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封建社會後期進入更加專制統治的時代，作為應用與藝術雙重性的書法，在皇權文化的作用下，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尤為密切。明代書法教育形式多樣，除一般常見的官方學校教育、塾式教育、私人傳授、書法世家等，還在宮廷中設有專門書法教育形式，種類繁多。而科舉考試也與書法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明代書法大家董其昌、文徵明就曾因書跡不佳而“名落孫山”；亦有善書者憑藉一手好字，在考試中拔得頭籌。
近日，上海書畫社出版的新書《永珍：明代書法與社會文化》面世，作者張金梁透過政治、教育、哲學、文學、繪畫等方面，將千餘位不同階層的善書者歸納梳理，呈現明代書法發展面貌。本文選摘自書中“明代書法與科舉教育”一節。
《永珍：明代書法與社會文化》書影
趙秉忠狀元卷（區域性）
學校教育的目的，是為國家培養有用人才。隋唐之後，國家對於人才的發現和委任，大都採用科舉考試的方法選取，真正實現了“學而優則仕”的宗旨。時至明朝時，科舉考試的體系已經非常成熟，且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完備的程式。文人想為國家所用，正統的途徑便要經過這些國家規定的層層考試，若在其中能有出類拔萃的表現，便會魚跳龍門，可堂而皇之地進入仕途。國家考試一般分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等，
文徵明《赤壁勝遊圖題耑》
書法在科舉考試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諸生考試和殿試中。以府、州、縣試選取諸生時，要看書法水平。如文徵明、董其昌，都因為在年少時書法不佳排名時受到影響。
文嘉《先君行略》書影。據文嘉《先君行略》記載，文徵明“少拙於書，遂刻意臨學”，成為生員後更加努力臨池，每日苦練。但是在他十九歲應歲試時，還是因為考卷上的字跡不佳，而被考官置於三等。
鄉試和會試為防作弊，要將考生的試卷重新編號謄錄，閱卷者只能看到重抄的文章，所以書法在其中的作用不大。但在殿試時，要看會士們的試卷真面目，書法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排名的先後。從明代的實際情況看，會試的入選者稱之為會士，他們都要經過殿試環節才能成為進士。由於這是在紫禁城內宮廷進行的考試，所以又稱為廷試。殿試的主考是皇帝，因此殿試不僅是會士排名而成為進士的過程，也是讓會士們的身份轉變成皇帝門生的重要過程。一般情況是，皇帝主考殿試，但閱卷評判及排名是充當考試官的大臣們的事，他們要將所有參加殿試的會士分為一甲、二甲、三甲三個檔次，負責考試的大臣要將殿試卷子前十名優秀者，按順序排列好交給皇帝觀看，一般情況皇帝尊重大臣們的意見，有時皇帝也根據自己的看法，將十份卷子的名次作以調整，尤重視被稱之為一甲的前三名，最重視稱之狀元的第一名。
據統計，明朝共舉行了88次會試，產生了89名狀元。又據相關史料記載，狀元中善書且較有影響者就有20餘位。
此時的文字書法水平及卷面工整美觀，成為非常敏感的形象元素。為了顯示對皇帝的尊敬，大臣在選擇呈於皇帝的卷子時，已經非常認真地選擇那些“詞札兼美”者，皇帝再按照自己的審美標準進行選擇，確定一甲三人，分別用紅筆書第一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於卷面，於此本科的狀元、榜眼、探花便產生了。二甲的人數也要經過皇帝的同意而定，餘者便為三甲，這時便可張榜公佈於眾了。朝廷規定，獲得一甲者，稱之為賜進士及第，二甲者為賜進士出身，三甲為賜同進士出身。吏部根據不同的類別，授予他們不同的官職，一甲第一名的狀元，授從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授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二甲者授正七品的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員，或被選拔為庶吉士再加學習，成為朝廷重點培養的物件；三甲者人數最多，授從七品等官職，一般外放為地方官員。進士們因身份區別任職雖然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由此正式成為朝廷的命官，開始了他們治國平天下的願望。
黃炳中、申時行《適適圃圖冊》（區域性）
黃炳中、申時行《適適圃圖冊》（區域性）
由於一甲二甲的進士是進士中的精英，要任職於朝廷近侍部門，所以選擇時的要求較高，不但要求文章優劣，還要求書寫水平高超，這也成為朝廷為進士分等的重要標準。其中一甲三人尤其如此，受到天下文人墨客矚目的第一名狀元，更要在整體上出類拔萃了。從實際情況看，書法水平在殿試中確實發揮著樹立卷面形象的功能，為會士們爭取好的出身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史書記載中，不乏書法優秀而被選為狀元的例子，如《分省人物考》謂：“（申）時行廷試時，上見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申時行的文章自不用說，而功夫深厚工整精美自然大方的楷書答卷，頓時征服了身為主考的皇帝，毫不猶豫地拿起御筆丹書卷上“第一甲第一名”，申時行真正成為欽點狀元，亦成就了文林書壇上的一段美談。再如《謇齋瑣綴錄》載：“成化丙戌（二年）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為第一。”程敏政除文章優秀外，卷面文字書法精楷，故而讀卷官力推其為第一，雖然沒有達到目的，只得了第二名的榜眼，但此足以說明書法在殿試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程敏政跋《陸游〈懷成都十韻詩卷〉》
在明朝的267年中，共舉行了88次會試，產生了89名狀元（其中一次會試舉行了兩次殿試，出了兩名狀元）。他們應當都是如申時行那樣“詞札兼美”的優秀人才，據相關史料記載，在這些狀元中善書且較有影響者就有二十餘位，他們是：黃觀、胡廣、曾棨、陳循、商輅、彭時、羅倫、吳寬、謝遷、毛澄、顧鼎臣、楊慎、羅洪先、申時行、張元忭、朱國祚、焦竑、朱之蕃、趙秉忠、張以誠、韓敬、文震孟、劉理順等，現將幾位較著名者簡介於後：
胡廣（1370—1418），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建文二年狀元，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明雷禮《列卿記》謂其“尤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一時”。曾扈帝北征，一路制銘刻石皆出其手，叢帖《晴山堂帖》收有其書《心遠先生喻蜀圖序》。
曾棨（1372—1418），字子啟，號西野，江西永豐人。永樂三年狀元，官至少詹事。為文思如泉湧，館閣中諸大製作皆出其手。《東里集》謂其“一時文人所作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佈遠邇，蓋未有如子啟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在晉人風致，自解大紳、胡光大後，獨步當世”。流傳有行書《天馬賦》，出入蘇、米，精美可觀。
吳寬 《種竹詩卷》（區域性）
吳寬（1435—1504），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人。成化八年狀元，官至禮部尚書。其品性高潔，學問淵博，王鏊《震澤集》雲：“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崛，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頗為中的。其為明朝狀元中書法成就較大者，對後世影響亦巨，流傳墨跡甚多，代表者有《種竹詩卷》（如圖9）等。
楊慎《留贈楊判官與哭晁鏡湖太史墓詩冊頁》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狀元，為官不久便因“大禮”事諫爭，消籍遣戍雲南，直至老死。王世貞《國朝名臣遺墨跋》曰：“慎以博學名世，書亦自負吳興堂廡。”觀其《題東坡竹石圖卷》用筆輕鬆自如，生動自然，可證王氏之言不虛。其特善著述，成書逾百種，罕有比者。
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狀元，官至春坊贊善，後因性直敢諫削職為民。王世貞《藝苑卮言》曰：“洪先書頗秀潤，出《聖母帖》，而豐肉少骨，穠媚有之，蒼老不足。”其書有《荊川帖》、《致可大札》等流傳，行草如王所論，行楷則勁健可觀。
黃炳中、申時行《適適圃圖冊》（區域性）
申時行（1535—1614），字汝默，號瓊泉等，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狀元，官至史部尚書，曾位居首輔。其善真、行、草書，曾有《賜閒堂帖》刊印行世。讀其《登堯峰詩軸》、《惠教帖》等可知，得之於“二王”、米芾書法，信筆寫來，自然大方，甚見功力。
焦竑（1541—1620），字弱候，號澹園，南京江寧人。萬曆十七年狀元，仕途不暢，為官僅七年便辭歸，後專心著述，成就頗大，顧起元《客座贅語》雲：“焦弱侯真、行，結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峰削日之象。”其有墨跡《遠訪帖》傳世。
朱之蕃《跋王羲之〈大道帖〉》
朱之蕃（1548—1626），字元價，號蘭隅，南京錦衣衛籍，山東茌平人。萬曆二十三年狀元，官至吏部右侍郎。其精鑑賞善書畫，名動海內外。《江寧府志》曰：“之蕃真、行、草師趙魏公，間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日可萬字，運筆若飛，小則蠅頭，大則徑尺，咄嗟可辨。”其有小楷書屈原《漁父辭》，功力深厚，精美絕倫，惜末脫去趙子昂衣缽，不能自立耳。
文震孟《行書詩軸》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號藥圃，長洲人，文徵明之曾孫。明天啟二年狀元，官至禮部右侍郎，入閣輔政。其書法頗有曾祖風，“書跡遍天下，一時碑版署額與待詔埒”。其有七律《多少遊魂詩軸》傳世，筆酣墨暢，天趣橫生，在家法的基礎上，加之董其昌的潤秀，惜骨力稍弱。
商輅《浙藩送行詩序》（區域性）
應該說明的是，士大夫們的目的是治國平天下，至於書寫只是當工具對待之，即使有喜愛者，亦將此視之為餘事末技。故而有諸多書法高妙者，因政績或其他成就所掩蓋。如淳安人商輅，他是明朝唯一連中三元者。所謂三元，即在鄉試中為第一名的解元，在朝廷會試中第一名會元，最後正統十年的殿試中獲得狀元。其書法頗有時名，卻因政績官事名聲太大，末技的書法便沒人提及了，但喜歡收藏的文壇後七子領袖人物王世貞《國朝名賢遺墨》收有其書，其中可以看出其筆墨功夫之深厚。
又有山東青州趙秉忠，字季卿，萬曆二十六年狀元，現青州博物館存有其殿試真跡，是當今國內唯一面世的狀元卷，洋洋千言，一氣呵成。字型步武鍾、王，一絲不苟、略無呆滯，充分體現了作者才氣橫溢和深厚的功力。
不可否認，在明代狀元中，沒有出現劃時代的書家，大都是喜愛翰墨的工書者，即便較突出的吳寬、朱之蕃、文震孟等，也不無轅下駒之嫌，僅可稱能而已。這可能與他們長時間浸染於應付科舉考試的“臺閣體”有關，或因得中狀元后，只著眼於仕途，便無意於翰墨之小道了。相反，一些久試不第和無意仕途者，如文徵明、祝允明、王寵、陳獻章、徐渭等，卻在書法上大顯身手有所作為，這又成為明朝書法上很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
永樂年間朝廷書法專業教育
明朝廷為了培養書法人才，曾經在有關部門設立過書法教育機構，這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朱棣以“靖難”之役，推翻其侄建文帝而登上皇位，年號永樂，從而改變了明朝原先的帝系。永樂帝為了儘快穩定統治，除殘酷鎮壓反對者，盡力籠絡利用順從的建文舊臣外，更重要的是採取了借大興文藝體現文治之名，巧妙緩和了與文人士大夫之間的矛盾：一是廣集天下文人為國家修書，從而有《列女傳》《歷代名臣奏議》《永樂大典》等巨編問世；二是將大量的善書之士召入朝廷，儲翰林、授官職，一時四方文人墨客聚集朝廷。而後者則成為明代書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盛事。
1.召善書者儲翰林
明初洪武時，由於不重甲科，以薦舉入仕，便有不少儒士以善書得官於朝廷，如胡璉“洪武中以楷書任工部主事”，陳昇“以能書為吏部主事”，劉理“洪武中以善篆書為中書舍人”。永樂時朱棣為體現文治，對善書者更加看重，將四方善書者匯聚於朝廷，動作之大，範圍之廣，人數之多，前所未有。黃佐《翰林記》曰：“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善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用諸內閣，辦文書。”楊士奇是當時朝廷內閣成員及此事的操辦者之一，在其筆下對此壯舉不止一次地大書特書，論述頗詳。其《東里集》雲：“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先至。”在諸多的史料中，對永樂時召善書者於朝廷，也多有記載，略舉幾例如下：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少為弟子員，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拜中書舍人。（《常州府志》）宣嗣宗，字彥祁，嘉定人。永樂三年詔郡縣舉楷書士上，彥祁既命從中書舍人書誥敕。無幾簡從事翰林。諸學士皆重之，宣德初為吏部員外郎。（《東里續集》）
夏昺，以能書召試稱旨，命與仲昭（其弟）同拜中書舍人，時人稱“大小中書”。（《甫田集》）
朱銓，字士選，太宗選寫金字經，入翰林。（《江寧縣誌》）
劉素，字太初，理之子，永樂中以正書選入翰林，供奉。（《存片錄續集》）
滕用亨，初名權，永樂三年被召試篆書，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禎詩三首稱旨，授翰林待詔。（《延休堂漫錄》）
沈度嘗言於上，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用。（《吏隱錄》）
夏衡，字以平，永樂中沈度以善楷書薦授中書舍人。（《分省人物考》）
胡宗敏，歙人，永樂十六年，以楷書徵赴文淵閣，宣德九年除泰安知州。（《徽州府志》）
王紱《題萬竹秋深圖》
當時被徵辟到翰林的布衣善書者，很多人沒有馬上授官，讓他們在翰林院等衙門，或幫助抄寫處理檔案，或在翰林們的教導下對書法等課目進行學習，人們將這些以能書被選入翰林院學習實習的，稱為翰林書學秀才，原有官職者謂之翰林院習書。永樂間，在朝廷儲習書秀才較多，學習一定時間，朝廷有關衙門需要善書者時，便授他們以官職，如永樂十年三月，“擢翰林院習書秀才朱孔暘”、“翰林院習書州判張固、庶吉士胡敬、監生程玖、秀才沈粲、許鶴鳴、王孟、朱暉、陳宗淵、龐振舒、章炳如併為中書舍人，仍隸翰林院書制敕”。從而可以看出，在永樂中以能書被薦的面較廣，形成了一個非常壯觀的以書授官現象，是此時期社會性的習書熱的動力，成為明代書法界的美談。
明代心學大家陳獻章《七言絕句軸》
2.以書選庶吉士
永樂二年三月，時逢大比，朱棣為了進一步培養優秀人才，便在廷試中錄取進士四百七十人，將一部分成績優異的年青進士沒有直接放官，而是選入翰林院繼續學習。《明史》記此曰：“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簡等官，覆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專屬翰林矣。”庶吉士始創於洪武十八年，當時朱元璋“以諸進士未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俟諳練，然後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採《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改稱為庶吉士。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雲”。朱元璋將一部分成績優異的進士選入翰林院、承敕監等近侍衙門授予庶吉士，主要目的是俾觀為政歷練辦事，來增加實際參政能力，只有解縉等很少幾人獲得。永樂二年朱棣在新科進士中所選的庶吉士則不同，把他們專設於翰林院，進一步學習深造，有為國“儲才”之意。
在永樂二年所選為庶吉士的進士中，有兩個選取標準，一是文學優秀者，二則是善書者。《國榷》記載了當時所選情況：永樂二年三月丁未，“選翰林院庶吉士，楊相、宋子環、王訓……並習文；湯流、王英、孫奉、餘鼎、李永年、袁邇、周遠、鍾旭、彭禮、戴弘演並習書。戶部辦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寧楊勉習書”。其中十餘位被選為習書者，都是當時進士時的善書者，成為朝廷首批以善書選為庶吉士習書。朱棣這次在新科進士中所選的庶吉士與朱元璋所選的庶吉士不同，不是讓他們觀政，而是將他們專置於翰林院，專門選派學士們對其督導進修學習，目的是讓他們在政治、文藝方面登峰造極，以弘揚文化振興士氣為國“儲才”。
事隔兩月，永樂帝又將在各朝廷衙門中的部分善書辦事進士，再次選拔庶吉士。《國榷》載：永樂二年五月辛丑，“諸司辦事進士曾慎、魏驥、吳敦、漆霄、趙理、趙琰、韓庸、史彬、徐觀、樊靜、曹彥昌、陳旭、田育、羅處富、邢旭、曾恕、王完、葉貞、陳興、俞禮、趙濬、潘中、徐昤、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睦、楊儀鳳、譚原性俱能書，選翰林院庶吉士”。“辦事進士”源於洪武間的“觀政進士”，即將一部分年輕新進士分在各衙門見習政務學習辦事，以便授官。不過洪武時將在皇帝近侍衙門的觀政進士稱之為庶吉士，永樂初則稱選進翰林院學習者稱為庶吉士，分到其他衙門者稱為“辦事進士”，其隨時可能放官補職。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者，不但能得到學問上的繼續深造，身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庶吉士學滿三年畢業（初有中間授官者），優秀者留院為編修、檢討官等，謂之留館；次者出為給事中、御史及地方官等，謂之散館，並且以後逐漸成為制度。每科所選多少不一，偶爾有數科合選之事，成為庶吉士者，為仕途的暢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明代心學大家王陽明《即事漫述詩軸》
朱棣為了造就時代文藝高峰，不遺餘力地對新科進士進行各方面培養，以期他們出類拔萃，為朝廷所用。永樂三年正月，皇帝命再從庶吉士中“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學士解縉、侍讀黃淮，“選修撰棨，編修述、孟簡，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以年少自請，願從諸英敏者後，得到了永樂帝的同意，時謂為“挨宿生”。這樣入文淵閣學習者，便成二十九個。“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進文淵閣學習的庶吉士，是當時庶吉士中各方面的優秀者，多數以文學為標準得選，以善書入選者有王英、餘鼎、湯流、楊相等人。對於選取庶吉士的目的，朱棣在諭旨中說得很清楚：
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因皆今之俊英，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驅並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天成？亦功績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仕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有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
可見朱棣為培養優秀人才用心良苦，而以善書的標準選庶吉士及入文淵閣學習者，這在明代皇帝中是絕無僅有的。
《永珍：明代書法與社會文化》內頁
（作者張金梁系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專著有《<續書史會要>補證》《明代書法史探微》《<書史會要>校正》《明代書學銓選制度研究》等。本文經授權刊登，行文有刪減，註釋未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