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朝曾有過緊密的合作關係，但於1969年，中朝關係受到了當時國際格局的巨大影響。中蘇關係緊張，世界正處於冷戰時期，各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要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選擇與蘇聯結盟，這對中國而言是一種出乎意料的舉動。
朝鮮的決定在當時引起了中國的關切和失望。兩國之間的分歧不僅表現在意識形態上，更在戰略和軍事層面上產生了分歧。
自元朝以來，朝鮮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親密盟友，牢不可破的宗藩關係幾乎成為了歷史的定律。這種緊密的外交紐帶早已深深根植於兩國的歷史和地理之間。
在中原王朝的外交榜單上，朝鮮一直享有特殊地位。這並非僅僅因為朝鮮國民溫順低調，善於交往，更是因為其獨特的地緣環境為中原提供了一層堅固的防護罩。自元朝時期，北京成為我國定都的不二之選，而首都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原王朝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
北京地理位置猶如一隻展翅高飛的大鳥，蒙古和新疆分別是其左翼，朝鮮東北則是其右翼。左公有云：“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都；保朝鮮者所以保東北，保東北者所以衛京都。”這一戰略佈局旨在確保首都的安全，透過保護左右兩翼，中原王朝得以穩固鞏固其統治地位。
近代的朝鮮歷史卻見證了這一堅固關係的逐漸瓦解。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取代了中原王朝在朝鮮的地位，成為其宗主國。
在金日成被麥克阿瑟逼至奄奄一息之際，他原本寄予厚望的老大哥，即蘇聯，卻選擇了冷眼旁觀，置朝鮮于自生自滅的邊緣。這使得金日成深刻認識到，雖然蘇聯強大，但在關鍵時刻，軍事上並不能完全依賴。於是，朝鮮在最危急的時刻，只能寄望於中國的援手，最終在中國的出兵援助下才得以挽回危局，金日成才未成為亡國之君。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中國成功將影響力注入朝鮮，這也標誌著中國重新在半島地區扮演重要角色。由於當時中國經濟仍相對貧窮，無法負擔朝鮮戰後的經濟復甦，朝鮮只能在經濟上依賴蘇聯的支援。
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係經歷了一場劇變，其中赫魯曉夫試圖借用某種合作關係來對抗中國，引起了毛主席的強烈反彈。此時，中蘇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逐漸升級，最終導致了一場徹底的破裂。
當時，赫魯曉夫試圖透過一些表面的和諧來挾恩圖報，涉足中國的領土主權。毛主席對此毫不妥協，堅決拒絕了赫魯曉夫的企圖。這一事件成為中蘇關係惡化的導火索。
1960年，中蘇兩國的合作關係變得越來越不可維持。在這一時期，赫魯曉夫宣佈撤走全部蘇聯專家，形成了兩國關係的正式決裂。這不僅是一場政治上的分道揚鑣，更是國際政治舞臺上一場極具影響力的轉變。
赫魯曉夫在此後不久找上了金日成，試圖與朝鮮一同對抗中國。他們簽署了《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規定在任何一方遭到攻擊時，另一方都要提供無條件的軍事援助。
朝鮮因此與蘇聯建立了緊密的聯盟，這也為朝鮮提供了一種軍事保護，使其在地緣政治上獲得一定的安全感。
朝鮮半島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重要戰略要地，被視為中國的逆鱗，不容任何外來勢力染指。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朝鮮的地緣位置使其成為一個關鍵的戰略棋子。為了確保東北地區的安全，中國必須謹慎應對朝鮮半島的局勢。
在赫魯曉夫時代，蘇聯已經包圍了東北，再加上若是朝鮮也淪為蘇聯勢力範圍，將使得整個區域密不透風。這讓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戰略壓力。赫魯曉夫剛剛下臺，周總理便迅速赴朝，提出簽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請求。
金日成對朝鮮在中國眼中的地位心知肚明，他清醒地認識到朝鮮對中國的戰略意義。如果一旦朝鮮倒向蘇聯，中國可能會面臨嚴重的安全挑戰，甚至引發戰爭。在避免犯錯的同時，金日成決定與中國簽署這個條約。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內容與蘇聯與朝鮮簽署的《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相似，但在形式上正式確立了中朝之間的保護關係。根據這個條約，雙方不能與對方的敵對國家締結同盟條約。金日成的慎重選擇，為了避免引火燒身，最終還是選擇與中國簽署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條約。
這一條約至今仍然有效，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唯一一個締結的軍事同盟條約。中朝兩國從此開始以血盟相稱，進入了史上最親密的蜜月期。
在1964年，中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的訊息傳到朝鮮，引起了金日成的歡欣鼓舞。這份喜悅並未延續太久，因為金日成對中朝“血盟”的期望在面對中國的拒絕時破滅。
金日成將中朝關係比作血盟，認為在這個血緣關係中，中國的成就和技術應該與朝鮮共享。當他滿懷期盼地向周總理提出這一無理要求時，卻遭到了堅決的拒絕。這一次的冷水澆滅了金日成的熱情，給了他沉重的打擊。
從此以後，中朝兩國不再提及“血盟”這個詞彙。朝鮮開始著手發展所謂的主體思想，即強調自力更生，以朝鮮為主體，不再依賴其他國家。這標誌著朝鮮對於國際關係的一場根本性的思想轉變。
儘管朝鮮後來陷入了經濟困境，但官方一直奉行主體思想，堅持自立自強的原則。
約翰遜上臺後繼續越南戰爭，並沒有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的意願。中國為了擺脫這種困境，透過明暗渠道向美國釋放改善關係的訊號。約翰遜政府對中國持敵意態度，難以找到共同語言。
直到1969年，約翰遜下臺，尼克松上臺，中美和解的曙光才浮現。越南戰爭已經打了四年，美軍陷入困境，尼克松上臺後急需實現體面撤退的目標。中國成為了唯一可能幫助他達成這一目標的國家。
尼克松上臺時，正值蘇聯國力達到巔峰、美國陷入困境的關鍵時刻。蘇聯在冷戰中取得了戰略上的優勢，而美國則面臨著由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問題和歐共體的崛起而導致的焦頭爛額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希望透過拉攏中國來扳回在國際事務中的劣勢。
尼克松上臺後，他以友好的姿態向中國伸出橄欖枝，表示長遠來看，不能將中國遺留在世界大家庭之外。這一訊號引起了中國的高度關注，作為回應，中國採取了珍寶島衝突的方式，明示尼克松：我跟蘇聯關係不好，你還怕我跟蘇聯和好嗎？
1969年1月，尼克松上臺；1969年3月，中蘇兩國在黑龍江的珍寶島爆發了軍事摩擦。這次摩擦幾乎是公然表達的，向外界傳遞出一個明確的資訊：中美兩國之間存在一種默契的合作關係，而這關係可能會對蘇聯構成壓力。
這種中美之間的眉目傳情對蘇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強烈反應。蘇聯聲稱要使用核武器對中國進行打擊，不僅是說說而已，他們確實有這樣的打算。
蘇聯之所以如此緊張，其原因根植於對中國的地緣擔憂。蘇聯一直以來對中國的憂慮，尤其是對佔據俄羅斯四分之三土地的西伯利亞地區的擔心。這一廣袤地區人口稀疏，僅依賴一條單薄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來維持對此地區的控制。
在西伯利亞這片廣袤的土地南面，是一個擁有6億人口的國家，同時也有能力隨時切斷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能力。這就意味著，中國若有意，隨時可以奪取這片土地，將漢人成為西伯利亞的主體人口。俄羅斯在歐洲或許可以進行一場衛國戰爭，但在西伯利亞卻無法進行同樣的戰爭，一旦失去這一地區，恢復控制將變得異常困難。
因此，中蘇交惡後，蘇聯選擇直接屯兵百萬威壓中國。而這並非是蘇聯試圖摧毀中國，相反，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恐懼。蘇聯深知西伯利亞的戰略價值，因此珍寶島戰役在勃列日涅夫看來，是中國向美國表明他們可以威脅蘇聯西伯利亞的一種方式。
在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不僅在國內釋出對中國動武的指令，還試圖拉攏朝鮮的金日成一起夾擊中國。中國的東北是富饒的工業區，而朝鮮也難免被這片富饒的土地所吸引。
金日成在面對蘇聯的壓力時，表示中國是他的親人，但是也需要得到相應的支援。勃列日涅夫大方地表示，以前的軍事貸款可以延期償還，並且在此次戰爭中的所有支出都由蘇聯來承擔。在這樣的情況下，金日成也只能接受，中國的恩情難以報答。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不久，朝鮮新聞部門迅速採取了顛倒黑白的手法，一邊倒地指責中國，一邊在國內發動輿論機器，大肆摸黑中國，試圖淡化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他們甚至將志願軍從朝鮮歷史教材中踢出，對中國進行汙名化。
朝鮮更進一步，直接將軍隊開到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展現出一副枕戈待旦的姿態。這種急迫的行動讓中國感到非常震驚，金日成的舉動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迴旋的餘地，似乎他對中國的反擊充滿了信心。
面對朝鮮的威脅，中國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面，下令軍隊嚴陣以待，絕不輕啟戰端。另一方面，開動輿論機器，向朝鮮反向輸出資訊。朝鮮許多百姓都是親歷過朝鮮戰爭的，金日成選擇遺忘，但他們卻無法忘卻。中國透過反向輸出的輿論攻勢，成功化解了金日成苦心積慮發動的攻勢，百姓開始轉而同情中國。
與此同時，中美蘇的大博弈也在悄然發生反轉。勃列日涅夫在向中國發射原子彈之前，出人意料地提前通知了美國，希望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美國卻將訊息透露給了中國。毛主席在深思熟慮後，果斷採取了換家戰略，揚言如果遭遇核打擊，就讓百姓到西伯利亞進行遊擊戰。
中國的核武器並非威脅著友好的朝鮮，而是將其矛頭指向了位於東亞的美軍基地。這一舉措使美國人感到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於是，美國不得不為中國站臺，發出了對中國的搏命揚言，宣稱打擊中國就等於直接打擊美國。
這種強硬的立場讓蘇聯的領導者勃列日涅夫感到猶豫。在面對中美兩強的對峙時，他最終選擇了灰溜溜地偃旗息鼓，避免了一場可能的危機。這一決策對於朝鮮領導人金日成來說卻帶來了新的困境。
金日成因此真正得罪了中國，可能面臨中國秋後算賬的風險。他明白，一旦中國決定追究責任，可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以大局為重，沒有與朝鮮一般見識。這也是出於對地區穩定和整體關係的考慮，避免進一步升級緊張局勢。
在這種緊張氣氛中，周總理巧妙地藉著四月五日清明節到朝鮮掃墓的機會，主動走向朝鮮，化解了金日成的恐懼。這一外交舉措使雙方表面上再次迴歸友好，但是否在心裡留下了疙瘩，只有時間和天知道了。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