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至1933年，蘇聯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饑荒，席捲了烏克蘭、北高加索、哈薩克以及俄羅斯其他地區，其中尤以烏克蘭受災嚴重。據統計，烏克蘭有300萬-600萬人在大饑荒中喪生。這場大饑荒深遠地影響了烏克蘭與蘇聯之間的關係，甚至成為今天影響俄烏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大饑荒的爆發
實際上，烏克蘭土壤並不貧瘠。相反，那裡土地肥沃，自然資源豐富。自古以來，烏克蘭一直有著“歐洲糧倉”的美譽。一戰前夕，烏克蘭平均每年出口的穀物，佔全世界穀物出口總額的26.1%。在蘇聯建立初期，烏克蘭在農業方面的生產率最高。但到了上世紀20年代末，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
那時候蘇聯為極力發展工業建設，進行了農業集體化運動。1929年11月3日，斯大林發表了一篇名為《大轉變的一年》的文章，斯大林表示要在農村中強制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徹底變革——農業集體化。
農民們對這件事很不理解，尤其是烏克蘭人。結果，在未做好物質準備和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農業集體化開始大範圍推行。然而，蘇聯強行下令烏克蘭、伏爾加河中下游地區、北高加索、西伯利亞等地區的集體化要在1-3年完成。
很快，蘇聯境內一座座集體農莊被建立起來。人們被禁錮在土地上，沒有遷徙的自由，地裡出產的糧食無論是商品糧還是口糧，以及家中的牲畜，都被大量收購。其目的是出口以換得大量外匯來購買裝置、技術，實現蘇聯的快速工業化。
1930年8月，斯大林在寫給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清楚，大意是：必須要增加糧食出口，否則我們就沒有工廠和製造業。
可是蘇聯沒有注意到，烏克蘭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受挫。
根據蘇方的統計資料，1929-1931這三年中，每年收購的糧食數量和出口數量都在增加。可是就在1931年，糧食卻突然出現了明顯的減產，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也出現很大的下降，而出口數額卻達到了歷年來的最高峰。
糧食減產的原因很多，自然災害是一個重要的誘因。1931年，蘇聯包括烏克蘭遇到了旱災。6月，烏克蘭大部分地區遭受到相當嚴重的乾旱，且一直持續到1932年。
1931年春季的異常寒冷也是糧食減產的一個因素。倒春寒讓烏克蘭農民不得不推遲春播，後來又遇到乾熱氣候，最終使得作物的生長受到很大影響。
除了自然災害，還有城市人口急劇增加的原因。1931至1932年，蘇聯城市人口增加了400萬。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也需要更多的糧食供應。蘇聯更看重城市，為了養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蘇聯政府勢必增加對農村的糧食收購。
斯大林認為，要搞好集體農莊，實現農業集體化，就必須清除富農階級。於是，在1929年，他正式提出“消滅富農”的口號，卻又沒有劃分富農的標準，結果導致很多中農被錯劃為富農。
更為嚴重的是，消滅富農後，農村中那些最有經驗、最有文化、最勤奮的人不見了，剩下的人糧食生產能力明顯不如那些富農。
遇事，在上述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饑荒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二、大饑荒的慘狀
1932年初，西伯利亞和烏拉爾首先出現饑荒現象。不久，災難即蔓延至烏克蘭的大多數地區。大饑荒一直持續至1933年底，幾乎覆蓋了蘇聯的所有重要產糧區，其中烏克蘭受災情況十分嚴重。
1932年的2月是災難的開始。就在2月份，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寫給斯大林的報告中，首次提到烏克蘭一些地區出現了糧荒。
一位婦女向村委主席要吃的，她絕望地喊道：“給我們一些吃的！給我們麵包！我很餓，孩子們都浮腫了，我們不能忍受了，你會遭天譴的!”可是村委主席本人那裡也沒有食物。還有一些地方的村民試圖武力搶劫糧庫。
自1932年4月，農村地區的死亡率開始超過正常水平，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8月。而在城市裡，被父母遺棄的小孩越來越多。
在饑荒嚴重的地區，到處都有捱餓的人。婦女哭，男人也哭。由於糧食的缺乏，黑市的麵包價格飆升到1927年的6倍之多！
這年7月，饑荒繼續蔓延。國外旅行家卡維思·韋爾斯在書中描述當時的見聞：“孩子們正在吃草。肚子嚴重腫脹的小孩子在非洲和其它熱帶國家很常見，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人小孩這個樣子。”
為了活下去，農民們想盡辦法去弄吃的。一些婦女實在沒辦法，偷偷剪了一些麥穗回來，卻要面臨十分嚴厲的刑法。一位婦女剪了100個麥穗，被判了10年，而她的丈夫在兩週前已經活活餓死了。
饑民們吃貓，吃狗，吃馬，很快連動物也吃光了，然後是皮製品和動物骨骼，也煮了吃掉。還有人注意到，小孩們玩的羊拐玩具不見了。原來，它們被偷去作為別人的果腹食物。那時人們常常將骨頭收集起來放到鍋裡煮爛，碾碎了吃。
人們因饑荒而出現大規模死亡，餓紅了眼的人們開始吃人，這可怕的現象很嚴重。在一份報告中，有一位年經的農民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並將其屍體吃了。
烏克蘭政府部門經過調查發現，僅在1932年3月，就有72起吃人事件，65起吃屍體事件。發生吃人事件的地區，往往是受災異常嚴重的地區。
1933年1月，斯大林下令封鎖烏克蘭邊界，不允許農民隨便離開。正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饑民們本想去其他情況稍好的地方討生活，但是大多數都會被攔截，遣返回來，繼續在飢餓和死亡中忍受煎熬。
饑民們已沒有任何生路，一些人鋌而走險，去搶劫糧食，甚至發動暴動，目標僅僅是倉庫裡的糧食。然而，這些騷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
1933年3月至7月是饑荒的死亡高峰。死亡人數之多，許多村子已經不再登記死者了。農村裡的屍體已經來不及掩埋，只能放在屋子裡或者堆放在房子周圍。許多人已經麻木，就在等待死亡，對於死人的事一點反應也沒有。
由於長期缺乏營養，人們身體萎縮，皮膚起皺，即便是小孩看上去也像老人一般。人們四肢瘦得皮包骨，身體卻出現浮腫。身體變得極度虛弱，所以只好躺著不動。很多人就是在這種半清醒的狀態下，最後心力衰竭而亡。
大饑荒時期的烏克蘭農村，簡直是一幕幕末日情景。
三、蘇聯的反應
大饑荒爆發後，蘇聯政府高層的態度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早在大饑荒還未爆發前的1931年1月，烏共中央就已經收到271個區發來的有關糧食徵集制負面影響的報告。第二年，烏克蘭農民甚至聯名上書斯大林，報告農村糧食短缺的問題。
但蘇聯政府對這些聲音充耳不聞。
烏共第一書記曾向斯大林通告過烏克蘭糧食生產的嚴峻形勢。但是，這些都沒引起斯大林及蘇聯政府的重視。斯大林認為烏克蘭饑荒就是編造的謠言而已。
不少領導因為向斯大林直言相告烏克蘭的災難而被罷免。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請求斯大林救助正在捱餓的兒童，結果遭到拒絕。烏克蘭軍區負責人也曾請求斯大林救濟難民，也被譴責。這些領導人最後都被解除了職務。
然而，蘇聯政府的糧食徵集令卻並未減少。斯大林對糧食徵購的情況十分不滿意，甚至認為烏克蘭黨組織在糧食徵購中工作不力。
他甚至制定出更加嚴厲的法令，如規定農民不得離開農村；盜竊集體農莊財產的人將會面臨更重的刑罰且不得赦免。即使法律如此嚴苛，也無法約束餓得發昏的農民。
自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1月，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共有5萬餘人被上述法令判刑，其中2100餘人被判了死刑。
為了完成徵糧工作，蘇聯政府組織人員去農村徵糧，他們被稱為徵糧隊。這些人冷酷無情，說他們是暴徒倒更貼切。徵糧隊到村中時，往往佩帶鋼棍，村民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毒打。
不過，大饑荒還是逐漸引起了蘇聯的重視，並開始採取緩解饑荒的措施。首先，大大減少糧食出口，加強國內糧食儲備。蘇聯在1932年的糧食出口已經由1931年的518萬噸銳減至181萬噸。
另外，從1933年2月開始，蘇聯開始調撥糧食援助烏克蘭。不過，這些援助大部分給了城市，使得烏克蘭城市居民避免了大規模死亡。
對於農村地區，蘇聯在1933年春調來大量拖拉機進行春耕，播種面積也擴大了210萬頃。同時，號召村民尋找糧食替代品，組織生產，進行自救。
蘇聯政府也開始對官員的救助工作進行監督，以遏制饑荒的蔓延。若是哪位官員沒有將病倒的災民送入醫院，他將受到追究。
蘇聯當時對兒童的救助非常重視。不僅要求當地官員擴大兒童福利院和託兒所，還被要求提供膳食，保證每個小孩每天半瓶牛奶。
由於蘇聯政府的正視面對，並採取合理的對策，自1934年起，烏克蘭大饑荒逐漸緩解，並最終走向終結。
文史君說
烏克蘭大饑荒，不僅是一次糧食短缺的危機，更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與人性的考驗。這場災難的慘烈程度空前，對於烏克蘭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一直存在爭議，至少在300萬以上應當是沒有異議的。無疑，斯大林與蘇聯高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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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莉華：《1932～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評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4年第4期。
李燕,王麗敏：《斯大林有沒有製造饑荒 ——對斯大林在蘇聯 1932-1933 年饑荒中責任的探討》,《俄羅斯研究》2008年第6期。
呂卉：《蘇聯1932—1933年“大饑荒” 始末新探》,《北方論叢》2009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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