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屆“上海哲社獎學術貢獻獎”獲得者朱瑞熙。採訪：澎湃新聞記者 王俊期 實習生 吳喆旻(06:07)
【編者按】
備受關注的上海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日前揭曉，每屆的“上海哲社獎學術貢獻獎”尤其引人矚目，該獎項用於表彰對學科建設、學術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在學界享有廣泛影響和崇高聲譽的上海學者。其代表性成果須在理論研究上有創新，在學術研究上有創見，在學科建設上有建樹，在現實生活中有意義。
第十六屆“上海哲社獎學術貢獻獎”授予四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孫關宏，復旦大學教授周振鶴，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朱威烈，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朱瑞熙。
自2004年開設以來，學術貢獻獎每兩年評選一次，截至目前，僅有38位專家學者獲此殊榮。
澎湃新聞特別邀約拜訪學術貢獻獎獲得者、其弟子及獲獎者的學術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學術生涯、治學經驗及學術思想。以饗讀者。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朱瑞熙。
1980年，中國史學界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了第一次宋史研究的學術會議，標誌著中國宋史研究進入新階段。此前的宋史並非學者們普遍青睞的研究方向，而在這次會議上，一位年輕學者遞交的論文引起了廣泛關注，論文整體概述了從唐至宋整體社會的演變過程，提綱挈領地梳理了社會變化的成因與結果，開創性地提出了要全面地研究宋代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這篇論文1983年由中州書畫社正式出版，名為《宋代社會研究》，而這篇論文的作者就是朱瑞熙。
這篇論文僅用七萬餘字，論述了宋代社會10個方面的問題，不少論點走到了時代前列，史學界紛紛注意到了這位青年才俊，而在此之前，朱瑞熙有了多年的積累。
自1956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開始，朱瑞熙便開啟中國史研究生涯，特別在宋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樹。在學界看來，《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奠定了他在宋代政治研究史上比較高的地位。202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瑞熙文集》，一經編出，便引起學術界關注。學界認為，朱瑞熙是繼鄧廣銘、漆俠兩位先生後，一個宋代歷史研究的傑出代表，在國際宋史學界享有崇高聲譽。
因身體原因，朱瑞熙近期不便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我們採訪了與朱瑞熙有過密切接觸和交流的三位學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劍光、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戴建國、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教授、原宋史研究會會長包偉民，勾勒出朱瑞熙的學術人生與治學之道。
2018年，朱瑞熙作為《全宋筆記》學術顧問，參加上海師範大學《全宋筆記》新書釋出座談會。（感謝張劍光教授為本文提供配圖）
求學生涯與《中國通史》編撰
朱瑞熙，1938年出生於上海嘉定。據張劍光講述，朱瑞熙的家在嘉定縣城所在地的城廂鎮西大街。其父親經營一家糧店，家庭經濟狀況在當時處於中產水準，因而對子女讀書有較高要求。朱瑞熙高中就讀於嘉定一中，這是一所有良好學風和師資的上海市重點中學，在這裡，朱瑞熙打下了紮實的文化基礎。
1956年，朱瑞熙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與同時期的同學大多數是調幹生相比，朱瑞熙年紀小，心無旁騖，刻苦用功。大學期間，他通讀了《資治通鑑》《宋史紀事本末》等文獻，透過摘錄卡片，分類整理儲存，來積累資料，為此後向宋史方向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大學階段，朱瑞熙還被安排到譚其驤先生的歷史地理研究室，參加新《辭海》條目的編寫和中國歷史地圖的繪製，學會了史料的收集、整理的基本方法。
朱瑞熙（二排右四）與四川大學研究生同學合影。
1961年7月，他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被分配至四川大學工作，並於同年9月考取四川大學研究生，因為此前讀過不少宋代的基本史料和部分宋代筆記，朱瑞熙遂決定報考蒙文通先生的宋史專業。由於試卷成績較好，他順利成為蒙文通先生的兩位關門弟子之一。儘管1960年代前期政治運動不斷，但在蒙文通先生的要求下，朱瑞熙大量讀書、摘抄卡片，並寫作讀書日記，在學業上提高較快。至1964年7月，朱瑞熙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論宋代的佃客》寫作完成。
研究生畢業後，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先生正在編寫《中國通史》，編寫至第五卷宋代卷時缺乏人手，朱瑞熙便被調到編寫組參加工作。社會動盪中，朱瑞熙一度暫停了《通史》的編寫工作，1972年，朱瑞熙回到編寫組，繼續在蔡美彪先生手下，和其他學者一起合作完成了《中國通史》五、六、七卷的寫作。
《通史》編寫工作對朱瑞熙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朱瑞熙最初的研究興趣在宋代經濟，如果畢業後沒有這段經歷，也許朱瑞熙會和別的研究生一樣，選擇某一個專題繼續研究。但透過編寫《通史》，朱瑞熙閱讀了大量政治制度史相關的資料，為之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更為重要的是，由於《通史》的編寫不能囿於一時一地，這也使得朱瑞熙的研究變得更系統、淵博、全面。
朱瑞熙（後排右一）參與上海師大古籍所九七屆碩士生論文答辯。
數十萬張摘抄卡片與言之有據
1984年底，朱瑞熙調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據朱瑞熙的博士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戴建國回憶，朱瑞熙先生當時比他想的還要年輕，戴著一副眼鏡，說話不疾不徐，溫文爾雅。彼時，47歲的朱瑞熙在宋史學界甫露頭角，時任上師大古籍研究所所長程應鏐慧眼識才，從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將他調來上海工作。
朱瑞熙的行李中，被稻草裹著的四口櫃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這四口櫃子，每個高2米、寬1米有餘，黑漆鋥亮。這四口櫃子可不容小覷，當時四五個男生合力，也只是堪堪搬動。學生們不禁猜測：櫃子裡是何等珍貴沉重之物？
朱瑞熙家中裝滿摘抄卡片的櫃子。
很快，大家的疑問便有了解答。櫃子裡滿滿當當地裝著摘抄卡片，全是朱瑞熙這些年將宋史有關的資料分門別類地摘抄並加以彙總的，卡片最多時，數量達二三十萬張。對這些卡片，朱瑞熙自有一套分類方法，每次檢索總能在第一時間找出。在那個沒有電腦的年代，朱瑞熙的櫃子便是“搜尋引擎”，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資料，他總能信手拈來。
當然，面對這幾口櫃子，學生們也有如臨大敵的時候，那便是被朱瑞熙審論文。據張劍光描述：每次審學生論文，朱先生總會從櫃子找出相關卡片放在皮鞋盒中，學生論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沒有一次是不能從皮鞋盒中找出相應條目的。一旦引用有誤，朱先生便以紅筆徑改，有時，甚至滿篇紅色。也有人問朱先生：“如何確保您的摘抄就是正確的呢？”朱先生說，他每張卡片都要核對三遍，最大限度地杜絕了錯誤。也有學生曾懷著僥倖心理再去檢查原文，每次都是證明了朱先生的正確。
朱瑞熙家中的摘抄卡片。
這些敦厚紮實的櫃子以及其中一絲不苟的卡片，或許就是朱瑞熙學術生涯的最好寫照。他從不會憑空臆想出觀點，而是言之有據、言之有理。
最初使朱瑞熙聲名鵲起的，便是他對宋代人物的品評，有些觀點不僅在當時如雷貫耳，即使在今天也發人深省。但無論提出什麼，都不是故作驚人之語，而是經過嚴謹的論證。
如，當時的人們認為朱熹是一個唯心主義的人，甚至認為他是“賣國賊”，而朱瑞熙則透過舉例，說明朱熹其實對當時社會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一個比較務實的政治家。
又如，朱瑞熙對岳飛非常崇敬，但在相關學術研究上也不摻雜個人感情，透過史料的列舉，認為《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一詞，並不應該劃歸岳飛名下。這篇文章，後來還被別的教授推薦給學生當範文。當然，這並不是朱瑞熙的文章第一次被當做範文。
張劍光教授直言，自己很多研究起步時，總會參考朱瑞熙先生的相關論文，從而為自己指明最初的方向。
2017年10月，朱瑞熙（左二）參加兩淮地區與宋代社會學術研討會，其間參觀留影。
避開非學術干擾與甘願坐冷板凳
1984年底，朱瑞熙調入上海師大古籍所工作。調入前後，他參加了鄧廣銘、程應鏐任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遼宋西夏金史》的工作，是主要的編寫和審稿者之一。
據張劍光講述，《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是集眾多宋史學者智慧的集體成果，朱瑞熙主要編寫的是宋代選舉、科舉、學校類條目。由於此前學術界對宋代選舉研究很少，可以參考的材料幾乎沒有，所以朱瑞熙對這些條目的撰寫必須從閱讀基礎資料開始。他花了很大功夫，在一些問題上展開專題性研究，這為以後他對宋代官制、銓選、科舉、學校、法制等方面制度的全面研究積累了許多知識。
在編寫辭典的過程中，上海師大古籍所所長程應鏐先生和朱瑞熙有了交往，對他撰寫的條目非常滿意，對他的學識也非常推崇。程應鏐對引進朱瑞熙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並且說服學校提供了當時來說最為豐厚的經濟條件。1986年，程應鏐因病不再擔任古籍所所長，他向學校提議由朱瑞熙先生擔任。
從1986年夏天開始，朱瑞熙擔任古籍所所長，組織和領導全所的科研工作，對研究生的培養實施了很多改革舉措。他認為應將下一階段的研究目標放在宋人的筆記上。不僅如此，他還組織建立電腦室，提出對筆記進行縮影，並用數字化的方式進行檢索。以我們現在的目光來看，當時朱瑞熙的觀點，無疑又是非常超前的。雖然當年的相關計劃由於技術門檻高、軟體功能弱而最終擱置，但卻對未來古籍所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張劍光認為，後來，上師大古籍所上馬《全宋筆記》的整理，與當年朱瑞熙最早的設想密切相關。《全宋筆記》整理和研究工作全面開展後，他有很多具體的指導意見，使整理工作避免了很多彎路，做得更為完善。
朱瑞熙擔任古籍所所長時間不長，後因感覺行政事務非常影響自己的科研工作，1988年夏天，他向學校請辭。包偉民教授認為，朱瑞熙之所以能不斷取得新的學術成就，攀登新的高峰，和他自覺避開非學術的干擾是息息相關的。
辭去行政職務後，朱瑞熙潛心學術。包偉民認為，《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奠定了朱瑞熙在宋代政治研究史上比較高的地位，在史學界，第一次把整個宋代的政治制度做了非常完整的梳理，關於中央決策過程、上下資訊溝通傳遞等方面，之前沒有學者清晰地討論過，屬於朱瑞熙先生首創。
朱瑞熙對宋史的宏觀視角不僅體現在宋朝內部，更放眼天下，他認為契丹、党項、女真等諸族，也屬於中華民族的範疇，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所以不僅對宋代社會，對遼、西夏、金等社會，朱瑞熙也頗有研究，與他人合著《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一書中，也有許多關於避諱、押字、紋身、休假等開創性學術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他還非常注重方誌的研究、點校和整理。他常會對學生說：“不要忽視方誌的重要性，其中也蘊含著大量有價值的珍貴材料。”而方誌方面，朱瑞熙對家鄉嘉定尤其上心，標點了《南翔志》、《安亭志》，特別是《嘉定碑刻集》，共收錄2000多方嘉定碑刻，朱瑞熙先期為600餘方碑刻標點，後來其他碑文的標點也由他審定，最終，完成了這部研究嘉定碑刻的權威之作。
2017年10月21日，朱瑞熙與張劍光、戴建國（右二）在“宋史學術前沿論壇”上。
朱瑞熙後期學術生涯的心血所寄，便是目前尚未出版的《宋史辭典》。早在1990年代初，受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委託，朱先生便擔任“二十四史辭典”中的《宋史辭典》主編，他認為宋代典章制度錯綜複雜，職官制度、經濟制度、科舉制度等，哪怕研究者也未必全能瞭然，更遑論宋史愛好者，他認為這部詞典作為一部工具書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非常願意承擔其中的工作。
據戴建國回憶，“1992年，專案剛剛啟動時，一共有三十多位學者參與進來，一間辦公室裡要擠十多個人，條件非常艱苦，而朱老師也沒有為自己準備獨立的辦公室，而是和大家一起工作。編寫過程中，還發生過一次重大事故，已經編好的條目中一下子遺失了一萬多條，不論如何查詢也找不出個結果來，最後只能重新撰寫。”
整部詞典的編寫足足經過了20年時間，成稿945萬字。由於撰稿者水平不一，統稿又成了一項艱鉅工作，為保證這部典籍的質量，朱瑞熙毅然決定，不假他人，獨自完成統稿。朱瑞熙此時早已名滿學界，可依舊甘願坐冷板凳，逐字逐句地對詞典進行校對。學生去看望他時，他與他們談得最多的就是詞典的修改。據戴建國回憶，朱瑞熙先生由於常常伏案工作，又經常工作到深夜，頸椎病總是復發。回憶起那段朱瑞熙先生被頸椎病困擾的日子，戴建國仍忍不住唏噓落淚。
2006年，朱瑞熙（左十一）參加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二屆年會。
朱瑞熙在國際宋史學界也享有崇高聲望，與美、日、港臺地區的許多學者保持著長期聯絡。1990年代末，哈佛大學一度擬邀朱瑞熙赴美為博士生授課，已經將其課程正式列入課表，因其他原因未能成行。與朱瑞熙一同參加國際會議的學者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來自世界各地學者對他的崇敬，會議期間，每天與朱瑞熙交流討論的學者絡繹不絕。《朱瑞熙文集》一部分的編輯難度也來自他的不少文章都在大陸地區以外發表，而其中不少論點甚至在全球宋史界都被奉為圭臬。
澎湃新聞記者採訪中瞭解到，此次獲得上海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學術貢獻獎的代表作——《朱瑞熙文集》的完成，背後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為何編撰這部文集？據張劍光教授講，因為大家深感朱瑞熙學術成果分量重、分佈廣，為能更好地歸納收集，反映朱瑞熙先生的學術全貌，於是便動議編纂《朱瑞熙文集》。在多方因緣和合之下，張劍光承擔了編輯文集的重任。張劍光最初認為，這項工作會是水到渠成的，但隨著編輯的深入，才發現各種困難遠超想象。編纂過程中，首先要克服的是朱瑞熙先生著作時間跨度大，註釋體例不一的問題。此外，朱瑞熙不少文章單獨在臺灣期刊上發表，目前不少刊物業已停刊，只得委託臺灣的朋友進行復印，再輸入電腦。文集編撰工作歷時9個月，收錄了朱瑞熙全部學術論文及論著數種，總計三百二十餘萬字，分八冊。另外，因朱瑞熙整理過的古籍著作數量龐大，未收錄其中。《朱瑞熙文集》一經編出，就引起學界關注。《文集》中收錄的大多數論文，被學界評價為“對宋代歷史研究都有新的突破”。
朱瑞熙在文集中講到：總結我三十多年宋史研究的歷程，我始終牢記蒙先生“學問貴成體系”的教誨，盡力探究宋代方方面面，期望最終在宋史研究上，自成體系，有所建樹。
“靜如平湖，崇若高山”，這是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王瑞來在《朱瑞熙文集》出版時寫的寄語。如今，後輩學者們憶及朱瑞熙寬嚴有度的諄諄教導，憶及他夙夜在公的辛勤工作，憶及他信手拈來的掌故學識，仍會流露出崇敬與欽佩。
那種純粹的學術風骨，或是對學術貢獻獎的最好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