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我國哪怕是幼兒園的孩子應該都聽說過。
在傳說中，大禹和由他開啟的夏朝，也成為了華夏千年歷史的起點。然而多年來在歷史考古等學術界領域，大禹和夏朝是否真實存在，卻產生了無數爭議。
那麼，這些爭議都集中在什麼地方？大禹究竟是神話傳說還是真實人物，以及夏王朝是否存在，又該如何去看待呢？
禹：獸、神、人
清代成書的《子不語》中，有禹王碑殺蛇的故事。彼時距離禹治水的年代已有數千年之久，神怪小說中的這個段子，也只是將禹神蹟化的一個縮影。
如果翻看年代更久遠的書籍，不管是史料還是文藝創作，圍繞禹的各種傳說，幾千年來都已徹底的神格化。
什麼意思呢？比如現在提到秦始皇亦或劉邦和項羽，人們都會自然而然認為他們是歷史中的一個人物而不是神。
禹則不同，後世的各種記載中，他看起來更像是神而不是人。春秋之時，人們就已經將禹神格化了，當時人們對禹的評價是：美哉禹功，明德遠矣。並且還明確將其位列社神，後世所說的“社稷”，其中之一便是禹。
治水功勞大，古人將其神格化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這樣一來，時間越是久遠，蒙在禹身上的神秘面紗就越厚重，現代或者將來的人想了解真實的禹，就會越來越變得困難。
有人會說，這有什麼神秘的，司馬遷所著《史記》，就有關於禹和其治水的詳細記載。此外，成書更早的《尚書》、《左傳》和《山海經》裡，也有關於禹的記載。有這些記載就足夠了，何必還要去糾結禹是神還是人，以及他究竟有沒有治過水呢？
大眾可以這樣去想，不管禹是神還是人，經過數千年來的沉澱，都不妨礙後世的中國人將其視為中華民族的先賢神明。
然而從歷史學的角度看，神話和真實之間還是有界限的。正因為如此，進入20世紀後，歷史學界重新回望我們數千年前的這段舊事，就產生了很多思考和無數種觀點。
1923年，顧頡剛將寫給錢玄同的一封長信公開發表，由此在學術界開啟了一場很大的辯論。
錢玄同
在一些學者看來，歷史越是久遠，神話傳說和真實事件之間的界限就越模糊。顧頡剛認為禹是神話中的存在而非真實，甚至認為禹或許是遠古的獸類。之後顧雖說修正自己的觀點，可依舊認為禹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神話傳說。
這種觀點的丟擲，就等於動搖了夏朝存在的根基。禹雖然是靠禪讓成為天下之主，但他的後人正是在這基礎上，開啟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自此也引領中國歷史進入了王朝國家時代。
可如果禹是神話傳說，夏朝又該如何解釋？顧頡剛雖然質疑禹存在的真實性，但是他沒有否認夏朝的存在。
可在學術界，還是有其他人受到了他這個觀點的影響，並由此認為夏朝不存在。當年的這場爭論，此後便一直延續下來，甚至其影響範圍都走出了國門。時至今日，國外歷史學界，還是有學者對夏朝的存在持懷疑態度。
不過在1925年的時候，王國維認為，雖然上古時期史實和神話混淆，但傳說中也有真實的成分，不能一概否定。
王國維
圍繞禹和夏朝的爭論，由此就誕生了信古、疑古和釋古三個流派。顧名思義，信古是相信歷史記載的，疑古是懷疑相關記述的，釋古位於前兩者之間。
就在爭論毫無頭緒的時候，20世紀初，考古學家在安陽發現了殷墟遺址。事情立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學者們此後研究發現，《史記》中記載殷商部分的內容，包括歷代的君王，在出土的甲骨文中都能一一找到對應之處。
《史記》記載殷商部分的內容是真的，那麼關於夏朝的記載部分，也應該能找到實物遺址。
可惜，當年參與辯論的學者，都未能看到夏朝的實物，以及圍繞禹更早的實物記載。因為這些東西，要在幾十年後才重見天日了。
西周時期記載的禹的事蹟
時間來到本世紀初，當年古董市場突然出現了一件青銅器，年代雖然很久遠，但由於整體鏽蝕嚴重，且上面的文字相當生澀，這件文物在當時幾乎無人問津。
隨後這件青銅器到了北京，經過學界的一番考證，確定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食器，也就是現在吃飯的餐具。
更為關鍵的是，這件名為“豳公盨”的文物上，有關於禹治水的記載。這就說明，在3000年前，就有禹治水事蹟的記載。
而且不同於史料中的記錄，日常生活器具上的銘文記載更具有真實性。至少能表明，圍繞禹和他治水的事蹟，還在西周早期就已經在傳頌了。
此後，考古學家又發現了一批竹簡，經過測定為戰國時期的遺物，而竹簡上的內容，則是《尚書》中遺失的部分。
經過研究，竹簡上同樣有關於禹的記載，這些竹簡本身，比司馬遷所處的時代還要更早幾百年。
現代學者研究這些內容發現，上面記載的禹有神性，具有改造山川大河的神力。這似乎又能表明，部分觀點認為禹是神的說法似乎也沒錯。
關於禹和治水的事蹟記載，雖然歷史學界發現了更早的記錄。不過截至到目前，禹是人還是神，他是何時被人逐漸神格化的，亦或他起初就是口口相傳的神，依然沒有確切結論。
但是，禹身後的夏朝，還在半個世紀之前，考古學界就有了重大發現。
二里頭遺址現世
徐旭生當年也參與過圍繞禹夏的辯論，他對於疑古一派頗不以為然，古稀之年走向田野，決心在豫晉找到夏的蛛絲馬跡。
此前雖然發現了殷商的遺址，可惜出土文獻中沒有找尋到關於夏的內容。所以走向田野的徐旭生，將目光瞄向了傳說和文獻記錄中夏朝最為集中的區域——河南中部和山西南部一帶。
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走訪，20多處遺址和遺物逐漸浮出了水面，最為集中或者說最為可信的，便是二里頭村的遺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考古發掘，此處遺址的總面積超過了4萬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頭遺址被髮掘的前20年，這裡還是繼續姓“商”而不姓“夏”，彼時有一種觀點認為，該處遺址應該是殷商時代的都城。
直到70年代後期，對於二里頭遺址的判定才逐步轉變。首先遺址年代更早，測定的年代在3500年到3800年之間，這跟史書中記載的夏朝所處中晚期吻合。
其次，二里頭遺址所處位置在豫西，史書中記載夏王朝的活動區域，也位於河南西部一帶。時至今日，二里頭遺址是夏朝中後期的實證遺存，在學界已經成為了普遍共識。
不過有一點或許還會讓人疑惑，夏朝作為在殷商之前，存續了數百年的王朝，為何殷商時期的文獻史料中，卻沒有夏的哪怕一點蛛絲馬跡呢？
夏和西邑
記載還是有的，只是年代久遠很多記錄早已散失。直到2008年，清華大學整理的一系列竹簡文獻中，收錄的失傳文獻《尹至》和《尹誥》，其中有關於商滅夏的記載。
尹就是商早期的知名政治家伊尹，文獻中記錄了商滅夏的大致情況，其中有“西邑夏”這樣的方位描述。
與此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對照發現，其中常有“西邑”一詞。因此互證之下，西邑夏可知就是西邑乃至是夏。此後考古學界進一步確認，西邑就是夏早期的王城。
透過確認西邑和夏的關係，實際考古中又有二里頭遺址的互證，再加上各種史料裡有關商滅夏的記載，這便可以基本確認，夏朝的存在是一定的。
然而還有一點，那便是迄今為止，所發掘的關於夏朝的遺址中，沒有發現夏朝時期的文字。
文字和王朝國家有必然關係嗎
殷商之所以能百分百被認可為存在，一方面有史料記載，另一方面是發現了歷史遺址，還有一方面是發現了甲骨文。這些文字可以跟史料中的記載互為佐證。
還在20世紀初，王國維就已經成功解讀了甲骨文，此後隨著殷墟被發現，所有史書中的記錄就成了可信的存在。
因此在一些觀點看來，下一步要想進一步明確夏朝的存在，也得發現相關的文字記錄才更有可信度。遺憾的是，現在圍繞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系統性的文字還沒有被發現。
不過有觀點就認為，將文字和一個國家王朝聯絡起來，實際上是最大的誤區。因為文字並非王朝出現的必然產物，縱觀世界歷史，沒有文字的文明也是有的。
比如位於美洲的印加帝國，疆域超過了萬里之遙，然而這個文明不要說文字記載，就連冶金術都不存在。同樣，在印度河流域發現的哈拉帕文明，考古發掘只發現了一些符號，並不能確認是文字。
所以在這個觀點上，夏朝有沒有被發現文字，亦或說有沒有文字，都不能否定其本身存在過。
結語
綜上所述，圍繞禹和身後夏朝的辯論，從史料到實證，從歷史學判定文明的標準，再到考古領域對史料的闡釋，相關研究持續了幾十年。
時間就是最好的塵土，它越久，對更早時代的覆蓋也就越厚。回望和考證工作，就像對前朝進行拼接。
史料可以為我們提供大致的輪廓，但不能自證內容的真偽。也因此，史料越龐雜，後人驗證的步驟也就越繁瑣。
或許，對歷史回望，我們永遠無法徹底清除厚重的黃土。就像面對大禹王，不管他是人還是神，時間越久，後人就越會將其定格為神明。
參考資料： 《在文獻與傳說中尋找夏朝》 中國新聞週刊 2023年10月31日 《考古第一現場：神秘夏朝是否真實存在？真相只有一個》 中國新聞網 2021年2月22日 《二里頭發掘60年︱考古學家們找到文獻記載的夏王朝了嗎？》 澎湃新聞 2019年12月20日 《求解中國考古學“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尋》 新華網 2019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