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揭曉，共評選出6個入選專案、7個入圍專案和一個國外考古新發現專案。其中，“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築遺址”發掘專案入選“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內蒙古清水河縣後城咀新石器時代石城址”發掘專案入圍“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遼上京遺址：新發現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遼上京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2011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的遼上京考古隊透過考古勘探和發掘，已確定了遼上京宮城的形制規模，明確了皇城和宮城的東向軸線，取得了突破性的考古新發現。
為了進一步認識遼上京遺址的佈局和沿革，促進對遼上京遺址的有效保護，遼上京考古隊於2022年5~10月、2023年5~10月對遼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築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發掘主要遺蹟包括兩座大型院落及其主殿、配殿等4座單體建築，以及迴廊、院牆等附屬建築，取得了重要收穫。
出土遺物主要包括瓦當、滴水、鴟獸、磚瓦殘塊、螭首等建築構件和陶瓷器標本、獸骨、石碑片、泥塑像殘塊、銀鋌及紙張等。出土銀鋌9件，部分有鏨刻題記，其中一件粘附有儲存完好的墨書紙張，是遼上京遺址出土遺物的重要發現。
本次發掘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可概括為五點：
第一，增進了對遼上京城址平面佈局和時代沿革的認識。考古工作確認遼上京皇城、宮城朝向為東向。以往發掘所見的遼代大型宮殿建築均為東向，金代都城廢棄後才改建為體量縮減的南向建築，反映遼代都城到金代地方城的等級變化情況。本次發掘的院落是首次在遼上京皇城內發現遼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置，其營建時代早於正南街以西的東向院落，尤其值得關注。
第二，豐富了對遼代建築形制結構和營造做法的認識。中殿在遼代的兩次營建，臺基規模龐大，均超過目前發掘所見的宮殿建築。中殿、後殿柱網開間尺度大，是目前發掘所見遼上京城內開間最大的建築。磉墩開口邊長之廣、磉墩深度之深，也是上京城此前未見。
第三，本次發掘是在城市考古、建築考古發掘理念和方法上一次成功的創新實踐。在遺址保護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積的精細化發掘和關鍵性解剖方法，在單體建築方面，確認了幾座大型建築基址在多次營建中儲存下來的夯土臺基、柱網磉墩結構和相應的地面關係；在建築群組方面，確認了兩組院落的平面佈局及其營建、使用的時代關係。出土遺蹟、遺物均具有明確的地層學依據，有助於進一步建立遼上京城址的年代序列，極大推進了遼代都城的考古學研究。
第四，本次發掘出土粘附有墨書紙張和鏨刻題記的銀鋌，在遼上京城址是首次發現，此前少見遼金時期紙質遺物的出土報道，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第五，結合文獻記載，本次發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築遺址規模龐大、位置顯赫，可能與《遼史》所載的皇家寺院、孔廟、國子監、衙署等重要遼代早期建築相關，為研究遼上京城址的建築性質與功能分割槽提供了重要基礎，也為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
後城咀石城址：已明確立體城防體系
後城咀石城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境內黃河一級支流渾河北岸的獨立坡地之上，面積約138萬平方米，距今4400~4200年，是內蒙古地區目前發現的等級最高、規模最大、防禦最為嚴密的龍山時代早期石城。
2019~2023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為系統推進“考古中國·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課題的實施，對後城咀石城進行了持續性的考古發掘工作，累計發掘5000平方米，揭露城牆、城門、馬面、臺基、墩臺、壕溝、地下通道、墓葬、房址等遺蹟50餘處，出土有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遺物，明確了後城咀石城與北方地區同時期石城相比，整體文化面貌和城防佈局具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但同時也存在自身獨特的城防特點，為中國古代城市建制的源流，尤其是城防體系的發展變遷提供可信的實物資料。
經過持續性的考古發掘，現已明確後城咀石城有三重城垣及附屬建築構築的三重防禦體系和雙甕城結構與壕溝、地下通道構築的“明溝暗道”式地下交通體系，共同組成了後城咀石城最為嚴密、完整的地上地下立體的城防體系。
138萬平方米的佔地面積、極為複雜的防禦體系、類似石峁皇城臺的高等級建築臺基、與蘆山峁“宮城”形似的高等級建築群以及玉璧、璜、刀、環等大量玉器的出土，同時結合出土的寬襠鬲、斂口盉、斝等龍山時代早期典型陶器，確定後城咀石城應是河套地區龍山時代早期的中心城址。而出土玉器的種類、材質與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和齊家文化一致；石板墓與本地區的小沙灣、下腦包及石峁韓家圪旦地點發現的同類型墓葬形制一致；直入式的主城門結構與後期夏家店下層文化北票康家屯城門、商代望京樓城門址的結構特點一致；轉折式的入城方式與石峁、碧村等石城入城方式一致，但更早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晚期雙槐樹遺址。
這些新的發現表明，後城咀石城的文化面貌除延續本地區已有的文化傳統外，與晉西、陝北、甘青等地區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產生了密切且頻繁的聯絡，其特有的建築技術、規劃佈局思想等也對晉西、陝北乃至中原地區後期考古學文化產生積極影響。
（文/草原全媒·內蒙古新聞網記者 馬麗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