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王安憶寫下小說《富萍》，講述了一個來自蘇北的女子在上海的遭際。王安憶自言是去了一趟揚州，產生了一種奇妙的靈感，對上海特有的移民群體產生了新的理解。不得不說，作者一以貫之的文風加上對上海城市生活的熟悉和批判，小說達成了一種獨有的王氏味道。在普通生活中，普通人活過了普通的一輩子——就是這份堅實、粗礪的普通，成就了一本不可多得的、描寫蘇北移民在上海生活的精彩小說。
“蘇北”，或者“蘇北人”這一稱謂，在上海的歷史語境中大抵是灰色的。網際網路的記憶比魚要強，儘管上海實際上就是一座移民匯聚的城市，但是“排外”始終是網民對這座魔都的既有印象。如果要從頭去梳理上海人“排外”的歷史，那麼蘇北人一定是被汙名化最嚴重的群體。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一群體可能不再像過去那樣被置於城市市民鄙視鏈的最底層，相反“蘇北”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慢慢地滲透進了上海的毛細血管當中，如果哪位市民在嘴裡蹦出幾句蘇北話，反而會被視為一種調笑和幽默，上海本土的滑稽戲中就有不少融合蘇北腔的段子。
然而真的要問蘇北是哪裡，蘇北人具體又指哪些人，可能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或曰長江以北全是蘇北，也有說到了淮河那塊才叫蘇北，揚州人可能最難認同——我們怎麼也算蘇北……這其中有一種巨大的困惑，從民國開始到刻下，居然沒有一個精確的“蘇北”這一提法的確切界定。實際上，這裡面凝結的歷史、經濟、政治、族群等要素遠遠超過了地理層面的定義，足以成為解讀近現代上海城市發展的某種方法，或者說一種尺度。
近日，韓起瀾（Emily Honig）的《蘇北人在上海》時隔二十年重版面市。研究者在序言中說到：“由於有關蘇北人的資料極度匱乏，好幾次我差點放棄這個專案。”韓起瀾對“蘇北人”感興趣，或許是由於這一群體在上海的境遇讓她想起了那些在美墨邊境逡巡、在美國都市中存在的墨西哥裔移民。令她感到不解的是，蘇北文化（以揚州作為代表），在清朝中期被認為是高雅雋永的象徵，到了19世紀晚期漸漸被視為低階鄙俗。從20世紀早期開始，稱呼某人為“蘇北豬玀”就意味著這個人即使實際並非來自蘇北，也是窮困、無知、骯髒和鄙俗的。他們來到上海從事本地人和浙江移民不願從事的工作，拉黃包車、剃頭、修腳、倒馬桶……他們盤踞在蘇州河沿岸建成了蔚為壯觀的“滾地龍”（棚戶區）。韓起瀾困惑的是，蘇北移民並非異族人，不像19世紀早期移民美國的愛爾蘭人，也不是非裔美國人、波多黎各人，相反，“他們在形體上同其他上海人沒有什麼區別，他們幾乎全是中國漢族人。儘管精英集團可以像對待不同種族一樣對待蘇北人，但事實上只有方言才能把他們區別開。”最終，她這樣精練地表述——“蘇北人並不是一種天然概念，他們不是在蘇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為蘇北人。”
歷史上，蘇北移民來滬很多是為了逃避戰亂。《繁花》裡小毛的媽媽這樣表述：“當年東洋人，封鎖藥水弄，草鞋浜關進蘇北難民，餓得兩眼發綠，人人去刮麵粉廠的地腳麩皮，等於吃爛泥，也有人，去吃蘇州河邊的牛舌頭草，每天毒煞人，餓煞人。”語言中的無奈和辛酸，是屬於第一代蘇北難民的真切回憶，他們的後裔（比如小毛）只能從自己母親、樓下揚州剃頭老師傅、周遭蘇北鄰里那裡聽得幾句鄉音，真實的歷史慘劇已經無從得知。在接下甫師太讓去“紅房子”買西餐的任務，並討得一點小費的同時，老師傅的調侃總能勾起上海人對蘇北腔的回憶——“乖乖隆地東，韭菜炒大蔥，我媽媽呀……不得命了，發財了，小毛……”在《繁花》的設定裡，小毛一家已經住進市西大自鳴鐘附近，這是蘇州河沿岸的腹地，蘇北移民的密集場域。
作為《富萍》《繁花》中蘇北代表的揚州，在這一稱謂被固化、汙名化的過程中，也發出過屬於自己反抗的聲音。韓起瀾在書中援引20世紀30年代易君左的《閒話揚州》強調了揚州和蘇北之間的區別，他宣稱：“江北人的性格多強悍而揚州人則很和平。揚州人雖在江北早已江南化了！他自隋以來代表整個兒的江南民族性，說揚州是江北，真黑天冤枉！”在揚州人看來，他們有高雅的曲藝文化，獨樹一幟的淮揚菜系，同時經濟上也較為富庶，茶、鹽、棉、絲市場繁榮，且當地人也酷愛經商。按照這種邏輯，只有揚州以北才算蘇北。
《富萍》中，主人公丈夫的奶奶在上海做幫傭，這位老太太從16歲來到上海做工，已經30年了，“算得上是個老上海了，是個有身份的奶奶”，這位奶奶和鬧市中心的居民一樣，將那些邊緣的區域看作是荒涼的鄉下。但不能迴避的是，就是那些所謂的邊緣（閘北、普陀）其實是她家鄉人的聚集地，因逃難而來，就地紮根，在彼時的蘇州河沿岸林立的工廠，他們撐起了上海的基礎工業。但是即便如此，“奶奶與他們向不往來。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見，認為只有淮海路才稱得上是上海”。
奶奶以及小說後文中出現的呂鳳仙，都喜歡給人做規矩，哪怕你是解放軍南下幹部也要有“規矩”。吃的要精當，穿著要考究……這些細則無一不彰顯著“現代”“文明”的標籤，即便她們來自蘇北，但是很快被現代城市的生活法則所規訓，作為外來者，這種皈依現代的狂熱讓她們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而她們那些從事體力勞動（雖然幫傭實際上也是體力勞動）的同鄉則被劃入了落後、矇昧、骯髒的定義裡。
就像韓起瀾在《蘇北人在上海》裡指出的那樣，上海與揚州（江北）的一升一落，除了戰亂的影響，還有海運崛起取代漕運、河運的因素。而漕運依賴政府的統一管轄，每年都需要投入不少銀兩進行疏浚，然而清末的綱紀廢弛，漕運已經無法定期治理，隨之而來的水患、旱災，讓江北徹底失去了往日的繁榮，接踵而至的便是蘇北移民向南的遷移。
或許會有人疑惑，彼時的上海華洋雜處，圈內的各色移民都在此營生，如今上海的某些街區依然能找到各個省份當年留下的會館、同鄉會遺蹟。那為何只有蘇北人這一群體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惡意，甚至延續至今仍有餘波。韓起瀾的解釋是當時上海的精英階級對於蘇北人的塑造，當時上海工部局認為蘇北人的定居對摩登高雅的上海構成了威脅，對這個通商口岸的形象帶來了負面影響。《申報》《時報》《大公報》對蘇北人“滾地龍”進行了連篇累牘的筆伐。
與之形成“合力”的是來自浙江商人群體對於蘇北人定義的推波助瀾。浙江商人群體的生活習慣以及文化品味藉助經濟的力量，在上海的城市生態中獲得尊位，與不斷湧入的蘇北難民相比，以寧波人為代表的浙商顯然更得租界喜歡，他們所喜歡的戲曲風格也逐漸蓋過了淮劇。韓起瀾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在上海待過不少時間，她說自己跟隨當時（1990年代）的上海淮劇團調查，團裡的人都表示淮劇在上海“不討喜”，沒有多少年輕人願意學習江北戲曲，劇團最受歡迎的時候莫過於每年去江蘇省進行巡演。
如同《富萍》中的奶奶不喜歡同鄉人，實際上是想要完成一種對於原籍的切割。蘇北（人）、江北（人），實質上是一種帶有侮辱性質的稱謂，它的合法性來自於中國現代城鄉的矛盾，藉助上海的現代城市地位，這一蔑稱的能量變得巨大。在韓起瀾筆下，許多來自這一地域的受訪者，都很忌諱自己的蘇北出身，比如相親時只願寫自己來自江蘇，因為如果對方看到蘇北的這些城市，相親多半是會黃的。
這個被排擠、孤立、貶損，受到不問來由的歧視，被充斥報端的揶揄和調笑醜化的群體卻是承擔著這座大都市基本運轉的實際勞動力，他們白日裡可能是蘇州河岸邊工廠裡的勞工，晚上則是在夜校裡接受共產主義文化課的工人群體，五卅運動的領頭人顧正紅也正是來自這一群體，他們用自己的付出乃至生命驚醒了國人。
“那青年看著漲水的蘇州河，河面開闊，河水清冷，船抬得很高，幾乎與岸齊平。沿岸的大倉庫，還有人家，畫卷似的慢慢展開，罩著水色。天也罩著水色，一律發出青藍的顏色。”富萍最終選擇逃脫被人宰治的命運，選擇在上海立足，哪怕是混跡於奶奶看不起的邊緣地帶。上海的城市形象除了消費和小資，那種沉潛於浮華之下的堅韌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些蘇北移民帶來的，半江瑟瑟半江紅，彼此交織、衝突、融合，以“蘇北”作為一種方法，或許是體認上海這座城市複雜精神核心的有效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