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對於2025年的宏觀經濟而言，房地產是一張明牌，但對房地產的刺激，難以轉化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商品出口是下一張牌，牌面大小未知。提高消費者支出，透過提振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才是我們的王牌。
2025年的經濟如何走向，其實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面對、解決消費、出口和房地產這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中的消費和房地產這幾年一直在困擾宏觀經濟復甦，而出口，正在從之前幾年經濟增長的託底因素轉化為可能的拖累。
決策者一直希望可以透過刺激房地產來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出口來消化供給過剩。但面對人民幣匯率持續下行和提高關稅的威脅，適度寬鬆的貨幣措施的空間恐受限制，出口化解供給過剩矛盾的渠道可能受阻。因此，中國2025年的增長前景，實際上取決於我們如何定位消費、房地產和出口，我們在積極財政政策中如何分配我們的支出渠道。這也是三郎一直強調的，其實重要的並非刺激計劃的規模有多大，而是我們如何調整刺激的結構，使之有能力去推動經濟增長。
一、房地產是一張明牌，但對房地產的刺激，難以轉化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了多年的低迷，這種低迷始於2020年之後，當時等槓桿過高的房地產巨頭面臨監管部門實施的旨在抑制過度借貸和投機的“三條紅線”政策。
但“三條紅線”的抑制政策與地方的土地財政擴張政策產生了衝突，導致這些旨在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舉措，在與土地財政的擴張對撞中，引發了流動性危機，導致開發商無法完成專案，並進一步削弱了消費者信心。
中指研究院的資料顯示，2024年12 月份100個城市二手住宅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14203元，環比下跌0.53%，同比下跌7.26%跌幅為 17 個月以來的最大水平，表明房價穩定仍很脆弱。
9 月份公佈的綜合刺激計劃旨在應對房地產市場的困境，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承諾降低現有抵押貸款利率。這項政策旨在降低1.5 億房主的抵押貸款成本，以緩解岌岌可危的信貸風險。
雖然中國約 70% 的家庭財富與房地產掛鉤，但絕大多數具有消費潛力的中低收入家庭只有一套住房，少數低收入家庭甚至沒有住房。因此，刺激房地產的措施首先從方向上，可以緩解金融風險，但無法刺激消費需求。
當然，至今還有人認為，只要房價重新上漲，房地產還是可以如同10年前、20年前那樣透過帶動房地產產業鏈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這是一種缺乏經濟學修養的線性思維。因為20年前中國人的住房擁有率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城鎮化率只有現在的一半，家庭債務收入率只有現在的五分之一，出生人口是現在的三倍。無論如何，20年前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環境，現在都無法複製。面對人口總量減少、城鎮化率趨頂、家庭負債高企、住房擁有率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現狀，透過刺激房地產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祈求，無異於天方夜譚。
所以，面對房地產的支援，目的只能定位於透過減輕家庭負擔來緩解信貸風險，如果將經濟增長的希望押注在房地產上，必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二、商品出口是下一張牌，牌面大小未知。
至少近1年來，商品出口成功地部分緩解了我們四十多年來持續的超前投資所積累的巨大的供給能力。但特朗普以市場過度飽和和對美國產業構成威脅為由，揚言要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高達 60% 的關稅，以及歐洲、東南亞、南美、墨西哥也在越來越積極地對中國製造的商品實施關稅策略，將對我們的商品出口構成嚴重威脅。
很多研究機構和經濟研究人員經過量化研究認為，如果美國對我們的出口商品徵收 60% 的貿易關稅，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下滑0.8-1.5個百分點。這對名義經濟增長不到4%的我們而言，傷害不可忽視。
也有人認為我們可以透過對東盟、墨西哥的貿易轉移來抵消關稅的影響，此前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但是，美國對東南亞太陽能產品的關稅措施告訴我們，這些老套路不一定有用。最近墨西哥取締小商品城，以及其總統公開宣稱要用墨西哥和北美製造的產品來取代中國產品，都在告訴我們此路越走越窄。
但三郎認為商品出口是或許未知的一張牌，因為一方面在透過擴大內需來消化出口需要足夠的緩衝時間，另一方面化解出口的關稅糾紛並非毫無辦法。
我們知道，去年我們的出口順差高達8000億美元，今年接近1萬億美元。我們的順差就是別人的逆差，如此規模的逆差，哪個國家會毫無怨言？所以，在商言商，如果我們能夠明確告訴特朗普，我們可以每年削減四分之一的對美貿易順差，四年清零，這樣的協議特朗普會拒絕嗎？同理，我們對歐盟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協商？三郎認為，下下招才是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你加我關稅，我就加你關稅。人家是逆差，你是順差，貿易戰搞下去，自己的損失最大啊！
或許有人說，我們如何減少與歐美的順差？這就取決於我們是用經濟思維，還是冷戰思維來處理貿易問題。如果像特朗普一樣以美國的經濟利益優先，美國的液化氣比俄羅斯還便宜，我們是不是可以保留俄羅斯的管道天然氣，將從俄羅斯進口的液化石油氣全部更換為美國的？
歐美的農產品價效比，比俄羅斯有競爭力，我們是不是可以將訂單從俄羅斯轉移到歐美？
實際上，用經濟思維來解決貿易問題，一石三鳥。不僅可以利用出口化解供給過剩，為提高內需贏得時間，還可以因此留下正在流失的跨國公司供應鏈企業，也有利於恢復外來直接投資的恢復。
三、提高消費者支出，透過提振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才是我們的王牌。
為什麼說透過提振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才是我們的王炸？因為私人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全球平均在60%左右，發達國家高達70%，而目前我們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不到40%，是國民經濟尚未開發的最大增長源泉。無論是房地產還是商品出口，都不具有消費潛力對經濟增長推力的哪怕五分之一。
所以最近幾年，三郎一直將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勞動力收入過低，家庭消費能力不足，導致消費嚴重滯後於生產供給。而隨著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拉動效果遞減，以及房地產行業發展觸及居民住房需求和家庭債務承擔能力的天花板，疫情結束後兩年來我們出臺了越來越多的刺激經濟包括房地產的措施，都未能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看到經濟復甦的訊號，就是因為傳統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不合時宜，而在提高勞動力收入，增強家庭消費能力方面，我們缺乏實質性的措施。
當然，消費者也從其他方面感受到了壓力，比如房地產價格下跌侵蝕了他們的淨資產，疫情衝擊讓許多人感到財務上不安全，加上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關係惡化，導致人們的不安全感大增，促使家庭為未來將面臨更艱難的時期勒緊褲腰帶。
要提高家庭消費，千萬不要將眼睛盯在一百多萬億的居民儲蓄存款上。因為按照一般的經濟結構規律，90%的人，只擁有其中10%的存款。而擁有90%存款的那10%的高收入階層，他們一直在隨心所欲地消費。
要提高家庭消費，也不要僅侷限於給特定產品發消費券。這種消費券明面上是促消費，實際上是繼續刺激符合產業政策的供給。這不僅難以持續地提振消費，還會扭曲產業結構。
提高家庭消費只有兩條渠道。
一是切實提高勞動力收入。這就需要我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透過減少稅費來鼓勵企業提高勞動力工資。
二是切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就需要我們透過出售競爭領域中的國有企業股權來籌集資金，在減少稅費的同時，增加社會保障面和社會保障水平。
當然，如果我們將眼界放得更大一點，提振消費的措施更有力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將原計劃用於投資的國有資金，拿一部分出來直接發給每一箇中國人，立竿見影地提升消費。
【作者：徐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