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衝突帶來的一個個不眠之夜裡，我想著那些音樂家們，想象他們在逐步惡化的可怖事件中能夠做什麼。哈馬斯發動攻擊大約一週之後，以色列愛樂樂團的成員組成多個重奏組，前往各家醫院巡演，在走廊裡為受傷者、醫護人員和探訪者演奏。沒有人對他們的出現感到驚訝。這種期望從1948年就已經存在，在那些傷痛歲月裡，音樂家們會提供釋懷一刻。有一組模糊的照片記錄了萊昂納德·伯恩斯坦在一個小型管絃樂隊伴奏下，於沙漠之中演奏鋼琴。1967年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帶來了精神支援，同年伯恩斯坦則在橄欖山上指揮了馬勒的《復活》。萊昂納德·科恩在1973年曾經與一個坦克師一起宿營。
萊昂納德·伯恩斯坦
《焚身以火：第四次中東戰爭與萊昂納德·科恩的救贖》（【以】馬蒂·弗裡德曼/著，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4年1月版）是一本萊昂納德·科恩的傳記，記錄了他1973年奔赴以色列前線，為戰場上計程車兵帶去一場巡演的經歷
在當下這場衝突中，只要空襲警報被解除，城市裡能夠恢復舉行音樂會，以色列愛樂樂團就會打起領帶，穿上燕尾服，觀眾湧向音樂廳。指揮家們紛紛前來表示聲援。捷克愛樂樂團的謝米揚·比契科夫（Semyon Bychkov）指揮國歌《希望》（Hatikvah）時臉上滿是淚痕。而蘇黎世歌劇院的賈南德雷亞·諾塞達（Gianandrea Noseda）指揮的《希望》是所有存在於記憶中的演繹裡最為緩慢的一次，音符凝固在半空中，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被震懾。伊戈爾·列維特（Igor Levit）從機場直奔醫院，在一架經受過爆炸的鋼琴上演奏。馬克西姆·文格洛夫也帶著他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飛來了。
有一個大學絃樂四重奏樂團首席的侄女被劫持，成為了某條加沙地道里的人質，但她仍然強忍悲痛，在特拉維夫博物館演奏現代音樂。音樂家們給我發來資訊，講述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以及這些經歷造成的無可比擬的強烈感受。一位電臺主持人打來電話，急切地要求討論貝多芬晚期的作品，作為某種安撫。音樂在這場危機中顯得至關重要，從建國前的黎明時代，它就一直如此。
這片土地上的第一場交響樂音樂會於1936年12月26日在特拉維夫舉行，演奏者是在希特勒的法令下被德國樂團解僱的猶太人。很快，來自奧地利、捷克和波蘭的難民也加入了他們。這支樂團是波蘭小提琴家布羅尼斯瓦夫·胡貝爾曼（Bronislaw Huberman）的心血結晶，他成功說服了阿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在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訪問巴勒斯坦。對雙方來說這都是一場精打細算的冒險。
阿圖羅·托斯卡尼尼
托斯卡尼尼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在排練中對演奏家從來都不客氣，但他熱忱支援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一開始人們不確定他面對一群衣衫破舊、身無長物、情緒低落的逃亡者，會做出怎樣的反應。事實證明，他們產生了自發的共鳴，以至於托斯卡尼尼在第二年再次回到這裡，無視英國方面對他的人身安全發出的警告。
我很喜歡的一個故事是，托斯卡尼尼和胡貝爾曼從特拉維夫前往耶路撒冷，在路上他們遇到一場暴雨，拐進一個搭滿帳篷的集體農莊，在唯一的鐵皮屋頂建築——公共食堂——裡避雨。托斯卡尼尼正在那裡喝咖啡的訊息不脛而走，穿著藍色工裝的農莊居民圍了過來，用德語詢問他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和柏遼茲《幻想交響曲》中的節拍標記。托斯卡尼尼笑著說：“非同尋常的國家，連農民都懂音樂。”
以色列愛樂樂團逐漸成長為一家高水準的國際化樂團，但仍然按照以色列集體農莊模式運作。每個演奏員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而被稱為“秘書”的管理者必須根據任何想了解情況的成員要求，向他公開賬目。指揮家們來來去去，直到1977年，印度人祖賓·梅塔被授予音樂總監的頭銜，而他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也深刻激勵了樂團的演奏家們。梅塔最終在2020年將音樂總監的頭銜傳給了他的弟子，在以色列出生的拉哈夫·沙尼。
一波波移民加入樂團，逐漸改變了它的聲音和態度。在20世紀80年代，當一波俄羅斯人湧入絃樂各個聲部後，一直咄咄逼人的以色列愛樂樂團開始變得頑固不化。如今那波浪潮已經讓位於新一代來自本土的演奏家，他們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的音樂學院接受培訓，其中許多人是新任音樂總監的同學。現在的氣氛更加友好，不再那麼偏執，長期擔任秘書長的阿維·肖沙尼（Avi Shoshani）最近退休就是這種轉變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演奏更加流暢，更具自信。然而，一個長期存在的缺陷還是無法彌補：以色列愛樂樂團仍未接納第一位阿拉伯音樂家。
與美國的古典音樂聽眾狀況類似，儘管他們的音樂會季票聽眾之前也是祖孫三代代代相傳，但如今也還是日漸稀缺。但只要有戰爭發生，公眾就會想起對現場音樂的需求。而且不僅僅是代表國家的樂團有著這樣的表現，耶路撒冷交響樂團本月將演奏馬勒《第七交響曲》，位於加沙前線的貝爾謝瓦小交響樂團（Beersheva Sinfonietta）也將獻上貝多芬。
這些演出並非是非常時期的特別安排，也絕非逃避現實。以色列歌劇院重新上演了他們於2012年製作的多尼采蒂《拉美莫爾的露琪亞》，該劇的高潮部分是露琪亞在謀殺了她的新郎之後，身著沾滿鮮血的白袍出現在舞臺上。以色列出生的女高音歌唱家希拉·法米（Hila Fahmi）獲得了熱烈的喝彩，導演奧梅爾·本-塞迪亞（Omer Ben-Seadia）經歷過集體農莊學校的教育，他將這個製作獻給了以色列國防軍的一支女子觀察哨，她們曾警告過哈馬斯計劃突襲，但她們的警告被無視了，軍隊高層的漠視讓她們付出了鮮血的代價。多尼采蒂歌劇中的一切都讓人感到真實與切近；許多觀眾離開時滿含熱淚。
戰爭的結果總是不確定的，只有一處例外。以色列的音樂演奏家和音樂愛好者都告訴我，表演者和公眾之間的紐帶正在重建，人們認識到音樂並非奢侈品，而是生存的需要。無需經受以色列和加沙的噩夢，世界其他地方也需要再次認識到，在性命交關的時刻，音樂能為我們做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