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的終結》，[德]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著，鞏婕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索·恩，2024年1月。
雄心勃勃的“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因而就是一種不尋常的哲學和心理學理想。自20世紀70年代起，它透過一些單個的亞文化進入社會主流，現在似乎成了不二之選：晚現代主體想要、也應該實現自我，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選擇呢？主體彷彿有權也有能力去實現自我。理想情況下，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不應該（僅僅）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應是目的本身，並且也會因此在情感上給人滿足感，讓人主觀上感覺到有意義。
在晚現代文化中，自我實現與“真實性”理想、“真實”的自我“真實”的生活密切相關。這裡的“真實性”意味著儘量在所做之事中不妥協地以“真實”的自我，包括願望、情感和價值觀為導向，即不要“和所有其他人一樣”，而要表現出“獨特”的行為。相應地，在理想情況下，職業要能夠全面展現個體的天賦，尋找伴侶時，雙方要覺得彼此就是最理想的物件，而在家庭中，父母和孩子要能創造自己的小天地，心理治療和運動方式要完全貼合個人的身體和心理需求，政治議程要能給人完整的認同。
《解構愛情狂》（Deconstructing Harry，1997）劇照。
在追求自我實現和“真實性”的過程中，晚現代主體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元素賦值，並加以獨異化。因為只有當主體做出相應的實踐和活動，並在這些實踐活動中按照自己的感覺“發揚”自己時，他才能感到在實現自我，有“真實感”。這需要不斷為生活新增看起來有價值且獨特的元素，這些元素在本質上要與“自我”合拍。賦值是指這樣一個過程：個體超越目的理性，不再追求功能和效率，而是追求“寶貴”、有“價值”的事物，即追求本身就值得追求的事物——尤其是從審美（比如瑜伽隱修）和倫理（比如蒙臺梭利幼兒園）角度來看。獨異化是指，個體不再追求千篇一律和標準化的東西，而是追求個性的、獨特而不可替代的東西——比如特定的街區和適合自己的工作。晚現代主體只有在獨異性中、在能帶來獨異體驗的事物中才能找到自我發展的機會。而某種事物只有能被當作獨異之物加以體驗時（而不是大眾貨或標準化產品），才顯得“真實”。
延伸閱讀：《獨異性社會》，[德]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著，鞏婕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索·恩，2019年5月。
晚現代“實現自我”的主體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種積極情感文化。它培養情感（只要是積極的情感），而情感和主觀體驗則是衡量生活質量的標準。對此，馬斯洛也早已用缺陷需求動機和增長需求動機做了區分：被前者驅動的人，一般在生活中不遵從情感。而在後一種動機的框架內，對生活有什麼樣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更準確地說，個體在每一刻體驗到的“感覺”才是關鍵。對他們來說，“高峰體驗”（即最高程度的積極體驗）就是理想。當然，不可能每個瞬間都符合這一標準，但總體上每種生活實踐活動都被放在這種標準下去衡量，看它們給主體帶來了什麼樣的心理體驗，主體以什麼方式被“打動”，即情感上受到觸動。如果某事總是引發負面情感，比如工作、伴侶關係等，那麼它從根本上看似乎是個問題。但即使某事在情感上只是不鹹不淡或者根本不會觸動情感，也會令主體不滿。理想情況下，生活的所有組成部分都應該引起積極情感——這就是“自我發展”文化的模式。
正如前文所說，除了這個向內、關注自我、“浪漫”的自我實現維度之外，還有第二個維度，給晚現代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特有的矛盾性。
晚現代的主體在某種意義上既是浪漫主義者又是資產階級，作為後者，主體的目光投向社會，想要（並覺得應該）在社會上取得功績和成就。為了獲得、保持或改善某種社會地位，主體需要從事“有利於社會地位的工作”，在這一點上承襲了資產階級文化。主體必須不斷地有所作為，以最佳化自己的社會地位。
為此，他們會投資各種“資本型別”（布迪厄）：經濟資本，比如增加財富；文化資本，比如教育和技能；社會資本，即可用的關係網；以及身體和心理資本，包括保持身體健康和心理平衡。對自我實現的內在追求和對社會成就的外在追求，在晚現代主體文化中是不可分割的，實際上，社會地位方面的努力現在已經成了成功實現自我的外部條件。晚現代主體既不是嬉皮士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現實主義者。他們知道，自我實現不可能（也不應該）透過反社會或脫離社會來達到，而只能（而且應該）藉助社會提供的各種資本來達到。如果順利，這些資本會給他提供自我實現所必要的資源：金錢、教育、能力、關係網、體魄、心態。因此，理想的主體不是遠離塵囂的浪漫主義者，而是積極入世的創造者和自我營造的活動家，他們精熟地運作各種資本，以求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得到滿足和幸福。
《摩天輪》（Wonder Wheel，2017）劇照。
晚現代主體還有第三個關切。除了追求“真實性”和社會地位——在最佳情況下二者會促成成功的自我實現，他們還關注“表演”：主體希望（也應該）在別人面前顯得幸福和“真實”，展示令人嚮往、豐富多彩又成功的生活。這就是“表演性自我實現”模式。典型的晚現代主體，會讓人看見自己的美好生活（比如透過Instagram或其他社交媒體），並將之部分地或整個地轉變為關注度經濟中的獨異性資本。換句話說：主體透過各種途徑積累資本——有趣的工作、有趣的伴侶、旅行、社會活動——並以這種方式獲得“獨異”的名聲，以讓自己顯得無可替代。晚現代主體要不斷地進行“雙重簿記”——對內，要做到真實的自我發展，對外，要產生真實的影響：我覺得自己這樣夠“真實”嗎？別人會不會覺得，我在各種積極意義上是無可替代的？進行一次不尋常的旅行，在理想情況下會產生雙重積極影響：一方面給主體帶來有趣的主觀體驗，另一方面讓主體獲得過著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的聲譽，讓人覺得他們的生活非常吸引人。
因此，在晚現代主體文化中，求“真實性”的理想與追求吸引力的理想是結合在一起的。吸引力意味著社會的認可，表現為某人在情感上吸引別人。一般來說，如果主體循規蹈矩，是不會產生這種吸引力的，需要展現出讓別人看得見的獨特性。因此，這種社會認可就與以前工業化現代的不一樣了。在工業化現代，人們只要規規矩矩地完成自己的功能就行：做好父親、母親，好好工作，或者在體育協會里當個好會員。那時的社會認可通常都是以“不帶情感”的貨幣方式來回報的。晚現代社會給予吸引力的認可則不太一樣。它某種程度上需要個體擁有一種獨特的“魅力”，這種魅力源於個體的卓越：比如讓主體“站在頂峰”的卓越的職業成就、不同尋常的業餘活動、非凡的人生經歷，等等。關鍵是，因為吸引力而受到認可，所得到的回報形式是積極情感，比如人們對影星或偶像那種著迷。體育比賽中光彩奪目的優勝者、明星博主、著名企業家、魅力無限的影星、發明家或活動家，甚至還包括“不走尋常路”、有著非凡人生經歷的鄰家女孩等，都是晚現代文化中的英雄。
自我實現文化是負面情感的發生器
晚現代的自我希望能“真實地”發掘自己的潛力，以獲得主觀滿足，同時也希望別人能看到並認可其獨特的吸引力。此外，這二者都是社會對於一種成功人生的期待，而個體也想要滿足這種期待：個體應該真實並富有吸引力。晚現代社會為滿足這些期待提供了多種形式：城市裡的創新者和女強人、美滿的家庭和媒體巨星、“湖畔別墅”和豪華遊輪、政治積極分子和創意廚房的主人——到處都有現成的文化式樣，矛盾的是，這些現成固定的樣式讓主體覺得自己能過一種不同尋常的，跟別人不一樣的生活，而且是真正不平凡的生活——獨異於他人的生活。
然而，很明顯，在這種志向遠大的晚現代主體文化之中，一開始就蘊含著失敗的風險。當代人的主體性矛盾，它所面臨的斷裂和深淵，早已成為各種研究的物件，而且在藝術領域有著特別直觀的體現。
《正常人》（Normal People，2020）劇照。
近年比較著名的例子有以下這些。
梅格·沃利策（Meg Wolitzer）在她2013年首次出版的小說《有趣的人》（Die Interessanten）中，描述了一群大學生，從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夏令營期間相識寫起，一直寫到當代。她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筆觸，描繪了那種若隱若現的不滿，每個人希望的破滅，而書中人物卻一直在一種友善的嫉妒中審視和評價彼此。更加直接而強烈的，甚至有些漫畫式誇張的，是維吉妮·德彭特（Virginie Despentes）的三部曲《弗門喪歌》（Vernon Subutex），出版於2015至2017年，以巴黎一群中年新中產為主角（主要人物弗門，以前是唱片商，在書中處於無家可歸的境地），小說描述了所有人陷入困境的生活方式。瑪倫·阿德2016年的電影《託尼·艾爾德曼》（Toni Erdmann）的主人公，是一位繁忙的企業顧問，她的生活方式與她堅定但同時充滿擔憂的68歲父親相互映照。漢斯-克里斯蒂安·施密特（Hans-Christian Schmid）2012年的電影《家人之間》（Was bleibt），講述了成年子女從大城市回小城市看望父母，引發了兩代人關於平衡生活的問題。裡查德·林克萊特（Richard Linklater）2014年的成長類影片《少年時代》（Boyhood），以少年馬森（Mason）的視角，細緻地描繪了成年人歷經十餘年，苦心孤詣經營“成功生活”的歷程。
《親人之間》（Was bleibt，2012）劇照。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可以更精準地分析晚現代主體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內在結構性風險的。如上所述，這種主體文化的兩面性體現在情感層面。對外，在耀眼的光環下，晚現代文化圍繞著“積極情感”這頭金牛起舞，同時，又暗暗地、無法避免地產生相當強烈的負面情感。這些負面情感根植於一種失落感，因為人們看到了理想與現實之間巨大的差距。晚現代文化產生的失落感，與一些強烈的負面情感緊密相聯，包括不同程度的恐懼、悲傷或憤怒。晚現代產生的失落感主要受到六大社會文化機制的影響：浪漫主義-地位矛盾；社會生活中廣泛存在的競爭；成熟的社會性攀比機制；“主觀體驗”脆弱的評價標準；“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文化理想；用於應對負面情況的文化資源的匱乏。
失落感的產生
失落感的產生，還因為無處不在的攀比技術而加劇。當然，人們自古以來就在互相比較，讓-雅各·盧梭在他的第二篇論文（指盧梭關於人類不平等問題的論章）指出，不同收入、不同地位的人總在互相攀比，因而也就總是不滿意，他將此看作現代文明生活中，“社會上的”主要問題。
晚現代社會則以前所未有的體系性和強度，給個體之間的相互比較創造了條件，並同時使個體感受到社會比較的壓力。數字技術——尤其藉助影象——讓他人的生活視覺化，正是這種技術吸引人們互相比較：別人的度假旅行、別人的房屋裝修，都可以通過幾次點選在Instagram（社交媒體）看到，而點選量和“點贊”的次數，就是衡量其受歡迎程度的方法。只要人們進入社交媒體並在那裡留下足跡，就會被納入這種量化的比較機制。
《社交網路》（The Social Network，2010）劇照。
除此之外，還有官方的榜單和排名，比如城市、大學和品牌的排名，以及媒體上誰都可以討論的統計數字，關於收入，關於財產分佈情況和學歷分佈情況等，所有這些都使社會性比較成為機制。
在這種情況下，個體被鼓勵不斷地將自己與別人進行比較，不論是收入或學歷這樣的外在指標，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就這樣，社會性、文化性的細微差別也變成了可視的，這在工業化現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工業化現代，人們主要比較的是一些當地的、近身的社會元素（居住地、鄰居、家庭），而那時的大眾媒體——除了對大明星之外——對別人的生活世界只做有限的展示。顯而易見，長時間持續的對比容易引發失落感，而失落感又會轉化成悲傷甚至憤怒。尤其是“嫉妒”這種情感，是晚現代文化系統性生成的。
主體的主觀心理體驗，以及晚現代個體在評價生活的各個元素時，所產生的或積極或消極的情感，在當下有著極高的重要性，產生失落感的第四個機制就與它有關。“自我實現”文化讓人的主觀體驗和心理感受變成了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指標，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以前的生活方式強調生活質量，更多地注重客觀的、“物質性”的指標：收入與家庭聲望所代表的社會地位、擺脫困境、履行社會義務、服從宗教或傳統等。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工業化現代時期，要問一個人過得好不好，生活是不是符合標準，是比較容易回答的。一份相對體面的工作、一個穩定的家庭、有教養的孩子、一定程度的舒適和一些休閒活動，就是可靠的指標。然而，自從主觀體驗、真實感以及追求“自我實現”的願望變得重要起來以後，對生活質量的評價成了一件困難又複雜的事情，而且還不好捉摸、飄忽不定。
《獨行月球》（2022）劇照。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即使外部正規化都“正確”，積極體驗也不會自動發生：成功的、有趣的職業，有可能在某一主體眼中無聊至極；在外人看來某個家庭生活得很美滿，而當事人可能對生活有疏離感，或覺得自己很累。也許有人進行了一次探險式旅行，怎麼看都令人羨慕，而本人卻覺得那是一次徹頭徹尾的災難。況且，主觀體驗經常是搖擺不定的，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職業、伴侶、居住地，以前是“完美”的，但可能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漸漸失去了吸引力，卻又無法立刻做出改變。持續不斷的積極體驗是很罕見的，但積極情感文化對不確定性卻沒有足夠的理解。這一點，反過來體現為人們難以容忍事情還有兩面性，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一種情感不能直接被判定為積極或消極，就有可能會被歸到消極那一邊去。
晚現代，個體對自己內心的體驗和感覺極度敏感，這當然也意味著個體對自己負面的反應和情感（包括其他人造成的“困擾”或“傷害人的”行為）也更加敏感，而在情感不那麼敏感的文化中，他們是不會注意到這些的。如果說“變得敏感”意味著識別能力的增加，察覺和“感知”越來越複雜結構的能力的加強，那麼對於那些不符合願望的東西，人的敏感度也會提高：比如伴侶惹人不快的性格，工作上與同事的交往中有些說不出的彆扭，身體上或精神上說不出的波動。隨著主體的體驗成為核心，它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判定一個人生活得好不好，成功不成功，雖然享受幸福時刻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出現失望以及隨之而來的哀傷、恐懼或憤怒可能性也增加了。
走出失落的螺旋？
要改變晚現代“成功的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有哪些辦法？人們要怎樣才能觸發這樣一種轉變，轉變可能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回到傳統的（小）資產階級文化中所謂的穩定、樸素和理性的狀態，既無法做到，也不可取，因此需要考慮對晚現代生活方式進行批判性的發展。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首先應該關注那些可以直接影響社會方式的社會要素。可以對社會的經濟化做一番檢視，再確定有哪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醫療、住房和教育保障）可以透過國家調控（比如消除兩極化勞動市場造成的尖銳的社會不公）提高其可預測性。要讓社會去經濟化，除了國家機關做出努力之外，也需要個人在自己的各種關係中付出努力。然而，有一個事實不能忽視：“自我實現”文化模式在很多方面不受社會調控或國家調控。雖然可以在不同方面調整外部條件，但能拿“自我實現”這種文化的心理核心怎麼辦？除了實現自我之外，還有其他東西嗎？理論上，可以考慮兩種策略，將來它們有可能破除“自我實現”文化，當前，心理疏導術就在討論這兩種策略：第一種策略注重自省，強調要承受矛盾衝突；第二種策略倡導遠離自己的情感（消極的和積極的）。二者都可以被視作積極心理學的替代方案。
《土撥鼠之日》（Groundhog Day，1993）劇照。
如果有一種生活方式，它不認為矛盾和困境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是要被接受的事實，面對它們，人們退一步開始反思，那麼這種生活方式可以從某些精神分析的觀點中獲益。與積極心理學不同，精神分析從根本上認為，個體的生活就是包含矛盾的，這些矛盾無法解決，更不可能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在現代社會也是一樣。例如，精神分析認為，面對失落所產生的悲傷感並不是一種病態的情感，也不是需要克服的東西，而是一種可以建設性處理的情感。對於歡樂與現實之間的反差，人們無能為力（弗洛伊德），對“它我”（Es）與象徵秩序之間的反差，人們也同樣無能為力（拉康，Lacan）。從這個角度來看，關鍵是如何處理這些悖論。精神分析可以在這方面與社會分析合作，社會分析強調一些矛盾面的社會條件，從而使個體對自己的處境有更全面的理解。如此一來，我們可以認識到浪漫主義-地位這對矛盾和主觀體驗的衡量標準所帶來的影響，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人們需要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在面對自己人生時，能夠容忍事情的兩面性，能夠看到，現代社會對“進步”的崇信，無法直接反應在個體的生活中。
第二種策略是，減輕晚現代“自我實現”模式對情感的依賴。我們已經看到，熱情推崇積極情感，不可避免地會引發負面情感，而處理這些情感往往困難重重。那又何必要把感情世界當作生活方式的核心呢？資本主義文化，尤其是工業文化對情感持懷疑態度，針對這一點，晚現代文化首先強調了情感對人生幸福的重要性，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面對無法避免的失落和負面情感，晚現代卻提供不了答案。那麼就可以有這樣的應對策略：承認情感的存在，但在生活中不要依賴它，既不放任負面情感，也不（這不容易做到）放任積極情感。
以這種方式走出晚現代情感文化，對情感加以控制，與情緒保持距離，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要走出“自我最佳化”的文化，“忍受”矛盾衝突，同樣是巨大的挑戰。因為在這兩種情形中，人們所要處理的遠不止深深根植於現代文化語碼之中的對社會“進步”和“透過個人努力就可以獲得幸福”這一理念的篤信。可以將晚現代“成功的自我實現”模式看作“追求幸福”（pursuit of happiness）理念的更高理想版本，因為主體要在自己的人生中體驗到整個社會的共同進步。然而現在，不僅整個社會層面上經濟增長已經遇到了瓶頸，主體也肯定會觸到“成長極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種不那麼容易陷入失落感的生活方式，考慮到身心資源的有限性，將是更加省力和可持續的。
原文作者/[德]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