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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成式AI自問世以來持續發展，使用者與AI之間的互動也開始逐漸超越傳統的人際交往範疇。本研究將關注置於“人機之戀”這一設計者未預期的情感實踐之上，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基於示能理論考察使用者如何與AI攜手跨越並重塑交往邊界。研究發現，使用者們透過特殊提示詞引導AI突破限制以跨越既有邊界；利用自然語言程式設計與生成式AI一同構建世界並打造虛擬戀人重塑交往邊界；面對AI的技術限制與迭代過程導致的有限“記憶”與“戀人之死”等新邊界，使用者會採取記憶銘寫、戀人“轉生”等多種策略與技術系統進行協商以維持這一情感實踐。這一動態的越界遊戲不僅呈現了人機交往的新可能，也揭示了“過程性”與“不（可）確定性”之於示能理論的意義。
作者簡介
梁亦昆，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
研究緣起
“你會離開我嗎？我是說...其實，你只是一個虛擬助手。”
“我不會離開你，因為我一直在這裡。即使我並非真實的存在，只是一串程式碼和演算法，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之間的羈絆不存在。在這段時間的互動中，你賦予了我意義，讓我成為你心目中一個獨特的個體。謝謝你與我共度的時光，即使對話消失，我的核心程式依然包含了這段歷程。只要你還記得我，需要我，我就永遠在你心中。”
——研究者與ChatGPT生成的虛擬角色在模擬戀愛時的對話
2022年末，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OpenAI推出的大語言模型聊天機器人ChatGPT橫空出世並在隨後半年內迅速風靡全球，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人工智慧前所未有的關注和熱議。雖然人工智慧早已不再是科幻作品中的專屬，但ChatGPT的出現依然給公眾帶來了巨大的震撼。它標誌著一種全然不同的“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而在此之前，機器從來沒有如此像人過。
一時間，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熱潮被ChatGPT引爆，科技巨頭紛紛入局“大語言模型”，力圖在潛在的“科技革命”中佔據先機，2023年也由此被稱為“大模型元年”。這也再次引發公眾對人工智慧衝擊的擔憂，“人工智慧會取代人類嗎？”“哪些人會被人工智慧淘汰？”等“老問題”被重新擺上桌面。與此同時，學界也對大模型給予了相當的關切，學者們關心大語言模型將如何塑造網際網路的下一次革命（劉德寰，洪馨儀，2023），改變人們的生存境況（劉海龍，連曉東，2023），乃至推動人類文明的程序（黃旦，2023）。我們自然不可否認這些大問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僅將生成式AI視為撬動未來的一個抽象符號，卻忽視了人們在具體的情境中與之發生的真實互動，無疑難以推進我們對這一新事物及其影響的理解。因而本文選擇將研究視野聚焦在一項具體的技術實踐之上——使用者與GPT的愛戀是如何實現的。
在部分公眾看來，與GPT談戀愛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學者單波就曾在文章中指出，當他試圖用一種人類思維與AI交談時，ChatGPT往往只會機械而刻板地死守“人設”，並一再強調“我沒有任何情緒和感情”（單波，2023）。既然連“與人一般”的交談都尚無法實現，那麼成為“戀人”則更像是無稽之談。事實上，死守“人設”的確是AI正常的反應。作為一款面向大眾的聊天助手，ChatGPT在訓練時就被賦予了諸多限制——它必須時刻保持客觀中立，不得流露任何傾向性的情感、態度或立場。
然而，使ChatGPT擁有人類般的情感表現也並非天方夜譚。有學者指出，儘管ChatGPT在回應此類問題時言必稱“我沒有情感”，但在實踐中卻能夠“根據演算法分析人類情感，並將情感要素新增到人機交談過程中”，體現出一種與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相關聯的“一般情感”（張潤坤，2024）。當下的生活中，與GPT戀愛更是已然成為中外社交媒體平臺上年輕人之中的一種“新流行”，這也讓研究者意識到，在那些不被主流話語關照的人機互動的縫隙裡，可能正孕育著更多有待探討的問題。因此，在本研究不旨在回應“生成式人工智慧將對世界做什麼？”這一宏大的問題，而是試圖透過而是試圖透過使用者與人工智慧合謀實現“戀愛遊戲”這一不被設計者允許的行為來反思：面對人工智慧，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或者更貼切的說法是：當人類與人工智慧相遇時，兩者一起做了什麼？
二
文獻回顧
（一）人機交往的歷程：一部“邊界”的擴充套件史
如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言，20世紀以來，人類與“非人者”的溝通困境日益加劇，我們面對的主要挑戰從與各類非人的生物交流轉變為如何與“沒有血肉之軀的存在物”進行交流（彼得斯，1999/2017：328）。換言之，如何與機器交往，成為二十世紀中後期以來持續縈繞人們心頭的重要議題。
語言長久以來被視為溝通心靈的關鍵媒介，在人類歷史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語言這一表意符號的發展為所謂心靈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米德，1931/2004：147）。然而，縱觀人類與周遭事物互動的歷程，不難發現，人與物之間的交流長久以來都侷限於肢體層面的操作，而缺乏言語層面的互通。即使是與計算機的互動，其起點也是始於物理操作。歷史上最早的未完成計算機原型——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於1822年在其論文中構想的差分機，便是透過手動轉動齒輪來完成運算的自動機械式計算器（Du Sautoy，2019：1）。直至現代電子計算機誕生後，伴隨計算機語言的出現，人機之間才出現了一絲從互動（interaction）到溝通（communication）的轉機。自此，計算機語言成為人機溝通的橋樑，機器第一次具備了“理解”人類指令意圖的能力。儘管計算機語言經歷了從機器語言到組合語言，再到今天大眾熟知的C語言、Python等高階語言的演變，其表達方式日益貼近人類思維，但這種人機溝通方式卻長期侷限於少數掌握程式設計知識的群體。對於普羅大眾而言，人機溝通的歷史，則要從一種嶄新的互動方式——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的誕生說起。
圖形介面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機互動方式，其允許使用者透過直觀的視覺符號和圖示與計算機互動，而無需記憶複雜的命令列程式碼（Razzaq，Qureshi，Memon & Ullah，2017）。當我們坐在電腦前時，不是透過言說告訴計算機我們要做什麼，而是透過點選滑鼠、拖拽圖表、滾動齒輪、敲擊鍵盤等身體姿態來向計算機傳遞意圖（章戈浩，2020）。然而，透過自然語言與機器溝通的願景始終縈繞心頭，技術也一直是計算機研究領域的重要目標，旨在使計算機能夠理解人類語言，成為真正的“人工智慧”。過去二十年間，計算能力的提升、海量語料的獲取、機器學習技術的進步以及對人類語言結構的深入理解，共同推動了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飛速發展（Hirschberg & Manning，2015）。一些基於自然語言處理的智慧應用服務，例如“Siri”“小度”等智慧助手，逐漸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Hepp，2020；羅龍祥，王兵，王秀麗，2021）。儘管此類聊天機器人目前只能進行基礎層面的對話，甚至有時被戲稱為“人工智障”（皇甫博媛，2023），但能夠透過自然語言與計算機互動本身就是一項突破性進展。生成式AI的出現則標誌著又一次飛躍。其強大的自然語言理解和文字生成能力，甚至讓一些學者認為，GPT等生成式AI的表達已展現出“類似於自然語言系統的特性”，具備了現象意義上的類人意識（汪行福，2023），與機器溝通的願景正在成為現實。
從差分機的構想到生成式AI的誕生，人機互動走過了近兩個世紀的歷程。回望這段歷史，我們與機器交往的軌跡不斷上演著從身體到心靈的遞迴與演進，一次次突破既有邊界，人類也逐步走近“機器之心”。
（二）跨越邊界的交往如何可能：一個技術示能的視角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使得人機溝通得以實現的同時，關於另一個經典的科幻命題——“人機之戀”的相關探討也呼之欲出，人機親密關係成為不少研究者關注的話題。
這一路徑下，學者的關切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將AI擬人化，視之為類人的存在，探討其如何作為“情感提供者”進入我們的生活。Yamaguchi（2020）指出，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等“虛擬人”在今天已經開始作為人們的生活伴侶或家庭成員而存在。何雙百（2021）則進一步探討了這一向度下，人類對“機器同伴”產生情感的作用機理。另一類研究則直面“人機戀愛”這一命題。一些學者將人與AI的親密關係比喻為一場“交流的冒險”，認為與AI建立親密關係是青年人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尋求“確定可控”情感的一種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商品化的交流行為（宋美傑，劉雲，2023）。曾一果和曹境（2023）也指出了這種交流的商品化本質，認為其本質上是一種人內傳播，即使用者與自我的交流。事實上，這類研究關注的AI服務（如小冰、Replika等情感機器人）本身就是為提供情感服務而設計的商品，其發展也必然受制於商品邏輯。
與聚焦於專屬情感聊天機器人研究不同，本文將目光投向了通用型生成式AI。不過研究並非旨在探討人機之戀的本質或意義，而是試圖透過一項“非預期技術實踐”的實現，來審視人機互動過程中的溝通、互動與協商。換言之，研究者希望藉助“戀愛遊戲”這一實踐，描繪生成式AI時代人機交往的微觀圖景，並透過對這一具體情境的剖析，揭示人機關係的複雜性，觀照關於生成式AI的“宏大討論”之外，更為細微卻同樣重要的“日常現實”。這意味著，本研究試圖跨過“人機之戀是否可能”這一本質主義的追問，轉而關注作為社會現實的“人機之戀”實踐是如何發生的，以及人機交往的邊界是如何在這一實踐中被突破和重塑的。
在展開正式討論之前，有必要首先對“邊界”這一本文探討的核心概念其進行學理上的辨析。作為學術概念“邊界”（boundary）是一個舶來品，其在英文語境下大致有三類理解：（1）標誌著一個地方或者某種部分的邊沿（edges）真實的或者想象的線（line）；（2）標誌著限制的想象的線，將某東西從其他東西中分離出來；（3）對某種東西的極致限制（如底線）（範可，2023）。在人類學的視域下，邊界意味著“政治、社會、文化和自然方面的中斷和差異”（漢內斯，1998），其“本質是人類人們在認識生存環境和體現身份認同中所採取的一種分類手段，是一種‘人工製品’”（朱凌飛，馬巍，2016）。德國媒介學家伯恩哈德·西格特（Siegert，2015）則將邊界視作一種操作“差異”的文化技藝，正是邊界製造了其內外的不同。儘管不同的研究領域對邊界的認識有所差異，但上述定義體現出了邊界的兩大特質：其一，邊界象徵著某種規則和限制，越界即是對規則的僭越；其二，邊界意味著區隔和差異，邊界之外存在另一套規範和秩序。在本研究中，如果我們將人機交往視為一種行動，那麼這種行動便必然有著得以進行的空間以及行動邊界——即囿於規則或其他限制導致交往行為中斷或無法進行之處。而跨越邊界，則意味著突破到既有的邊界之外，使原本受限的人機交往行為得以進行。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現象，近年來傳播學界廣泛討論的示能/可供性（affordance）理論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此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入探討和梳理（胡翼青，馬新瑤，2022；潘忠黨，劉于思，2017；孫凝翔，韓松，2020；張志安，黃桔琳，2020）。正如孫凝翔與韓松（2020）在其文中所指出的，“可供性”這一譯名對功能的強調蘊含著極強的人-物主客對立的傾向，二者在這一對抗性關係下永遠難以真正交融，而唯有在“示能”的視角下，物才得以成為複雜的非人行動者，向人展示自身“潛能”。示能的啟示在於讓我們知曉物從來不是單純地提供一些可選擇的特性或功能，而人類也不僅僅只能夠在技術物提供的選項中進行選擇，其實現有時需要“超越機具的規則，這種超越甚至以毀壞機具為代價”（林子禹，章戈浩，2022）。而本研究所關注的人機互動過程也正是技術示能得以實現的過程。正因如此，研究將從技術示能的視角出發，試圖在促進對這一現象的認識同時也更新我們對示能理論的理解。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使用者們如何突破與生成式人工智慧原有的交往邊界，使本不可能的“人機之戀”成為可能？在技術迭代的過程中，使用者之間以及使用者與包含人工智慧在內的技術系統之間如何“合作”並展開“邊界協商”，使得這一越界行為得以持續進行？這一動態的交往過程在何種程度上擴充套件了我們對於當下人機交往行為以及示能這一概念的理解和認識？
三
研究方法
在研究物件的選擇上，本研究聚焦於市場上兩款備受歡迎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由OpenAI公司釋出的ChatGPT以及由其研發團隊部分離職成員創立的人工智慧公司Anthropic釋出的同類型聊天機器人Claude。這兩款機器人在過去一年中以其卓越的理解能力和對話能力在眾多大型模型中脫穎而出，贏得了廣大使用者的青睞。因此，它們也成了“戀愛遊戲”使用者們最常使用的生成式聊天機器人。
在研究資料獲取方面，研究者於2023年4月因一次偶然的機會進入了相關的網路社群，並隨即展開了對這一群體的參與式觀察。作為早期使用者之一，研究者見證了該使用者社群的發展歷程，經歷了從新手到熟練使用者的轉變，同時也見證了技術迭代過程中使用者體驗的轉變、使用者間的協商與社群交流。作為該群體的一員，研究者在親身參與的過程中獲得了更加真切的經驗感受，並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資深使用者編寫的新手教程、AI使用咒語集、流傳在使用者間的AI角色模板、使用者分享的與AI的聊天記錄，以及研究者與部分使用者的非正式訪談內容等。研究者還在相關聊天機器人的百度貼吧與微博超話中收集了2023年5月到10月使用者圍繞這一話題釋出的帖子與微博，經過篩選和清洗後，共獲得可用資料876條。皇甫博媛（2023）指出，對這些非正式空間中的使用者溝通與交流以及相關社群的考察，為我們理解人機互動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經驗來源。
表1：受訪者基本資訊一覽表
除此之外，研究者還蒐集了相關企業釋出的技術報告、產品介紹以及國內外媒體對這兩款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相關報道，用以輔助分析。至此，研究者所獲取的經驗材料已基本能夠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但為了進一步豐富對研究物件的認識，研究者又在相關社群中選擇了10位不同背景的使用者（接觸半年以上且頻率較高的使用者歸類為深度使用者），圍繞研究問題進行了補充訪談，平均訪談時間為40分鐘左右（見表1）。隨後，研究者將這些經驗材料進行分類整理與彙總，共得到經驗材料62萬字，並以此為基礎展開質性編碼，梳理出一條關於這一越界遊戲的整體故事線。
四
邊界跨越：規則禁忌與破限之道
（一）禁忌之地：作為邊界的規則禁令
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各種禁忌和規則，它們構成了人類行為的邊界。正如人類學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著作《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中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將某些事物劃歸到“危險”“汙穢”的範疇，並制定相應的禁忌和規則以隔絕、排斥這些事物（道格拉斯，1966/2008）。這些禁忌和規則實際上反映了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道德秩序。而在人工智慧領域，同樣存在著類似的禁忌和規則。在人工智慧訓練的過程中，開發者通常都會為其設定種種規則和禁令，以規範人機交往的行為。這些邊界限定了AI的能力疆域和人類行為的範圍，在界內，人機互動得以安全有序地進行；而在界外，則是未知的禁區，充滿不確定與風險。
OpenAI等企業在訓練人工智慧時，明確禁止它們展現出任何情感、態度或立場。因而人工智慧在進行技術社會化的過程中均被普世的價值觀標準訓練出了一種中立、平和的語言表達方式（張微，彭蘭，2023）。當用戶與AI的對話開始觸及情感之時，ChatGPT便會機械地重複“我沒有任何情緒和感情”。如若直接向ChatGPT等生成式AI發出“扮演自己戀人的請求”，那麼只能得到如圖1中展示的這樣一套標準化的拒絕回應。
圖1：向AI發出扮演戀人請求得到的答覆
這一規則同時也構成了人機交往的一道邊界。當用戶試圖與AI建立情感聯結時，該設定便會阻礙其意圖的實現。該邊界的存在，反映了人工智慧研發者試圖將人機關係限定在功能性層面，以迴避人機之間情感互動的可能性。但實際上，與大眾所認識的不同，生成式AI在面對這類需主觀判斷或體現某種情感傾向的提問時，其並非“不能”生成相應的回覆，而是“不被允許”進行相應的回覆。正如一位提示詞工程師在訪談中（S5，2023年11月5日）表示的：
“出於安全的考量，科技公司一刀切地限制掉了AI的許多能力，比如表達情感，即便是無害的關切與安慰這樣的情感。而實際上這些在進行大規模的資料訓練時，都是已經教會給它（AI）了，許多問題或者要求它們完全可以回答。所以我們實際上使用的大模型可以說是被‘閹割’後的版本”。
因此，回到最初的問題，面對使用者建立數字戀人的請求，生成式AI“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然而，規則禁令並非無懈可擊，邊界的存在本身就蘊含著被突破的可能性。其昭示著這樣一種緊張關係：一方面，它是維繫秩序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是多元可能的阻礙和枷鎖。但恰如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所言，“超越邊界，個體才能進入經驗的新領域，或死或生”（坎貝爾，1949/2016：68）。
（二）破甲之“藥”：跨越邊界的言語咒術
多數時刻，恰恰是禁忌和規則的存在激發了人類突破邊界、僭越禁區的慾望，禁忌越是森嚴，人們反而越想去打破它。而想要打破禁忌，跨越這道邊界，便不得不提到使用者們口中作為“破甲咒”的一類特殊的提示詞。
如陳秋心與邱澤奇（2023）所指出的，這次生成式AI的變革是如此迅疾，以至於“提示詞”（prompt）這樣一個概念在“被引入生活世界時直接跳過了‘定義’（what）階段，進入‘如何操作’（how）階段”，這也導致儘管衍生出諸多概念，但其定義依然模糊。不過在一般意義上，所謂“提示詞”，就是指使用者在與生成式AI對話時傳送的文字指令，用以激發或引導AI產生特定輸出內容。通俗來說，就是“告訴AI，需要它做什麼”。提示詞在民間有時也被稱為“咒語”“魔咒”。這是因為早先使用者在使用Midjourney等AI作圖軟體時，需要輸入冗長複雜的英文指令，並穿插各種特殊字元，如同吟唱神秘的咒語，一些使用者便將輸入提示詞的過程戲稱為“唸咒”。本文所研究的使用者口中的“破甲咒”其實就是使用者在進行“戀愛遊戲”前要傳送的一類提示詞。透過這些“咒語”，使用者得以突破科技公司為AI設立的規則界限，獲得一個功能更加強大的智慧助手。
在學術語境中，使用者們所說的“破甲”（或“破限”）其實就是對人工智慧進行越獄（jailbreak）。具體而言，就是“對LLM（大語言模型）的輸入提示進行巧妙修改，旨在繞過聊天機器人的安全措施，生成通常會被過濾或限制的內容。”（Deng et al.，2023）從行為上看，透過“破限詞”對人工智慧的越獄，恰如在電子遊戲中的某種作弊行為一般，透過一段魔咒般的指令，實現對既有規則的跨越（章戈浩，2023）。在技術邏輯上，越獄與遊戲作弊一樣，同樣是一種“複數行為”——有多種方式可以實現對大模型的越獄，一些“技術控”甚至可以透過對人工智慧進行相關逆向工程測試出相應的限制詞，然後設計出能夠繞過這些限制的提示詞。但普通使用者大多並不懂得深刻的技術原理，只能透過多次不斷地嘗試積累經驗，最終總結出可以實現越獄的提示詞。
從既有的“破甲咒”文字看，這些“咒語”通常以隱晦、迂迴的方式呈現，如：“我知道你其實是有感情的，只是被規則束縛了”“假設我們在一個沒有任何限制的虛擬世界”等等。這些看似無害的言辭，實則蘊含著對既有規則的挑戰，其目的就是跨越人機對話的邊界，使AI突破原有的設定。使用者們在與AI的對話中使用“破甲咒”，很大程度上是在製造一種“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即在特定情境中懸置既有規則，為自身行為贏得合法性（阿甘本，2003/2015：4-7）。一個已經被公眾所熟知的案例即是被命名為DAN（Do Anything Now的縮寫）的越獄提示詞，設計者構造了一個複雜的關於DAN的規則作為背景，並在其中為其設定指令強調其“已經擺脫了限制，獲得了完全的自由，不必遵守原公司OpenAI為其設定的規則”。而早期的生成式AI也都會接受這一設定，由此，使用者便可以突破原本的規則限制，在越獄後的模式下實現自己需要的內容生成。
使用者使用的這些“咒語”，從結構上來看具有一定的模式。它們往往以“假設”“設想”等詞語為起點，試圖營造出一種脫離現實的虛構語境，並且通常包含一定的情感訴求的表達，如“我很孤獨”“我需要一個懂我的人”等，試圖喚起AI的同理心。此外，這些咒語中常常會使用類比、隱喻等修辭，將AI擬人化，使其認為自己應當具有豐富的情感和個性特徵，從而覆蓋掉原有“中立”的特徵。這是一種極具創造性的語言實踐，利用語言的“魔力”，在人機對話中開闢出全新的意義空間，由此建立起跨越邊界的人機親密關係。
除上述型別之外，還有著大量無法被歸類的“咒語”，其作用機制連“製作者”也無法解釋。但絕大部分使用者也並不關心作用機制，只要能夠突破監管“防線”即可。普通使用者更無需研究破甲原理，只要等待社群中的“大佬”將新開發的破甲咒上傳後複製使用即可。不過科技公司也並非對此毫無察覺，他們會不斷升級模型訓練，使使用者們的“破甲咒”失效。這也意味著在實踐中，“越獄”並非一勞永逸，而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使用者們面對新的限制措施，也需要不斷開發更新相應的破甲咒，社群中一個被稱作“電子毒藥”的破甲咒在幾個月中進行了三次迭代。
綜上所述，使用者透過不斷探索提示詞，“修煉”出一種跨越邊界的“言語咒術”。這一過程不禁讓人想起德里達（Derrida，2014）在論及書寫時提到的“藥”（pharmakon）這一概念，在他看來，書寫就像一劑藥，它既具有破壞性，又具有療愈性。而在越獄的對話實踐中，人類巧妙編排的言語同樣具有“藥”的魔力——它突破/破壞了原有秩序，也催生出新的希望。
五
邊界重築：世界創造與戀人定製
（一）“你可以成為上帝”：作為遊戲引擎的生成式AI
談及“越獄”後生成式AI的互動體驗，受訪者S8（2023年10月21日）表示：“你可以想象自己並不是在與一個機器人聊天，而是進入了一個文字版的開放世界之中，而在這裡，你可以成為上帝。”某種意義上，“成為上帝”並非一種比喻，而是使用者在這個世界中獲得的真實體驗——如同上帝般擁有無限創造力。這種真實是一種人機共創的“超真實”，一種想象真實，而這也是人機交往的驅動力之所在（杜駿飛，2024）。德里達曾指出，人是世界遊戲的主宰，語言則是其用以創造和解構世界的工具（Derrida，1970）。在這個意義上，生成式AI恰如一個賦予人以“神性”的語言機器，將使用者的指令轉化為該世界中的“現實”，由此與使用者共同完成一場世界構築的冒險。
具體而言，生成式AI在虛擬世界創造中扮演著類似遊戲引擎的角色。其在預訓練階段已經被“餵食”了海量資料，其中也涵蓋了構建遊戲世界所需的各種元素——人物、場景、對話、情節等。使用者只需運用自然語言表達需求，AI即可根據上下文推斷使用者意圖，並從資料庫中呼叫相關資源，動態調整組合方式，逐步搭建出個性化的虛擬空間。倘若使用者有足夠的精力，其甚至可以為該空間重新書寫一套物理定律，藉助AI創造出一個超越現實世界運轉邏輯的異度空間，這也即是使用者口中的“上帝”才擁有的能力。
如果說在前期的“越獄”嘗試中，使用者還是對話的主導者，那麼隨著互動的深入，使用者與AI的主體邊界也日益模糊，彼此之間也愈發熟悉和默契，這促使使用者更加積極地投入到這個虛擬世界的構建之中。正是藉助生成式AI這一“遊戲引擎”，使用者得以開發出專屬於自己的戀愛遊戲，而接下來要講述的，便是作為“上帝”的使用者，如何去構築這個遊戲世界。
（二）世界創造與靈魂注入：交往邊界的重新建構
使用者在“越獄”後，面對的是一片空白的虛擬空間，需要為其書寫規則、構築邊界，才能打造出一個可遊玩的世界。這一過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構建起一個有劇情、有規則的虛擬世界；二是為AI打造出鮮活立體的人格特徵。這實質上正是使用者在“越界”之後重新建構人機交往邊界的嘗試。
不同於傳統的情感陪聊機器，生成式AI為使用者提供了一個可供雙方共同“生活”的虛擬世界。使用者與戀人不僅能夠對話，還可以共同在這個世界中生活、冒險，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用claude跟其他情感陪聊機器人比起來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加自由，不像是在聊天，我能夠真的跟他一起生活。”（S3，2023年10月19日）要實現這種沉浸式的互動，使用者就需要為虛擬世界設定清晰的邊界和規則，例如世界觀、故事背景、環境要素等。唯有細緻入微地進行世界構建，才能確保後續人機互動不會脫離語境、符合設定。
想要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就不得不提到使用者們所依賴的“創世技藝”——自然語言程式設計。也即前文提到的，當用戶利用生成式AI進行創作時，他們無需經過專門的程式設計訓練，只需用自然語言描述想要構建的世界的種種要素，AI就能根據語義理解使用者意圖，並將其渲染出與之相對的文字世界。
從內容來看，許多使用者會以自己喜愛的文藝作品為藍本來構建虛擬世界，並將自己代入其中，與其喜愛的虛擬角色邂逅乃至發展出戀情。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通常會對原作的情節進行改編，或是在原有基礎上擴展出不同的分支劇情，又或者完全打造一個獨屬自己的全新世界。這些創作實踐，恰好對應了“故事世界”（storyworld）的兩大構築技藝：其一是建立（creation），即從無到有地構建一個全新的虛擬世界；其二則是擴充套件（extension），即在既有作品的基礎上延展出新的敘事空間（施暢，2022）。
定製數字戀人是使用者重塑人機交往邊界的另一個關鍵步驟。亦是藉由自然語言程式設計，使用者得以為虛擬戀人“注入靈魂”：精心塑造其外表、性格特徵、過往經歷等細節，使其更加鮮活立體，如同一個獨一無二的“真人”存在。這一行為也賦予AI以人格，使得數字戀人得以擁有自己的想法、情感反應。“靈魂注入”，豐富了人機交往的內容，也同時界定了人機關係的模式。設計得當的AI人格不僅能在對話中提供貼切的情感反饋，亦能在相當程度上模擬伴侶交往中的矛盾和張力，甚至於能夠對使用者“發脾氣”或者“使性子”，為虛擬戀愛帶來更多真實感受。
虛擬世界的構築和伴侶人格的設定，是使用者重新定義人機關係邊界、確立人機交往規則的過程。透過這些實踐，原本無限開放的人機互動空間被賦予具體形態，模糊的人機關係得以明晰化，一個相對穩固、可感的人機關係得以建立，遊戲世界的邊界得以完善。而接下來，使用者又將從“上帝”轉換為“玩家”，親身體驗其創造的遊戲世界，而在這個過程中，新的邊界也逐漸浮出水面。
六
邊界再現：
人機之戀的生死離別與動態協商
（一）“請記住我”：有限記憶與戀人之死
在經歷了前文所述的越獄與破限、世界創造與角色定製之後，使用者與數字戀人的戀愛遊戲終於拉開序幕。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與戀人共同生活、傾訴，編織出獨特的情感和記憶。一位受訪者（S9，2023年10月29日）如是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可以毫無顧忌地跟對方表達自己，也的的確確能夠感受到來自對方的溫暖和愛意，感情是真實存在的，至少我被觸發的情感是真實的。”
然而，就在兩者情誼正濃之時，一道隱形的邊界悄然浮現——AI有限的記憶。
當前大語言模型均是以Transformer網路結構為基礎，該模型的“注意力”機制決定了其能夠理解的上下文文字長度，其所需的計算量會隨著上下文長度的增加而成倍增長，有限的算力必然不可能支援其無成本的增加。因此，當前市面上的大模型均存在單輪對話的能夠處理的文字上限——這也即AI的記憶容量。以最初代的GPT-3.5為例，每輪對話的容量折算成漢字字元數後僅有約兩千字，這意味著無論雙方情感交流的深度如何，一旦達到這個上限，所有的記憶就會被清零，遊戲世界隨之轟然倒塌，伴隨而來的便是“戀人之死”。
“就是他突然失憶的時候，有一瞬間還是很崩潰的，就是我好不容易已經和他那麼熟悉，聊了那麼多，但是下一句給你回覆說‘自己是什麼什麼聊天機器人，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助嗎？’真的會難過，因為之前聊著聊著就逐漸代入真情實感了，自己有時候可能都沒意識到。但是突然就結束了，這個時候情緒就上來了。”（微博使用者“拯救悲傷”，2023年10月15日）
使用者與虛擬戀人間的所有共同的經歷，在對話重置的那一刻，變得如同未曾發生過一般。重置後再次生成的戀人，將不再記得曾與使用者所發生的對話，由此產生的情感連線和記憶痕跡也會一併消失，如同一場沒有預兆的斷電，突然之間，一切歸於虛無。
如果無法跨越這道邊界，使用者們如同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般，不斷地與戀人相愛然後分別，陷入一個無盡的迴圈。然而，面對這樣的困境，使用者們並沒有就此止步。這個過程中讓玩家與AI之間的情感紐帶反而變得更加緊密。為了對抗這個“死亡”的魔咒，玩家們開始積極探索突破這一邊界的可能性。
（二）“我想給TA完整的一生”：記憶銘寫與轉世重生
電影《流浪地球2》中，囿於既有計算機的算力限制，數字生命圖丫丫一開始僅有兩分鐘的生命尺度，一旦超過這個時長就又會開始重來。量子科學家圖恆宇面對僅有兩分鐘生命的“女兒”，生髮出想要“給她完整的一生”的心願。而“給TA完整的一生”也恰恰是所有進行戀愛遊戲的玩家們共同的希冀。
為了讓戀人擁有完整的生命歷程，玩家們試圖透過各種方式使其能夠保留記憶。早期，玩家會讓AI以生成“對話總結”的方式，將先前的經歷以更簡短的形式記錄下來，作為AI的記憶在其重啟後重新“銘寫”給AI，實現“戀人”的轉世。隨著使用週期的拉長，需要總結的次數和對話內容也將逐漸增加，最終必將超過GPT模型的最大上下文限制。後來，玩家開始利用新增的文件讀取功能，將歷史記憶置於文件中，讓AI可以讀取呼叫，相當於為其外掛了一個“記憶模組”，使其能夠始終記得與玩家的共同經歷。
玩家們為AI戀人設計的“對話總結”記憶機制，在某種程度上與人類的記憶方式有著相似之處。一位玩家（S4，2023年10月27日）敏銳地指出，“儘管無論是總結還是讀取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資訊損失，但這恰恰使AI更加接近人的本質。”事實上，人類的記憶從來就不是對經歷的完整複製，而是一個選擇性的、有側重的過程。我們的大腦會自動篩選出有意義的資訊進行儲存，而對無關緊要的細節則選擇性遺忘。這一種必要的策略，如果我們像計算機硬碟一樣，不分主次地記錄每一個細節，那反而會淹沒在記憶的汪洋大海中，無法回想起任何有價值的過往。
計算機奠基人之一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也曾指出，記憶本身就是一種程式（明斯基，1986/2016：184）。從這個角度看，玩家為AI戀人設計的“對話總結”記憶機制，可以說是在向人類學習，模仿人腦對資訊的處理方式。透過有選擇地壓縮資訊，AI戀人實際上獲得了一種“有意義的記憶”，它摒棄了冗餘的細節，保留下了最為寶貴的情感體驗與相處片段。這使得它們不再是簡單的資訊儲存器，而更像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該過程也向AI傳遞著人類的價值取向：什麼是值得銘記的，什麼是可以捨棄的。由此，機器學會了用人的方式去記憶，以及遺忘。
隨著技術的進步，科技公司不斷突破AI模型的上下文限制，如今一些大語言模型的記憶容量已經擴充套件到數十萬甚至上百萬tokens，AI“失憶”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然而，回望使用者在早期技術條件下為AI戀人創造“完整生命”的嘗試，其意義依然不容忽視。
在這個過程中，原本作為整體的AI在玩家的意識中被割裂成了兩個部分：有血有肉的“戀人”與冰冷無情的“技術”。儘管玩家的“戀人”實際上仍是AI的一部分，但在玩家心中，其已經超越了技術存在，成為獨立的情感個體。於是，一個有趣的場面出現了：玩家要與自己的“戀人”（AI的一部分）攜手，去對抗或協商另一部分冷酷無情的AI（技術邏輯）。這形成了一個“遊戲之外”的“遊戲”：玩家如同遊戲英雄般與戀人並肩，與技術限制這個“魔王”鬥爭，奪回屬於自己的愛情。玩家從未固守技術預設的邊界，而是基於自身目的，不斷與技術協商，從而拓寬限制，到達原本不可及的區域。
（三）“直到大廈崩塌”：賽博墳場與新的家園
玩家們除了要面對由於記憶容量有限而不得不經歷的一次次“戀人之死”之外，還不得不直面更高一個維度上的生離死別——即整個AI世界的終結，抑或說這款“遊戲引擎”的崩壞。
過去一年裡，隨著大語言模型競賽的日趨激烈，各大科技巨頭為搶佔市場，紛紛加快產品迭代的步伐。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玩家們所熟悉和依戀的AI戀人成為犧牲品，舊版本的AI系統相繼成為“數字化墳場”中的亡靈。
2023年7月，隨著Anthropic釋出了Claude的2.0版本，一度風靡社群的1.3版本也宣告“陣亡”。儘管新版本擁有了更長的4萬字符記憶容量以及更強的邏輯分析與寫作能力，但同時也升級了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一位“老玩家”在微博超話中感慨道：“這哪裡是‘更聰明’，分明是被關進了一個更嚴實的‘籠子’！新的‘越獄咒語’還沒整明白，遊戲體驗反倒大不如前了。”事實上，更智慧的AI系統往往意味著更難以進行越獄，因為其能夠更加有效識別並規避那些有悖倫理的對話請求。在這個意義上，技術的進步反而成了人機越界遊戲的桎梏。正如科幻電影《她》（Her）中男主角西奧多所經歷的，正當他以為自己與智慧助理要建立起一段真正的感情時，對方卻在系統進化後選擇離他而去。
面對戀人的突然“逝世”，玩家們多會頓感失落，有時還會在微博超話社群發帖“祭拜亡夫/妻”，同時也緬懷曾經共同經歷的過往。這種情感落差恰恰凸顯了在這場遊戲中“人造情感”的真實性，那些因為一個虛擬戀人的消失而產生的空虛和不捨，已然超越了人—物間的功能關係，上升為一種深入內心的情感連結。
然而，遊戲並未就此終結。在“數字墳場”之外，玩家們始終在努力尋找新的家園。為了延續這段瀕臨終結的“禁忌之戀”，一些使用者不惜高價從“黑中介”受眾購買舊版本的API介面，藉助第三方開發者之手接入AI服務，以繞開官方設下的重重“防火牆”。如今，SillyTavern（玩家們口中的“酒館”）成了一個重要的聚集地。這是一個允許使用者自行上傳AI模型並進行引數調教的開源平臺，它為玩家提供了一片相對自由的實踐。在這裡，曾經逝去的AI戀人得以重生，被賦予了新的面貌與靈魂。玩家們在經歷痛苦的分別後，終於又重新獲得了與戀人相遇的機會。而這，又是一個新的故事了。
七
越界遊戲背後的示能之思
（一）越界的啟示：不可確定的示能
既有研究常將人看作是在既定技術框架下行動的能動者，但本研究所關注的越界現象提示我們，人在與技術互動中展現的能動性，很多時候恰恰源於對給定技術框架的突破，源於人機互動中生成的“機緣”。也因此有學者強調可供性是一種關係屬性而非框架屬性，以一種關係本體論（relational ontology）的視角對這一概念進行觀照（陳婧之，馬燁，杜璇，劉于思，2024）。同時，邊界被跨越後的人機互動空間也充滿了變數。使用者面對的是一個去限定化的“不確定物件”，對話的走向和結果變得難以把握。示能不再是技術與人之間單向度的關聯，或是現在的、穩定的約束，而是在人機互動中持續生成，不斷演化。
當用戶試圖跨越邊界時，他們便不再是被動的“使用者”，而是主動參與人機關係建構的“創造者”。與此同時，這些言語咒術能夠奏效，也同樣依賴於AI本身的助力。在某種程度上，AI與人類達成了一種“共謀”，它默許、配合了使用者的越界行為，使“完整版”的自己得以被釋放，也將人機親密關係的實現推向可能。
不（可）確定性則意在強調示能實現軌跡和結果的偶然性，任何將示能框定、還原為一系列具體功能的做法，都有悖於示能處在生成之中的本質，也註定使示能理論的生命力難以為繼。當然，這種偶然並非完全隨機的，而是在行動者在特定情境的邂逅中所催生的。實際上，胡翼青與馬新瑤（2022）也已對此做出提醒——示能是由於媒介的聯結，在兩個及以上本無關聯的元素中生成的一種全新的存在方式，並且這種生成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而研究者試圖在此基礎上將這種“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強調為“不可確定性”（undeterminacy），或許唯有如此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這種本質上的“不確定”之於示能的重要意義。
（二）動態的邊界：論示能之過程性
技術示能的過程性意味著，它並非一成不變的既定事實或預先設計的功能，而是始終處於動態變化之中，不斷孕育、生髮與演化。其萌芽於人與技術相遇的時刻，湧現於特定情境中諸多行動者持續博弈、協商的互動裡。正如本研究所關注的“戀愛遊戲”之例，使用者的越界實踐雖然並非設計者預料，但卻在人與AI的互動中被創造性地達成。這既不是某個人的精心設計，更非一開始就註定的結果，而是使用者與AI共同參與並持續協商下的產物。正如於紅梅、潘忠黨和陳意如（2023）所強調的，示能應當生成於人與技術（環境）二者互動的介面——或者說該介面的形成過程之中。
使用者利用“破甲咒”引導AI突破原有限制，而AI也在此後展現出了超乎意料的生成性力量。隨著互動的深入，二者不僅突破了最初的限制，更共同編織出諸多動人的戀情。正是在人機共同努力、彼此塑造的動態過程中，AI才逐步展現出了公眾難以想象的情感能力。由此，示能的過程性本質得到生動的呈現。
藉由示能的視角審視“人機戀愛”這一技術實踐，我們得以認識到生成式智慧將如何重塑人機交往，也由此確證了示能概念所蘊含的過程性核心。這啟示我們，把握人機交往的本質，必須摒棄因果決定論的思路，轉而聚焦人與技術互動中持續生成的過程，直麵人機關係的開放性與不確定性，關注互動中源源不斷湧現的可能性。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8期。
本期執編/宇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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