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有一首歌名叫《龍的傳人》，國人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耳熟能詳：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這首歌唱出了中國人的自豪，唱出了中國人的自信，更是唱出了中國1萬年文化和5000年文明的源遠流長。
中國人為什麼自稱是龍的傳人呢？那是因為被視為中國人始祖的“三皇五帝”都帶有龍的屬性，是龍的化身。
伏羲作為“三皇五帝”之首，是“人首蛇身”（《帝王世紀》），成為傳說中的龍祖，開創了中國龍文化的先河。杜預注《左傳·昭公十七年》雲：“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女媧“承庖羲制度……亦人首蛇身”（《帝王世紀》），蛇是龍的原型，也是龍的另一種表現形態。在神話傳說中，伏羲和女媧在人類遭受大洪水災害面臨滅絕之時，兄妹成婚，從而使黃種人得以繁衍下來。
神農氏的母親名叫女登，相傳某日遊於華陽時，感於神龍而生炎帝：“神農氏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帝王世紀》）
在文獻記載中，黃帝和龍也有密切的關係：“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山海經•大荒北經》）此後，“得奢龍，而辯於東方”（《管子•五行》）。黃帝在荊山下鑄鼎成功後，又是騎龍昇天而去：“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史記·五帝本紀》）
在司馬遷的古史體系中，顓頊號高陽，是黃帝的孫子，顓頊的坐騎就是龍。《大戴禮·五帝德》記述顓頊是“乘龍而至四海”。
作為顓頊族子的帝嚳，又名帝俊，也具有龍的屬性：“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山海經·大荒東經》）
關於堯和龍的關係，文獻記載更多，其中以《竹書紀年》的記載最具代表性：“母曰慶都，生於鬥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採，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此外，像太昊、蚩尤、共工、祝融、舜和禹等神話傳說中華夏民族祖先都和龍有這樣和那樣的關係，或者說他們本身就都是龍的傳人、龍的化身。
這些先祖，包括“三皇五帝”在內，固然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但又絕不僅僅是神話，而是包含著史實的影子，是歷史在流變過程中扭曲後的反映。
其實，“三皇五帝”都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某族群或該族群數代領袖的統稱和代號。這一點，成書於晉代的《帝王世紀》說得很清楚：
伏羲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包犧氏（即伏羲氏）之號。
古本《竹書紀年》說黃帝至禹大約為30世，有學者據此推算黃帝10世1520年，顓頊9世350年，帝嚳、摯和堯10世400年。
伏羲氏前後綿延15代，黃帝延續10世，顓頊延續9世，帝嚳、摯和堯先後延續10世，雖然不能當做確數看待，但也至少說明了這些古帝王並非一個具體的個體這樣一個史實。
陶寺遺址早期大墓所出龍盤
另外，被學界認定為堯都的陶寺早期城址，200年間共發掘出了6座王陵，實際上也就是6代堯的墓葬，說明堯的確不是一個人，而是堯這個族群領袖的統稱。
既然，“三皇五帝”都不是一個具體的個體，那麼他們之間當然也就不存在直接的血緣關係了。實際上，司馬遷在《史記》中將黃帝之後的其他四帝都看作是黃帝的直系後裔，是出於維護華夏一統的需要而做出的帶有感情色彩的敘述，並非歷史的真實反映。
“三皇五帝”背後折射的實際是一個漫長古史縱橫交錯的立體影像，以此為框架建立起來的古史體系在更高層次上呈現的是這個漫長曆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座標點——這些古帝王都應該看作是不同時代的表徵語，在總的歷史排序方面大致是正確的，這也是從春秋至秦漢，無數的先賢在經過無數次嘔心瀝血的研究後才奠定的框架結構，即便是在今天考古學成果不斷湧現的年代，也沒有人能把這個大框架推翻，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她的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三皇五帝”都帶有龍的屬性是說，他們創造了龍，並將龍視作他們所在族群的圖騰而加以崇拜，隨著他們被後世神化成為後人尊奉的祖先神，他們也異化為龍的化身，並被後人世世代代地傳承了下來。
二
目前在中國大地上發現最早的龍形物，是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型石塑龍。該遺址於1982年發現，現存面積約12500多平方米。1986～1994年，文物部門對查海遺址先後經過7次發掘，出土了一條近20米長的龍形堆石，在學界內外引起轟動。
查海遺址龍形堆石
這條龍形堆石位於聚落中心墓區的北部，是人工採用紅褐色玄武岩自然石塊堆擺而成，長19.7米，寬1.8～2米，龍頭、龍頸、龍體、龍鱗、龍爪、龍尾等都擺放分明，清晰可辨。龍的前身寬大，身體前部下方還用石塊堆砌出像龍足又像雲霧的襯托物，由頭向身體、尾部逐漸變薄，變細，變小。龍體從頭至尾呈西南—東北向，昂首，張嘴，屈身，弓背，似乎正在騰雲駕霧。因其年代較早，體型碩大，被稱為“中華第一龍”。
考古人員在查海遺址中還出土了兩件飾有龍紋的陶片——夾砂紅褐陶貼塑泥條。龍紋一為蜷曲的尾部，一為盤旋的龍體，均採用的是浮雕手法。
查海遺址發掘平面示意圖（部分）
同屬於興隆窪文化的興隆溝遺址灰坑中，也出土了兩條“豬首龍”，系用真實野豬頭骨作為龍首，用陶片、石片作為身軀擺放而成，一作“S”形 ,一作“C”形。興隆溝遺址地處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東部的大淩河支流上游。發掘者稱:“這是中國目前所能確認的最早的豬首龍形態。
西遼河流域在興隆窪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是趙寶溝文化 (距今7200～ 6400年)、紅山文化(距今6600～5000年)。小山遺址屬於趙寶溝文化，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寶國吐鄉興隆窪村東1.3公里處，考古人員在小山遺址二號房址的居住面上，出土了一件尊形器，腹部有一組圖案花紋，畫的是豬、鹿和鳥三種動物頭部形象圖案。三種動物頭部都面朝著同一個方向，圍繞尊形器腹部旋轉一週。其中豬頭形動物，細眼，長吻，豬頭以下作蛇身，飾有鱗紋，盤轉彎曲。顯然不是現實生活中的豬的寫照，而是人們創造出來的崇拜物件——神化了的龍。
紅山文化是中國第一個玉文化發展高潮時期，大量形態各異的“C”形玉雕龍、玦形玉豬龍、雙龍首玉璜、雙豬首三孔玉器等開始湧現。龍在這個階段的出現顯然已經超出了原始的裝飾意義，成為宗教和圖騰崇拜的象徵，是神權和信仰的物質載體。巫師做法時，將玉龍佩戴在身上，意圖透過這個想象中的靈物和被崇拜和祭祀的物件，來實現人與神的溝通，以達到祈禱的目的。紅山文化玉龍迄今已經發現 16 件，其中遼寧省建平縣牛河梁遺址兩座墓中出土3 件，其餘均是在內蒙古東南部、遼寧省西部和河北省北部採集和徵集所得。
紅山文化玉龍可以分為獸首龍、豬首龍和鳥首龍三類，其中以豬首龍最為著名。其特徵是昂首、彎背、卷尾，整體造型呈 C 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翹，尾部內卷，光素無紋。
紅山文化“C”形玉龍
在與紅山文化大體同時，長江下游流域也出現了大量的龍形物，如位於浙江省諸暨市的樓家橋遺址就在考古發掘中出土了一件上面刻畫有豬首蛇身龍圖案的陶盆，龍角還清晰可辨，距今6000多年。
位於安徽省馬鞍山市含山縣太湖山支崗南麓的凌家灘遺址也出土了一些具有明顯紅山文化造型特點的玉龍和玉製龍鳳璜。凌家灘玉文化和紅山玉文化是距今5500年前後兩座並列的玉文化高峰，二者之間有頻繁的文化互動和交流，這體現在二者在玉文化方面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相似的龍形物在大約和它同時代的崧澤文化中也有發現。
凌家灘玉龍
距今5300年，繼凌家灘文化之後崛起於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雖然龍的因素已不像紅山文化和凌家灘文化那樣表現強烈，但仍是其主題之一，迄今已經在餘杭瑤山、官井頭、後頭山，海寧皇墳頭，海鹽仙壇廟，桐鄉普安橋，常熟羅墩，崑山趙陵山等遺址中出土了眾多的玉龍和龍形飾物，良渚文化玉龍延續了崧澤文化和凌家灘文化龍的特徵，直徑在1釐米左右，小巧玲瓏，呆萌可愛。
良渚文化龍首紋玉鐲
長江中游也不遑多讓。湖北黃梅縣白湖鄉張家村焦家墩遺址發現了距今6000年大溪文化時期的一條用卵石擺塑的巨龍，龍身長4.46米，高2.28米，寬0.3～0.65米，昂首，曲頸，卷尾，背部有三鰭，腹下伸三足，獨角上揚，似乎正在騰飛一般。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發現了距今4600～4000年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龍形玉環，湖南澧縣孫家崗石家河文化遺址也發現了同一時期的龍紋玉佩。13
在西北大地黃河上游流域，距今6800～6000年是半坡文化勢力的天下，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了一件蒜頭瓶，上面繪有長身魚紋的龍形圖案，頭呈方形，巨腮，無腳。發掘者認為是（蟲離）龍。
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肅武山縣西坪與傅家門遺址分別出土了兩件陶瓶，均繪有人面蛇身圖案，通體以斜紋格來表現龍紋。
三
就龍的本義而言，她不僅是傳說中伏羲綜合各部落動物圖騰所創造的一個虛幻的神物，更是遠古先人最早觀天測象、制定農時所描繪的一個星象圖，其中隱含著古人原始的宇宙觀和宗教觀。距今9000～7000年，中原雖然目前尚未發現龍的蹤跡，但在眾多裴李崗文化遺址大墓中都發現了同“龍”形異而神同的龜甲——它們都隱含著原始先人觀天測象以授農時的八卦思想。
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早期，繼承了裴李崗文化精髓的河南濮陽後崗一期文化西水坡M 45號大墓墓主人身旁，也出現了龍，而且是同虎形物擺放在一起的具有明確中國傳統文化意義的蚌塑龍圖案。
西水坡M 45號大墓主人身旁擺放的蚌塑龍虎圖案
西水坡大墓所在的西水坡遺址位於濮陽市城區西南一隅，面積達5 萬平方米，含有仰韶、龍山和東周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在其仰韶早期文化層中，出土了三組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龍虎鹿等動物圖案，三組圖案在同一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兒排開。
第一組是龍虎圖案，發現於M 45號大墓中。該墓坑平面呈人頭形狀，墓室為豎穴土壙，東西寬3.1米，南北長4.1米，深0.5米。墓底平坦，周壁修築規整。墓室的東、西、北三面各鑿一個小龕。墓主為一壯年男性，身長1.84米，仰身直肢，頭南腳北，居墓室正中。經鑑定，墓主系正常死亡。另外還有 3個殉人，分別埋於墓室三面小龕內。其中 1 人骨架儲存較差而未能做性別和年齡鑑定，其他兩人為1男1女，分別是 12歲、 16歲。
墓主左右兩側是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龍虎圖案。龍圖案擺於墓主骨架的右側，頭朝北，背朝西，身長1.78 米，寬 0.67米。龍昂首，曲頸，弓身，長尾，前爪扒，後爪蹬，狀似騰飛；虎圖案擺塑在墓主骨架左側，頭朝北，背朝東，身長1.39米，寬0.63 米。虎頭微低，圜目圓睜，張口露齒，虎尾下垂，四肢交遞，做行走狀，形似下山。在虎圖案的西部和北部，還分別放置兩處蚌殼堆積。西面的蚌殼堆積比較凌亂，沒有一定的形狀；北部的蚌殼堆為三角形。在這堆蚌殼的東面，距墓室中部壯年男性骨架0.35米處，還發現有兩根人的脛骨。
西水坡遺址第一組蚌塑龍虎圖案示意圖
第二組是龍虎鹿圖案，發現於M45號墓南面約20米處，圖案中有龍、虎、鹿、蜘蛛等。龍頭朝南，背北；虎頭朝北，背東。龍虎蟬聯為一個整體。虎背上還臥著一隻高足長頸鹿。蜘蛛擺塑於龍頭的東面，頭向南，身子向北。在蜘蛛和鹿之間，擺放有一柄製作精緻的石斧。
第三組也是龍虎圖案，發現於第二組動物圖案南面的一條灰溝中，兩者相距約25米。灰溝為東北—西南走向。圖案造型有人騎龍和虎兩種。人騎龍擺塑於灰溝中部偏南處，龍頭朝東，背北，昂首，長頸， 舒身，高足。背上騎有一人，兩腳跨在龍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後。面部微側，似在回首觀望；虎擺塑在龍的北面，頭西，背南，仰首翹尾，四足微曲，鬃毛高豎，呈現出一副奔騰欲飛的姿態。
在這個圖案周圍還擺放有三堆大小不一的圓形蚌殼堆以及一隻好像在舒身展翅的飛禽蚌塑圖。另外，還有許多似乎並非隨意放置的零星蚌殼。整體觀察，這條灰溝猶如浩渺天空中的銀河，灰溝裡零星的蚌殼，好像是銀河系中的點點繁星。
西水坡遺址第三組蚌塑龍虎圖案示意圖
考慮到三組圖案在時間、位置和文化內涵上具有較強的同一性，且表達的都是祭祀王者一類的內容，發掘者推測第二、第三組蚌圖可能是埋葬 M 45 號墓主人舉行大型祭祀活動時遺留下來的遺存。
眾多學者都認為，這三組圖案，尤其是 M 45號大墓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龍虎圖案很可能是古代最初二十八星宿體系中的左青龍、右白虎東西二宮星象的雛形。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墓穴南部邊緣呈圓形，北部邊緣呈方形，符合第一次蓋天說天圓地方的宇宙模式。墓穴形制是古老的蓋天宇宙學說的完整體現。
二是墓室主人左右兩側蚌塑的白虎和青龍圖象，構成了二十八星宿體系中的東、西二宮星象，白虎腹部下方散亂的蚌殼應該是表示心宿星象——古人以大火星授時紀曆。
三是墓穴南部圓弧部分經過復原並按實際尺寸計算，是一張最原始的蓋圖，這比根據《周髀算經》所復原的蓋圖更契合實際天象。
四是墓主人腳下的蚌塑三角形和人的兩根脛骨構成了北斗星象：三角形指代斗魁，兩根脛骨指代斗柄，而後者又是立杆測影的象徵——“周髀”之“髀”乃人的腿骨，又是測量日影的表，古人正是受人體投影的啟示才發明了立杆測影這一天文觀測方法，所以用脛骨和蚌殼組成的北斗星象應該同測影紀時有關。
五是墓室主人腳下和兩側的人殉象徵著春分神、秋分神和冬至神“三子”， 反映的是“分至”四季神相代而以為歲的思想。
質言之，西水坡 M 45 號墓內龍虎圖案及其他物件擺放，體現的是測影與北斗授時的統一關係，反映了兩大天文觀測系統的豐富內涵：一是立杆測影制定太陽曆，二是觀測北斗、四陸星象制定參、火曆法。
濮陽西水坡 M 45 號墓，不僅墓葬規模宏大，殉葬三人，而且還在墓主兩側精心擺塑寓意明顯的龍虎圖案，在不遠處的第二組圖案中還放有象徵軍權的石斧 ——鉞的前身，這在史前中國大地上尚屬首次發現，足見墓主人地位之尊。
從龍作為華夏民族圖騰的原始含義上講，這三組蚌塑龍是史前中國迄今所見真正意義上的考古龍，不但具有原始北斗天象圖的意味，而且還蘊含著“王者”身份的象徵意義。
學界一般將古代的龍分為豬龍、蛇龍和鱷龍三種，另外還有魚龍、蟲龍、狗龍、鳥龍等。但這種劃分也並不是絕對的，各種龍互相之間其實都有交叉重複現象，這也符合龍是華夏先人綜合各種動物、天象而想象出來的一個自然界並不存在的複合物的特點。
豬龍是指其頭部具有豬首特點的龍形物，像上述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龍就大都有這個特點。
蛇龍是指其軀體具有蛇身特點的龍形物，這也是最符合傳說中伏羲女媧“人面蛇身”特點的龍。實際上就目前所發現的龍來看，都具有蛇身的特點，即便像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的C形龍、長江以南地區崧澤文化和凌家灘文化中的蟲龍等，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條盤曲的龍的形象。
鱷龍是指其頭部具有鱷魚面部特點的龍形物。上述濮陽西水坡遺址蚌塑龍、凌家灘玉龍以及下面要敘述到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陶盆彩龍都被認為屬於鱷龍。
四
文化意義上的中原地區是指黃河中下游流域，包括今甘肅東北、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全部和山東西部，這個區域是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活動的核心地區。自上世紀80年代末濮陽西水坡蚌塑龍發現以來，這一地域逐漸成為發現龍的中心地區，而且都是發現在不同時代的大型遺址中，從五六千年前的炎黃時期至夏商周三代層出不窮，且具有一脈相承的特點。
關中大地距今6000～5300年是西陰文化的勢力範圍。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高陵區姬家鄉的楊官寨遺址，出土了一件紅色的陶缽，在其鼓起的腹部上繪有一條龍，張大了嘴，面對著不遠的“龍珠”，正在做著準備騰躍的姿態，頭頂突出的兩個角似乎在炫耀著自己的光榮。楊官寨遺址是一大型環壕聚落，總面積80萬平方米左右，是西陰文化中後期面積最大的遺址，有學者認為是黃帝時代中後期都邑，距今5500年左右。
楊官寨遺址出土的繪有龍圖的紅色陶缽
晉南臨汾盆地距今4300～4000年是陶寺文化的天下。陶寺遺址已經被證明是堯舜之都，其中距今4300～4100年的陶寺早期城址是堯都。陶寺早期城址先後出土了六座王級大幕，除有兩座因為被盜擾沒發現龍盤外，其餘四座都發現了繪有彩色蟠龍圖案的陶盤。蟠龍軀體上鱗狀斑紋繪在陶盤內部四圍邊壁上，自盤底向盤沿盤旋而上，狀似騰空欲飛。龍盤隨葬在幾代陶寺王者的大墓裡，顯然是繼承了濮陽西水坡大墓蚌塑龍的文化意涵，龍在這裡，不僅代表著君權，也代表著神權和族權。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的四件彩繪陶龍盤
與陶寺古國崛起時間大體相同或稍晚，在黃河中上游交接地帶的陝北榆林地區也出現了一座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的大型都邑，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石峁遺址，它是迄今為止考古所發現的史前中國面積最大的城址。考古人員在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發現了8號和24號兩件石雕龍，距今3900年左右。
8號石雕雕刻有兩條龍，頭部各自朝外，龍尾相抵，形態大體相同。龍頭碩大，呈盾形。吻部弧凸，鼻樑細長。軀體略肥，呈長條波狀曲伏。兩側透過雕刻錯落有致的弧形短彎鉤，形成斑塊龍鱗紋。尾尖上翹。該石雕是一長方形狀，長130釐米，高17釐米。
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8號石雕龍
24號石雕也是一長方形狀，長179釐米，高14釐米。石雕畫面以正視人面為中心，左右對稱施刻著兩條頭部相向、朝向人面的龍，龍尾外側是側視的人頭像。兩條龍形體結構相同。龍頭近似方形，水滴眼，吻部前凸。龍身軀呈寬體 “Y”字形，尾部平伸出兩條寬頻，在尾尖向外側彎鉤，狀似魚尾。
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及其拓片
同是距今距今3900年前後，河南新密新砦遺址也出土了一件刻畫有龍紋飾的陶器蓋，該龍紋以雙陰線刻畫，僅殘存龍頭大部和龍尾一角。龍頭主體為近方圓形，鼻樑是長條形，鼻凸呈蒜頭狀。兩眼近似“臣”字形縱目。尾翼殘存無幾，有學者根據浮雕殘跡推測，兩條龍尾應該是呈雙花瓣對稱的“Y”形魚尾狀。
新砦遺址陶器蓋上的龍紋線描圖
進入距今3800～3600年的晚夏時期，作為晚夏都城的二里頭遺址出土了數件龍形（飾）物，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發現於二期3號宮殿建築基址庭院內一座墓葬中的綠松石龍，由2000餘片不同形狀的綠松石片粘嵌拼合成。長64.5釐米，中部最寬處4釐米。頭部較大，呈橢圓形，兩側有捲曲弧線表現的鬢。吻部略突。鼻端為一整塊的蒜頭狀綠松石。眼為梭形，另嵌綠松石為眼角，以弧凸面的圓餅形白玉為睛，清晰分明，形象而有神。龍身呈波浪起伏狀，錯落有致。龍尾內蜷。
龍鱗是用綠松石片粘嵌而成的多道依次排列的菱形紋來作為象徵。
二里頭遺址二期墓葬中的綠松石龍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先生在對陶寺、石峁、新砦和二里頭四地出的土龍做了對比研究後指出，陶寺龍與石峁、新砦、二里頭三地龍分屬兩個不同的系列，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或族屬，二里頭蚌塑龍明顯是繼承石峁石雕龍和新砦陶器蓋龍而來。
我在《元中國時代》一書中詳細闡述過，陶寺堯族是從魯東南輾轉豫北、冀南、冀北、晉中等地而來的殖民者，其底色是龍山早期文化，陶寺當地土著人群是先夏鯀部，其底色是廟底溝二期文化。堯族佔領陶寺後建立了陶寺古國，而先夏鯀部逃亡至陝北、晉西北和內蒙古中南部，融入當地老虎山文化人群，進而形成石峁文化，建立了石峁古國。也就是說，石峁遺址是先夏、早夏的都邑。新砦是早夏“后羿代夏”至“少康中興”時期在中原的都邑，更確切說，是輔都，彼時其真正的都邑還是石峁遺址，亦即文獻上說的西河。二里頭是晚夏都邑，二里頭文化正是由新砦文化發展而來。二里頭遺址崛起的時候恰是石峁遺址廢棄之時，時為公元前1800年。而在綿延數千年的傳說中，夏人祖先鯀和夏朝建立者大禹都具有龍的屬性，龍也因此成為夏人的圖騰。
當然，從龍的造型觀察，全國各地出土的龍形物都各具特點，都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但那可以理解為是由於地域文化的差異和時間久遠而導致的流傳變異，但其基本形態還都明顯具有蛇或鱷魚的影子。
另外，從上述黃河中游流域出土的這幾件具有代表性的龍圖或龍形物來看，都同王者有密切的關係，或者出土於王級大墓之中，或者是出土於彼時最大的聚落都邑遺址之中，其所表現的都是同樣的內涵：一是將龍作為了“王”的象徵，這或許就是中國後世歷代帝王自視為龍的化身的淵源；二是將龍視作了本族本國的圖騰，這應該是中國人自稱為龍的傳人的源頭。
8000年前出土於西遼河流域的幾條龍，由於沒有明確的文化參照物，尚不能完全證明是龍，我們暫不做評論。但6500年前濮陽西水坡遺址的蚌塑龍是公認的具有傳統文化意義上的龍，則是毋庸置疑的，它也成為後世各地所出不同時期龍形物的鼻祖。從西安楊官寨遺址的陶缽龍到襄汾陶寺遺址的彩陶龍，從石峁遺址的石雕龍到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都能清晰地看到西水坡蚌塑龍的影子，看到其中汩汩流淌的被視為祖龍的“三皇五帝”的血脈。
本文摘編自李琳之：《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版。為閱讀方便，省略了註釋部分。需要者，可參看原著。
《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自2023年11月出版以來，先後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第2023年1108期幹部學習新書書單、《中國出版集團2023年度優秀主題出版物》（40種）等好書推薦榜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