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期主持人 | 尹清露
這兩天，標題為“鋼琴被中產家庭拋棄”的新聞出現在許多媒體上，它指的當然不是像《繁花》中蓓蒂的鋼琴那樣真的不見了，而是指越來越多的家庭不再讓孩子學鋼琴了。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在過去一年裡，一二線城市的琴行接連關門，售價5~6萬的鋼琴5000塊出手都沒人要，銷量明顯下滑的節點是2018年，就在這一年，藝術特長生中考加分政策被取消。
這一關聯似乎揭示了學鋼琴的某種功利傾向，不過也有其他媒體看到，中國家庭本就對鋼琴懷有特殊情結，這一“樂器之王”蘊含著對於體面優渥生活的嚮往、對於望子成龍的渴求。如今，鋼琴反而變成了燒錢和無用之物，因為學成鋼琴需要投入極高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很多家長認為，還不如為孩子做出一些更即時性、體驗性的消費。
這不禁讓人想到民族誌圖書《音樂神童加工廠》，為了打造音樂“神童”，從家長、孩子、老師到經紀人和小提琴製作師，所有人都要小心維護這個脆弱的夢想，這一夢想也對家長的資源人脈和認知提出了極高要求。事實上，本書的作者就出身自音樂世家，那些教育資本不夠高的家庭壓根無法參與進這個遊戲中。
同時我也好奇：鋼琴這個特殊的樂器承載了很多隱喻和美好的意義，這些意義會隨著學琴的人變少、鋼琴與古典樂收縮為小圈子的遊戲而發生改變嗎？韓國作家金愛爛在小說《滔滔生活》裡寫，貧窮的女孩在黑水漫灌的首爾地下室彈奏鋼琴，這與周圍格格不入的高貴樂器既是一種無情的嘲諷，又好像是最後的慰藉。“鋼琴魔女”王羽佳走紅，其實是讓古典樂這一原本小眾的音樂型別被更多年輕人聽到了，這種代價高昂的慰藉如今正變得更加親民。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s》（圖片來源：豆瓣） 01 學琴的目的既現實又超脫，流動家庭難以穩定練習
尹清露：你們小時候有學鋼琴或其他樂器的經歷嗎？長大後還會想學樂器嗎？
林子人：我是從幼兒園中班開始學琴的。一開始學的是電子琴，老師就是幼兒園裡的音樂老師。有次我和我爸在外灘散步，他回憶起90年代買一臺電子琴有多不容易，他特地坐火車到上海，在外灘一帶的一家商店買到，再揹著琴回杭州。上小學後父母為我找了一個本地音樂學院的老師教琴，那位老師其實是鋼琴老師，我第一次去老師家就被他家的鋼琴迷住了。回家後我吵著要改學鋼琴，甚至對我爸嚷出“不給我買臺鋼琴就不要回家了”這樣任性的話（笑）。父母寵女兒，真的花了八千塊買了一架鋼琴，放在本就侷促的一居室家裡。前兩天看到珠江鋼琴銷量暴跌的新聞，感到有些傷感，我家的那臺鋼琴就是珠江牌的。
現在想想，我父母讓我學鋼琴的目的好像既是超脫的，又是務實的。他們從一開始就跟我、跟老師說，讓女兒學琴不是為了培養一個職業鋼琴家或滿足什麼加分要求，而是希望女兒能透過學琴培養出好的品格——能對選擇要做的事有所堅持（學琴的孩子都知道每天練琴是很苦的，別人家的孩子看電視的時間就是我的練琴時間，以至於我現在對90年代末2000年初的電視劇大多比較陌生），能有好的時間管理意識，而且能勞逸結合，在學習之餘有個陶冶情操、放鬆自己的愛好。我父母當時還相信，學一門樂器能開發孩子的智力，甚至保護視力。我不知道這個理論有沒有道理，不過我在學生時代倒確實一直視力很好，反而是這兩年眼疾不斷開始戴眼鏡了（淚目）。
很遺憾，初中開始住校後不方便練琴，我就放棄了學琴，但回家時依然會時不時彈彈琴自娛自樂。我對古典樂不算特別熱衷，但音樂確實成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給了我很多歡樂與慰藉。如果算投資回報率的話，學鋼琴對我來說是一筆好投資嗎？我不知道。但我非常感激父母能支援我擁有這段經歷。
孫楊（實習記者）：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興趣班和圖書館裡度過的。我學過電子琴、長笛、吉他、架子鼓諸多樂器，考過各類證書。但因為父母的工作經常轉移地方，我經常轉學，光是小學就轉了足足四所，所以基本上都沒有堅持下去，到現在能稍微“露一手”的樂器是penbeat，一種只需要兩支筆就可以模擬架子鼓的桌面演奏方式。
像我這樣流動家庭的小孩基本上無法在有古典樂薰陶的空間裡穩定練習，長大之後，那種能校內提前把作業寫完、為校外生活騰出文娛時間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但這種音樂啟蒙還是有一定影響的，我會從焦元溥、田藝苗等對古典樂進行科普的書籍中收穫樂趣，也能夠在各類視聽作品中因為聽到熟悉的旋律而產生微妙的共鳴，但不會把這類音樂與階層深深繫結在一起。如果未來有機會，我還是想重新把樂器的技能點拾起來的。
尹清露：你們也太厲害了，我小時候被我媽逼著學電子琴，上了幾天課就再也不去了。不過，我吹葫蘆絲還挺有一手的，初中還在聯歡會上用葫蘆絲吹過潘瑋柏的《不得不愛》，這在我們班都是一段佳話。
董子琪：小時候，我們整個樓棟的小孩都在學習鋼琴、電子琴和手風琴。我對門的小孩日日夜夜練手風琴，後來突破重圍，從小城市考到了上海音樂學院。對門媽媽原先是上海人，對於孩子的敦促真可謂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從這個角度來說，練好鋼琴還是手風琴，大概都不是家長心裡最重要的，民樂還是古典樂也不要緊，關鍵的還是能夠找到某個位置，像是上音或者上海交響樂團。
我最近最接近追求古典樂的一個行為是買了一臺黑膠唱片機，入手之後又下單購入了許多古典樂唱片。這些唱片是很便宜的舊貨，以盲盒形式銷售，一張只要三十多塊錢，有一張還是樂團彩排訓練的版本。正當我洋洋自得時，我媽說，這種老機器怎麼還有人用呢？原來奶奶家裡的唱片機和許多碟片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我買到的難道是別人家奶奶不知道流到哪裡去的唱片嗎？
潘文捷：理查德·克萊德曼是很受我們縣城女性歡迎的鋼琴家。沒記錯的話，克萊德曼戴著白手套在電視裡演奏，他那幾首世界名曲《給愛德琳的詩》《夢中的婚禮》《水邊的阿狄麗娜》等更是在各大賣場迴圈播放。能與之抗衡的，只有電梯神曲、下班提示樂——肯尼基的《回家》（學薩克斯的卻很少見，我估摸是因為當年師資薄弱，兼之薩克斯過於sexy不符合國人當年的家庭教育）。
總之，無數媽媽抱著對克萊德曼的好感，把孩子塞進了琴房，由此掀起了一股世界罕見的鋼琴熱潮——畢竟在西方國家古典音樂已是老頭老太的愛好，只是在我們國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大家看鋼琴就像法國人初次看到中國瓷器一樣感到新奇，把孩子塞進琴房的意味是我們家既賺到了錢也有著不俗的品味。
現在國人見多識廣，對西方的東西該祛魅的也祛了不少了，“白人飯”已經是貶義詞，鋼琴的階層區隔作用也沒有當年那麼大了，換句話說，學鋼琴已經太常見。今天取代鋼琴當年地位的可能是花滑、馬術之類fancy的活動。現在的小孩子學點兒別的樂器也挺好，更多元也更方便融入集體，我聽到的很多小朋友為演奏而感動到落淚的故事，都是第一次和其他人配合或者加入樂團演奏。如果你是彈鋼琴的，抱歉，和樂團合作的機會就沒有那麼多了。
尹清露：文捷提到sexy的薩克斯，我兒時家裡曾播放過一張薩克斯音樂碟片，現在想起來是一種非常夢核、略帶傷感的回憶，老商場的閉店歌曲也有薩克斯。後來聽到《銀翼殺手》的薩克斯配樂，也一樣憂傷，電影本身也是年代久遠的。
林子人：之前採訪國風音樂人徒有琴，她高中就上了音樂學院附中，她雖然是個“國風音樂人”但其實不會什麼民樂器，學的就是鋼琴。她提到早年混古風圈的時候，圈子裡的創作者大多沒有受過專業音樂訓練，不會樂器，像她這樣有專業音樂訓練的創作者挺稀缺的。到了AI創作的時代，可能普通創作者連樂理知識都不需要懂就能寫歌了吧。
我對“鋼琴被中產家庭拋棄”這個說法覺得挺悲傷的，好像高雅的文化興趣就必須是中產獨享的階級標籤似的。前兩年有一個熱議新聞不知各位是否還記得，一個外賣小哥在商場裡彈鋼琴，有一種評論很典型：會彈鋼琴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在送外賣，讓孩子學琴還有啥意義。可是我們在社交網路上也常常看到國外的公共場所裡普通人一展琴技博得滿堂彩的影片啊，這時候網友又交口稱讚了。
說到底，還是文化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根基還是太薄弱了，一點經濟上的風吹草動都會立刻喚醒“飢餓”記憶，認為和賺錢相比，興趣愛好、文化素養統統應該靠邊站。
孫楊：據我所知，對於大部分音樂生來說，鋼琴都是必修課。走特長生的道路並不是城市孩子的專屬，那些在縣城裡讀書成績夠不上本科線的學生，往往都會考慮這條路。所以學藝術的家境條件不一定好，也可能是“走投無路”的一種選擇。
這個話題可能反映了普通家庭對就業更實際的考慮。現在很普遍的一種“內迴圈”是：留學生出國歸來進留學中介，藝術生考上名校之後做藝術輔導。除此之外，勞動力市場並沒有給這些專業提供太多可以就業的空間。對很多家庭來說，教育的本質不是讓孩子全方面成長、多試錯，而是一場以小搏大的投資。如果覺得投入那麼多教育成本，未來可能“回不了本”，很多家長就不會考慮讓孩子再學習這個了。
當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在自傳《無樂之詞》裡寫，他二十多歲的時候為了賺音樂學院的學費、演出費，當了整整十年的水管工，三十多歲又去開出租車為生，直到中年才真正算走入了職業作曲家的正軌。我覺得對於大部分的孩子來說，在高壓做題的環境裡，很難再孕育出這麼強烈的“不管付出什麼我都要做好古典樂”的熱愛。
03 為何鋼琴承擔了這麼多意義和隱喻？
董子琪：清露提到了金愛爛的《滔滔生活》，在半地下室生活的姐妹和她們的鋼琴這個意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印象一方面來自於視覺衝擊，巨大的鋼琴處於逼仄的空間之中，一方面是鋼琴發出的聲響令人難以忽視，就像人們無法對自己的現狀視而不見。
這篇小說和最近出版的《我的母親做保潔》都提到了聲音的質感，貧窮是有聲音的，它可能是無休止的塑膠袋摩擦的聲音，因為空間有限，許多東西都只能暫時安置在塑膠袋裡，所以日日夜夜都會有窸窸窣窣的聲音，當塑膠袋的聲音夾雜起琴聲，那裡可能包裹著破碎的夢。
林子人：鋼琴被稱為“樂器之王”，它效能全面，用途廣泛，音域寬廣，具有其他樂器都無法比擬的優勢，吸引那麼多人去學是很好理解的。我個人的感受是，雖然對小孩子來說鋼琴的琴鍵沉重，但它依然是比較好上手的一門樂器。它不像絃樂器和管樂器那樣需要自己去摸索發出準確的聲音，小提琴初學者拉出的琴聲很多時候像是在鋸木頭，但鋼琴初學者就能彈莫扎特的《小星星變奏曲》了；它不像打擊樂器那樣單調，能演奏出動人的旋律。鋼琴在中國的普及當然也和郎朗、王羽佳這樣的明星鋼琴家脫不開關係。
我之前讀上野千鶴子和湯山玲子的談話集《快樂上等！》，被湯山對郎朗演奏方式的描述逗到捧腹大笑（她的父親也是一位鋼琴家），原來日本人是這樣看這位中國鋼琴家的：
用演奏者的出身來形容演奏的個性，實在是太簡單了，所以聽眾也希望儘可能在聽音樂時擺脫這種影響，但他完全打破了這種思慮。他用非常易懂的詮釋和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演奏。用世界流行的超絕技巧，把所有最強音都清晰地彈奏出來。他的手指和手臂都很強壯哦。他就用這強壯的手指和手臂來彈奏肖邦的《英雄波蘭舞曲》。伴著‘鏘鏘啷，鏘啷啷啷啷啷’的鋼琴聲，怒目圓瞪。演奏時雙手在空中揮舞的樣子完全是京劇。讓人不由得想敲鑼。《快樂上等！》
[日] 上野千鶴子 / 湯山玲子 著 馬文赫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未讀 2023-2
徐魯青：從產業方面來說，中國的鋼琴佔有率的確是很誇張的。樂評人鄧柯就在微博上懷疑鋼琴是否過度繁榮，根據他的資料，2008-2018十年間，全球鋼琴生產量穩定在60萬臺，在中國生產和銷售的鋼琴佔到70%以上。2018年中國有3000萬的琴童，同時期全世界其他國家琴童加起來還不到1000萬。他也提到，日韓在二三十年前都出現過鋼琴熱，且熱度降下去後再也沒有回來，隨著出中國生人口數下降，對鋼琴的需求也會不斷走低。
在我小時候，鋼琴、小提琴、芭蕾是家長給孩子選得最多的特長，也可以體現出那個時代人們的嚮往——西方的，高雅的。但時至今日，這些樂器的象徵意義都已很弱。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在《流浪北京》裡拍了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的“盲流”藝術家，他們從四面八方跑到北京，沒有工作單位，沒有戶籍，天天躲警察查證，大部分時間在發瘋；其中一個女作家張慈後來去了美國，有了小孩後也是讓她學鋼琴、學芭蕾，還挺難想象現在類似的藝術家會對鋼琴、芭蕾感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