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二年（1042）三月下旬，遼朝的使節劉六符來到汴京，呈遞上國書。
內容大致有三：一是責問宋為何要討伐向遼稱藩的西夏；二是質問宋為何要在北邊添置軍隊，營建軍事設施；三是索要關南之地（即瓦橋關、益津關、淤口關以南之地）。很明顯，前面兩點只是由頭，第三點才是遼使此行的真實目的。
這是遼宋訂立澶淵之盟後第三十八年。自訂立和盟以來，兩國雖然暗地裡較量無數，但明面上始終維持著友好。契丹人突然獅子大開口，似乎想要打破和平對峙的局面。
這是政治訛詐，還是戰前宣言？
事情的走向並沒有朝戰爭發展。宋廷回了一封國書：反對割地，但退而求其次，可以增加歲幣或者聯姻。
八月，宋朝大臣富弼到達遼國，遼興宗選擇增加歲幣二十萬。如往常一樣，宋朝最終同意了用錢消災，危機算是解決。
這次“歲幣交涉”表面上十分平靜，背地裡則是暗流湧動。看似是遼宋高層在博弈，事實上還有另外一群人在陰影處角力，改變事件的走向。
01
用兵貴在知己知彼。契丹人索要關南之地的意圖是什麼？
在遼使劉六符赴東京之前，遼朝內部爆發了一次爭論。當時，遼朝內部分為兩派。主戰派認為，遼兵強悍，而宋朝和西夏大戰，“師老民疲”，如果趁機進攻，必然勝利。主和派認為，當年遼太宗耶律德光攻滅後晉，殺入汴京，結果得不償失，善戰的功臣宿將大半死去，對宋作戰難言勝負。況且兩國交好，不宜破壞盟約。結果，主戰派佔了上風，但遼興宗耶律宗真仍有疑慮，便決定一邊備戰，一邊派使臣試探。
然而，劉六符還沒有踏入宋朝的土地，遼國欲興兵的訊息就洩露了。
遼國易州進士梁濟世，實際上是宋朝間諜，傳遞回來一個訊息，“言契丹有割地之請”。知保州王果、知雄州杜惟序甚至買到了遼使圖諜的書稿，密獻給朝廷。宋廷對契丹人的動向可謂是一清二楚，因此有充足的準備來應對危機。
劉六符入境之後，宋廷派大臣富弼接待。兩人的對話非常耐人尋味。劉六符是主和派，隱隱覺得此行不順利，說道：“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矣。”富弼安慰道：“九仞之功已大，豈當似一簣遽棄耶？”在遞國書之前，劉六符還有意提醒道：“此來，國書大意止欲復晉祖所與故地關南十縣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洩書意，今不免為公言之者，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否，思所以答之耳。”然而，劉六符不知道的是，宋朝邊地的軍隊已經開始修戰備了。
因此，當劉六符呈上國書之後，宋仁宗表現得十分淡定，堅決不予割地。但是，宋朝也不想打仗，畢竟剛剛和西夏大戰一場，國力損耗嚴重，恐怕經不起折騰。於是，宋廷派富弼出使遼朝，提出可以聯姻或增加歲幣。
一開始，遼朝堅持要割地，富弼寸步不讓，回答道：“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劉六符見宋使的態度如此堅決，決定退而求其次，選擇聯姻。富弼推測遼朝想聯姻是為了要挾更多的金帛，於是說：“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於是，遼朝又放棄了聯姻。
當年七月，富弼回國，宋仁宗非常滿意談判結果。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持國書兩件，誓書三件。宋朝開出三個條件：若議婚則無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納款，則增歲幣二十萬，否則十萬。
據《說郛》載，當時富弼實際上帶了五封信函，可能是因為最後兩封信函割讓東西太多，便臨時決定把這兩封信函留在雄州。這件事未載於正史，但是從和談前後富弼強硬的態度來看，此事很可能是真的。遼國的間諜偵得富弼持書三件，使得遼興宗有了心理預期。會談中，契丹人表現得十分貪婪，直到第三封信函出示之後，才答應下來，使得北宋增歲幣二十萬。
綜觀此事之發展，間諜之作用可見一斑。
宋朝增歲幣實屬無奈之舉。在外敵環伺、內部不安的環境下，增加歲幣或許是一個最穩妥的辦法。用錢財套住蠻夷，讓他們不想動用戰爭武器，失去歲幣，從而給宋朝一個安穩的環境發展自己。富弼在勸遼興宗的時候，說：“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富弼應當是從間諜口中得知了遼朝內部的爭鬥，乾脆把話挑明：得歲幣，都是你一個人的；如果打仗，你還能坐穩位置嗎？
問題是，契丹鐵騎被金錢腐蝕的速度，可能還趕不上北宋財政崩潰的速度。歲幣的支出都要轉嫁到百姓頭上，導致民亂，使得宋朝更加無力對抗外族。
遼朝很可能打的就是這主意。陸游在《老學庵筆記》記錄了一件事，劉六符在出使前曾向遼興宗獻計，儘可能多敲詐一些歲幣，然後給燕雲百姓減稅。宋朝為了籌集歲幣，必然加稅。這樣，遼朝百姓的負擔比宋朝百姓的負擔更低，自然人心歸附。
間諜可以改變事件的走向，卻不能左右局勢。情報系統的無孔不入，富弼的外交手腕，依然無法彌補雙方實力上的差距。
02
在遼宋雙方的長期對峙中，間諜幾乎無處不在。
終宋一朝，用諜是御邊之策的重要一環。從皇帝，到朝臣，到邊關守將，都十分重視間諜一事。
宋朝間諜有專門之機構——緣邊安撫司。鑑於“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幫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邊軍多從當地百姓中挑選機智之人，刺探情報。這些人熟悉兩國地形、風俗，容易潛入北國。由於佛教在各國盛行，扮成僧侶也是一個常見的選擇。
間諜的任務是偵知遼國“首領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哀樂如何，諸國臣與不臣，並訓練點集兵馬，造作奸謀，年歲豐兇，轉移糧草”等。更高階的間諜可以任遼官，打入敵人內部，行策反之事。一旦事成，逃回之後往往加官進爵。
真宗時期的邊將李允則就是一個用諜如神之人。他知雄州十八年，在遼盡是耳目，“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這十八年，“契丹不敢南牧，朝廷無後顧之憂”。
李允則曾令“州民張文質紿為僧，入契丹刺事”。張文質入遼後曾得契丹官封，歸來後補為三班奉職、潭州監當。有士卒逃往遼朝，李允則向契丹人討要，契丹人稱不知所在，李允則直接報出地點，契丹人無奈，只能將這些叛卒斬首。
某年上元節時，李允則在山上張燈結綵，令藝人表演歌舞。第二天，他得到間諜的訊息，有一個遼朝將領會入城觀看，於是在城郊觀察，果然看見一個紫衣北人入城。李允則與來人一起來到一家旅舍，沒有說一句話，只派妓女去服侍那紫衣人，讓他喝得酩酊大醉。暗地裡，李允則派人把騾子放在廊屋下，把紫衣人放走了。原來，李允則使的是反間計，這個紫衣人是遼國的幽州統軍，幾天之後就因通敵被處死。
又一次，李允則抓了契丹的一個間諜，不施酷刑，反而好好招待他。間諜說他是燕京大王派來的，還拿出了他刺探宋朝沿邊錢糧、兵馬數量的信件。李允則說：你所得到的這些情報都是錯的。隨後，他將錢糧、兵馬的實際數字抄給了那個間諜，還給了他重金，將他放走。不久，那個間諜回來了，原封不動地歸還了宋軍的情報，反而供出了遼朝的兵馬、糧草資訊。
到了仁宗一朝，宋朝的情報工作似乎有些懈怠了。包拯就曾上疏抱怨：“於今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場及幽、涿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偽之事，便為事宜。”
慶曆五年（1045），包拯任“賀契丹正旦使”出使遼國。遼國官員質問包拯：“雄州開東南便門，多納燕京左右奸細人等，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甚不穩便。”大意是，你雄州的間諜太多了，容易傷害兩國感情。
包拯在為宋朝辯護後，秘密上書皇帝，希望“密誡雄州，凡有體探事宜，更加慎重，免致漏洩。”間諜工作要做得好一點，別讓人發現了。到了後來，大臣出使北國，身邊都要跟著兩個皇城司的侍衛，防止使者通敵。
相比之下，遼朝用諜要遠早於宋朝。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澶淵之戰已至尾聲，遼兵北撤。宋朝鄆、齊等州安撫使丁謂抓到契丹的間諜頭子，驚訝地發現了一個龐大的間諜網路。丁謂上奏朝廷：“鞫問其人，稱徒侶甚眾。今各具形貌、年齒，請下諸路分捕。”竟然可以從間諜頭子的口中拷問出其餘間諜的“年齒、形貌”，足見遼朝間諜組織之嚴密。
遼人間諜，常以商人身份為掩護，或者扮作雲遊四方的僧人。他們行動的地方主要在河北諸路，刺探軍情、放火燒倉、策反將領，幾乎無所不做。
當時，宋朝民間印刷業十分繁榮，文人政客議論軍國大事之言，無所不印。契丹間諜要麼重金購買，要麼摘抄下來。比如，文人蔡襄因范仲淹被貶一事，心懷憤慨，寫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遼使到汴京之後，偷偷將其買回，讓遼朝君臣瞭解到北宋黨爭之激烈。因此，宋廷幾度嚴令不得對外售賣士人文集。
毫不誇張地說，間諜出沒的地方，成了遼宋第二個戰場。
03
慶曆初年宋朝對遼朝的忍讓，其實可以歸因於另一條戰線的失敗——在西北邊地，宋朝對西夏的間諜戰完完全全落後了。
宋朝視契丹為強敵，對党項則漠然視之。對宋朝而言，廣大的西北地區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於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宋朝對党項一族可謂是門戶大開，根本不設防。直到西夏崛起，宋朝才發現養成了大患。
寶元二年（1039）九月，富弼上疏，言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飢，商販如織，縱其往來，蓋示懷柔。然而跡穩則容奸，事久則生變。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險夷，邦政之臧否，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熟察。又比來故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市之，納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為其備祥，至於宮禁之私亦所窺測。”元昊不僅利用間諜探明瞭西部的山川險要和軍事部署，甚至還透過收買宮女得知了宮禁秘事。
李元昊稱帝之後沒兩年，便進攻秦隴，先後發動了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砦之戰，連戰連捷。這位西夏國主是一個“不擇手段”之人，把“兵者詭道也”這五個字發揮得淋漓盡致，對間諜的使用更是如火純青。
康定元年（1040）正月，夏軍攻金明寨。金明寨守將李士彬握兵近10萬，人稱“鐵壁相公”。李元昊先派人詐降，分佈於宋軍各營寨；同時，還派間諜收買李士彬部下。一番操作下來，固若金湯的堡壘已是千瘡百孔。隨後，夏軍輕鬆攻破金明寨。
同月，夏軍攻延州。宋軍來支援，距離延州城二十里時，有一個西夏間諜假扮延州守軍到來，說：大軍在延州城東門等候你們，但是怕有奸細，所以聽我指揮，分成若干隊伍，每支隊伍相隔五里。宋軍沒有懷疑，按其吩咐行事。等到宋軍將領反應過來，軍隊已亂，西夏間諜也不見了。宋軍將領好不容易整頓好軍隊，繼續前進，離延州城還差五里時，埋伏的夏軍殺出，宋軍大敗。
好水川一戰，元昊親率十萬大軍深入宋地，埋伏、誘敵、決戰。元昊選擇決戰的地方，平坦無比，適合西夏“鐵鷂子”衝陣突擊。這是妥妥的輕敵冒進之行為，但由於元昊熟悉地形，竟然不被宋軍所知。正如《六韜·絕道》所說：“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反觀另一邊，宋軍將領得到的情報是“夏人有砦，數不多”，於是草率進攻，遭致大敗。定川砦之戰，元昊故技重施，誘敵深入，斷其糧道，聚而殲之。宋軍再次大敗。
富弼在談及宋夏的戰爭時說：“自西鄙用兵，於今七年，大小凡經十餘戰，而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
這三次大戰，宋軍總是突然就迎敵了，以“無備”對“有備”，完全被元昊牽著鼻子走。慶曆元年（1041），陝西經略安撫使田況寫下《上兵策十四書》，裡面說“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文中盛讚了夏軍間諜總能得到可靠情報，而自家間諜“採道路之言，便為事實”，十分不堪。
戰爭是鬥智的藝術，只有充分詳盡地“先知”，才能及時抓住戰機，製造勝果。未戰之前，宋軍其實就已經輸了一半。
事實上，宋軍的戰鬥力並不弱，就拿好水川一戰來說，夏軍以幾倍兵力的優勢，還佔據地利，大勝之後卻選擇撤軍。這說明，宋軍在完全劣勢的情況下，依然給對方造成了不小的傷亡。如果情報戰做得好一些，戰爭的結局說不定就不一樣了。
04
宋朝並非都是無能之輩。
康定元年（1040）正月，朝廷下詔：“募京城內外捕索元昊刺事人（間諜），獲一名者賞錢三十萬，公人仍轉兩資，百姓優與廂鎮。”六月又下詔：“元昊刺事人自今獲一人者，賞錢百萬，補班行。”第二年十月，朝廷給內附的西夏人韓懷亮升官，讓其“密捕諜人之在京城者”。此後，史料中關於西夏間諜的記載明顯減少了。
慶曆元年（1041）九月，韓琦上疏建議：“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大意是，趕緊籌錢招募間諜。
慶曆二年（1042），賈昌朝上書說：此前戰敗，是因為邊臣沒錢，養不了間諜，因而得不到可靠的情報。因此，為今之計在於讓邊將自理財政，培養死士。只有建立親密關係，部下才能效死力。
宋朝再也不敢輕視西夏了，把更多的資金、人力投入到西北之地。過往這些不屑為之的事情，都慢慢做了起來。自慶曆元年下半年開始，宋朝慢慢奪回了主動。
慶曆元年（1041），一個名叫張亢的儒生橫空出世。當時，夏軍入侵，麟州、府州成了兩座孤城，宋廷甚至都想要放棄了。值此危急時刻，張亢單騎入府州城，承擔起當地防務。他一改被動防守的做法，用重金收買當地居民，讓他們成為探子，去找尋水源、偵察敵情。
九月，他盯上了被元昊佔領的琉璃堡。他派遣一名間諜，埋伏在敵營旁邊，那名間諜聽聞，西夏士兵正在占卜吉凶。結果一出，占卜者大驚，說：“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西夏士兵都笑道：“漢兒方藏頭膝間，何敢至此！”間諜立馬回去報告，張亢知道敵營無備，於是夜襲夏軍，奪回了琉璃堡。這是宋軍主動利用情報優勢獲取勝利的一次戰役。
後來，張亢主持麟、府二州的防衛計劃，依然重視間諜，“每遣諜者，輒厚與金帛，無所吝”。他還用重金收買了一名在敵帳服侍“虜主”的女子，從此知曉敵營動靜。
名將種世衡也曾利用間諜實施離間計。
元昊雖為一代英主，但性格猜忌。他的帳下有野利旺榮、野利遇乞兩兄弟，此二人皆有才略，深得元昊信任，得以專權，是宋廷的主要拉攏物件。宋廷多次給二人通書信，還透過僧人賄賂了大量金銀財寶。野利旺榮也派了三個人降宋，種世衡知道是間諜，但也留了下來，好吃好喝伺候著，用來離間西夏君臣。
當時，有一個名叫王嵩的和尚，善騎射，熟悉西北地形，種世衡常常用他做嚮導。一日，種世衡派王嵩帶著一封密信去見野利旺榮，信藏在蠟丸之中，信中用棗畫作龜形，寓意為早歸。這封信如果讓元昊發現，必然能加深西夏君臣之間的猜疑。
然而，野利旺榮不但沒有背叛元昊，反而將王嵩交與元昊。可是，種世衡的離間計是一個陽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嫁禍，而在於勾起元昊的疑心。事實上，元昊的確開始懷疑野利旺榮，使其不能返回治所。正如《宋史》所記載，“元昊未通時，種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
後來，野利兄弟果然被元昊殺死了，但與種世衡的離間計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壓死駱駝的從來不是最後一根稻草。種世衡用間應該算是頗有成效。
宋朝的間諜在西北重新佔據上風，兩國的邊境也慢慢恢復了和平。
然而，西夏死死拖住了宋朝上升的腳步，就像數額巨大的“歲幣”一樣，就像因搜刮民脂民膏而止不住的內亂一樣。對於一個只能“修修補補”的國家來說，再高明的間諜也於事無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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