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六朝貴族的世界》是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藝術系列”推出的第三本著作。作者吉川忠夫是日本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在這本書中作者沒有過多琢磨王羲之的書法作品，而是“走向歷史場景”，將王羲之置於多彩的文化和紛亂的政治交相輝映的六朝時代。為了深入體察這一點，在江蘇人民出版社近日舉辦的讀書分享會上，邀請了四位六朝史專家——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六朝博物館館長鬍阿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學鋒，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童嶺，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羲之：六朝貴族的世界》（下文簡稱）譯者陸帥，以及蒞臨活動現場的幾位關注六朝歷史的學者，請他們一起帶領讀者從不同角度走入“書聖”的歷史場景，感受1700多年前王羲之的生命脈搏。本文內容整理自活動現場嘉賓發言，部分內容有刪節、調整，已經發言人審定。
《王羲之：六朝貴族的世界》
吉川忠夫與《》
陸帥：日本學界有這樣一個傳統：出版社會出版一些有關中國歷史、人物的普及性讀物，讀者不是專業研究者，但會找專業學者來寫，具有學術性，用學術語言把有關人物的這段歷史情況簡單講清楚，讀起來輕鬆、愉快。《王羲之》就是這樣一本書。吉川忠夫先生寫這本書的時候比較年輕，三十多歲。
我翻譯這本書時的最大感受是，中國人講到王羲之，第一印象肯定是書聖，所以我們在寫王羲之的傳記，或者電視臺拍王羲之題材的節目，首先關注的肯定是這一點。我們習慣於從書聖這一角度出發去看王羲之的一生，他做過哪些事情，他有哪些書法造詣，對後世有多少影響，留下多少精美書法作品，等等。吉川忠夫先生與我們的傳統視角有點差別，用今天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經常會講到一句話，就是“走向歷史場景”——簡單來說，我們在觀察古人、理解古人的時候，最好還是能回到古人生活的那個時代，從他個體的角度出發去想一想，他自己最在乎的身份是什麼，他自己過著怎樣的生活。所以，吉川忠夫先生在書的開頭就說：我要寫的不是作為書法家的王羲之。因為對於一個六朝人來說、對於王羲之來說，書法家不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什麼呢？首先，他是琅琊王氏家族的成員，出身士族，其次他是官僚，再次他是一家之長，有兒子、兄弟姐妹，所以吉川忠夫先生寫王羲之主要是透過這樣的視角來讓我們重新認識王羲之，尤其是從六朝貴族的視角。
胡阿祥：吉川忠夫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視角。我初步翻閱這本書，有幾個方面的感受。
第一個方面：好看。這本書會說故事，比方一開始說“蕭翼賺蘭亭”。我們知道唐太宗很喜歡王羲之，想把王羲之的一些作品弄到手，尤其是《蘭亭集序》。而《蘭亭集序》傳在王羲之第七代孫智永和尚手上。智永沒有後代，臨終時託付給了弟子辯才。於是，朝廷下了公文要調這個東西，辯才說沒有這個東西，朝廷就派了原來南方梁朝皇族的後代蕭翼去“賺”蘭亭。這裡面充滿了傳奇故事，就像探秘小說一樣。吉川忠夫1971年寫完這本書，1972年出版，他的手法很厲害，首先讓你能看下去。說完“賺蘭亭”之後，說的是《蘭亭集序》引起書法之爭。《蘭亭集序》到底是真的王羲之的作品還是後人偽造的呢？《蘭亭集序》和《臨河序》有什麼差異？這有點像探案小說。
第二個感受：到位。我們經常講，讀書要因世見人，一個作者肯定會受時代的影響。我們今天看民國教授的文章，就能感受到，起碼在1930年代的時候，這一批在北平、南京的教授，心境是很平靜的，所以他能夠寫出平靜的文字，他能夠做很深的、有條不紊的考證。因世見人，然後因人見書。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人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是什麼狀況。吉川忠夫先生從這個角度寫了王羲之的時代。西晉末年，北方動亂，衣冠南渡，王羲之應該是幼年來到南方。北方的僑人到南方來以後，和南方的吳姓之間有矛盾，朝廷一直宣告要北伐，但實際上只想在江南安逸下去。那樣一個複雜的時代，在這部書裡面有著非常鮮活的、到位的描述。我們知道了這個時代，再來看王羲之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人物也就比較鮮活起來。所以，這本書不僅僅是寫王羲之個人的，也是寫王羲之的時代。
第三點：有趣。吉川忠夫這本書裡面用的主要資料是書信。讀書信有點“窺秘”的感覺。王羲之給朋友們寫信到底寫什麼？吉川忠夫又對這些信進行解讀，其中很多事情都是雞毛蒜皮的事情，我們好像窺見了王羲之的私生活。這類資料把整個書給串起來。那個年代留到今天的東西中，王羲之的尺牘應該是最豐富的，什麼方面都有，讓我們真的看到一個鮮活、立體的王羲之。
第四點：行書。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被稱作“天下第一行書”。什麼叫行書？甲金篆隸楷行草，行書是說書法像行雲流水。這本書的翻譯擔得起“行書”這兩個字，行雲流水。能夠譯到這種程度，真的很難得。陸帥的翻譯真的達到了“信、達、雅”。
第五點：漂亮。這本書真漂亮，裝幀、用紙、版式、插圖、封面、裝訂方法真漂亮。
這五個關鍵詞就是我粗粗閱讀的感受。
王羲之行書蘭亭序卷（傳唐褚遂良摹本）
張學鋒：我是在十幾年前讀的吉川忠夫先生的日文版。剛剛聽了胡阿祥老師的介紹，我回去以後一定要讀一讀中文版。因為吉川忠夫的原版太拗口，這本書寫於1971年，已經是講標準白話的時候，但日文版的文字還停留在魯迅時代。陸帥竟然能把它譯出來——你的日文水平比我高多了，從此以後我對你刮目相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前不久童嶺翻譯了我的老師永田英正先生的《項羽》，聯絡到吉川忠夫的《王羲之》，再回憶起讀上個禮拜剛過世的我的導師礪波護先生的《馮道》，包括谷川道雄先生的《唐太宗》——這些書叫袖珍本，現在叫口袋書，帶在路上讀非常方便——我感慨這些書都是這些老先生們三十多歲時寫的。吉川忠夫在中文版序中有同樣的表述，那個時候年輕，無所畏懼，再往後真正成了一位知名學者以後反而束手束腳，什麼都不敢講。所以寫書要趁年輕，三十多歲寫的書應該是最能夠體現一個作者的風貌和氣質。
讀書會現場，韓悅芳拍攝
六朝懷古：時代魅力何所在
胡阿祥：我先拋磚，然後引玉。六朝，我們從幾本書說起。我經常喜歡說，不讀《唐詩三百首》，算不上合格的中國人；不讀《顏氏家訓》，算不上合格的中國家長；不讀《世說新語》，算不上合格的中國文人。《唐詩三百首》裡面很多的唐詩是懷古詩，懷的是什麼“古”？六朝的“古”。《顏氏家訓》為什麼能成為中國家訓之祖？顏之推經歷了南北朝那個太複雜的時代，所以顏之推的家訓是充滿矛盾的，他像充滿智慧的老人，跟子孫談心——這個事情應該怎麼樣、那個事情應該怎麼樣，我覺得自己心裡也過意不去。所以這個家訓很真實，不是板起面孔的家訓，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複雜的歷史背景中產生的。這些名家、士族像浮萍一樣在漂。《世說新語》，魯迅先生說這是名士的教科書，馮友蘭先生說這是中國文化的風流寶鑑，美國學者馬瑞志說這是一部士族生活的百科全書。我想從這些就能看出六朝時代的特別魅力。
六朝真的是一個亂世，跟今天這個時代距離太遠。我們今天如果穿越回秦漢隋唐，可能不會太陌生。但是如果穿越到魏晉南北朝，可能非常陌生。我們會感慨怎麼會有這樣的亂世、這樣的異象、這樣“出軌”的時代。魏晉南北朝是亂世，說不清歷史紀年。魏晉南北朝到底從哪一年到哪一年？如果說從曹丕代漢的220年，到隋文帝楊堅取得北周的581年，那可能不對，581年南京的陳朝還在。如果算到589年，那麼當時哪個政權算合法、哪個政權算正統呢？說不清楚。三國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220年開始到266年嗎？司馬炎取代曹魏是266年的1月份，我們現在歷史紀年表上都寫著265年，實際是不對的。但是266年的時候吳國還在。魏晉南北朝可以概括成三個階段、四個系統，三個階段是分裂的三國、短暫統一的西晉、分裂的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四個系統是三國、西晉、南方漢族系統的東晉南朝和北方胡族系統的十六國北朝，這就是這個時代的亂。
何謂異象？這個時代跟秦漢和隋唐不一樣，它的文化是豐富多彩的——儒、玄、佛、道、文、史、陰陽。這個時代的文化取向非常豐富，有人稱魏晉南北朝是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的時代。這個時代沒有文化上的獨尊，盛行階層歧視，誰都看不起誰，文人看不起武人，先到南方的人看不起後到南方的人等等。這個時代什麼都講究品目，什麼都要品，人有品，書有品，，畫有品，棋有品。“品”從那時一直影響到今天。這個時代宗教迷狂、淫祀氾濫，文人尤其官人不喜歡做具體的俗事。
王羲之那個時代到底怎麼樣？說不清楚。因為說不清楚所以有魅力。王羲之從他的官員身份來說，最重要一段經歷是紹興“市長”，他的政績就是養鵝，“王羲之愛鵝”的故事經常為大家所說。他在紹興還幹了什麼？喊朋友、子侄在一起喝酒，曲水流觴。後人不僅說王羲之是書聖，明朝的項穆還說“仲尼、逸少，道統、書源，非不相通也”，這就將王羲之跟孔子並列了，這是我看到的對王羲之最高的評價。魏晉南北朝的特點是亂世加異象，所以這是一個“出軌”的時代。我們今天一切都在軌道里，所以跟那個時代差別很大。
張學鋒：我心目中的六朝時代並不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如果從歷史學上來談六朝，有一本書的題目最能夠體現這個時代的特徵——《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這本書的題目分成前後兩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中華的崩潰”，如果我們把秦漢大一統帝國看成中華文明的話，進入魏晉南北朝時代，這個巨大的文明體就崩潰了，崩潰以後到了隋唐再次統一，即這本書的後面一半題目——“擴大”。所以這本書的題目真的非常扼要地概括了魏晉南北朝史的特點，即處在分裂時代，大家為了生存必須努力，努力以後一旦合成一股力量，這個力量就遠比秦漢大得多。這就是我對魏晉南北朝近400年間一句話的概要：中華的崩潰與擴大。
《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童嶺：我非常認同六朝是一個亂世，我自己也曾經寫到，六朝是亂世，但是它不是一個衰世。可能有朋友認為亂世就是衰世，但六朝是一個充滿能量的亂世，是亂世但不是衰世。
如果說六朝有關鍵詞，第一個關鍵詞是封建。封建當然是學理上的封建，尚鉞先生就認為中國最接近學理意義上封建時代只有魏晉南北朝。這個時代最類似於我們主持人解老師留學的歐洲，最類似於西歐封建時代的樣子，就是皇權無法直接控制到地方，因為雙重的君主觀，最典型的侯景過了江之後和梁武帝說，大意是“我的太太留在鄴城，被蘭陵王的爸爸給幹掉了是吧？我現在孤家寡人一個，請幫我續絃。聽說你們江南的王謝是高門，幫我找一個王謝家的”。梁武帝回覆他，“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這是個經典的段子。就是皇帝也沒法指派婚姻，王謝他找不了。
第二個關鍵詞是風流。六朝人的風流為什麼吸引人？六朝時代特色是把兩種完全不同的屬性很不可思議地結合在一個人或者一類人身上。典型的例子就是王、謝。謝安攜妓東山，但在國家最有困難、誰都不出來的時候，他出山了，41歲拯救天下。王羲之也是一樣，關心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同樣很關心北伐的局勢，所以王羲之絕不是我們想象的只是寫寫字、喝喝酒的人。
陸帥：我補充一下，胡老師說王羲之在會稽太守任上什麼也沒幹，這的確是六朝地方行政的一個特點。我們今天比較秦漢和六朝就能夠發現，秦漢時代的社會治理非常細緻。現在出土的很多秦漢簡牘可以說明這點。此外，秦漢時代是官僚制的初期，官員能上能下，不像魏晉以後強調資歷，這其實是一個人人壓力都非常大的時代，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魏晉南北朝當然存在很多問題，例如一般老百姓在官僚體制內想往上升很困難，但是任何一種社會狀態、制度都有兩面性，這個時代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強，雖然很難保證地方秩序的公平，但老百姓可以一定程度上喘一口氣。我們看六朝時代對地方官評價比較高的一個詞是清靜，這與秦漢時代的精神是相反的。
其二，從氣候環境上來說，六朝時代是一個相對比較冷的時代。竺可楨先生曾寫《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從中可知，中國的時代盛衰與氣候變遷有很密切的關係，比較好的時代，如漢唐時代都是相對溫暖的，而魏晉南北朝是氣候急劇下降的時代，很多社會、族群問題也因此而來。
劉萃峰：剛才胡老師講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其實胡老師講了一半，後面的結局有兩個不同的版本，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是隋唐式的大一統的結局，另一個是六朝式的結局。隋唐大一統的結局就是蕭翼賺了《蘭亭集序》之後，連夜派人把它送到長安，李世民得了之後大喜，下令封賞蕭翼，推薦蕭翼的房玄齡也獲重賞。同時，此前隱瞞《蘭亭集序》不在手裡的智永弟子辯才，本來是欺君之罪，現在也赦免了，因為《蘭亭集序》拿到手了。辯才本來非常害怕，被赦免後很高興。蕭翼立了如此大功回到長安封賞，這是一個比較大一統的唐朝結局。
另外一個結局就是辯才失了《蘭亭集序》之後，一下子整個人就放空了，然後第二年就病死了。而蕭翼在賺得《蘭亭集序》之後，也是感覺辯才把他當成莫逆之交，傾囊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佳寶都獻出來了，結果卻被騙了，蕭翼感覺十分對不起辯才，自己就出家做了和尚，留在了寺廟。我想這個就是非常六朝式的結局。
永嘉南渡背景下的王羲之
胡阿祥：王羲之是山東琅琊郡臨沂縣人，很小就遷到南方，這個事情影響是蠻大的。從歷史背景來說，中國自先秦以來就形成了一種觀念——華夷之辨，就是華夏和蠻夷戎狄一定要區分開來。西晉——其實早在東漢時期——這些非漢民族已有很多遷到內地。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按照我們傳統史書上的說法，發生了“五胡亂華”，這是古代民族交融的方式。北方的漢人不願意受他們的統治，因此大量南遷，在國史上稱為“衣冠南渡”。渡過來多少人呢？從公元三百零幾年到《宋書·州郡志》斷限的公元464年，按照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的研究，渡到南方來的有90萬人，也就是平均北方每8個人中就有1人到了南方，南方每6個人中有1人是北方人。而且這種南渡，它不是像滿天星斗一樣地散落在南方大地上，而是集中在一些地方。地位最高的，像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裡面說的，集中在建康，在建康從政，或到浙江那邊去自己的莊園。然後稍微次一點的，早期是在揚州、鎮江這一塊地方。而按照我後來的研究，從西晉末年到南朝劉宋的末年，差不多160年間，北方南遷人口及其後裔的人數，大約將近200萬人，這是非常高的一個數字。說真的，如果從文明比較的角度來說，當時的北方中原文化比南方還是要高一些，所以這些北方人過來以後，真的提升了南方的文化層次，促進了南方的經濟發展，改變了南方的語言。南方的軍隊（東晉南朝北伐西征的軍隊）基本是由北方人組成的，他們有動力打回老家去。《國史大綱》裡說，永嘉南渡後，長江流域從此代表了傳統的中國；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說法，南人和北人勠力同心，共禦外侮，赤縣神州免於全部陸沉，東晉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是決定；按照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裡的說法，東晉南朝在南方的發展，使得後來隋唐的文化與經濟都提高了一層。所以永嘉南渡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南京也因此成了傳承華夏文明的地方。這是從大的背景來說。
從小的背景來說，在司馬睿南渡過程中，琅琊王氏的王導、王敦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逐漸形成後來東晉的門閥政治。司馬睿坐在御床，要拉著王導一塊兒坐。但是王導很聰明，太陽只能有一個，我不能坐上去，這就形成了大家都很熟悉的“王與馬共天下”。天下姓司馬，但是治天下的是王。當然，不可能王家一直治天下，大家得輪著來。東晉一朝百餘年的歷史，前面是“胡與馬失天下”，馬是司馬氏，胡是五胡，八王之亂，很多胡人參加，所以司馬氏把天下搞沒了。然後，才有“王與馬共天下”。後面是以庾亮為代表的潁川庾氏，以桓溫為代表的譙國桓氏，以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以王恭為代表的太原王氏，這就有了“庾與馬亂天下”“桓與馬爭天下”“謝與馬安天下”“王與馬弱天下”。最後門閥政治走到盡頭，“劉與馬禪天下”，劉是彭城劉裕。所以東晉這一朝，天下不是皇帝一家的，是貴族和皇帝共治天下。
王羲之處在這麼一個大環境裡面，他作為一個代表性的門閥人物，有時候周邊關係蠻複雜的。他怎麼處理這些問題？吉川忠夫書裡面提到一點，但是沒有展開，書裡說王羲之寫給朋友們的尺牘中，經常提到自己身體不舒服——腿不舒服、胃不舒服。吉川忠夫先生就說王羲之“體弱多病”，又說“有人認為他身患癲癇”。這個問題我倒是真做過研究。王羲之其實活得不大，59歲，跟我另外關心的一個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很像。我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韓愈研究會的常務副會長，前些年參加活動比較多，每年要貢獻一篇文章，我就從歷史學角度寫韓愈。我寫韓愈時發現，王羲之、韓愈、柳宗元三個人得的是同一種病，王羲之59歲，韓愈57歲，柳宗元47歲。生的什麼病？腿疼，肚子不舒服。王羲之絕對沒有癲癇，這個有點太損王羲之的形象了。我當年為什麼寫韓愈？很多人說韓愈是吃壯陽藥死的。韓愈是吃了那種藥——硫黃，但他吃硫黃不是壯陽的，而是治病的，我把藥方都找出來了。這是我寫得最得意的韓愈研究文章。後來我們歷史學院要編一個論文集，每個人最多兩篇文章，我提交的其中一篇文章，就是《韓愈“足弱不能步”與“退之服硫黃”考辨》。
王羲之得的什麼病？按今天的說法是維生素B1缺乏症。王羲之是北方人，北方人不太得這種病。得這種病是因為吃的東西太精細，以稻米為主，又生活在潮溼、溼氣重的地方，身體又有點虛胖。王羲之信裡面寫身體狀況跟唐宋藥方描寫的狀況是一樣的。這幫從北方到南方來的人開始都不重視這個病，用南方藥方治北方人就會出問題。王羲之的腳沒有力量，走起路來很麻煩。韓愈、柳宗元都有長期在南方生活的經歷。韓愈早年生活在廣東韶關，準備科考是在安徽宣城，後來又被貶到陽山、潮州，南方經歷佔了他一生的很大部分，而且韓愈一直是貶官，心情不好。王羲之也是在南方。柳宗元是在江西、永州、柳州。所以這些人到南方來都比較短命，跟這個有關係。
琅琊與建康之間：地理空間上的王羲之及其家族
張學鋒：關於王氏和建康的關係，琅玡王氏原來在今天山東臨沂市的北面（不是今天的臨沂），王羲之4歲跟著叔父到南京來，所以基本上是在南京長大的。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在東晉政權建設過程當中，琅琊王氏起到了關鍵作用。不僅如此，到東晉第三代皇帝成帝的時候，由於“蘇峻之亂”，原本舊的建康城基本上被燒燬了。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重新規劃建設建康城的任務迫在眉睫，當時的當權派是王導，王導把都城的規劃和建設具體交給了自己的家裡人。這個家裡人就是王羲之的堂兄弟，叫王彬。王彬是將作大匠，專門掌管國家工程，所以王彬所屬的琅琊王氏的一家死後就葬在象山。我們早年發掘的《蘭亭集序》真偽辯論的重要材料王興之墓誌，那旁邊有一個墓可能是“老姑娘”王丹虎的，王興之和王丹虎的父親就是王彬，王彬就是主持建康城規劃設計的直接責任者，王導則是監造者。所以建康城的建造是王家的責任，而那個時候王羲之也已經年紀不小了，他在這個過程當中對建康城的設計理念應該也有所耳聞。從結果上來看，他們都在洛陽生活過，所以要在江南地區建設一個新的都城時，他們觀念中的都城就是洛陽。因此在20裡19步這個周長的建康城中間，有中軸線，宮城在中軸線的最北端，宮城南門外御道兩側是官衙等，包括六座城門的名字都來自洛陽，這反映了中原文明如何在江南地區傳播並且紮根。從琅琊王氏建設都城一直到南朝最晚期，中間雖然對一些內部的細節有過一些改進，但是大體沒有改變過。這是第一點跟王羲之家族有關的，這已經不僅僅是王導、王彬了，我們將其歸為琅琊王氏，他們是一個集團。
王興之墓誌
第二點與他們的墓葬相關。長江大橋南引橋旁邊的象山，現在一共發掘了十幾座墓。象山王氏家族墓地現在也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在那裡發現的墓葬中基本上都有墓誌出土。我們今天如果到南京六朝博物館去看，在二樓或者三樓有好多墓誌。像這樣的墓葬裡面為什麼要放墓誌？我們統計了南京地區所有出墓誌的墓葬，墓主人無一例外都是北方人，或者說都是外地人。最南的可能就是廣陵的高氏，墓葬在南京師範大學仙林校區裡。南朝以後，隨葬墓誌成為一種習慣。但是在東晉時期，因為東晉政權是個流亡政權，一切都是具有臨時感的。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北歸”作為當事人的一種政治正確的口號是一定要提的。至於王導一支的墓葬在哪裡，還沒有發現，有過一些線索。象山東邊的郭家山出土過一些墓葬，其中有個青瓷碗的底部有墨書“王”，所以有人推測是琅琊王氏王導家族的，但是沒有依據。王彬有一個兒子叫王彪之，王彪之的墓葬在象山沒有發現，但是後來在燕子磯發掘出土了南朝齊名叫王瑰之的墓誌。王瑰之的墓誌告訴我們，他就葬在他的爺爺王彪之的墓旁。這樣的家族，一旦有人地位提高了，就會另立門戶。所以王彪之做大以後就另立門戶葬到燕子磯去了。總而言之，他們家的葬地沒有離開南京的城北，因為那一塊地方就是僑臨沂縣，安葬臨沂縣遷過來的人。那個時候大部分人當然可以生活在南京城裡，但是去世以後還是葬回到給他們劃定的一個區域去。
東晉·嵌金剛石金指環，南京市鼓樓區象山東晉王氏家族墓葬出土，藏於南京市博物館
還有一個是空間上的問題，雖然不在南京。今後我們各位如果去山東省臨沂市的話，可以去看看王羲之故居。為了建設王羲之故居，臨沂劃了一塊地，在這個地劃的範圍中，一共發掘了36座墓葬。發掘過後最終儲存了兩座墓，一個叫洗硯池，當地宣稱王羲之就是在這個地方洗毛筆、洗硯臺的，而且傳說中把這個水池都洗黑了。王羲之4歲就離開山東了，他什麼時候能夠跑過去洗硯？那個地方現在堂而皇之地建立了規模非常大的王羲之故居，兩個墓葬之上蓋了兩座廟，金碧輝煌，王羲之故居又成寺廟了。所以，我們今天總講歷史文化，但是歷史和文化完全是兩個概念。一個假現象傳了500年，也能夠成為文化，但是成不了歷史。
對讀者來說，和王羲之有關的遺址記住這三個具體的地點就可以。第一個是南京的建康都城，第二個是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地，還有一個是遙遠的琅琊的王羲之故居。
品“蘭亭”：作品與人品
童嶺：中國古代的文人自我期許和後世定位是不同的，我們後世給王羲之的定位是書法家，書法現在歸類為藝術，但在古代你給定義一個人說他是偉大的藝術家，你是表揚他嗎？你這絕對是罵他。不論是顏真卿還是王羲之，他的自我期許並不是藝術家。剛剛胡老師引到《顏氏家訓》，顏真卿直接跟他的小孩講不要做一個藝術家，不要只是以書法行事。講王羲之沒法繞開蘭亭，但是現在大家談到蘭亭基本上都是在交流書法，實際上《蘭亭集序》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蘭亭集序》的文字很有意思，《晉書》也收錄了《蘭亭集序》，有一些字的不同。《蘭亭集序》的文字有兩個層次，“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前面都是非常愉快的。大家注意“俯仰”這兩個詞在《蘭亭集序》短短的300字中間出現了三次，人生就是一俯一仰之間，已為陳跡。但第一次出現俯仰的時候它是一個比較愉快的概念，“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下面一句，“信可樂也”，意即真的很快樂。但是從這開始，一轉折，他已經不是在想快樂的事情。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就是人相處之間，俯仰之間，就是一世過去了。這就體會到人生宇宙中間一種深深的孤獨感和悲哀感。
從文學角度講，一般說魏晉南北朝人是佛道二家，道家當然就是莊子。大家注意，《蘭亭集序》裡雖然引用了莊子的概念，但是王羲之是反對的，或者說跟莊子是完全不一樣的。莊子最基本的《齊物論》講的是“一生死”“齊彭殤”——生死是一樣的，活到800歲的彭祖跟幾歲夭折的小朋友本質是一樣的。那麼王羲之呢？他講“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所以他是很眷念這個塵世，眷念自己的友人的。我們今天好像會覺得成就這麼高的書聖不會眷戀塵世，他應該像高僧一樣超脫。不，他沒有超脫，像胡老師講的，他是關心自己的家人，關心生死，家人死了之後他感覺到一種無限的孤獨。他下面繼續說“故知一生死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直接就說莊子你胡說八道。王羲之知道我們每天都是一刻不停地向著最終極的那個終點去，叫“終期於盡”，我們最終都會走向那個終點。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即使是遇到很快樂的時光，他還是能夠體會一種孤獨感。我覺得，人都是有限的空間跟時間座標，我們只存在於這個地方，我們都是微塵。王羲之就是把自己投射到這個時間軸上，就是永恆的時間軸上，所以這是他作品偉大的地方。《蘭亭集序》不僅僅是書法，作為文學作品它絕對也是不朽了。
胡阿祥：我就這個話題稍微引申一下。因為說王羲之，不可能離開蘭亭，不可能離開天下第一行書。怎麼進一步地加深對王羲之這個人的感悟呢？我覺得不妨用比較的方式。西晉元康六年（296），在洛陽有一個大官叫石崇，在他的園子——金谷園裡辦了一場金谷宴，流觴、賦詩、罰酒，主持人石崇寫成《金谷詩序》。後來王羲之蘭亭雅聚，其實也是這個路子，流觴，賦詩，賦不出來詩就罰酒，然後做了一篇《蘭亭集序》。
如果按照今天的學術規範來討論的話，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涉嫌“剽竊”，起碼也是“抄襲”。諸位朋友有興趣，可以回去把這300多字的《金谷詩序》和300多字的《蘭亭集序》比對一下，很多意思是差不多的。王羲之當時也不迴避這個，當他知道有人把他的這300多字跟石崇的那300多字，也就是他的蘭亭聚和石崇的金谷宴進行相比的時候，他還很開心：我這個玩法居然能跟石崇比！
但是今天除非是做專業研究的，試問有幾個人記得石崇？有幾個人記得石崇的《金谷詩序》？這裡就凸顯出一個蠻深刻的問題——人。因為石崇為人太不堪了，而王羲之的為人，我們就用不著多說了，大家都明白。
所以中華文化對一些藝術的評價和人是相關的。比如說王鐸，也是書法上很厲害的人——薛龍春就是做王鐸的。我就跟他討論過幾次，我問他為什麼花這麼多心思做王鐸，王鐸的字真的很好，但是王鐸畢竟是“貳臣”，“貳臣”影響到對他的評價。再比方說戲劇上面，阮大鋮是一個巔峰，但是大家只記得阮大鋮是奸臣。王羲之的這個玩法是跟石崇學的，但是後來人們只記住了王羲之，只記住了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所以我想，有一些事情，透過比較以後，能夠更加地貼近“書聖”，貼近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書。
論六朝之隱逸：“書聖”是“隱士”嗎？
畢雲：說到六朝的隱逸問題，我想問大家：當你被問到中國古代著名隱逸人士的時候，你會想到誰？其實我們不一定會想到王羲之，一定不會首先想到他，甚至根本不會想到他。我自己寫博士論文，“附庸風雅”起了一個主標題叫“儒玄之間”，其實是想探討六朝隱逸群體的學術背景，當然也有相關的仕途政治背景。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也可以問大家：王羲之是不是一個玄學家？或者換個方式問，大家能想到的玄學家有誰？可能大家也不會第一時間想到王羲之。
這些問題讓我覺得王羲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且重要的人物，因為很多問題我們在王羲之的身上能夠得到新的啟發和新的想法。比如說我們做專業研究的人都知道講六朝歷史是離不開“玄學”。但是我長期以來有一個困惑：大家對於玄學的定義是多麼的理所當然，理所當然到接近於社會上認為女性在家裡面就應該承擔家務的程度。但究竟如何定義玄學？我們如果透過王羲之來看，很多被認為是名士的人，在放蕩、飲酒等通常被引申為玄學人士的言行特徵方面，可能還沒有王羲之表現得那麼突出。所以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可以反思到底什麼樣的人可以算入玄學家這個群體。
在儒學這個問題上也很好玩。中國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長期以來我們都特別看重一個人在本職工作以外做的事，一個廚師飯做得好沒有什麼，但如果我們陸老師飯做得好，那就不得了。這個其實一直根植於我們說的古代早期計程車大夫政治。士大夫是我們古代政治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他們很業餘。因為從獲取官員身份的角度講，他們不是透過為官的相關訓練而獲得身份，很多東西可能是上任之後現學或者一直沒有學會需要下面的吏員來幫助他。但是從學者的身份來講，學者肯定也不是他們的主業，成為一個士大夫、成為一個官員之後主業是當官，所以不管是學術還是為官，這兩方面都是業餘的。
我們在說隱逸的時候，大家有沒有想過你們心目中隱逸的定義或者界限是什麼，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隱士？我們對於早期很多隱逸人物的認知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個字——不群。但是從東漢開始一直到六朝，當時的人們包括寫這些史書的人，會把隱逸的標準放寬，變成了“不仕”——只要你不當官，甚至你曾經當過官，在你告老還鄉之前你主動放棄當官，都可以這麼算，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會把王羲之視為“隱逸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