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精英說 ID：elitestalk
過去的十幾年間，學校課程減負、限制課外輔導等改革措施持續發力，然而環顧四周，我們身邊的“教育內卷”現象卻愈演愈烈，家長的焦慮情緒只增不減，孩子的“心理病”層出不窮......
有人開始意識到，片面限制教育供給不僅沒能成功減負，還可能帶來一個負面效果，即拉大教育不公。
針對這種現象，2023年，北京大學三位教育學者周子焜、雷曉燕和沈豔聯合發表了一篇名為《教育減負、 家庭教育支出與教育公平》的論文，然而研究結果卻觸目驚心：
經過十年“減負”，處於收入分位數下10%家庭的學生升入高中的機率平均下降了9.3個百分點，教育總開支平均下降了21%，每週學習時間平均下降了9.19個小時；
而處於收入分位數上10%的家庭的學生，升入高中的機率平均上升了5.3個百分點，教育總開支平均上升了67%，每週學習時間平均上升了10.37個小時。
如何理解這種變化呢？
用經濟學原理來看，教育減負的政策整體上減少了教育資源的供給，然而人們對教育的需求並沒有改變。“供不應求”的結果就是資源價格上漲，從而變相削弱了低收入家庭對教育投入的負擔能力。
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曾在採訪中指出，“我們現在職高裡75%的孩子都是農村的！”這正是農村教育資源減少、分配不均導致的結果，同時也為“寒門再難出貴子”現象提供了理論和實證依據。
事實上，內卷早已成為東亞國家的共同困境。在論文中，三位學者也指出，韓國、日本等國家在實施減負政策之後也得到了類似效果。
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減負政策，結果家庭教育支出並沒有得到顯著降低，反而刺激了非法補習服務。
日本政府從2002年起開始推廣“寬裕教育”，將學生的到校時間從每週六天降為五天，並壓縮了約30%的學校課程。
然而，日本學界和政界對此充滿了擔憂：一方面擔心升學考試和學生家長的壓力會限制減負政策真正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則擔憂其會弱化日本學生的學業表現和就業技能，尤其是針對低成績群體和家庭教育環境較差的學生群體。
最終，日本於2011年徹底放棄了“寬裕教育”......
那麼，細究日韓兩國，減負政策究竟對教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又是如何促生出階層固化的惡果？讓我們一起來看。
韓國：“學閥”橫行，
促生階層固化的惡果
今年2月份，一場聲勢浩大的醫生大罷工席捲韓國，參與率超過了90%。事情的起因是政府增加了醫學院招收醫學生的名額，而這一舉措遭到了醫生群體的強烈反對。
作為一個極度內卷的國家，韓國醫生享受著極高的薪資待遇和社會地位，也是極少數可以透過知識改變命運的職業。已經成為醫師的人們認為，擴招計劃會造成醫生數量過剩，競爭愈加激烈，從而對他們的收入和職業發展產生影響。
而在這場罷工之前，只要政府嘗試對醫療行業進行相關改革，無一不遭到醫生團體的激烈反抗，大規模罷工、醫院停診抗議，可以一夕之間讓衛生體系癱瘓，而當權者對此幾乎無可奈何......
當地時間2024年6月18日，韓國首爾，一家鄉村醫院貼出了當天停診的告示
韓國每年有五十多萬人參加高考，其中只有三千多個幸運兒能被錄取為醫學生，是真正意義上的萬里挑一。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市場上甚至興起了針對小學生推出的“醫科大學補習班”。
瘋狂的競爭壓力讓韓國的孩子陷入“地獄高考”模式，公立學校資源嚴重流失、家長和孩子苦不堪言，然而最後的贏家卻是成千上萬的培訓機構。
在韓國，培訓機構又被叫做“影子學校”，而本應承擔教育重責的公立教育早已瀕臨崩潰：培訓機構比公立學校更為強勢，機構裡的老師比學校裡的還要多。
結束一天學習日程的孩子們，會接踵而至地來到各類輔導班報到，一直接受輔導直至十點。但哪怕從補習班下課回家，這些孩子們還得做上一兩個小時的作業，就連小學生也未能“倖免”。
在學院裡，機構的教學進度往往要比公立學校提前很多，超綱教學成為常態，很多學生白天上課就是走個形式，真正的競爭落在了培訓機構身上。
對於韓國的家長來說，“這是屬於教育的天堂，所有的大人都對這裡滿懷敬意”，就連補習街附近的街道，也停滿了家長們等待接送孩子的大巴。而學校裡的老師們，已經逐步失去了對學生的控制力。
政府為了遏制這樣的情況，為很多城市規定了培訓機構最晚上課時間，對收費也設立了天花板，但機構、家長和學生的利益早就捆綁在了一起，打壓之下，好機構、名老師的收費更是水漲船高.......
這也直接導致了補習班發展成為韓國國家的支柱產業之一，據報告指出，韓國2021年K12學生課外輔導參與率為75.5%，平均課外輔導費用為每月48.5萬韓元。
普通孩子“學不起”，富裕孩子往“死裡學”，在全民向學、高度緊張的氛圍下，孩子們擠破頭衝進嚮往的圈層，還不忘記為後來者“關上門窗”。
2017年，首爾大學發現了一起將青少年列為論文共同作者的醜聞。
然而細究之下人們發現，這只是冰山一角，有背景的家庭千方百計為孩子“提升背景”，圈內人互相幫助、資源共享，透過金錢、人脈進一步鞏固階層，讓普通人再無“可乘之機”。
學閥橫行的現狀，讓財富流向變得固定，任何職業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醫生圈”。
日本：“平成廢物”的產生
背後是教育平衡的難處
2002年，日本政府開始推廣“寬裕教育”，然而其源頭可以追溯到1976年。
當時正值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時期，政府傾盡國力發展教育，高中升學率迅速增加，文憑學歷逐漸成為一流公司的敲門磚。在這種情況下，補習班盛行，升學競爭激烈，不論是孩子還是家長都叫苦不迭，要求減負的聲音響徹日本。
於是，為了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寬鬆教育減少了學校教授的內容，降低了學習難度。然而學生學習負擔降低的同時，報考大學時所面臨的競爭難度並沒有降低。優質教育資源始終是有限的，面對改革，有條件的家庭大力“供養”孩子，去爭奪那極為有限的招生名額，以維持階層或向上流動的願望。
所以，經濟收入較高的家庭開始支付相較公立學校昂貴許多的私塾費用（通常私立學校的費用是公立學校的三倍左右），家庭教育成本增高，中產家庭的生育率也開始降低，更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少子化、老齡化等社會問題。
而另一方面，經濟收入較低的家庭由於難以負擔高昂的補習費用，進入優質大學的機率被進一步削弱。從1989年到1月8日到2019年4月30日，這些因寬鬆教育而受到傷害的寒門子弟，被稱為“平成廢物”。
享受到了寬鬆教育的孩子們，他們的業餘時間變多，沒有補習班的約束，絕大多數的孩子會把時間奉獻給玩耍、遊戲及網際網路。
於是，階層分化就此產生。
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們，在校內減負、在校外增負，以此獲得學業競爭的優勢；而另一部分孩子卻因為公立教育的改革真的減負了，開始在各方面處於劣勢。
其中，日本文部省的調查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大學入學考試中，私立學校的學生成績比公立學校的學生明顯高出一大截。
不論日本國內還是國際上，都多有研究論證日本“寬鬆”教育帶來的問題：
“寬鬆世代”盲目追求創造力的培養，而忽略了基礎知識的積累和鞏固，這也導致了學生學力普遍下降、成績集體滑坡、科研方面表現出式微的勢頭。家庭教育費用增加，致使教育資源開始向私立學校傾斜，社會分層、階級固化進一步加深。
於是在2006年，文部省開始著手對“寬鬆教育”的變革，並在2008年開始了新一輪對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不過這次調整的方向並沒有全盤否定之前的教育觀念與價值觀，而是更多地將過去刪減過多的學習標準又加了回去。
被迫內卷
成為東亞共同的教育困境
縱觀韓國日本兩國，“花錢上學--考入名校--找到好工作”早已成為底層人民難以打破的階層魔咒。優質教育需要被“壟斷”的觀念不僅存在於企業，更深刻地鐫刻在每個家庭和個體的腦海中。極致內卷催生了“躺平思潮”，也見證了兩國生育率的持續下滑。
減負政策的初心是好，但卻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教育投入”和“教育產出”的雙重分化：
一方面，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學生學習時間雙雙增加，而低收入家庭的各項教育投入卻在下降，這種下降的代價就是他們在升學競爭中獲取的機會越來越渺茫，不得不在基礎教育上“躺平”；
而另一方面，減負減少了校內教育供給，此時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依靠家庭補充教育投資獲得額外的競爭優勢，而由於缺乏相應經濟支援，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就會從升學競爭中退出。
日韓兩國的困境，也讓我們看到了“教育平衡”的難處：
基礎知識、技能的學習容易量化，卻引發了評價機制單一、學生淪為“學習機器”等批判之聲；而尊重個性、多元發展的素質教育，則導致了家庭弱支撐的孩子目標時間被壓縮，高階目標無法觸及，缺乏標準、難以評估。
學習競爭激烈、階級晉升無望，讓年輕群體中盛行“躺平文化”。日本社會學家大前研一，將日本青年普遍缺乏鬥志的現象命名為《低慾望社會》：不戀愛、不結婚、不消費、不生娃，生活狀態能過且過，物慾要求極低。
同樣地，韓國社會出現了“隱居潮”，大約有54萬年輕人逃離都市，遠遁深山密林“避世而居”；而留在城市中的部分年輕人也普遍拒絕奮鬥、減少社交，被權貴階層怒斥毫無擔當。
或許，依靠教育自身變革所能達成的效果本來就是有限的。只要我們的優質高中始終和名牌大學掛鉤，名牌大學和工作機會掛鉤，那麼屬於教育的軍備競賽就不會消失，學區房、補習班、私立學校、海外遊學...... 從地上到地下，需求只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
而在龐大的社會機器執行下，教育只是顯性的一部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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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1.新學說：日本教育，失去的三十年
2.外灘教育：宣佈“去寬鬆教育”的日本，會重新走上應試雞血的道路嗎？
3.辨理店：學閥橫行，韓國階層固化最後一根稻草
4.《經濟學（季刊）》第3期：教育減負、家庭教育支出與教育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