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新營
在張愛萍的革命生涯中，有較長一段時間是在彭德懷領導下工作。無論是在軍事指揮上，還是在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上，以及在為人做人上，張愛萍都深受彭德懷的影響。張愛萍曾說過：“彭德懷教我做人，周恩來教我做事。”對彭德懷，張愛萍始終把他作為自己的嚴師諍友。對張愛萍，彭德懷也一直賞識有加。
長征路上相知深
1934年9月，張愛萍從紅軍大學畢業後，被派到紅3軍團第4師12團任政治委員，這是他第一次在彭德懷領導下工作。當時，國民黨軍隊正向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雖然這次在彭德懷直接領導下的時間只有一年多，但他們之間相知很深。
不久，在中央紅軍長征中，透過敵人第二道封鎖線時，張愛萍所在的12團為紅3軍團的先頭部隊。一天傍晚，軍團通訊員送來了由軍團長彭德懷簽署的一道命令，讓12團為前衛，拂曉前出發。張愛萍由於疲勞過度，一時睡熟，醒來天已大亮，貽誤了軍機！後見到彭德懷，本以為一定要挨彭德懷痛罵，忙作檢討請求處分。哪想到，彭德懷竟連批評的話都沒講一句，只是向他佈置了戰鬥任務。當晚部隊宿營時，張愛萍又接到了彭德懷簽發的一份命令，要求今後各級通訊員夜間送命令、檔案時，必須把接受命令、檔案的首長叫醒，並且要等首長坐起來看完一遍後再離開。張愛萍這才知道，原來傳說中動輒罵人的彭德懷其實是很通情達理的，對幹部是非常體諒和愛護的。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後，張愛萍被調任紅4師政治部主任。
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彭德懷向來都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揮，激勵著各級指戰員。在攻打汝城時，他親臨前沿陣地，還親自打迫擊炮。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後，紅4師奉命掩護中央機關和大部隊過湘江。師首長剛剛把師指揮所選定在湘江西岸岸邊，彭德懷就到了，他對張愛萍等人說：“軍團指揮所設在這裡。”軍團指揮所前移到師指揮所的位置，對彭德懷來說早習以為常了。
在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彭德懷和周恩來、張聞天等一道，支援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批判與糾正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會後，中央決定：紅軍繼續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張愛萍所在的紅4師根據彭德懷的命令，擔負了掩護中央機關撤離遵義的任務。後因部隊減員嚴重，紅3軍團縮編為四個團，張愛萍擔任紅11團政治委員。
在第二次攻佔遵義城的戰鬥中，紅3軍團參謀長鄧萍不顧危險，匍匐著來到前線，偵察敵情。他臥在張愛萍與團參謀長蘭國清中間，向他倆釋出指示，不幸為流彈所中，當場壯烈犧牲。張愛萍強忍著悲痛，拿起電話，準備向彭德懷報告。已得到訊息的彭德懷在電話中向張愛萍吼道：“豬養的狗養的，你們這些不怕死的，統統給我死了算了！”彭德懷這樣張口罵人，是因一位得力助手與親密戰友的犧牲而悲憤至極，心在流血。張愛萍這時不但沒感到受委屈，反而深深地為彭德懷的悲痛而感動。彭德懷所講的“你們”實際上也包括張愛萍在內，因為彭德懷多次告誡過他：“你不要總是往前跑，要注意安全，減少犧牲。”他因而也深深感激彭德懷對他的瞭解與關懷。
1935年9月9日，是一個極其難忘的驚心動魄的日子。當時，張愛萍是紅3軍團改為軍之後的紅3軍第13團政治委員，團長是。夜裡11時，彭德懷來到他們住的帳篷，告訴他們：張國燾以紅軍總政治委員的身份命令紅四方面軍南下，並想強迫中央紅軍停止北上而隨他南下，還可能武力劫持堅決反對他的錯誤方針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央領導機關迅速脫離險境，率領紅1、3軍單獨北上。彭德懷交給紅13團的任務就是：立即在巴西河岸上佈防，掩護中央機關北上。在張愛萍和彭雪楓的精心指揮下，紅13團圓滿完成了任務。
9月12日，在俄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關於紅軍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並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同時把北上的紅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紅3軍改為第2縱隊，彭德懷兼司令員。第2縱隊下轄10、11、12、13大隊，張愛萍任由紅13團改編的13大隊政治委員，陳賡任大隊長。
當時，第1縱隊司令員林彪想從第2縱隊調一個大隊到1縱，彭德懷決定讓13大隊過去。彭德懷說：“1縱的任務重，部隊應該多些。”又對張愛萍和陳賡說：“雖然都是紅軍，但兩支部隊的管理方法、作風可能不同。你們、特別是張愛萍，到了那裡要尊重領導，搞好團結，虛心向1縱的同志學習。他們有什麼好的做法，你們可以回孃家來傳授傳授。”張愛萍問：“我們還回來吧?”彭德懷說：“還講什麼回來不回來的，都是共產黨的部隊，在哪裡不都一樣。”
陳賡和張愛萍搭檔時，曾說彭德懷偏愛張愛萍，常對張愛萍搞過“大會餐”之後還給“開小灶”。所謂“大會餐”，指佈置集體行動，所謂“開小灶”，指給特別任務、特殊關心、個別交待。從2縱調到1縱，也是彭德懷給張愛萍開的小灶。難怪彭德懷當時就對陳賡說：“我這小灶呀對誰都開，只是沒有好吃的，有時候還硌牙。”
張愛萍的13大隊調到1縱沒幾天，一次全縱部隊集合，13大隊按時到達，而其他大隊卻先期到達。主持會議的縱隊領導厲聲批評13大隊遲到。張愛萍很愕然和憤懣，在會後他找到那位領導，批評那位領導“無中生有，借題發揮，護己排外，不是共產黨員的作風”。氣得那位領導半晌說不出話來。這事讓彭德懷知道後，他找來張愛萍，大發雷霆：“亂彈琴，怎麼可以頂撞上級呢?批評你幾句怕什麼?……”
紅軍長征到達吳起鎮，彭德懷指揮少數疲憊飢餓的紅軍部隊迎擊尾隨之敵。得知敵軍被全部擊潰後，毛澤東高興萬分，寫了一首詩送給彭德懷，就是那首著名的六言絕句：“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彭德懷看後，把最後一句改為“唯我英勇紅軍”，將詩還給了毛澤東。得知此事，張愛萍對彭德懷更加深了一層敬意。
不久，張愛萍在紅軍大學學習時，彭德懷去看望他和也在那裡學習的彭雪楓。彭德懷和這兩員愛將一道在校園裡散步，交談戰事國事。彭德懷突然說：“我這個人呀！你們是知道的，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好罵人是出了名的。”還說，“我們在一起工作時，也可能罵過你們，罵錯了的，我向你們檢討，也請你們批評。”張愛萍說：“我覺得你有時候的罵不能叫罵，那是嚴格要求，那是關心愛護。”彭德懷說：“哪有罵不叫罵的道理。不管怎麼說，罵人是不對的。今後你們常給我提個醒兒。”
和平時期情義重
新中國成立之初，張愛萍在華東軍區任職。作為志願軍司令員的彭德懷曾想把他要去當參謀長，但因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認為華東軍區的工作離不開他而沒同意，張愛萍失去了一個為彭德懷當助手的機會。
1954年9月，彭德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並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當時的總參謀長是粟裕，張愛萍與張宗遜、李克農、陳賡等一道任副總參謀長。張愛萍負責軍事行政工作，有些工作粟裕常讓他直接向彭德懷彙報。彭德懷也常找張愛萍研究些問題，後來就讓張愛萍也搬到自己的辦公室旁邊，和他在同一層樓辦公。隨後一個時期，兩人可以說是朝夕相處。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張愛萍深感解放軍總部的八個部以及獨成系統的軍、政統率部門，機構太多，分工太細，機關臃腫還互相扯皮，就建議改掉這完全學蘇聯的一套。儘管個別同志有不同意見，但彭德懷還是原則接受了這個建議。後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稽核確定了組織體制的調整方案，解放軍的八總部體制又改為三總部體制。
1958年秋，張愛萍自福建前線組織炮擊金門歸來，向彭德懷彙報時，談及沿途所見的浮誇風、大鍊鋼鐵風及吃公共食堂的共產風等情況。此前，彭德懷也聽說過類似的情況，就表示出很大的憂慮。不久他又親自到南方考察，還特地到他的家鄉湖南湘潭縣烏石寨，去傾聽鄉親們的心聲，耳聞目睹了生產遭到破壞、群眾怨聲載道的景象。聯絡到全國各地這一普遍問題，就堅定了他要“為人民鼓嚨呼”的決心。
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張愛萍因有別的事耽擱，直到會議開了好幾天之後，才上了山。到了山上，也沒有人向他介紹會議的進展情況，只是把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那封長信的印刷件發給了他。張愛萍一邊看信，一邊在心裡感慨寫得好，認為實事求是，分析透徹，而且言辭中肯，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關心及對國家建設的憂慮。特別令他興奮的是，這封信中還引用了他提供的一些事實。張愛萍對彭德懷上書中央、直陳毛主席的行為由衷欽佩。大會上不少同志也都有同感。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還都在小組會上發言支援彭德懷的觀點。張聞天並提出，要發揚民主作風，使下面敢提意見。
張愛萍沒想到，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談話，說現在是黨內外夾攻我們，把我們講得一塌糊塗。並對彭德懷信中的意見逐條批駁，說彭、張等人在帝國主義壓力之下，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於是，大會主題一下子由糾“左”變成反“右”。少數人別有用心，推波助瀾，矛頭直指彭、黃、張、周。一種泰山壓頂之勢，使張愛萍對彭德懷等欲批不忍，不批又不行，勉強湊了兩條問題：一條說彭德懷不該講毛主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另一條則是把毛澤東批彭德懷請蘇聯顧問的“教條主義”的錯誤攬在了自己身上。“文革”時，有人批判張愛萍的這個講話是替彭德懷講話。張愛萍說：我是替他講話，可惜講得不夠。
廬山會議後不久，三總部和各軍兵種集中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批彭的會由羅瑞卿主持。批黃的會，羅叫張愛萍主持，張說：“我不適合，你讓別人主持好了。”羅說：“你怎麼不適合呢?”張說：“我自己有錯，批判不了別人。”羅說：“你不要亂講，這是組織決定的。”張愛萍只好服從。但他只宣佈開會，不作任何說明，誰願發言誰發言。其中有的人發言是隨波逐流，有的則無中生有、惡毒攻擊。張愛萍後來說，那一次大批判給他長了不少見識，認識了一些熟悉的生人。
“文革”爆發後，張愛萍被冠以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彭德懷的黑干將，自然在劫難逃。在一次批判彭德懷的大會上，張愛萍被弄去陪鬥。批鬥會是由解放軍三總部、海空軍、各兵種、各軍事院校、國防科委等聯合組織的，一起被斗的還有彭德懷的老部下黃克誠、楊勇等人。張愛萍想到年邁的老領導被如此殘酷批鬥，心在煎熬。
1972年4月，張愛萍在囚禁中折斷了左腿，被匿名保外就醫，住進解放軍301醫院。當他聽說彭德懷被監禁在樓上時，就想一定要去看看彭德懷。他剛動過手術，硬拄著雙柺爬上去。在門口，被哨兵攔住。張愛萍裝作找錯了房間，故意大聲喊:“我是張愛萍!這不就是我住的房間嗎?為什麼不讓我進去?我是張愛萍啊!”吵鬧聲驚動了專案組和院方保衛部門的人，他們硬將張愛萍架了出去。張愛萍後來說:“也許彭老總能聽見我的聲音。”張愛萍是多麼希望彭老總能知道，他沒有被忘記，他的部下在想念他，哪怕僅僅是帶給他一絲的安慰呢!……
直到1972年11月，張愛萍被解除監護，所謂“張愛萍專案組”給他下的結論中，儘管別的罪名都一一否定，但還留了一個“犯有美化、吹捧劉少奇、彭德懷的錯誤”的尾巴作為結尾。
晚年歲月思念濃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不幸在北京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彭德懷同志追悼大會。會後張愛萍仍悲痛不已，為在彭總蒙難後未能見上最後一面而深深抱憾。第二天，他連夜賦詞《鷓鴣天·懷念彭總》，以寄託自己的哀思。詞曰：“平江春雷半壁天，井岡星火信燎原。橫刀立馬中流柱，同拯神州換人間。衛真理，何懼權!剛正與民共塵緣。春風吹散廬山霧，元元追思萬斯年。”
不久，著名詩人臧克家主編《毛澤東詩詞鑑賞》一書，特專函邀請張愛萍寫一篇對《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的鑑賞文章。張愛萍欣然應諾，寫出了包括記載毛澤東撰寫該詩前後經過在內的一篇美文。其中寫道：這首六言詩，語言簡潔，而內涵博大，感情濃烈，卻明白曉暢，形象鮮明，又氣勢磅礴，在寫人的詩中堪稱一絕。寫給的是一位將軍，昭示的是萬千志士。這是詩人感情迸發的頌揚詩，又是領袖由衷讚揚的嘉獎令，還是毛澤東主席親手為彭德懷元帥樹立的一座巍巍豐碑。
1993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彭德懷傳》出版暨彭德懷誕辰95週年紀念大會，張愛萍作了即席發言：彭老總為黨為國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是世人共知的，剛才軍委兩位副主席講得很多了。這裡，我談一點個人的感受。彭老總的豐功偉績及他的為人，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他算得上一個真正的人。要做一個真正的人不容易，而他，做到了！他是一個真正的人！像彭老總這樣的人，我們的國家多幾個更好。對他的懷念，是不盡的……
稱譽彭德懷為“一個真正的人”，這是第一次，張愛萍是第一人。自此，“彭德懷是一個真正的人”的說法猶如煦風細雨潤及大地，為人們所接受和稱讚。不久，彭德懷傳記組即以此為題，編撰出版了《一個真正的人——彭德懷》。
張愛萍認定彭德懷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更認定：我們的社會十分需要彭德懷這樣的真正的人。因此，他總是自覺自願而持之不渝地以“一個真正的人”的標準規範自己，並在各種場合倡導要做一個真正的人。
離休後謝絕了一切任職的張愛萍，在1998年儘管已經88歲高齡，卻為籌辦彭德懷誕辰100週年的各種活動兼職最多，用心最大。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準備拍攝一部反映彭德懷生活的電影，請張愛萍擔任顧問，並請他給有關單位寫信提供方便。他慨然應允，並就電影的內容及注意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隨後又給有關單位負責同志寫了信。
彭德懷的侄女、總政治部紀檢部部長彭鋼，就紀念彭德懷100週年誕辰活動及銅像落成問題，兩次向張愛萍彙報，並請他向有關領導提提建議。他欣然同意，並同她一起商量了實施方案。
原彭德懷辦公室主任王焰在籌備彭德懷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時，請張愛萍擔任“紀念彭德懷誕辰100週年書法美術展覽”籌備委員會主任，並請他親書展標，再提供作品，還寫篇紀念文章。他均一一應諾，並很快全部落實。其間，他還真正履行主任職責，多次聽取彙報，疏通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張愛萍在思考如何寫一篇紀念彭德懷的文章時，他想到跟隨彭總南征北戰的歲月，追隨彭總整軍建軍、設定海防的情景，以及彭總本人身經百戰、治軍建國的卓越功勳，還有他剛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優秀品質，都值得寫，也應該寫。但如果都要涉及到，那就要成宏篇鉅製了。想來想去，又聚焦到他久存心中的一個看法：一個真正的人。
張愛萍為彭德懷百歲誕辰所寫的文章，最後仍用了《一個真正的人》這個題目，他在文中寫道：“彭總具有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創造幸福，忠心耿耿報效祖國。”“彭總的一生，剛正不阿，光明磊落，堅持真理，敢於直言”，“他為了真理和正義，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在槍林彈雨中，他向來都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揮。”“他只是對領導幹部要求嚴格，只是對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而“對部下、對同志體貼入微、關懷備至”。
這篇文章先後在1998年10月19日《解放軍報》、10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讀者反響十分強烈。不少了解張愛萍的老同志說：“這是張愛萍的自我寫照。他受彭德懷的影響極大，他就是這麼一個人。”有人說得更乾脆：“張愛萍是第二個彭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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