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基本權利和福祉得到廣泛的尊重，是人類歷史上很晚才出現的事情。就在百年前，“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社會、弱肉強食還是知識分子的主流價值觀。在過去幾十年間，對於弱勢群體的扶持和幫助、對社會公平的追求逐漸成為社會的強音。無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公平”這個詞彙本身意味著道德上的正當性。但是在具體議題上，人們心目中所理解的“公平”、“正義”這樣的概念背後所包含的內容卻不盡相同。
美國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托馬斯·索維爾認為，釐清這些概念是尋找持不同觀點的人們事實上贊同、以及不贊同其他人的首要任務。而在試圖釐清這些概念的努力中，哪些人心中的“事實”，是名副其實的事實，哪些又與實際情況相左，是我們要做的第一步。今年 94歲高齡的索維爾教授筆耕不輟，在2023年推出了他的新書《社會正義謬誤》（暫譯名）， 一經上市即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 。
《社會正義謬誤》（暫譯名，Social Justice Fallacies）書封。
本書的英文原名Social Justice Fallacies中的Fallacy一詞，是現代心理學中的一個術語。它指形成某種觀點時，所依據的錯誤認識或推理過程。這本加上參考文獻才僅有200多頁的小書，總結了托馬斯·索維爾教授就美國當下社會中，人們在追求所謂的 “社會正義” 的過程中對種種現實問題所持的認知及觀點的剖析與批評。
在今天這樣一個自媒體極度發達，人人都可以就任何事物發表看法並透過傳播平臺將其廣而告之的時代，對於事實的認定，恰恰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簡單。從哲學的高度上來說，許多睿智的哲人認為我們永遠無法對於複雜的社會系統具有一個完全清晰的、準確的認識——比如卡爾·波普爾。
但索維爾教授認為，問題的關鍵，也是他最為憂慮的地方在於，許多人們在追求社會公平的過程中所依賴的“事實出發點”，稍加考查就會發現，是站不住腳的。人都會犯錯，包括具有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但是許多致力於追求社會公平的人們對於自己的理念和認識，具有一種不可動搖的自信。 而基於此所形成的結果，包括立法、公共政策、教育和文化等領域的具體做法，其影響力又往往不可估量，影響千萬人的福祉。 從並不合理的出發點所形成的做法，產生的效果也會必然和出發點南轅北轍。 索維爾教授悲觀地認為今天的西方世界，大致如此。
撰文｜
邵鵬
#平
等機會謬誤
“機會”的平等，
還是“結果”的平等？
《社會正義謬誤》（暫譯名，Social Justice Fallacies）分為五章。作者用前四章的篇幅詳細剖析了機會平等謬誤、種族謬誤、他所謂的“棋盤謬誤”和知識謬誤。在本書的開篇，索維爾再度重申了他對於“平等”的解釋：“平等的機會”才是公平的內涵，而不是許多人所熱衷追求的“平等的結果”。
世界本就是多姿多彩的，索維爾寫道，美國全國冰球聯盟的球隊裡，加拿大籍球員的數量遠遠超過美國，儘管美國人口遠超這個北方的鄰居；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首都伊斯坦布林的四十傢俬有銀行的所有者，沒有一個是土耳其人；中國著名的青島啤酒最早是由德國人創立的，而不是本地人；蘇格蘭人的威士忌做得好，而法國人的紅酒舉世聞名……由於歷史、文化等等諸多原因，不同的族裔、地區的人們擅長某些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托馬斯·索維爾（1930-），美國經濟學家，社會評論家、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現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階研究員，曾在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等講授經濟學，還在政府部門擔任經濟學顧問，獲得過包括總統人文成就獎、全國人文學科獎、布萊德雷基金獎在內的眾多榮譽。著有《美國種族簡史》《知識分子與社會》《觀念的衝突》等。
但是今天，人們普遍的態度是對一種“回溯性平等”的期待。這種觀點認為所有的群體在某項能力、某個領域都具有相同的潛能。只要在現在能看到的結果中看到不同，就推斷存在某種不平等，壓制了“落後”的那個群體。比如美國舊金山的媒體會討論為什麼矽谷的企業故意排斥非裔及拉丁裔美國人這樣的話題。但是如果考察一下資料，我們會發現，這個問題的上游：在美國獲得工程學學位的亞裔美國人就遠遠多於黑人和西班牙裔。在博士階段，前者的數量甚至比後兩個群體的綜合還要多。而這種情況也不是美國獨有，早在1960年代，人們就注意到印度尼西亞的華裔獲得的學位是馬來人的100倍。如果我們僅僅簡單的在某個議題上比較族群的差異，在索維爾看來是荒謬的。在2010 – 2017年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的宗教信仰不是天主教就是猶太教。而我們知道美國國民數量最多的是新教。而更為弔詭的是，這些大法官都是身為新教徒的兩黨總統們提名的。科學告訴我們，在各種領域，群體，以及個體間的差異的來源都非常複雜。
無論是遺傳，教育，成長環境、文化都會對人的成長產生各種影響。甚至我們今天還對這些因素各自的影響都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我們無法苛求在每一個領域，族裔或者性別的人數比例都一致。索維爾在書中問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當你選擇乘坐飛機的時候，你希望航空公司選擇基於族裔的平衡選拔駕駛員，還是希望基於他們掌握能夠處置各種複雜情況，能把你安全送到目的地的技能？
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
#種族
謬誤
種族上的差別可以用來
解釋群體間的差異嗎？
有人說，種族問題是美國的原罪，也是導致這個國家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社群撕裂的基因。任何談論社會問題的討論都無法繞過這個話題。索維爾認為人們的認知中，把焦點集中於黑人和美國白人的差距，是不明智的。作為一個多族群國家，美國的不同社群之間，各種差異極大。比如印度裔美國人的人均收入中位數是墨西哥裔的接近3倍，也比美國白人的收入高。他們的男性全職工作者的收入，比白人男性高出3900美元。根據2020年的資料，美國有九百萬非裔美國人的收入高於白人人均收入的中位數。索維爾認為這些資料與人們口中習以為常的白人至上主義統治著這個國家的敘事，顯然是有出入的。
沿著這個話題繼續深入，作者寫道：雖然過去半個世紀裡，美國貧困人口一直佔總人口的10%，但是結婚的黑人家庭貧困人口一直低於這個比例。我們也知道無論什麼族裔，單親家庭的貧困比例都遠遠高於有穩定婚姻的人口。從1994年至2000年間，單親白人女性的貧苦率一直是有穩定婚姻關係的黑人家庭的兩倍。作者問道：如果我們可以把族群的差異都歸咎於黑人面臨的 “系統性歧視”和白人至上主義，那麼這些資料何以存在？
群體間的差異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釋，比如地域和自然環境。在2014年，《紐約時報》報道了美國經濟最為落後的地區排名。在這個榜單最後十名的縣中，有6個都在肯塔基州的東部，而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白人人口超過九成。這些落後地區都有高輟學率、高失業率等等社會問題。而地理學家早就發現，這些落後的地區在自然環境上也有很多共同點，比如都地處山區。前幾年流行的《鄉下人的悲歌》一書中裡所描述的阿巴拉契亞里所描述的故事發生地，就是類似的地區。顯然在這個例子裡，種族因素的貢獻，幾乎為零。
電影《鄉下人的悲歌》（2020）劇照。
在美國曆史上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有所謂“進步時代”概念。這是一個橫掃美國全國的，針對腐敗、資本壟斷的廣泛的社會改革的時代。在當時，對種族差異的主流認識是遺傳因素決定一切。我們今天知道，這種思潮引發了人類歷史上極為黑暗的慘劇：比如以“科學”為名義的種族清洗。在索維爾看來，今天這個許多人用種族的差別來解釋群體間各種差異的時代，幾乎已可以被看作是“後進步時代”。
#棋盤
謬誤
社會系統中的事務安排
不是“在棋盤上擺佈棋子”
索維爾在書中提到，在多數的關於正義的文獻中，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學的約翰·羅爾斯教授的《社會正義論》中，有不少作者們給出的政策性建議。但是這些建議往往是出於道德角度的出發點，而對它們在實際社會中的可操作性缺少考慮。亞當·斯密曾經有一次在對這樣的想法進行批評時指出，有些教條主義的人們，總是“幻想它可以像在棋盤上擺佈棋子一樣來安排巨大的社會系統中的事物”。
索維爾認為這是在當今的社會正義謬論中最主要的內容——你可以在許多想法中看到它的影子，從財富的再分配，到對於人群收入資料的解讀。
任何政府，甚至地方有影響力的人物，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人們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但是拋開道德出發點不談，僅僅從實際操作的層面上，核心的問題是，這些措施究竟能對社會起到負面作用，還是讓它變得效率更為低下。
《觀念的衝突》，[美] 托馬斯·索維爾著，夏維勇譯，後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3年8月。
稅收是在資本主義的法制體系下調節稅收的主要手段。我們知道歷史上美國獨立的導火索之一就是英國殖民者試圖提高稅收。埃德蒙·伯克曾經在英國議會里講過：“你們的伎倆不會帶來收益；它們會帶來混亂、不服從……”美國馬里蘭州在2008年實施了針對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富人階層的加稅計劃。人們原以為這個措施可以增加多達1億美元的稅收。但不幸的是，政策實施之後，徵稅物件從8000人，降到了6000人。不但總體稅收沒有按照原計劃增加，反而損失了超過兩億美元。同樣的事情在美國其他地方以及世界的不同地區出現過。
反過來也是一樣。降低稅收也不一定就使得政府的財政收入下降。在冰島，從1991年到2001年之間，公司稅的稅率從45%降低到18%，而稅收總額卻變成了原來的三倍。美國曆史上，1920年針對高收入人群的最高稅率是73%——這一數字在1928年變成了25%。這個變化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實際情況是稅收總額卻增加了。不僅如此，總額中，從百萬美元以上收入的人群中所收到的稅的比例也增加了，從1920年的5%，增加到了1928年的15.9%。時任美國財長安德魯·梅倫和總統柯立芝，都表示降低稅率會增加稅收，而且他們做到了。梅倫還抱怨過有些富人是稅收觸及不到的特殊群體。但是他的政策卻被指責是“為富人減稅”。
在人們的頭腦中，一個簡單而又實用的邏輯鏈條是：政府應該給需要的人們更多的福利，然後這些錢應該由富人繳納的稅收來支付。索維爾問道：而有多少人仔細分析過，他們從政府獲得好處，最終可能以通貨膨脹的形式，由自己埋單了呢？索維爾提出一個惡性迴圈的怪圈：政府提供“免費”福利措施，產生赤字，然後發行債券，再由央行買進債券——央行作為政府的分支，可以合法的產生貨幣——由此引發通貨膨脹，而政客則可以繼續拿著福利的措施得到支援和選票。
價格控制是另一個例子。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把商品的價格控制住，由政府定價，不就把人們買不起商品的問題解決了嗎？事實要比這複雜得多。辛巴威在2007年曾經管制商品價格以應對通貨膨脹。但是事與願違，被控制的價格導致了供給的減少。最後，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商品的極度短缺。事實是，人為的價格控制，會導致需求的上升。而這時的供給側則由於缺少足夠的動機，是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這是經濟學規律。政治家知道這樣的規律嗎？應該是知道的。比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連任選舉之前就曾經使用這樣的政策。面對批評，他的回應是，“他（批評他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不用競選連任。”於是，尼克松當選之後，出現了商品短缺。至於像前蘇聯這樣的計劃經濟體系中，長期的價格控制與商品短缺如影隨形，是人所共知的。
《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作者：（美）托馬斯·索維爾 譯者：吳建新 版本：後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索維爾在這一部分還專門討論了最低工資的問題。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對“價格”的控制。最低工資通常被設定在低於技術工種平均收入水平以下，但高於一個沒有技術的工人所能得到的報酬水平以上。根據經濟學原理，價格變高時，就會引起供給的增加。這種情況下供給的過剩，就是失業。索維爾在書中提到一個例證：1948年時，美國黑人和白人的失業率基本相當。但是從1950年代之後，最低工資的數額開始攀升。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美國黑人失業率開始與白人拉開差距。最差的時候，年輕黑人的失業率甚至達到白人的兩倍。
是1950年代以前種族主義更少嗎？當然不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最低工資的金額。美國最低工資制度始於1938年，到了1948年的時候，一直沿用的標準已經變得很低，也就是事實上的最低工資對自由市場的干預程度不大。當最低工資高於它應該具有的水平的時候，一種持續的供給過剩就一直存在。這時，僱主可以在任何時候，用新的員工替換掉自己的僱員。這時，歧視就變成了可能。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就把最低工資制度描述為最 “反黑人的法律”。他的學生，同樣是諾獎得主的蓋瑞·貝克教授，認為過高的最低工資會對被歧視的人群不利。雖然貝克已經故去，但是筆者注意到至今還能在他生前創立的部落格上看到他對於此問題的論述。
#知識
謬誤
最重要的知識真的
全部掌握在精英的頭腦中嗎？
想要解決社會問題，最重要的大概是需要由擁有最多相關知識的人來做決定。但是，人們對於誰是這樣的人，看法則南轅北轍。這種看法差異的根源在於人們如何定義“知識”。
什麼是知識？簡單說來我們可以把它定義為：資訊。但是資訊又可以有不同的種類。比如有一些會產生後果，而有些，雖然在智慧上可以充滿挑戰性，但在實際生活中則無從輕重。作者在書中以家庭團聚移民舉例。當我們談論諸如許多義大利裔和西班牙裔人士生活在阿根廷的時候，許多人其實不瞭解的是，無論是在西班牙還是義大利，都有一些集中的“僑鄉”。並不是全國各處的人都選擇移民阿根廷和西班牙。再比如，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移民到澳大利亞的義大利人有九成來自一個集中的區域，而這個區域僅佔義大利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移民往往從一個具體的地方，搬遷到另一個具體的地方。顯然，搬走的人，具有某種非常特定的“知識”。作者把這種具有十分強烈的“實操”效果的知識稱為“會產生後果的知識”。現實生活中，麻煩就在於各種知識在特定的場合下，會在“有用”、“無用”兩者間產生變化。泰坦尼克在出事之前，船長也好，大副也罷，縱使接受過良好的航行訓練，最終最有用的資訊卻是他們撞到的那個冰山的具體位置，這就是“有後果的知識”。
托馬斯·索維爾。
哈耶克認為這種知識廣泛存在於人群中，不可能由少數人，或者某個人獨享。因此大量依賴“代理人”做社會事務的決斷，是危險的。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觀點。比如《公平正義論》的作者威廉姆·葛德文就認為，接受過“自由派教育”的人，可以做到用合理的眼光看到社會。
在追求社會公平的過程中，通常發生的情況是，精英階層的代理人們根據社會公平的觀念，進行政策層面的操作，主要著眼於解決社會中商業、教育等領域的不平等。有時候甚至受害者本身也被剝奪話語權。這種為了別人的福祉而剝奪他們話語權的做法，是美國二十世紀“進步時代”最為典型的特徵，一直持續到今天。
索維爾在書中提到了一個例子，沃爾特·維爾是美國進步時代中著名的記者、經濟學家。他在賓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完成了從學士到博士的學習，是典型的精英知識分子，曾經廣泛地就各種事物發表意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如果有一項法律禁止女工在絲綢工廠上夜班，是提高了自由的程度，而不是侵犯她自由的做法。維爾的理由是：女工一定是更願意在白天工作的，僱主讓她在晚上工作才能生存，明顯是給她增加了更多的經濟上的壓力。然而事實是，僱主通常是給工人選擇夜班還是白天上班的自由的。但是像維爾這樣的知識分子，顯然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產生後果的知識”的決策者。最低工資是另一個例子。如前文所述，如果最低工作的金額高過沒有勞動技能的工人所能獲取的工資，對於黑人群體來說是具有極大負面效果的。
《知識分子與社會》，作者： 托馬斯·索維爾，譯者： 張亞月、梁興國，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
在政治活動中，無論是選舉政治還是意識形態政治，精英們都用“危機”這個詞來形容某種必須進行改變的狀況。而這時候也通常是代理人們用納稅人的金錢來達到某種目的時候。一個例子是精英們對於教育的看法。“進步時代”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曾經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他把自己在教育界的目的描述為：“把年輕人教育得距離他們的父輩越遠越好”。
另一個在美國教育界具有深遠影響的教育家、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也是胡適博士的老師約翰·杜威，就在他的理論和實踐中，一直踐行一種近乎於意識形態的觀念：透過學校教育，把社會中的“邪惡”，消除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精英通常把自己的做法看作是促進社會更加民主的做法，而絲毫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剝奪別人做出選擇的權利。威爾遜總統就認為民眾“自私，無知，怯懦，固執又愚蠢”。他顯然認為最重要的知識都掌握在像他這樣的精英頭腦中。
爭議索維爾：
市場是解決困境的唯一出路嗎？
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索維爾對一些頗具爭議的話題進行了直接的回應。他在開篇毫無掩飾自己對於哈耶克和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讚賞：他們都認為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都認為沒有一個群體或個人有足夠的知識站能站在“上帝視角”解決現實中的問題以實現完美的“社會正義”。他對於一些人們已經接受的事實提出了質疑。比如政治家們宣稱平權運動讓更多的黑人的經濟狀況得到大幅度改善。但索維爾認為黑人經濟狀況得到改善最多的時期，其實也是美國整體民眾生活向好的時期。他提醒人們警惕把所有的族裔間的差異都用種族主義來進行解釋，就像本書前文所舉的《鄉下人的悲歌》的例子，造成群體間差異的因素，很難一蹴而就地用種族主義來解釋。
長久以來，索維爾被認為是美國保守主義陣營中最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他身上也揹負著諸如“種族主義者”這樣的道德層面上的指控。
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是索維爾對於今天在西方國家普遍採用的“最低工資”的謹慎態度。它往往被簡單地描述為索維爾反對最低工資政策。最低工資的初衷是保障人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雖然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紀的法律，現代版的最低工資制度開始於19世紀末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對控制“血汗工廠”現象的努力。在經濟學界，最低工資制度因為其在社會學、文化等多個層面上的複雜性，至今依然存在爭議。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比如單一的買方市場中，它的作用非常明確。但在錯綜複雜的現實世界中，它往往是一把雙刃劍。比如在發達國家，利用法定手段把最低工資提高，會導致資本方將生產設施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地方去。
電影《鄉下人的悲歌》（2020）劇照。
索維爾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是基於經濟學上的“需求——供給”模型：一旦破壞了價格這個因素——此處是工人得到的報酬——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長期來看資源的短缺以及其他問題就會出現。但事實上他對於最低工資的觀點更為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希望其具體數值低於具有一般勞動技能的工人所能獲得的報酬。他認為把最低工資的數額定的過高，就為僱主有選擇的歧視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傾向於避免僱傭黑人員工。索維爾在書中並沒有寫道的是，最低工資制度這個雙刃劍，曾經在十九世紀末被一些知識分子設想可以用來排擠那些“低等民族”進入勞動力市場。諷刺的是，如果索維爾的論點屬實，那麼在社會取得長足“進步”的一個世紀以後，這種設想成為了現實。
索維爾在本書中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討論，也確實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在討論到學校性教育的話題時，他認為在1960年代之後性教育在學校得到普及之後，學齡青少年的意外懷孕率不降反升，因此質疑這種政策的有效性。但是他在進行歷史資料的對比時，完全沒有提及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過去幾十年間，學齡兒童和年輕人對於媒體資訊、視覺和聽覺材料的獲取難度，都較之前大幅度降低。這使得他們的初次性行為的年齡、（邊緣）性行為的頻率都是以往年代的人們無法與其比較的。這時我們能否僅憑有限的資料，駁斥性教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索維爾被認為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是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哈耶克自由市場的信徒。索維爾一直堅信，除了市場本身，沒有人可以擁有資格代替別人做出影響他們福祉的決定。在書的末尾，他寫道，新加坡、印度的經濟騰飛，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政府放鬆了之前對於經濟過多的干預。
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
左派知識分子往往在道德層面對索維爾進行批評。但是如果閱讀本書，讀者會發現作者在字裡行間都充滿了對於權力的警惕。除了對他一貫批評的那些持“無限觀念”的知識分子的批評，他提到最多的，就是對於政客們表態、言行以及決策的警惕。他也和他批評的知識分子一樣，站在權力的對立面。
最後他引用英國曆史學家保羅·約翰遜的話作為結尾：“歷史是對抗當下無知的良藥……歷史上無數被巧舌如簧的裝點過的、看起來非常完美的，但卻給人類帶來巨大損失的想法，都曾被歷史反覆地撕下過假面。”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 作者：邵鵬；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王心。未 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時間的刻度：新京報年度好書20年》廣告。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週刊」設定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3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