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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紀中葉，電報技術逐步融入新聞業，經歷了約10年的適應階段。馬克思恩格斯的電訊實踐，恰處於電報技術融入新聞業的這關鍵的10年。他們的新聞實踐緊緊跟進電報用於新聞傳播的程序，創造性地使用電報催生的最新新聞體裁——電訊，透過各種路徑在有限的時間內辨析電訊內容的真實程度，從而獲得了通訊員的公信力，達到了預期的傳播效果。他們思考著電報如何從壟斷走向社會化，如何透過商業、戰爭領域接入新聞業，新聞業應如何以專業的態度適應電報這一新技術等等問題。這些針對新聞業技術應用提出的批判思想散見於他們的報道中，卻鮮見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本文展現他們這些方面的實踐創新，以啟示我們用批判的思維面對各種新媒體的應用。
作者簡介
孫曌聞，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媒介技術之於新聞業的影響在今天新媒體層出不窮的現實下異常凸顯。近年來，人們越發追求透明和隱匿的技術形式，卻忽視其背後隱含的技術邏輯和價值。如果說新聞業的胚胎孕育於古登堡印刷機的發明，那麼它的基本樣貌則在有線電報的社會化中逐漸清晰。在這個形成新聞業價值規範的關鍵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事了近12年的國際新聞工作，見證並參與了電訊新聞實踐。他們提出的“閃電般的電報”“用時間消滅空間”“電報把整個歐洲變成一個證券交易所”等觀點與這段電訊新聞實踐經歷密切相關。當新聞業還在“觸電”的陣痛中緩慢轉變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走上變革前列。他們領先英國報刊，採取用電訊辨別訊息真偽的方式，以達到新聞真實性。這些認識和手段已經成為現代新聞業的慣例。他們應用電報技術和電訊形式的思考和實踐，為當今新聞業如何對待和融合新興媒介技術提供啟發。
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電訊實踐
恰處於電報技術融入新聞業的關鍵十年
讓我們回到新聞業“觸電”初期。19世紀40-50年代，新聞業正在發生一場與有線電報技術社會化幾乎同步的革命。隨著有線電報設施在歐美大小城鎮的架設，已經取得成功的廉價報刊率先開始接入電報服務，以獲取更具時效性的資訊，提升市場競爭力（舒德森，1978/2009：27）。電報加快資訊傳遞速度，促使新聞業轉型。日報上午才發售一空，下午的新訊息又能填滿一期報紙，增加報紙版面和增出晚間版成了必要（Jones，1996：160；Barton，2010）。以密碼、縮寫和簡寫組成的電報紙片不斷傳來瞬息萬變的新訊息。編輯部不得不考慮如何保證報道準確，催生了新聞職業共同體內部的客觀報道實踐及理念（Smethers，2002；孫藜：2015）。藉助四通八達的電報線，地方報刊可以掌握訊息源，向大城市報刊的壟斷地位發起衝擊（Lee，1976：60；Matthews，2014）。這些分析深刻證明，電報這一“新媒體”接入新聞業是一場天作之合，它促使新聞業變得更加規範，更加接近今天的行業正規化。電報催化報刊明確一個新核心，即以最快速度報道最新訊息，替代以社論宣傳政黨意見（Conboy，2004：125）。其他諸如主動更正資訊、保證準確性、尋求報業聯合等趨勢都不能說不受電報影響。但是這些改變並非一蹴而就，新聞業從“觸電”到“融合”至少經歷了十年轉型陣痛。
在這個關鍵的十年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工作是作為新聞記者，與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普魯士《新奧得報》和奧地利《新聞報》簽訂合同，按時持續提供通訊，同時為英國的英文報刊《寄語人民》《人民報》《自由新聞》撰稿。他們新聞實踐的創新在於，緊緊跟進電報用於新聞傳播的程序，創造性地使用電報催生的最新新聞體裁——電訊，透過各種路徑在有限的時間內辨析電訊內容的真實程度，從而獲得了通訊員的公信力，達到了預期的傳播效果。以往研究更多從理論視角闡釋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電報技術的思想，還從未有研究發現他們在新聞實踐中明確和深化這些觀點，並將它們運用到新聞報道中去。已有研究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把電報視為資產階級創造的巨大生產力和實現交往革命的手段之一（陳力丹，王晶，2011b；王晶，2013）。其他關於電報技術的論述，諸如“閃電般的電報”，“把整個歐洲變成了一個證券交易所”，實現“用時間消滅空間”的世界交往，已經耳熟能詳了（陳力丹，王晶，2011a；陳力丹，2012；鄭保衛，葉俊，2016）。這些研究為本文的論述奠定理論基礎，而本文是對這些觀點的進一步深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宏觀的“世界交往（Weltverkehr）”角度看待電報技術，同時他們在新聞實踐中比其他人更全面地意識到報刊和通訊社應用電報技術的種種弊端。他們思考著電報如何從壟斷走向社會化，如何透過商業、戰爭領域接入新聞業，新聞業應如何以專業的態度適應電報這一新技術等等問題。這些針對新聞業技術應用提出的批判思想散見於他們的報道中，卻鮮見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本文展現他們這些方面的實踐創新，以啟示我們用批判的思維面對各種新媒體的應用。
二
電報的社會化：
新聞業應用的條件與挑戰
19世紀40年代，電報開始在歐美投入實驗性使用，率先引起政府和商業公司的關注，而非我們一貫認為的，電報一經使用就被馬上投入新聞業。初期，新聞業只能在政府允許的範圍內使用電報，在戰爭時期甚至不被允許佔用電纜線路。馬克思和恩格斯參與報道了世界第一場大規模現代化戰爭克里木戰爭，注意到倫敦的《泰晤士報》戰地記者如何受到軍隊限制。另外，馬克思在進行經濟貿易報道的過程中發現，商業電報服務在歐洲大陸的蓬勃發展和社會化，是新聞業得以廣泛採用電報技術的基礎。
（一）電報技術的特權控制及新聞業的機遇
50年代，電報的傳播速度令人震驚。馬克思曾兩次把電報比作閃電，第一次是在普魯士電報剛剛投入應用的1851年。當時，普魯士當局以所謂“圖謀叛國”的罪名逮捕了11名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並於1852年10月4日在科隆開始審訊。11月12日，政府透過偽造的報告使得法庭判處6名被告有罪。馬克思（1853/1995：540）在《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中寫道：“當電報把陪審員作出的‘有罪’的宣判從科隆閃電般地傳到柏林的時候，拜占庭宮廷（此處指普魯士王權——引者注）和它的宦官們就更加欣喜若狂了。”
但是這一技術在早期主要被權力組織控制，民眾幾乎無法觸及甚至根本不知道電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報道表明，電報架設和電訊應用與政治和戰爭需求密切相關。1847年7月，法國內政大臣在眾議院宣佈：“電報必須是一種政治工具，而不是商業工具。”（de Lameillère，1865：41-42）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第一條正式電報線路分別在1845、1847和1848年開通，在政府專用的5年、3年和1年之後才向社會開放。初期開放範圍和設施極為有限，政府還優先保證自身的使用權利（Domschke，1997：43-46，81-83；Beauchamp，2001：102；Huurdeman，2003）。電報的使用情況在美國和英國有所不同，美國電報依賴商業投資，英國電報則由政府與公司合作開發，允許私有。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電報設施的廣泛建設，認為電報是人類為了克服傳播異化發展出的聯絡手段之一，將有助於消除舊有立場和觀點。1854年9月，馬克思得知丹麥已經開通從斯德哥爾摩到馬爾默的電報線路，馬上就把這一訊息寫進通訊（馬克思，1854/1998c：607）。他們還關注著倫敦、印度、黑海等地的電報線路修建和海底電纜的鋪設程序。馬克思（1853/2012：857）在《論壇報》的通訊《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提出：“使印度達到比從前在大莫臥兒人統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擴大的政治統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條件。不列顛人用刀劍實現的這種統一，現在將透過電報而鞏固起來，永遠存在下去。”在1866年7月，連線歐洲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底電纜經歷多次挫折後終於投入長期使用，成為世界電報和新聞傳播的里程碑。馬克思實際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獲知這一訊息，一致通過了如下決議：“歡呼在愛爾蘭和紐芬蘭之間敷設電纜的成功，這是科學和毅力對嚴酷的自然界困難的偉大勝利，這是促進大西洋兩岸歐洲人大家庭成員間交往的設施。”（第一國際總委員會，2011：179）馬克思出席會議並投出贊成票。
19世紀中期的克里木戰爭展現了新聞業和特權階級就電報使用權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馬克思和恩格斯全程參與報道並見證了這場多國範圍內的軍事、外交事件。1853年10月戰爭爆發，交戰雙方分別是聯軍（英國、法國、土耳其、撒丁王國）和俄軍。這場戰爭被視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戰爭，包括電報在內的多種先進技術首次投入軍事使用。聯軍在土耳其修建了多個電報設施，使該地區接入到西歐電報網，戰事訊息的傳播速度陡然上升。馬克思發表了在戰場上鋪設電纜的新聞。由於進行了電報建設，“多瑙河任何一個地區發生的事情無論在白天和黑夜隨時都能報告給司令部。”（馬克思，1853/1998a：339）憑藉這些新修建的電報設施，《泰晤士報》首次派出職業戰地記者，直接向編輯部發送電訊。但是也只有《泰晤士報》這樣的大報有能力派出通訊員，其他國內報刊不得不依賴軍官報告和官方電訊，發生不少烏龍事件和造假情況。
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力反對任何階層對電報技術的壟斷和特權，以及利用這一技術隱瞞和歪曲事實。克里木戰爭中，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不但不會將電訊內容及時悉數通知報刊和民眾，反而還在歷史上首次藉助電報線插手戰場事務。馬克思（2013：393）報道：“戰地遠離土伊勒裡宮（法國政府所在地——引者注），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不受巴黎軍事學門外漢的實際干涉。可是海底電報消除了這種距離，同時也消除了這種保證。”統治者的權力沿電纜到達戰場前線，直接影響軍官指揮。馬克思（1855/1962：404）報道：“海底電報奪去了將軍們手中的戰爭指揮權，使它服從於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法國皇帝——引者注）的膚淺的占星術的奇想以及議會外交的陰謀。”由於掌握資訊渠道，英法政府可推遲、隱瞞和捏造電訊。巴黎發表重要電訊的時間總是要比倫敦遲幾小時。馬克思（1855/2013b：492）分析：“在克里木戰爭和巴黎交易所之間有著神秘的聯絡。大家知道，正像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樣，條條電線都匯聚到土伊勒裡宮，在這裡最後成了’內閣的秘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報道中經常使用電訊作為訊息源之一，以保證民眾對國家政治事務的知情和參與。1854年2月，《泰晤士報》首次派出羅素（William Russell），直接透過電報和郵輪發回報道，而以往的戰事訊息只能依據前線軍官的作戰報告。英法政府透過電報干預戰場指揮，“把任何一條看起來對自己有利的新聞變成一種政治運作和管控手段”（Engels，1855/2001：720）。為了不向他們透露任何訊息，克里米亞戰區法軍總司令佩利西埃（Jean-Jacques Pélisier）在1855年10月開始對電報實行封禁政策，規定任何參謀長，甚至英軍總司令，都不得擅自使用電報。羅素在前線的電訊一時間也遭到封禁。恩格斯認為這一制度阻礙了國內民眾獲知訊息，“對待聯軍國內所表現出的對新聞的渴望帶著一定程度的蔑視”（Engels，1855/2001：720）。電報的建設和大型報刊的報道使英國出現全國性輿論，對於每天期待閱讀戰事新聞的公眾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訊息傳遞的速度，還有報道的坦率和細緻。這些封禁和審查阻礙報刊報道真相，加大了謠言和造假的可能。
（二）電報的商業化和通訊社的業務轉型
1839年英國首條短途電報線開通後服務於大西部鐵路公司，公眾支付5便士可前往參觀（Kieve，1973：30-33）。一則1845年的廣告宣稱，不管訊息多長都只收1先令（Marland，1964：65）。但這時人們普遍將電報當做奇觀，並未重視它的傳輸價值。1846年後，英國成立電報公司（Electric Telegraph Company）和磁電報公司（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由於開發成本高和市場壟斷，傳送費用十分高昂。1851年，電報公司規定傳送100英里20個單詞的電訊收取10先令（120便士），1855年下降到4先令（Kieve，1973：53）。這時一名紡織工人平均每週的工資僅有10先令6便士（Ittmann，2016：53）。商業壟斷決定了電報技術只能服務於權貴階層。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普通大眾才能採用電報傳送訊息。1854年1月，一場45年罕見的寒流席捲英國，暴風雪造成了包括鐵路系統在內的廣泛交通癱瘓，促使商業公司不得不開通電報業務。馬克思（1854/1998a：29）及時做出報道：“為了減少由於積雪使商業文書的郵遞受阻而引起的種種不便，以及防止出現因期票被不加解釋地拒付而進行公證登記的情況，業已使用電報。”這是電報社會化的重要轉折點。
19世紀60年代，英國已成立多家電報公司，電報的傳送費用奉行“一先令標準”。電報業從業人員增多，應用逐步普及。186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資料顯示，電報業從業者達到2399人，與煤氣業、照相業、輪船業和鐵路業一起，被馬克思視為“五種新工業”之一，是當時主要的全新生產部門（馬克思，1867/2016：460）。1865年10月，棉花和棉紗價格上漲，各地的交易訊息順著電報線迅速傳來。恩格斯正在有名的棉花產地曼徹斯特工作，他在信中寫道：“各種電報雨點般紛紛落下。”（Engels，1865/2002：562）
隨著電報社會化程序加快，一種新興的資訊傳遞中介機構，通訊社出現。其業務範圍從最早的商業貿易領域逐漸擴充套件至新聞行業。英國的電報公司於50年代專設資訊部門，僱傭編輯和記者收集分發國內外新聞，與地方報刊建立長期合作。例如1854年，超過120家地方報紙登有議會、體育、商業、賽馬等透過電報傳送的新聞（Kieve，1973：71）。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作為新聞機構的通訊社應具備報道事實和獨立判斷的品格。但他們發現，在通常情況下通訊社可以如實報道，但在涉及投靠勢力的根本利益時，則會露出明顯的政治傾向，做出與事實不符的報道。1861年11月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部“總統”戴維斯（Jefferson Hamilton Davis）派遣密使前往英法兩國尋求支援。美國聯邦戰艦“聖賈辛託號”攔截了英國郵輪“特倫特號”並逮捕了船上的兩位南部聯盟特使。英國與美國北部聯邦政府的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國內輿論反應強烈。英國內閣在29日決定，透過下一班航輪把訓令送交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然而還沒等輪船抵達美國，巴黎的報紙、通訊社就報道了大使收到訓令並發表宣告的訊息，造成股價大幅波動。馬克思（1861/1963：458）把這種行為稱作“新聞敲詐”，他寫道：“巴黎方面的這些臆造和某些英國報紙的煽動性文章完全一樣，不僅是幫助某些當權人物進行政治投機，而且同樣也是幫助某些個人進行交易所投機。”
新興媒體技術總是會促進新行業的誕生和發展。今天的演算法技術催生資訊集散平臺，但也衝擊新聞行業規範。19世紀中期，依附電報技術的通訊社對新聞業來說同樣是一項挑戰。通訊社憑藉與電報公司合作壟斷資訊渠道，以大量集中訊息作為資源迫使報刊與其合作。1858年路透社首次與《晨報》簽訂合同提供新聞，後各家報紙紛紛加入，就連開始最為反對的《泰晤士報》也不得不屈服（Beauchamp，2001：80）。馬克思和恩格斯擔心的是，以逐利為目的的通訊社將影響報刊的獨立判斷。1860年，英國首相帕麥斯頓（Henry John Palmerston）把路透（Paul Julius Reuter）介紹給維多利亞女王。路透的得力助手是恩格蘭德爾（Sigmund Engländer），他之前是巴黎政府的密探，後來被發現還是俄國間諜，因而被逐出法國，到路透社任職。他在路透社的活躍意味著俄國可以利用路透社維護自身統治。在國際電報聯盟成立之前，俄國一直被排除在歐洲國家電報體系之外。透過拉攏路透社和英國，俄國分得一杯羹。馬克思（1860/1975：537）分析：“路透透過他的 電訊社控制著全部歐洲報刊，而俄國大使館又透過恩格蘭德爾控制著電訊社，所以您就會明白為什麼帕姆［帕麥斯頓——編者注］把路透介紹給了女王。據我所知，同這件事有聯絡的是俄國加入奧普電訊聯盟。”1865年，20個國家在巴黎召開會議，成立國際電報聯盟，俄國第一次拿到門票（Siefert，2020：15）。
同年，馬克思（1860/2006：367）揭露了路透社、哈瓦斯社、沃爾夫社的老闆同柏林《國民報》主編察貝爾（Friedrich Zabel）以及恩格蘭德爾之間的同盟關係：“大家知道，這個人（察貝爾——引者注）同兩位製造假情報的名家——倫敦的路透和巴黎的哈瓦斯——結成‘秘密同盟’，按自己的一套方式用電報傳播世界大事。但是，著名的秘密警探西格索徳·恩格蘭德爾是路透社的靈魂，也就是伯·沃 爾弗（沃爾夫社老闆，現譯“沃爾夫”——引者注）—路透—哈瓦斯這個三位一體的活生生的統一。”馬克思的分析在後來被證實。1866年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計劃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意志，將奧地利除外。路透社一反往常，在報道中替普魯士撒謊，反對奧地利。恩格斯從路透社的立場變化發現俾斯麥已和俄國達成秘密協議，後者不會阻止普魯士的進攻（恩格斯，1866/1972：209）。
三
新聞觸電：
新聞業與電報技術的磨合和融合
電報具有無可比擬的傳播速度，為報刊及時報道提供了便利。電報“去遠”的特性帶來了以往在同一時間內不可能獲知的遠距離資訊，極大豐富了報道內容。而報刊為早期昂貴的電訊提供了集中平臺，銜接技術成果與民眾生活。在當時的歐洲報端，人們能讀到各地發來的電訊，包括法國的馬賽、普魯士的柏林、丹麥的哥本哈根、奧地利的維也納、義大利的都靈、奧斯曼的君士坦丁堡、俄國的聖彼得堡等歐洲大陸主要城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報道中大量使用並提及電訊和電報，《論壇報》通訊有111篇使用了電訊，43篇報道了電報的建設和使用。這些報道實踐向我們展現並說明，報刊和記者應如何合理使用電報技術，並警惕這一新媒介帶來的風險挑戰。
（一）切中電報快速特性，充分發揮時效價值
作為一種新的新聞體裁，“電訊”經過了一段時間才逐步為社會所知。在電報發明後的一段時間內，人們通常使用“telegraphic dispatch（或‘despatch’）”和“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指稱電訊，沒有專門的詞彙。1852年4月6日，美國《奧爾巴尼晚報》首先使用“telegram”用來指稱“電訊”，標誌著這一新聞報道形式正式登上歷史舞臺（Bartlett，1859：474）。1857年1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報道中準確使用“telegram”指代電訊。一般來說，他們在通訊中常用“telegram”“telegraphic dispatch”以及“by telegraph”強調訊息源自電訊。“dispatch（或’despatch’，快件）”作為傳統交通運輸方式傳遞的訊息信件，在電報應用初期也曾代指電訊。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用它指由電報、驛馬、郵輪和火車等一種或幾種方式交替運輸的訊息。
電訊提供了大量最新訊息，加快報刊報道速度。馬克思抓住這一最為顯著的特徵，提出電訊報道的注意事項。1859年3月，德國工人運動領導人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建議馬克思透過電報給《新聞報》發電訊稿。馬克思（1859/1972b：568）回信說：“需要把辦事處設在交易所的附近（那裡還有幾家拍發訊息的電報公司的營業處）。”這樣做方便在第一時間獲取股價資訊，並迅速用電報發給報社。他繼續提出：“我必須知道，《新聞報》認為幾點鐘收訊息比較適宜（至少，在英國各家報紙收訊息的時間不同，這是由於出版的時間不同）。當然，發生非常事件時是不能預先規定時間的，但對通常的電訊稿來說這是可能的。”馬克思考慮到電訊在融入新聞業的同時也受到一定報刊出版週期的制約，電訊必須在截稿前收到。
電報的商業壟斷導致報刊報道成本提高。考慮到這一點，記者在寫電訊時應擺脫以往的冗長形式，換以三言兩語說清事實。這在當今看來理所當然，但在當時的新聞工作中卻很難馬上轉變。馬克思在與《新聞報》談判期間收到他們寄來的報紙，讀到拉薩爾寫的通訊，發現該報已經停止登載他的電訊稿，隨即指出因為“它們太冗長”（馬克思，1859/1972a：411）。除了要求遵循電報傳遞訊息速度快的特點，加快報道週期之外，馬克思還敏感地認識到記者面對電報昂貴的特性應靈活改變寫作方式。因此，他還在給《新聞報》寫稿前問道：“除了英國的新聞之外，他是否還需要美洲的新聞，簡而言之，非歐洲的新聞？他必須明確指明這一切，因為發電訊稿首先需要避免一切多餘的東西。”（1859/1972b：568）
這一時效意識不僅體現在單獨撰寫電訊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運用電訊作為訊息源，提高通訊的質量。在向美國的《論壇報》寄出通訊前，他們時常根據電訊修改和更新內容，以便呈現最新訊息和確切細節。1854年9月起，英國社會密切關注在克里米亞發生的塞瓦斯托波爾戰鬥。他們藉助電訊訊息和軍事報告，寫了70篇通訊報道了全程。恩格斯1855年9月10日寫好《塞瓦斯托波爾的奪取》寄給馬克思，報道了俄軍戰敗，從要塞南區退至北區。馬克思（1855/2016：685）在11日的信中回覆：“剛收到的你的文章，我根據最新的電訊作了改動。”這篇報道分別刊登在《新奧得報》和《論壇報》上。馬克思根據最新電訊在寄往紐約的報道中加入了兩個細節。一是俄軍撤退前在南區做出破壞，包括炸燬倉庫和建築物、破壞防禦工事和橋樑、燒燬己方蒸汽艦、鑿沉剩餘軍艦等（馬克思，恩格斯，1855/1962b：589-591）。二是俄方已派出援軍：“據最近的訊息稱，在9月13日前，已經向葉夫帕託利亞派出了25000人；我們一定很快就會知道，隨後派出的還將有更大的一批兵力。暫時我們還只有關於這些事件的極簡短的電訊，等收到更充分、更詳細的訊息以後，我們再來談這個題目。”（馬克思，恩格斯，1855/1962b：593）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意識到，派專業記者到現場，直接傳發電訊將促進新聞真實並引發新聞業的革命性變革。1855年10月，馬克思向《紐約每日論壇報》的編輯部主任德納（Charles Anderson Dana）建議，直接派人前往克里米亞前線，藉助剛建好的電報設施，第一時間傳送前線訊息。恩格斯為此挑選好這方面的專業人士——前普魯士炮兵軍官米爾巴赫（Otto Mirbach）準備前往克里米亞。他能以最快速度並且繞過軍方和政府審查，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發電訊或直接從戰場給《論壇報》寄通訊。然而這一提議被編輯部拒絕，德納（1989：525）回信：“至於從戰場發來的通訊，我認為不值得這樣做。”當時只有《泰晤士報》首次派遣本報職業戰地記者。換句話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問題上的創新意識與《泰晤士報》幾乎同時發生，但可惜馬克思只是《論壇報》的通訊員，沒有編輯權；而《泰晤士報》開創了派遣戰地記者和使用電訊釋出新聞的先例。
（二）警惕電訊失實風險，保證新聞真實
使用電訊的早年，出於各種原因報刊經常報道失實。1860年4月，兩西西里王國爆發起義，不少報刊採用了義大利南部軍事局勢的不實電訊。馬克思（1860/1963：63）批評道：“無恥地濫用電報，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熱那亞或都靈所做的那樣，是從來都沒有過的。侵襲歐洲的蝗蟲，也從來沒有像現在滿天飛的電報’鴨’（原文法文，也有‘謠言’的意思——引者注）那樣多。”在經過一段時期的適應之後，核實電訊內容才被作為一種報刊的職業規範。最初，《泰晤士報》由於沒有對電訊內容進行核實而做了報道，當收到反向新聞時，其尷尬可想而知，但它卻把責任推給了電訊。馬克思（1853/1998b：122）曾批評道：“《泰晤士報》在可怕的打擊之後，為了恢復常態，首先就來拼命抨擊電報，說它是一個‘最奇怪的’工具。《泰晤士報》大叫：‘從這些不真實的電訊中，是無法得出正確結論的’；它用這種辦法把自己作了不正確結論的責任都推給電訊，然後就竭力用大臣們在議會里所用的辭句來擺脫和它自己先前的那些‘正確’前提的干係。”
1854年9月，聯軍登陸克里米亞半島，向俄軍控制的要塞塞瓦斯托波爾進軍。馬克思和恩格斯全程報道了發生在半島的戰鬥，發現商業報刊為了逐利而迎合英國大眾期待勝利的情緒，這種巨大的情緒本身，以及政府與報刊的煽動，共同導致了塞瓦斯托波爾被攻陷的騙局。10月2日和3日，《泰晤士報》分別收到了該報前線記者和奧地利政府傳來的相同內容的電訊，說是聯軍已經攻下塞瓦斯托波爾。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輕易相信電訊，而是透過各方面材料加以考證，發現電訊傳達了錯誤訊息，是一個給土軍指揮官送報告的韃靼信使將阿利馬河會戰勝利誇大為攻了陷塞瓦斯托波爾。第二天，俄軍陸海總司令緬施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Меншиков）只是報告了9月26日阿利馬河會戰的訊息，說明聯軍不可能已經到達並攻佔更遠的塞瓦斯托波爾。倫敦各報則認定是日期列印錯誤，並未更正之前《泰晤士報》至少發表了9篇的渲染戰勝喜悅的社論。同時傳來的西班牙革命進展的電訊則無人問津。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泰晤士報》對讀者進行情緒上的誤導，寫道：“這家報紙真的在準備同全世界開戰，當然也要同’其餘的人類’開戰。”當人們清醒後，他們（1854/1998：639）提醒：“關於沒有圍攻就佔領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訊息原來是一場無情的騙局，這使得報紙以後要謹慎從事。”
除了需改善自身操作規範，形成核實電訊及其他訊息的慣例外，報刊還應認識並警惕透過電報技術產生的權力操控。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談及報刊與當權政府或黨派的聯絡，以它是依附後者還是自主判斷為標準衡量報刊是否進步、革命，與工人運動一致。作為英國內閣成員和首相，帕麥斯頓能夠以政府的秘密報告和緊急電文收買和拉攏報刊。1855年2月2日，馬克思（1855/2013a：98）報道了帕麥斯頓如何控制倫敦報刊：“他不滿足於做《晨郵報》（這家報紙每天都把他吹噓成國家未來的救星）的共有主，於是他僱用像威科夫（Henry Wikoff，美國記者——引者注）那樣的花花公子在法國和美國替他捧場；幾個月以前，他收買了《每日新聞》，把某些電訊和其他有用的提示透露給它；對幾乎所有的倫敦報紙的管理部門，他都插上一手。”
電報和電訊這種現代化的交往媒介為傳遞訊息創造了便利，但也可能使獲取資訊受制於集中掌握交往資料的人。戰爭這種重大事變，人們情緒極不穩定，如果獲取資訊渠道單一，則更容易滋生流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預料到了這種情況，向讀者發出提醒和警示。1855年6月，聯軍圍困塞瓦斯托波爾已經9個月，倫敦民眾渴望戰勝的情緒愈加濃厚，在政府和報刊的煽動下表現了空前的輕信。6月20日，首相帕麥斯頓收到前線電訊，得知聯軍被擊退且損失慘重。但他吩咐《地球報》宣告沒有重大事情發生。6月22日，與事實相反的戰勝敵人的電訊在劇院流傳開來。馬克思（1855/2013b：491）報道劇院當時的情形：“幕布重新升起，劇院經理走上舞臺，用演戲般的誇張語調激動地說了下面的話：’女士們！先生們！我十分榮幸地能夠向你們宣佈一件大事：聯軍已經佔領塞瓦斯托波爾。’全場沸騰，為勝利歡呼，烏拉，萬歲，花束如雨。樂隊奏樂，觀眾齊唱《天佑女王》、《統治吧，不列顛》和《向敘利亞出發》。”馬克思（1855/2013c：498）譴責英法政府利用電訊和報刊欺騙民眾：“大臣們的狡猾手段竟使人們在德留黎稜劇院和科文特園劇院中令人發笑地歡呼慶賀塞瓦斯托波爾的佔領——這太不像話了，先生！”
（三）驗證電訊真偽，創新報道形式
就新聞工作者如何在日常操作中採用電訊，馬克思和恩格斯實行了一套領先同時代記者的方案。他們的新聞實踐創新之一在於透過核實、對比、分析和更正電訊等訊息源，領先同時期倫敦報刊，創造了一套辨別電訊真實與否的驗證方法。電報在新聞業融入過程中所帶來的最大的轉變之一就是將報刊的重點從社論述評等形式轉換為事實報道。但是在早期，誰也不知道應該如何“以事實描寫事實”，新聞界對事實的認識和報道方式仍處在轉型期。1853年，與馬克思同為《論壇報》歐洲通訊員的普爾斯基（Aurelius Ferensz Pulszky）是這一時期記者的典型之一。他的報道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只是照抄倫敦的報紙，更不要提核驗事實和自行提出報道方式。馬克思（1853/2016b：501-502）指出：“主要問題是，在我感到自己不能完全掌握的那些事情上，我擔心我的批判意識。我的競爭者（普爾斯基——引者注）只單純地抄錄一些事實（或者確切些說，倫敦報界假冒為事實的東西）。”
對於單一的電訊訊息，馬克思和恩格斯透過對比其他訊息源，嚴謹考證，避免失實。一次，恩格斯發現《泰晤士報》的電訊錯誤，要求馬克思推遲發稿。他寫道：“我至遲必須在十一點半將一切搞好，才能把這個東西寄出；顯然，這是絕不可能的，特別是如果考慮到，電訊裡有些地名弄錯了，必須對著地圖花很長時間去查對。”（恩格斯，1859/1972：459）馬克思還曾注意到跨國電訊的翻譯錯誤。英國報刊報道普魯士首相曼託伊費爾（Otto Theodor Manteuffel）的演說電訊，譯錯了一個詞。馬克思（1854/1998b：266）寫道：“請允許我指出，在英國報紙登載的關於這篇演說的電訊報道中，把’同其他強國一致’誤譯為‘同西方強國一致’。普魯士抱有更大的目的。它希望在同似乎是交戰的雙方一致的條件下商談和平措施——同誰商談呢？”這句話表達了普魯士在克里木戰爭上的曖昧態度，以便以後倒向勝利的一方，是不應發生錯誤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有時電訊篇幅過於簡短，缺少細節，不足以判斷事件全貌。1855年8月，恩格斯蒐集克里木戰爭最新進展的訊息，寫成通訊在16日前寄給了馬克思。《新奧得報》在17-18日以《英法對俄戰爭》為題發表了這篇通訊，《論壇報》以《戰爭》為題僅發表了後半部分。在稿件寄往紐約前，馬克思根據16日的最新電訊補充了黑河戰役的報道，向讀者說明：“俄軍在利普蘭迪將軍（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Липранди）的指揮下已經襲擊了黑河附近的法軍和撒丁軍隊，但被擊退，損失很大。聯軍的損失沒有說明，一定很可觀。要想更詳細地談論這一事件，就必須掌握比電訊更為充分的材料。”（馬克思，恩格斯，1855/1962a：559；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2001：1438）
僅獲知電訊一種訊息源時，記者寫作尤需謹慎，以官方報告等其他訊息源為參考，更正或更新報道。1854年3月30日，恩格斯（1854/2016：527）寫信給《每日新聞》編輯：“因為要正確判斷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必須有最充分的資料，所以我寫作時將很少只根據電訊，而一般要等較詳細的材料。”如果必須在搶先報道和保證準確兩者之間選擇，恩格斯表示：“如果我的文章能因此寫得好一些，就是遲一兩天也沒有什麼要緊。”1854年4月22日，英法艦隊對俄國在黑海的港口敖德薩發起炮擊，戰果和細節不詳。馬克思（1854/1998c：260）如實陳述：“迄今為止所收到的電訊很少而且非常不詳細，因此還不能加以評論。”事實證明，炮擊確實發生，但並無實質戰果和軍事價值。在官方報告隨郵輪到達後，恩格斯（1854/1998：268）在下一篇通訊中報道：“歐羅巴號帶來的報紙和信件證實了早先報道的關於炮擊敖德薩的訊息。現在收到的有關這一事件的訊息具有官方性質，對發生的事件的真實性毋庸置疑。”
印度起義期間，恩格斯在報紙上看到起義軍和英國殖民軍在勒克瑙發生激戰的電訊，在曼徹斯特遍尋戰鬥細節未果。1857年12月31日，他寫道：“詳細的情況太少了，全部都是根據從康波爾發往加爾各答的電訊，以致對事件幾乎無法作出評論。……電訊中沒有其他關於會戰性質的說明，而且也沒有地形的描寫和使用軍隊的任何詳情細節，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再多談什麼了（而且是憑記憶寫的）。”（恩格斯，1857/1972：235-236）儘管如此，恩格斯透過蒐集的訊息和積累的軍事知識完成了一篇出色的報道，被《論壇報》在1858年1月4日作為社論刊出。馬克思（1858/1972：245）在回信中稱讚：“文章十分有趣，美國佬一定中意。”幾天後，英軍總司令坎伯爾（Colin Campbell）的報告到達，證實了恩格斯的分析。他在1月14日繼續報道：“我們終於得到科林·坎伯爾爵士關於解救勒克瑙的正式報告。這個報告在各方面證實了我們根據這次戰鬥行動的最早的非官方報道所做的結論。”（恩格斯，1858/1962：398）
不同於直接報道和羅列單一電訊，馬克思和恩格斯還結合傳統的分析方法報道，創新了新聞寫作形式。對於爭議性事件的報道，馬克思透過調查分析電訊訊息，為讀者揭露深層動機。1855-1859年，高加索地區的切爾克斯人同俄國作戰。1858年4月，君士坦丁堡《東方新聞報》發表了一則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亞（Janos Bangya）被指控的簡訊，說他在切爾克斯的部隊中任職時，同俄軍有叛賣性通訊往來，軍事法庭判已將他判處死刑。這則新聞引起了流亡者群體的好奇，倫敦報刊相繼做出報道。班迪亞在供詞中指控圖爾上校（István Türr）等人參與了叛賣。後者害怕陰謀敗露而向哈瓦斯社寄去了一封澄清信。隨後，哈瓦斯社發通訊稱，《東方新聞報》關於班迪亞叛賣和被判處有罪的報道是謊言。倫敦的大部分報刊未加核實進行轉載，並把班迪亞塑造成陰謀的犧牲者和自由事業的受難者，在君士坦丁堡和倫敦的流亡者之間引起了激烈爭辯和糾紛。
馬克思對此事十分關注，但並未馬上依據哈瓦斯社的電訊進行報道。5月，馬克思獲得審訊班迪亞的切爾克斯軍事法庭成員的檔案。他根據這一官方性質的檔案，判斷班迪亞確實犯下間諜罪行，於是將檔案部分內容和報道寄給《論壇報》。後來，切爾克斯代表團訪問《東方新聞報》編輯部，證實了班迪亞叛賣行為的詳細情況。馬克思在9月7日又寫了一篇通訊，還原事件的前因後果，揭穿了圖爾等人的陰謀和哈瓦斯社的不實報道。
四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電訊應用與
批判的啟示
19世紀，電報技術憑藉空前的訊息傳遞速度，把分散的“地方”融入“世界交往”。不同於鐵路和輪船，電報首次實現了資訊傳輸與物質交換的分離。馬克思把這種特殊性凝練為“用時間消滅空間”。這種“分離”開啟了人類現代資訊傳播中關於“兩個世界”（身體、物理世界和精神、影像世界）的隱喻（彼得斯，1999/2017：108-112），不斷復現於新的現代媒介之上，成為傳播研究經久不衰的話題。歐美報刊採用電報技術使電訊迅速流通，各種政治、經濟的權力組織也在同時透過這一新的媒介形態滲透進新聞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電訊實踐展現了電報技術融入新聞業的努力和掙扎。他們主動推進報刊積極採用新的電報技術。但是電報技術的融入必然需要經歷調適與變革，才能進一步使各方面的新聞職業規範逐漸發展起來。這些變革一定程度上是讓步和妥協於媒介邏輯及其背後價值觀的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性電訊實踐表明，新聞業的新技術應用還應有更高的價值追求，以滿足公眾獲知真實新聞的需求。
以往的研究從交往革命的程序中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電報思想，關涉整個人類社會的交往方式發展。這一角度宏觀而深遠，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他們的電報思想與長期的新聞實踐緊密相關。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歷了電報技術融入新聞業的關鍵的前10年，他們在這10年中關於新媒體革命性的論述，以及電訊應用於新聞報道過程中的批判性實踐與論述，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不可忽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今各種新傳播技術從不同角度、維度，以各種變換的形式，全方位融入新聞業，除了可見的各種權力組織的影響外，更多的影響因素是隱蔽的和無形的，新聞真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紀遇到的電報技術融入新聞業過程中的問題已經無法與之相比。各個時代的情況不同，本文的目的不在於對號“學習”他們的具體操作方法，而是在於學習他們對於新的傳播技術帶來問題的警惕和批判思想，學習他們面臨新問題時的創新思維。新聞業面對傳播技術不斷融入的挑戰，要學習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宏大的價值敘事和長遠的眼光為預設，既積極推動新傳播技術融入新聞業，也要同步採用各種應對措施維護新聞真實，保障公眾獲知真實新聞的權利。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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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編/Mer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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