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時期開始，澳大利亞一直有一個“乾旱說”，認為是由於氣候的乾旱才阻礙了澳洲的發展。然而這一判斷僅僅是英國殖民者依據自己體驗，對澳大利亞當地的環境，氣候和資源條件進行的。這些解釋給予了英國殖民者對於殖民地開拓的“正當”理由。
對“乾旱”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學者發現澳洲並不存在“絕對乾旱”
早在1856年，南澳就有一個農業工程師在南澳的北部標出了一條農業安全線，認為不能在此線以北的區域種植小麥。當地的農民並沒有聽從勸阻，小麥的種植很快就超過了這條“安全線”，然而由於旱災的侵襲，這些農場虧損的很嚴重，此後，這條“安全線”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認。
當時氣象局的專家預測，20世紀末的澳洲人口將會持續增長，然而由於乾旱的原因，土地將被開發殆盡，澳大利亞移民則認為是因為乾旱導致了澳洲的人口都向海邊聚集。這種氣候環境不僅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阻力，也成為了澳大利亞社會發展的重要限制。
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有農業經濟學家對這一說法提出質疑，對澳大利亞乾旱的判斷的依據並不充分。因為這些判斷都是基於和其他的國家平等比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沒有考慮澳大利亞的實際環境。因為當時採用判斷乾旱的方式僅有溼度一項，這一項中沒有考慮到溫度和地表徑流的影響。
後來也有人指出，澳大利亞降雨的蒸發量，以及降雨被植物吸收的速率都要高於北美和歐洲。這也是此前人們認為澳洲乾旱的主要原因。但是這樣的理解方式使得人們忽略了高溫也會對植物的生長起到幫助作用。
因為不同地區的降雨量不同，對水的需求不僅僅取決與人口數量，還影響到人們發展除了水資源以外替代性資源的能力。在綜合水資源，溫度以及溼度的考查之後，戴維森指出，實際澳洲水資源良好的土地是要多於北美和歐洲的。
澳洲的地理學家也指出，澳洲並不存在絕對的乾旱，只是因為年降雨量存在著地區上的顯著差異。要面對現實情況，必須將整個大陸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他對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用水，捕魚和灌溉行為做了細緻的分析。對澳洲土著來說，這片土地實際並不乾旱。
巴爾和蓋裡在《綠化棕色土壤》一書中提出，是殖民時期的墾殖活動對這片土地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加重了環境的惡化，由於耕作和牧場消耗了土壤的肥力導致了20實際3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土壤的退化。
艾米楊還認為農業灌溉區的大型灌溉工程和城市的蓄水工程才是導致澳大利亞用水緊張的重要原因，這些蓄水不但促進了人口，工農業的擴張，還使得城市的居民養成了浪費水資源的習慣。
既然絕對“乾旱”並不存在，澳洲“乾旱說”又從何而來？
這種乾旱說首先來源於英國第一批殖民者。因為英國的氣候相對穩定，降雨和溫度都具有可預測性。然而在英國人首先登陸的悉尼，氣候則呈現兩個明顯的特徵，一個是日照強烈且降雨豐富，第二則是地區性差異極大，即使距離相隔很近，土壤和氣候條件可能是天壤之別。在短時間內氣候的變化也會很大。
其次對於早期的殖民者來說，對這片土地還並不瞭解。因為悉尼遍佈的砂岩具有很強的穿透性，雨水很容易就陷入到泥石層，儘管悉尼的雨水豐富，但這些雨水也很容易蒸發導致乾涸。而澳洲原有的植被是很適應這裡的環境的，因而可以在缺水的環境下生長。早期的殖民者並不瞭解這一點，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大肆的農業開發。
然而在完全不同的氣候環境下，來自歐洲的農民根本無法判斷他們播種和收成的時機，也無法掌握在什麼區域種植什麼植物才能更好的利用環，因而當時種植的蔬菜水果經常有各種欠收的情況。在這樣的經歷中，不可避免的對澳洲產生了“乾旱”的印象。
因而這種用來解釋與以往經驗和邏輯不同的說法被逐漸接受並作為常識。歐洲殖民者們還進一步依據他們在歐洲的生活經驗以及對北美，非洲的殖民經驗對澳洲內陸進行了考查，他們認為澳大利亞的內部並不存在河流或者海洋，而可能是沙漠。
很多的探險者也失去了探險澳洲內陸的興趣，他們甚至在新出版的地圖中將拉克倫河和馬蘭比季河之間的區域標註為沙漠。澳大利亞內陸“乾旱”的概念逐步形成。
另一方面，從殖民時期開始，對澳大利亞資源的開發和消耗加劇了氣候的變化和水資源的短缺，從而導致的環境進一步退化讓殖民者們開始感到恐慌。但這些對於生活的抱怨都沒有讓他們開始反省自身的行為，而是埋怨澳洲“乾旱”的環境。
在這種思維中，殖民者們很容易將澳洲描繪成一個缺水的，乾旱的，荒蕪的土地，這讓他們認為只有自己的定居和開發才能使得這片土地變得繁茂。這背後是歐洲人對於自然平衡的理解，只有新移民才能給澳洲這種寂靜帶來活力和文明。
以自身利益為中心，英國殖民者散佈澳洲“乾旱”的謊言
很顯然，“乾旱”是產生在這種殖民統治下的話語，它給了歐洲人對澳洲開墾和征服的理由。對於澳洲氣候條件的描述，這些殖民者們並沒有站在考查的角度，而是站在是否有利於進行殖民活動的角度。這種對於氣候的描述摻雜了太多的主觀因素。
從科學的角度上來說，澳洲並不存在持續的氣候乾旱，而是分為雨季和旱季。這種看似乾旱的體驗實則是以達不到農業的灌溉為標準的。因而實際的澳洲缺水時期和官方統計的“乾旱”時期差別很大。
因而這種“乾旱”的背後體現的是殖民者的殖民意圖，這種論斷也可以用來掩飾殖民者的主觀因素造成的環境惡化，將這種因為過度開發導致的生態破壞的罪責歸結到本身環境的問題上去。殖民者的破壞行徑則被抹去。
在英國派出的河流探險隊實際上是為了殖民開拓服務的，他們的目標並不是為了進行真正的科學考查而是為了殖民地的後續墾殖和開發做準備。這些探險家和殖民政府當中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利益團體，在“科學”的標籤背後實際上是殖民政府的政治權利和資金支援。
另一方面，這些和殖民政府一起登上澳洲土地的科學家，探險者和農民，記者很快成為了澳大利亞的代表性發言者，他們並非長久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現在卻成了對這片土地最有發言權的人。他們掌控了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給人們帶去了澳洲“乾旱”的知識。
這些殖民地的專家透過控制話語權使得平民只能是這些利益集團的聽眾，當時關於“乾旱週期”的理論是最為流行的觀點，這是英國殖民者試圖將澳洲這片“氣候新大陸”和原有的英格蘭進行對比的結果。乾旱迴圈理論在後期逐漸被人淡忘，而“乾旱說”卻一直留在人們的印象裡。
即使當時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已經發展出一套和環境相適應的生態實踐活動，但對英國殖民者來說，這些土著不是農民，他們並不種植耕作也不圈養動物。因而這種知識並不屬於現代文明。因而被英國殖民者遺棄。
但事實上，所有的知識系統都是地域性的，人們不應該以自己原本的生活經驗來推測新的事物。西方的科學也不應該只依據一個參照物就給新的知識體系下結論。這些殖民者依據西方的經驗，忽略土著的知識，給土著們打上愚昧的標籤，然而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愚昧。
“乾旱說”不僅僅是一種認識上的偏差，更是一種殖民統治下的話語體系。這將殖民者提升到一個極高的位置，將他們打上“開發者”的標籤，要將這片“荒野”進行改造。這使得他們理所當然的搶奪土著的土地，任意搶奪那些無人使用的土地並據為己有，以自身的利益為主對土地進行開發。打造殖民時期的“真理”。
參考文獻：
《綠化棕色土壤》
《悉尼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