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開年精彩劇集不斷，《繁花》之後，古裝懸疑劇《大唐狄公案》也放出預告片，引發關注。《大唐狄公案》改編自荷蘭外交官、漢學家高羅佩歷時十八年寫成的系列偵探小說。高羅佩重塑了清官狄仁傑，並賦予他神探的形象。此後這一形象在海內外廣泛傳播，在西方讀者心目中成為“古代中國的福爾摩斯”。高羅佩對中國古代琴棋書畫十分痴迷，《大唐狄公案》中的插圖均為他自己所畫。
他還寫過一本學術著作《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這也是他最為中國學界熟知的漢學研究。在大量蒐集、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上，他從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角度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性文化。其中有很多原創性見解，比如他論證了是婦女纏足導致了漢族舞蹈傳統的夭折。
據學者施曄考據，高羅佩涉及這一領域純屬偶然。他因“狄公案”系列中的首部小說《迷宮案》在日本出版時，是否用裸女作封面這一問題上與日本出版商有分歧。高羅佩認為中國沒有色情藝術，以裸女作封面不符合中國傳統；而出版商則持相反意見，並建議他去查資料。由此，高羅佩才開始了對中國春宮畫的研究，出版了《秘戲圖考》這部開拓性論著。不久後，在此基礎上，他又將整個中國古代性文化納入研究視野，向西方讀者揭開了中國古代性文化的神秘面紗。
高羅佩對中國的道教及佛教文化也非常感興趣。他還研究中國動物文化，寫出了《長臂猿考：一本關於中國動物學的論著》。他在中國期間還結識了多位政界、學界、藝術界精英，如許世英、王芃生、王世傑、吳國楨、郭沫若、田漢、于右任、徐悲鴻、傅抱石、徐元白、查阜西、楊少五等。
施曄認為，高羅佩的漢學研究以博學、多元、前沿著稱，雖有零碎、偏門之嫌，但其在許多冷僻領域的開拓之功實不可沒。他對中國文化的痴迷直到生命最後一刻。當得知自己肺癌已到晚期，他還在臨終前寫完了“狄公案”系列的最後一部《黑狐狸》。
在歷史上眾多漢學家中，像高羅佩這樣對中國文化涉獵如此廣泛的並不多見。今天我們跟隨上海交通大學講席講授江曉原的介紹，深入瞭解高羅佩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序言部分，篇幅原因較原文有刪節。
《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 [荷]高羅佩 著，吳嶽添 譯，漢唐陽光 書海出版社，2023年12月。
在國內近年的媒體話語中，“精神某國人”基本上已成為一個貶義詞，沒想到我在荷蘭人中發現了一個“精神中國人”——高羅佩雖然並非完人，但對他而言，“精神中國人”已經不是修辭手段，而是實錄了。
高羅佩之奇人奇書
荷蘭職業外交官、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1910—1967），因撰寫《秘戲圖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B.C. 206-A.D. 1644）和《中國古代房內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 till 1644 A. D.，Brill，1961）兩書，以及系列偵探小說《狄公案》而馳名歐美與東方。
高羅佩出生於荷蘭，3到12歲跟隨任軍醫的父親生活於印度尼西亞，種下了熱愛東方文明的根芽。中學時即開始學習漢語，1930年入萊頓大學攻讀法律，但醉心於東方學，修習漢語、日語及其他一些亞洲語言文字。1935年獲博士學位，此後奉派至多國任外交官。高羅佩四處搜求中國圖書字畫、古玩樂器，併成為珠寶鑑賞家；又通中國書法及古樂，能奏中國古琴，做格律詩。1943至1946年間在華任外交官，此外還曾任外交官於東京、開羅、新德里、貝魯特、吉隆坡等處。1967年因癌症病逝於荷蘭。
《大唐狄公案》，[荷]高羅佩 著，張凌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2021年08月。
高羅佩一生著述頗豐，有傳世著作16種如下：
1. 《廣延天女：迦梨陀娑之夢》（Urvasi, A Dream of Kalidasa，梵文英譯），1932。
2. 《馬頭明王諸說源流考》（Hayagriva，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博士論文，1935。
3. 《米芾論硯》（米芾《硯史》之英譯及註釋），1938。
4. 《中國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
5. 《嵇康及其〈琴賦〉》（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1941。
6. 《首魁編》（中文日譯），1941。
7. 《東皋禪師集刊》，高羅佩在日本收集的東皋禪師文獻，1944。
8. 《狄公案》（Dee Goong An），系列小說，共中篇15部、短篇8部，1949—1967。
9. 《春夢瑣言》（Trifling Tale of a Spring Dream），明代色情小說，高氏據其在日本所蒐集之抄本印行，1950。
10. 《明代春宮彩印》（自題中文書名《秘戲圖考》），1951。
11. 《中日梵文研究史論》（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1956。
12. 《棠陰比事》（英譯及註釋），1956。
13. 《書畫說鈴》（英譯及註釋），1958。
14.《中國繪畫鑑賞》（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
15.《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自題中文書名《中國古代房內考》），1961。
16. 《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1967。
《長臂猿考》，[荷]高羅佩 著，施曄 譯，中西書局，2015年。
高羅佩有兩個中文老師，第一個就是高羅佩在中學時代協助他編詞典的烏倫貝克（C. C. Uhlenbeck），第二個是在萊頓大學時的戴聞達（J. J. L. Duyvendak）。戴聞達是漢學界的名流，名頭遠在烏倫貝克之上，但高羅佩卻認為他的中文水平不如烏倫貝克。
高羅佩甚至在筆記中說戴聞達“不能算漢學界的偉人”，連高羅佩的傳記作者也不得不表示“很多漢學家不會同意高羅佩這個觀點”。不過我倒是傾向於同意高羅佩的判斷——在國際漢學刊物《通報》所載戴聞達文章的中國古代文獻引用段落中，我確實發現過斷句標點錯誤的情形（按《通報》慣例會附上中文原文）。
高羅佩從年輕時行事就出人意表，20歲那年他一入萊頓大學就和一個考古學家的遺孀同居。遺孀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比高羅佩年長18歲，還有一個7歲的兒子。高羅佩將自己的助學金和遺孀在圖書館等處工作的收入合併使用，遺孀還利用自己的人脈為高羅佩介紹了撰寫稿件掙稿費的機會，一家三口居然像模像樣地過起日子來。
這段姐弟戀既滿足了高羅佩的青春激情，也幫助了他在藝術鑑賞方面的成長。五年後高羅佩畢業被任命為初級外交官，他想帶遺孀母子同行，但明智善良的遺孀謝絕了他的好意。後來遺孀在二戰的顛沛流離中死於心臟病，高羅佩知道後傷悼久之，他在自傳中說：“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才開始充分意識到，她是多麼善良的女人。”而此時高羅佩“職業外交官+兼職間諜+漢學家”三重身份的多彩人生已經徐徐展開。
電視劇《大唐狄公傳》（2024）劇照。
從1935年起，高羅佩的正式身份是荷蘭外交官——在這個身份上，他逐漸升遷一直做到荷蘭駐日大使（1965—1967）。二戰中荷蘭淪陷，設流亡政府於倫敦，高羅佩作為荷蘭外交官仍聽命於荷蘭流亡政府，但荷蘭流亡政府有一段時間又將高羅佩“出借”給英國充當兼職間諜，高羅佩也聽命行事。
例如，他曾奉命在尼羅河上的豪華遊輪中去接近一位“美麗的埃及公主”，目的是探明她會不會投向軸心國陣營。高羅佩向上司報告該公主膽小怕事，沒有勇氣介入軸心國的陰謀事務。但他確實成功獲得了公主的好感——後來他去開羅任職，公主還邀請他去府邸做客。根據高羅佩傳記作者（他在外交部門的前下屬）的看法，高羅佩於1943至1946年間在中國重慶擔任外交官，也是負有間諜使命的。
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理解
高羅佩的第三重身份是漢學家，在這方面他達到了非常高的段位。
高羅佩作為職業外交官，先後任職於多國，他所到之處必尋訪當地博物館、書店、古玩文物市場，收集當地古籍、文玩等物，還想方設法與當地文化名流取得聯絡，並進而展開個人交往。這些活動明顯超出了一般外交官的職責，有時甚至搞到“曠工”的地步——工作時間在他辦公室裡找不到人。
為此他和上司的關係經常不甚和諧，有時發展到各自給荷蘭外交部打報告指責對方，上司甚至當眾指斥他“遊手好閒”。但一來高羅佩還有“兼職間諜”的身份，二來他對當地的豐富文化知識的瞭解有時也確實對外交工作很有幫助（這一點連他上司也不得不承認），所以外交部對他倒頗為寬容。
電視劇《大唐狄公傳》（2024）劇照。
廣義而言，高羅佩迷戀東方文化，中國、日本、印度、中東、東南亞等地的文化，都曾讓他發生濃厚興趣，但在這些文化中，最讓他迷戀的，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他渴慕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自起漢名高羅佩，字忘笑，號芝臺，名其書齋曰“猶存齋”“吟月盦”“尊明閣”等，並於1943年娶中國大家閨秀水世芳為妻。
高羅佩之傾慕中國文化，還有一些相當奇特的表現和例證。
1935年高羅佩初次任職日本，還只是25歲的青年低階外交官，當時日本為他這樣的單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輕的女管家——實際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羅佩對這樣的安排也欣然接受了。他的第一個女管家是靜子，高羅佩在筆記本中記下了他和靜子共處和遊玩的蹤跡，有風流韻事的日子高羅佩還會做一個“×”的記號。
一段時間以後，和高羅佩同歲的文子替代了靜子。起先高羅佩似乎對文子頗有好感，在筆記本中說她“是一個可愛的快樂女孩子”，但三個月後文子就被他辭退了，高羅佩在筆記本中記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國的東西她都蔑視”，這讓高羅佩無法容忍。
高羅佩在日本的第三個女管家是岡谷勝代，她和高羅佩同居了七年，兩人“沒有發生過一次吵嘴，甚至沒有相互責備過”。岡谷勝代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是高羅佩喜歡的：她“尊重中國事務和思想，這是日本人具有的一種傳統”。二戰之後，高羅佩又去日本任職數年，這時他已有妻子兒女，而岡谷勝代處在窮蹙中，她來看望高羅佩，高羅佩顧念舊情，還數次用現金接濟過她。
高羅佩作為漢學家的造詣，不僅有上列16種傳世作品背書（其中至少13種和中國直接有關），還有另一個比較罕見的例證——中國古琴。高羅佩很早就迷戀中國古琴，不僅購藏古琴，還學會了彈奏。到重慶擔任外交官時，他加入了“天風琴社”，成為這個琴社唯一的外國成員。
《琴道》，[荷]高羅佩 著，王建欣 譯，中西書局，2013年。
琴社中頗有中國當時的社會名流，高羅佩得以藉此機會和他們建立起個人交往，比如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號稱“基督將軍”的軍閥馮玉祥等。高羅佩在中國利用各種機會結識的社會名流，還有沈伊默、徐悲鴻等人，1951年底，他甚至在香港結識了早年叛降國民黨的張國燾。
高羅佩彈奏中國古琴，不僅成為對他漢學家地位的高雅背書，而且非常有助於他在中國上層社會展開社交，甚至還可能對他所屬的外交使團的工作提供意想不到的幫助。當時各國外交官在中國旅行時屢遭土匪劫掠，國民黨當局束手無策，但唯獨荷蘭使團不遭劫掠，據說是因為高羅佩在“天風琴社”結識了馮玉祥，而馮玉祥居然又是“哥老會”幫會中的大人物，馮向幫會打了招呼，荷蘭使團就安然無恙了。
而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理解，還表現在他對時事政治的正確判斷上。例如，他曾在1945年初的信件中表示，他堅信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人之間有著秘密勾當。他對蔣介石政府假裝抗日、儲存實力的政策也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他在信件中指出：“蔣介石不讓自己的軍隊與日本人打仗……必須使自己的軍隊幾乎完好無損”，目的是維持自己的權力。高羅佩的這些見解，恐怕和他“兼職間諜”的工作不無關係。
一個真正的“精神中國人”
認為高羅佩是一個“精神中國人”，其實並非我的發明，因為高羅佩自己，高羅佩的上司、同行、下屬、傳記作者、臨終照顧他的醫生……全都是這樣認為的——他們只是沒有使用“精神中國人”這一表達方式而已。
先看高羅佩自己的表達。他在自傳中這樣說：“我相信，與我自己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的這種對立，對於我個人的成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意識到了，雖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變成了中國人……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喜歡把自己視為尼西亞宗教大會之前的基督教徒。”高羅佩雖然仍知道自己本質上是西方人，但“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變成了中國人”——至少表明他認為自己已是部分的“精神中國人”。
另一位荷蘭駐華大使楊樂蘭在為高羅佩傳記寫的序中這樣說：“可以肯定，世界還會長期愛護和珍惜高羅佩留下的多種遺產和足跡。這是因為，那表面上的多樣化，其實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豐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國文化。人們千秋萬代還會繼續重視該遺產。……這隻引人注目的荷蘭鴻雁，一腔熱血傾注的就是中國。”
高羅佩之子回憶說，高羅佩作為外交官到世界各地任職，所到之處，必佈置一間中國式書齋，還要自己題寫書齋的中文名字，他用過的書齋名有“猶存齋”“吟月盦”“尊明閣”。他書齋中的中國元素是如此之多，以至於當他出任駐日大使時，不得不將書齋“尊明閣”設定在大使館樓上的房間——“為了避免人們會以為他們進入了中國大使館”。
高羅佩被確診為肺癌晚期之後，自知為日無多，在病房中拼命工作，在他的臨終歲月照顧他的醫生這樣描述高羅佩：“我常常覺得，他本質上是個中國人，他有時更多地是個中國人，不是個歐洲人……他是一個我常常思念的人。”這位荷蘭醫生的描述，幾乎就是“精神中國人”的同義表達了。
高羅佩生前先後在世界各地出版論著、小說、譯作及史料凡16種，已見前述。其中在歐美最為風靡者為高氏以英文創作的系列探案小說《狄公案》，自1949年開始出版，至今在西方各國再版不絕。書中假託唐武周時名臣狄仁傑，敷演探案故事，致使“狄公”（Judge Dee）在西方讀者心目中成為“古代中國的福爾摩斯”。高氏對古代中國社會生活、風俗民情及傳統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在《狄公案》中得到充分反映。
電視劇《大唐狄公傳》（2024）劇照。
《狄公案》系列共中篇15部，短篇8部，已有中譯本，譯者為陳來元、胡明等。譯文仿明清小說筆調，流暢可讀。這個譯本在大陸又有多種版本，較好的如北嶽文藝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等版本。《狄公案》既借用西方探案小說技巧，符合西方法律和價值觀念，但同時又有對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深入體察，頗有中西合璧之妙。
研究中國古代性文化的成就
高羅佩《秘戲圖考》《房內考》之作雖難盡美，但開創之功實不可沒，直至今日“兩考”仍是西方性學及性學史著作家瞭解中國這方面情況最重要的參考文獻，其中確有不少高明見解，最值得特別指出者有如下數端：
例如，高羅佩對於古代中國士大夫與妓女（通常是藝妓之類）的交往，所考察史料雖不甚多，卻有較為正確的理解。他認在這種交往中，肉慾的滿足“是第二位的”，許多士大夫與藝妓交往甚至是為了“逃避性愛”。他的理由是：能夠交往高等妓女計程車大夫，家中多半也妻妾成群，不僅不存在肉慾不得滿足的問題，相反還必須維持“出於義務的性關係”，有時殆近苦役。
此說考之史實，實近於理。古代中國社會中，受過最良好文學藝術教養的女性群體，通常既不在良家婦女，也不在深宮后妃（個別例外當然會有），故士大夫尋求能夠詩酒唱和、性靈交通的異性，舍此殆無他途。在這種交往中，存在著某種類似“自由戀愛”的氛圍，性交既不是必須的，尤其是不可強迫的。（參見施康強：《眾看官不棄〈海上花〉》，《讀書》1988年11期）
原文作者/江曉原
摘編/荷花
編輯/王菡
導語校對/陳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