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得者王獻華。影片採訪：澎湃新聞記者 王俊期 實習生 吳喆旻(02:52)
【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已出爐。該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依託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在“反五唯”背景下，這個活動也是對學術評估機制的大膽創新。
推薦入選論文的共同特點是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和學界動態，善於發現和提煉問題，彰顯學術論文的創新性、學理性、科學性品質，並具有一定前瞻性和開拓性。
澎湃新聞記者與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獎者展開對談，看上海社科學者如何在現實關切中，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2024年2月2日，“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上海博物館東館開展。火爆程度堪比一場熱門演唱會，連續兩日，均在5分鐘內秒空8000個名額。近些年的文博熱，也引起了諸多社科學者的關注。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就有一篇聚焦三星堆文明的論文，即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王獻華的《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三星堆文明》（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王獻華指出，應以整體來考察三星堆文明在整個區域中的作用，據此，他提出了中華文明力量場和大動脈的說法。
王獻華認為，三星堆文明所處的時期，是亞歐大陸青銅文明互動頻繁的時代，是這個時代孕育出了三星堆文明的種種特徵，包括我們所熟知的三星堆符號元素，如神樹、面具等。他認為，三星堆文明是位於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的地方性文明，具有中華文明的鮮明底色。
如何看待三星堆在文明史上的地位？如何回應 “三星堆熱”之下公眾的種種好奇與關切？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就上述問題專訪王獻華。
在中華文明力量場中看三星堆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關注到三星堆方面的研究？
王獻華：我的專業方向是早期兩河流域研究。研究早期，無論是從語文還是從考古方向進入，都要求相對長時段地去思考與觀察。在兩河流域研究中，我注意到兩河流域長時段的歷史發展，和我更早學習到的中國歷史，有一種神奇的、意味深長的相似性。無論中國還是兩河流域，類似的歷史現象會一再出現，具有一定的規律性。
我帶著這樣一個感悟，重新回到中國古史中，想去尋找一種確認，同時思考這樣的現象在學術上是否具有進一步挖掘的潛力和理論價值。這是我最早關注三星堆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關注三星堆問題已經有10多年了，本質上是透過對三星堆的探索，嘗試理解中華文明史背後可能隱藏的規律，釐清中華文明史整體發展脈絡，從而有助於我回過頭去處理西亞、兩河流域長時段文明史上的問題。作為中國人，背靠自己的文明傳統去研究另外一個古老文明，也會讓我更有信心。
澎湃新聞：您對三星堆問題的研究，與過往其他研究相比，有什麼特別之處？
王獻華：在這篇論文中，我建構了一種講得通的、對中華文明長時段的整體認識框架。將三星堆文明置於這種框架之下，其意義自然就呈現出來了。
基於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貫穿於中國境內、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我提出了中華文明大動脈的概念。
這樣一條大動脈，恰好能生動展現出中華文明力量場中，中華文明及其各個部分所呈現出的動態規律。在這個意義上，對中華文明力量場、大動脈的認識，不僅能拿來解釋三星堆文明的相關問題，三星堆與其他地方文明的證據，反過來也支援關於中華文明力量場的認識。這種互相解釋的關係，是這篇文章比較獨特的地方，也是我本人非常願意進一步去追問的方向。
澎湃新聞：古代世界的交流互動是否比我們想的更為積極深入？您認為這樣雙向的文明互鑑對歷史研究和當下發展有怎樣的啟發？
王獻華：根據這些年的研究，特別是現在新技術手段的應用，我們對古代文明互鑑與交流的密度和深度有了更高的估量。之前，很多人可能認為古代世界各個地區是孤立的，交流很困難，但如果把它放在一個足夠長的時間跨度下，古代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鑑可以說是一定會發生的。
如果人為阻隔它，不讓它發生，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如今，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人文元素能如此豐富，人類前進和發展的動力能如此活躍，這和文明交流互鑑有非常關鍵和直接的聯絡。
今天能得到的一個重要啟發：不是說我們要去主張文明交流互鑑，我們只是主張對這一歷史必然現象的接受與認識，然後順勢而為，而非相反。這才是這個問題的核心。
澎湃新聞：對於古代世界的觀察，可能既不能忽略世界的共鑑共享，也不能忽略地區的自發演進，三星堆是否在“力量場”影響外，也有基於當地的發展？
王獻華：有的。三星堆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像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它是一方面接受八面來風，像魯迅先生說的“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另一方面，它也有自己的主體性，是“拿來主義”，植根於成都平原自身在青銅時代的文明發展。我們今天去探究三星堆的符號元素，會發現沒有一件是從形式到內容的複製，都是採用“舊料新用”的態度，他們使用外來的符號元素，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構。
當然，需要著重說明的是，這種建構是有“底色”的，對三星堆文明起著決定性影響的，還是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的文明元素。
我們驚訝於三星堆的異域風情，是因為人們多懷有獵奇心理，去關注獨特的部分，而忽視同質化的內容。近些年發現的神樹紋玉琮等標誌性器物，在我看來非常直接地說明三星堆是古代中華文明有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研究歷史問題不要加入過多臆斷
澎湃新聞：三星堆文明是否也有過向外輻射的歷史？
王獻華：我在文章中提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證，就是晚於三星堆近千年的阿爾泰地區的巴澤雷克（Pazyryk）古墓。那裡出土的絲綢上的花紋，我認為可能受三星堆神樹的傳統影響。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今天尚未看到巴澤雷克絲綢具體是在哪裡出產的討論，但根據文明大動脈的路線來推斷，最有可能是從長江流域輾轉到巴澤雷克，而成都作為青銅時代“南方絲綢之路”的重鎮，我們有理由相信，三星堆文明在絲綢的向外輻射上，起到過不容忽視的作用。
也就是說，當我們研究三星堆的符號元素時，我們不僅要關注它們在本地的後世歷史中留下的痕跡，也不妨將視野拓展到整個文明大動脈兩翼的各個地區，或許也能發掘出三星堆符號元素傳承的新線索。
澎湃新聞：對三星堆的研究可能很難完全繞開西方、東方的視角差異，您認為如何儘量客觀地對三星堆文明進行研究？
王獻華：中國學者在研究三星堆的時候，最大的優勢恰恰是有中華文明的整體觀。中國學者非常清楚，不可能孤立、割裂地去看待中華文明的任何一部分。我的研究正驗證了這樣的道理，恰恰是中華文明整體的文明傳統，讓我們看待三星堆的時候更容易找到它應有的歷史重要性。
而國外學者對中華文明的整體性缺乏感悟，甚至有些學者動機存疑。他們似乎
有意要把中華文明的不同部分拆開來講，營造一種假象，認為三星堆文明雖然重要但具有獨立的文明來源，想方設法地闡釋它並非中華文明。
又因為三星堆處於文明的十字路口，西方學者也傾向於把關於文明交流的問題，用單向的方式來解釋，宣揚具有特定方向的“文明傳播論”。當他們發現某些元素是由西方傳到東方，就會非常激動，而這種文明單向交流的研究思路，現在越來越被證明是過於天真，甚至到錯誤的程度。
並不是說，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是對立的，而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時候，不要加入過多的臆斷，想從一兩件小事中輕易做出整體性判斷，有時候會造成研究越深入而離真相越遠。
跳脫冷門與熱門，看三星堆真正的學術價值
澎湃新聞：三星堆不僅在學界中引起了熱潮，許多博物館與展覽機構也都舉辦了大大小小的三星堆相關展覽，您怎樣看 “三星堆熱”？
王獻華：“三星堆熱”並不是“趕潮流”，恰恰說明三星堆的有關話題有魅力和潛力，讓公眾及其他領域的研究者能回頭審視和感悟這段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歲月。
三星堆的發現，非常直觀地呈現出中華文明的豐富性、創造性、整體性。相比於其他遺址，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尤其有助於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發展變遷、區域交流等問題做出更深入的闡釋。我希望它有超越市場之“熱”的效果與影響。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過程中是否遇到過什麼困難，要如何面對和解決？
王獻華：如果看不到三星堆真正的學術價值，找不到從中華文明史的層次來對它做出觀察的高度，從本來的研究型別如器物學來說，它其實是非常冷門、非常枯燥的。
關鍵在於，職業的研究者能夠在研究中找到價值，這是非常重要的。環境的好壞可能會有波動，你自己要能夠找到價值感和意義，就能夠沉潛下來。這個更有決定性作用。
澎湃新聞：2024年，您計劃重點研究哪些課題？
王獻華：這篇有關三星堆的論文是我更大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將成為這部有點規模的學術著作中的一章。
具體的研究內容，一是我負責的“冷門絕學”專案的研究工作，我會投入更多精力來做比較純粹的語文工作，就是楔形文字地理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二是關於三星堆，我會以這篇論文為基礎，對其中有些理論思路進行進一步發掘，再寫幾篇小文章，對相關問題做出進一步的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