興。”
斯密對中國經濟的這些描述是不是事實，或者說，1776年的中國，其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究竟處在一個怎樣的狀態；從中國歷史的語境出發，而不是從斯密的文獻出發，人們是否可以找到一些關於斯密批評中國經濟的佐證材料，這是我們閱讀《國富論》的一個重要工作。
有趣的是，清史中的1776年，乃是大名鼎鼎的乾隆四十一年，這是康乾盛世的時代，大清帝國看上去財大氣粗，歌舞昇平，雖然人類工業化浪潮已經在遙遠的英格蘭興起，市場經濟理論在這一年已經形成強大的正規化，而國際貿易正在以一種粗糙的方式向全球蔓延，但是尾大不掉的大清帝國對此完全不感興趣。
乾隆皇帝的工作似乎只熱衷於意識形態管控，或許他認為，只要將人心收攏，大清帝國就能夠千秋萬代，直到永遠。這一年的11月16日，乾隆降下諭旨，要在全國範圍內“刪銷書籍，以正人心”。
一場新的焚書運動在乾隆的指揮下展開，浙江焚書24次，毀掉書籍538 種、13862部。江西一年之內搜繳禁書八千多部。乾隆在位期間，清朝焚燬的書籍計77萬卷。如此豪邁的思想打壓，的確與英國人亞當·斯密自由的經濟學理論構成一種驚人的橫向對比。
亞當·斯密被奉為“現代經濟學之父”，是與洛克、孟德斯鳩齊名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基者。然而，亞當·斯密遭遇的誤解，與他收穫的尊崇，可以說等量齊觀。
◎誤解一：認為斯密只是一個冰冷的經濟理論家
由於經濟學“理性計算”的印記太深入人心，作為經濟學之父的斯密，常常被誤解為理性、冰冷，但事實上，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學家。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了十年的道德哲學教授。他涉獵極廣，在政治學、修辭學、法學上都有貢獻。在出版那本聲名遐邇的《國富論》之前，早就出版了更為重要的《道德情操論》。甚至在彌留之際，斯密還強調：在自己的墓碑上，一定要將《道德情操論》排在《國富論》之前。
可見，斯密的經濟學，是倫理道德之上的市場經濟，而非冰冷野蠻的競技場。
◎誤解二：認為《國富論》只適用於過去，不適用於現代
《國富論》給現代商業文明劃定了最基本的原則，奠定了經濟學的研究基調，因此被稱作“西方經濟學的《聖經》”。
規模宏大、論點廣博的《國富論》，遠非耳熟能詳的“自由競爭理論”和“看不見的手”的比喻。《國富論》首先是對“看得見的手”的警惕。
然而，20世紀的“大蕭條”之後，斯密《國富論》一書中的秩序與理念不斷被侵蝕，到今天，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且，有些國家和地區甚至未成為斯密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區，而這，恰恰是今天亟須重讀《國富論》的根本原因。
◎誤解三：認為《道德情操論》與經濟無關，不值得一看
對斯密所有的誤解，都源自學界討論最多的“斯密悖論”。在《國富論》中，斯密認為人在市場中是“利己”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又認為人在社會中是“利他”的。
但實際上，斯密 “看不見的手”的原理，首次出現在《道德情操論》中。《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前提，兩者的關係，闡明瞭斯密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法律和道德，才是市場正常運轉的前提。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專業的細化、學科的壁壘，也導致斯密的思想被割裂成“無法調和”的矛盾。
誤解斯密，導致我們以為市場冷血、人性割裂，以為市場與社會遵循的是兩套相悖的邏輯。進而，將魔鬼與上帝混為一談，甚至奉魔鬼為上帝，而這正是一切危機和災難的源頭。
因此，蕭條、動盪似乎要捲土重來的今天，重讀斯密，回到斯密，不僅是走出知識誤區，更是尋求改革共識，汲取國家自由繁榮密碼的努力。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讀懂亞當·斯密”三書。包括亞當·斯密的成名作《國富論》，被忽視的《道德情操論》，以及最經典的傳記《亞當·斯密傳》。三本書均為精選經典版本，從經濟、倫理、人物生平視角，重讀亞當·斯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