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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媒介與經濟交叉研究的“盲點”，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生產話語的根本立場，然後結合媒介化理論，指出媒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中的關係建構過程屬於經濟媒介化，媒介、媒介化與媒介邏輯是經濟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後通過歷史性回顧展現了人類社會經濟媒介化的元過程，即在基礎設施媒介、經濟媒介與資訊媒介的配合與發展下，經濟媒介化先後經歷了滲透、延伸、改變與內化四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媒介邏輯對經濟發展具有建構與遮蔽的雙刃效應。經濟媒介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物質生產背後“看不見的關係”的補充研究，為深化媒介與經濟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會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進路。
作者簡介
朱江麗，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基金專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專案“媒體融合創新研究”（專案編號：21FXWB018）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
緣起：從傳媒經濟到媒介化社會
在網際網路技術驅動下，媒體形態與生態不斷迭代，先後衍生出以互動性為特徵的“泛媒體”、以智慧技術為基礎的“智媒體”以及依賴於虛擬技術的“浸媒體” （崔保國，王竟達，2018）。媒體形態的層出不窮帶來傳媒業的巨大改變。傳媒業不再僅僅是數字產業中的一個經濟門類，而是深度參與到經濟數字化轉型的程序之中。這種參與也不僅僅侷限於提供技術可供性，更重要的是透過新的媒介技術進行關係重構，推動全社會發生數字革命。如此一來，傳媒經濟一詞已然不能概括當今數字媒介經濟本身的豐富程度以及其參與經濟活動的深刻程度。
受到歐洲媒介化理論影響，學者們不約而同地認識到媒介化社會是當前傳媒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徵，應該成為研究傳媒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主要正規化，這為當前媒介經濟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喻國明，耿曉夢，2021）。但是相關研究還比較零散，有許多問題值得推敲。比如，媒介化社會從何時開始？數字媒介時代之前媒介化社會是否存在？它們之間有何區別？再比如，歐洲媒介化理論強調的是媒介對社會與文化的革命性影響，那麼經濟在媒介化社會中有什麼變化？為何對經濟媒介化視而不見呢？如果社會媒介化可以分為經濟媒介化、政治媒介化、文化媒介化、宗教媒介化等不同部分，那麼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一分割研究的方式是否存在還原論的風險？
日益增長的數字媒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與理論供給的巨大落差，是反思媒介經濟理論並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根本動力。然而，近五年來新聞傳播學四大刊上媒介經濟研究的文獻量遠遠低於媒介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文獻量。這種對經濟問題的迴避實則暴露了這一領域理論創新的乏力。因此，本次研究嘗試從已有媒介經濟研究瓶頸與本土化的困境出發，迴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提出經濟媒介化這一新型分析方法。
二
盲點：多路媒介經濟研究的
理論瓶頸與本土化困境
當下媒介經濟理論的集體失靈很大程度上源於理論發展自身的侷限性，數字媒介與經濟的快速發展只是加速了問題的暴露。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曾於1977年指出，“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角色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可是“盲點”之痛不僅存在於傳播政治經濟學，也存在於所有媒介經濟的探索性研究中。而且在西方研究傳入中國進行本土化的過程中，這一“盲點”又被進一步放大了。筆者借用“盲點”一詞回顧多路媒介經濟研究的困境，也希望如達拉斯·斯邁思所說的那樣，“（盲點這一論斷）是開啟一場辯論，而不是結束辯論”。
（一）已有媒介經濟研究的“盲點”
20世紀上半葉隨著大眾媒介的盛行，不少研究者對媒介經濟功能產生了興趣，西方媒介經濟學、發展傳播學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紛紛發展起來。但遺憾的是這些學派各領風騷十幾年後都先後進入到瓶頸期，要麼理論創新乏力，要麼發生 “文化轉向”，致使在媒介經濟功能日益凸顯的當下，媒介經濟研究的“盲點” 進一步擴大。
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媒介經濟學脫胎於新古典經濟學，是傳播學與經濟學交叉研究中經濟學正規化最強的一支學派，但是理論來源與經濟學正規化屬性也成為其發展的阻力。雖然在羅伯特·皮卡特（1992/2005：1-12）等人的積極推動下媒介經濟學完成了學科建制，但是傳播學與經濟學的正規化始終未能真正融合並發展出新的學科範式。某種程度上，與其說是傳播學有意接納經濟學，不如說是以密歇根州立大學為代表的傳播學院接納了一批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精英學者（姚曦，李斐飛，2016）。由於研究群體較為小眾，加之當前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對幾乎零邊際成本的數字媒介經濟問題捉襟見肘（裡夫金，2014/2017：4-10），媒介經濟學在進入21世紀後明顯缺乏理論創新動力。
濫觴於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發展傳播學是最早明確傳播具有經濟功能的一支學派，代表了傳播學者主動關注與傳播有關的經濟現象。不過因為研究者的學科侷限性，發展傳播學始終缺乏穩定的理論正規化。從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的現代性理論到媒介依附論，再到近十年發展傳播學一直竭力跳出後殖民理論框架，積極與世界文化多樣化相結合，文化成為發展傳播學開展欠發達國家或地區鄉村、性別與健康等問題研究的關鍵變數。參與式傳播正規化的興起也進一步強化了以文化為中心的多元正規化（韓鴻，2014）。在這一背景下，當前的發展傳播學很少涉及數字媒介與經濟發展問題。
相較而言，借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不僅理論基礎較為紮實，而且傳承也較為連續。不過來自斯邁思的“盲點”批判也格外引人矚目。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西歐陣營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批判傳統，傳播政治經濟學出現了明顯的“文化轉向”（劉子旭，2019）。有趣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在理論發源時間與擴散到發展中國家的路徑上與發展傳播學有著較多相似之處。兩者還在媒介依附理論上出現了研究交疊（夏文蓉，2007）。更加弔詭的是，兩者在理論進路中都不約而同地走向政治與文化領域。儘管近些年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2014/2020：2-12）提出重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建立了數字勞動理論體系，但是依然只針對政治、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並不涉及經濟基礎問題。
這些理論的先天不足，加上中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特殊國情，使得它們在中國進行本土化的過程中顯得格外蹩腳。西方媒介經濟學一直因為建立在自由市場競爭前提之上而面臨著水土不服（曾瓊，張金海，2014）的問題。發展傳播學因為主題的多樣性而面臨分化，逐漸走向從特定經驗現象之中尋找張力（郭建斌，姚靜，2021）。傳播政治經濟學雖然活躍，但其“學術化”傾向濃重，並不直接回答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胡翼青，楊馨，2016）。移植西方理論的道路走不通，自主知識體系又遲遲未能建立，致使我國媒介經濟研究在媒介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常常處於失語狀態。
（二）媒介化理論的興起及其“盲點”
隨著媒介嵌入日常生活的程度越來越深，類似於“全球化”“城市化”等以 “-ization”為詞綴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一詞應運而生，代表了媒介研究轉型的新正規化，這似乎為內眷化已久的傳播學重新接入社會科學搭建了橋樑。理由如下：第一，媒介化理論並不簡單地關注於媒介報道或媒介組織，而是更為廣泛地研究媒介與社會轉型是何種關係這一根本性的問題（Hepp，Hjarvard & Lundby， 2015）。第二，將媒介建構視為一個半自治的制度過程，伴隨社會結構互動發展，可以參與社會的權力與資源分配（夏瓦，2013/2021：25）。這打破了往昔將媒介視為文字、內容或技術等具體而靜態的理解；第三，媒介化理論作為中層理論，一方面可以避免媒介化研究走向過於宏大或細微的困境，另一方面中層理論在應用範疇上有較強靈活性，有助於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兼顧開展（Couldry & Hepp，2017：12-22）。第四，媒介化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是媒介與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等多種結構性要素的互動過程，這必然要求媒介研究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展開交叉研究（Lunt & Livingstone，2016）。
儘管媒介化理論提供了一個媒介參與社會變遷的敘事藍本，但是對最為核心的媒介與經濟關係一直視而不見。媒介化理論奠基人斯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2013/2021：1-6）將媒介化定義為“社會或文化活動的核心要素（如工作、休閒、娛樂等）採取媒介形式的過程”（Hjarvard，2004：48），並總結了政治媒介化、宗教媒介化、遊戲媒介化和慣習媒介化，集中在政治與文化領域探討“人們使用媒介做了什麼”。儘管早年他也分析了玩具產業全球化的媒介化趨勢，將其描述為“想象化”“敘事化”和“虛擬化”三個步驟（Hjarvard，2004：43-63），然而這項研究並不涉及產業經濟機制或經濟全球化等根本問題，本質上還是一項文化研究。媒介化理論進入中國後，由於各個領域無差別地使用“媒介化”一詞，大大降低了概念的有效性。
相關研究的缺乏並不意味著媒介化程序排斥經濟活動，事實恰好相反。首先，媒介天然具有經濟屬性。根據溫弗裡德·舒爾茨（Winfried Schulz）（2004）對 “媒介”的定義，所有媒介都具有連線功能、符號功能與經濟功能，共同決定了媒介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其次，媒介化過程天然與經濟活動相伴隨。媒介化與全球化、個性化和商業化的元過程（Kortti，2017；Krotz，2009：21-40）交織，媒介傳播與商業化的關係自然應成為媒介化研究的物件。第三，媒介化發展過程離不開經濟因素的作用力。媒介化理論的代表人物Andreas Hepp、Stig Hjarvard 和Knut Lundby（2015）在論文中坦率地指出，“媒介已經成為各種社會領域的共同組成部分，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等”。不僅如此，在一些情境中經濟因素是推動媒介組織集中化發展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另一些媒介佔據主導作用的情境中，經濟因素也可能轉變為制約其發展的力量。綜上所述，大概是由於研究者學科背景的侷限性，當下的熱門理論——媒介化理論主觀上忽視了經濟活動的媒介化現象。
三
重構：回到馬克思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生產話語
以上理論回顧顯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世界範圍內對媒介經濟功能的解釋都具有相當強的生命力。不過下文並不準備沿著脫胎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習慣路徑而展開。傳播政治經濟學最初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物質性與階級性的深刻影響，但是後來它的“文化轉向”將一切矛頭集中在“異化”之上，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立場的背離。
（一）誤解：馬克思對異化勞動話語的揚棄
受到西方左派學者的影響，媒介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借鑑多采納了異化勞動話語，形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正規化。而這一點正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誤判。誠然在馬克思學術生涯的早期，從人的主體性出發的人本主義異化勞動哲學邏輯和從現實出發的客觀經濟學邏輯曾一度在他腦海中激烈交鋒，但是後期馬克思已經將研究重心轉移到“生產實踐”，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強調客觀性的後一邏輯。在《資本論》的寫作與出版中馬克思已經非常審慎地使用“異化”一詞，僅在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範疇內談“異化”（孫伯鍨，容可，1983）。
馬克思研究話語的轉變始於對機器大生產的深刻認識。在前期關於機器大生產的論述中，他強烈批判了機器對勞動的排斥。但是，馬克思逐步意識到，亞當·斯密時代提出的勞動分工論是建立在小規模的手工作坊生產組織形式之上的，而機器的出現與工廠的發展表明社會已經從“製作”走向“製造”，新的機械化大規模生產代表一種先進生產力，是社會物質生產變革的客觀規律。特別是對工藝學的接觸，讓馬克思更加深信，機器透過創造全新的生產活動和協作關係帶來了生產力水平的飛躍發展。隨著認識的昇華，馬克思在《拜比吉和尤爾筆記》中指出工廠制度的基礎是“無需耗費很大勞力而對各種自然產品進行不斷改善，使它們轉變成給人帶來好處和享受的物件”（Marx & Engels，1845/1998：342），這表明機器與人的關係不僅僅是勞動物件化的關係，更是勞動物件為人提供有用性的關係，即為我性。
此後，馬克思逐漸拋棄了人本主義的價值批判。在第三次開展政治經濟學研究時，他將實踐與生產中的具體勞動研究昇華為抽象的一般勞動研究，認為勞動作為現代工業經濟的歷史性產物，代表了人類歷史性生存的現實關係。至此，馬克思關於“勞動”的認識完成了從價值主體到歷史客體再到歷史主體的演變過程（張一兵，2020：629）。異化勞動話語不再代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的主要立場。
（二）撥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產話語
拋棄異化勞動話語，重歸生產話語，是借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發展媒介化理論的關鍵。馬克思的生產話語並不是指單純的生產過程，而是“透過生產的稜鏡去透視社會現象背後看不見的關係，從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話語體系” （張一兵，2022）。生產話語既包涵了物質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也包含了建立在物質生產之上的“看不見的關係”（吳婷，2022）。這些“看不見的關係”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人與物的關係。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是人主動改造自然，並使得自然“為人所用”。二是人與人的關係。在人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隨之改變，馬克思說道“進入社會狀態的第一步——依賴”（Marx & Engels， 1858/1988：259）。三是經濟關係與社會制度。因為“沒有交換的勞動幾乎和沒有勞動的交換一樣無用”（Marx & Engels，1858/1988：239），所以交換關係伴隨勞動而出現，交換與分工的不平等促進社會不同階級的產生，形成基本經濟關係以及相對應的社會制度。
由此可知，馬克思的生產話語既不是“生產決定論”，也不是“關係本體論”，而是從生產實踐出發，強調物質生產與關係建構之間互動性的研究。為關係建構“穿針引線”的重要工具正是媒介。為了研究不至於失焦，不能將媒介等同於“萬物皆媒”，後文會根據媒介的經濟屬性對媒介內涵進行詳細界定。
（三）重構：經濟媒介化概念的提出與操作化路徑
媒介化理論為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產話語基礎上分析媒介與經濟關係建構提供了思路。嵌入在人類經濟活動之中的媒介，透過影響生產、流通與消費中人與人的交往關係，進而對經濟關係以及社會關係起到建構作用。因而可以把媒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中的關係建構過程稱之為經濟媒介化。
更具體來說，經濟媒介化是把媒介發展看成一種決定經濟活動的關係的生產活動。首先，媒介生產了存在於生產力之中的關係，比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生產協作關係。正如馬克思說，“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的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絡著。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1845/1995：80）。其次，媒介生產了充斥在生產關係中的關係，包括人與人的經濟關係與社會關係。這些關係比較複雜，而且常常在媒介充當中介的過程中遮蔽了本來的關係。比如，“交換關係固定為一種對生產者來說是外在的、不依賴於生產者的權力，最初作為促進生產的手段出現的東西，成了一種對生產者來說是異己的關係”（馬克思，恩格斯，1857/2016：91）。存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中的媒介活動必然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產生影響，至於這種影響有多大，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正是經濟媒介化研究需要回答的。
媒介、媒介化與媒介邏輯是經濟媒介化研究邁向操作化的分析工具。首先，在這裡媒介是指人類社會關係建構的工具。更準確地說，經濟媒介化中媒介的選擇標準是：是否作為人與人在生產、流通與消費等經濟活動中開展交往的主要載體。以此為標準，經濟媒介化中的媒介大體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在經濟活動中為人與人交往提供物質載體的基礎設施媒介，對應生產力中的交往關係建構。近幾年約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15/2020：35-62）分析了自然媒介、技術媒介與網際網路媒介的同構關係，提出“媒介即基礎設施”，試圖從媒介的角度重新書寫人類歷史文明形態，從而掀起了一陣媒介物質性研究的熱潮。身體、交通以及網際網路平臺等基礎設施的媒介屬性已然被廣泛接受。第二種是在經濟活動中幫助人們完成交換、消費與分配的經濟媒介，對應生產關係中的經濟關係建構。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64/2000：185-187）曾提到，“貨幣在無文字的時代肇始於商品”，它的作用不僅能夠在無文字時代加速商品交換，還在有文字時代“成為聯絡日益專門化活動的主要媒介”，而且這一功能在電力時代大大增強。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1900/2019：195-205）強調作為媒介的貨幣是社會互動關係發展的主導者。馬克思更是將商品、貨幣和資本等中介物視為社會關係的載體。第三種是為了交換和傳遞經濟資訊以及制訂和傳達經濟規範的資訊媒介，對應生產關係中的社會關係建構。這與大多數傳播學研究中媒介的定義相符，以莎草紙、印刷術、報紙、電報與網路等為代表。以往媒介與經濟的交叉研究大多停留在第三種媒介形式，因而文化批判研究大行其道，媒介參與經濟發展的底層作用被嚴重忽視。
其次，媒介化是媒介參與人類生產實踐與經濟活動的過程。媒介與經濟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媒介化的程度會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加深。舒爾茨（2004）將媒介化過程分為延伸、替代、融合和適應等四個階段。約瑟夫·斯特隆巴克（Jesper Strömbäck）（2008）按照政治邏輯與媒介邏輯的關係將政治媒介化劃分為產生、影響、加強和內化等四個階段。經濟媒介化也不例外。媒介邏輯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按照從淺到深可以整理為四個描述性指標，分別是：覆蓋經濟活動；有獨立自治的執行邏輯，但是受到政府和社會等力量的約束；越來越能夠衝破和改變政府、社會等力量的約束；成為人的依賴，能夠代理和決定人們的行動。對應這四個指標，經濟媒介化的過程可以劃分為滲透、延伸、改變和內化等四個階段。需要說明的是，這四個階段只是展現了媒介參與經濟關係建構的不同程度，人類社會並不一定完全按照這四個階段的順序發展，也未必需要一一經歷所有階段。
最後，提煉媒介邏輯是展開經濟媒介化分析的目標。媒介邏輯指媒介在媒介化過程中形成的具有自治能力的運作邏輯，本質上是一種基於媒介形態的交流傳播形式（Altheide & Snow，1979：2-5），卻因為能夠以非正式規則的形式幫助“分配物質和象徵資源”（Hjarvard，2008：113）而對人類實踐活動產生了一種作用力。媒介邏輯存在於一個個傳播構型（communicative figuration）之中，與其他制度邏輯相互依存，人們既可以研究一個特殊的傳播構型，也可以對它們的集合加以共性研究。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媒介化探討媒介與經濟的關係，並不是一種媒介或幾種媒介的效果研究，而是研究媒介集合形成的邏輯力量是否會引起經濟活動與經濟關係的變化，以及是如何產生影響的？這種影響是長期的，持續的，抽象的。
四
演進：經濟媒介化的歷史程序
媒介化理論有兩種可操作的分析路徑：強調整體性的歷時性（diachronous）研究和關注當前發展的同期性（synchronous）研究。為了整體性、全域性性地把握人類社會經濟媒介化發展的全貌，本次研究優先選擇歷時性路徑呈現經濟媒介化的歷史演進過程。西方媒介化理論常常將資訊媒介視為研究物件，然而由於資訊媒介產生時間晚於人類社會發源，因此不能完全覆蓋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元過程，媒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基於經濟媒介化對媒介與媒介化的重新定義回望人類歷史，媒介作為人類經濟社會發源與發展的底層邏輯被充分彰顯。
（一）滲透：身體為媒、產品過剩與私有制的出現
“身體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擁有一個身體，對一個生物來說就是介入一個確定的環境，參與某些計劃和繼續置身其中”（梅洛-龐蒂，1945/2001：116）。因此，“我們就是身體”的具身傳播開啟了人類早期的經濟媒介化實踐（梅洛-龐蒂，1945/2001：265）。
對於人類的起源，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是人類脫離動物的主要原因（恩格斯，1884/2018：31）。他們還採信了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會》中的推測，群居人類的生活大致上是以果實與堅果為生，創造了最初生存的有限區域，分節語是人類最早期的交流語言（摩爾根，1877/2007：508）。一開始群居的人類可能維持著雜交的混亂關係。後來群不斷縮小，他們“分成小集團，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緣家庭”（摩爾根，1877/2007：20）。依據考古推測，血緣家庭的演變經歷了普那路亞家庭、對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最終穩定下來（恩格斯，1884/2018：33-62）。
至於家庭結構演變的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既是自然條件的影響，又是經濟條件的結果，尤其體現為男女分工的鬥爭。最初的男女分工是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的分工。在這一點上，上帝的天平是偏向男性的，在身體構造上決定了男女分工的結果。因為女性的生育能力，承擔了人口繁殖與照料生活的任務；也因為生育的關係，確立了最初的母系氏族關係。可是不久後，隨著人類的生產力逐漸提高，狩獵、畜牧乃至農耕帶來前所未有的財富。一開始財富自然而然地歸氏族共同所有，但是隨著財富的增長，多餘的財富轉歸為家庭所有時，原有的對偶家庭和母權制氏族社會就受到了打擊（恩格斯，1884/2018：52）。擁有生產工具和財富的男性經濟地位崛起，更加需要子女來繼承財物，這勢必使得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
這一過渡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衝突，人類僅僅使用了一點詭辯的技巧便使得制度更迭順理成章。“借更改名稱以改變事物，乃是人類天賦的詭辯法。當直接利益十分衝突時，就尋找一個縫隙以便在傳統的範圍內打破傳統”（馬克思， 1882/1965：138）。也就是說，只需讓子女隨父親的姓氏，歸於父親的氏族，便能順利繼承父親的財產。如此一來，氏族制與家庭結構就輕易變更了。再接下來，為了讓確鑿無疑的親生子女繼承父親的財產，一夫一妻製出現了。這宣告著原始氏族內部自然形成的公有制徹底向私有制轉變（恩格斯，1884/2018：62）。
當代研究者經常將家庭作為一個傳播構型，分析媒介對人們日常行為的影響。殊不知，身體的天然構造是氏族時期家庭結構、經濟關係和私有制演變的物質基礎，過剩的產品部分脫離了物的屬性，作為媒介形式成為人們經濟關係與地位的體現，而“姓氏”作為最初的資訊媒介幫助這一經濟關係制度化，並延續下來。在這一時期，媒介還沒有固定的形態，僅以一種自發的狀態滲透到人類文明的發展之中。
（二）延伸：古代交通、貨幣與以中國為中心的簡單商品經濟
一個從農業和手工業中脫離出來、專門從事商品交換的階級——商人的出現，被恩格斯稱為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人行走於列國，交通工具對他們來說就是身體的重要延伸。從畜力交通發展到畜力牽引的輪子交通，流動的商人越來越活躍，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人的移動，還有商品的流動。為了便利商品流動，作為商品交換媒介的貨幣應運而生。
便於人交流的交通與便於商品交換的貨幣的雙雙發展，決定了商品經濟的基本格局。中國自秦朝統一後，“車同軌”和“幣同形”的改革首次解決了大範圍商品交換的問題，而“書同文”則為資訊流通提供了方便，這次改革為後世國內統一商品市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不過，古代輪子交通的運力是有限的，人力順應自然建設的運河是陸地交通的重要補充（庫利，1902/2015：5）。從秦朝開始，官府就積極開鑿人工運河。直到隋朝，南北縱貫的京杭大運河全線連通，這基本奠定了我國長期繁榮的水運交通網路，同時也決定了古代商品經濟中心的主要分佈格局。
除了國內大市場，邊陲或交界地區的交通連線為區域性貨幣流通圈和經濟圈的形成創造了條件。依靠在邊陲貿易中建立的貨幣圈與經濟圈，中國古代著名的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先後發展起來，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生命線。在這個意義上，貨幣的橫向史是交通的空間史，貨幣的縱向史是商品經濟的演變史。
不過，封建統治階層對商品經濟的打壓時松時緊，以書寫和印刷術為代表的資訊媒介也沒有成為商業的翅膀，反而成為統治者傳播“重農抑商”思想的工具。再加上生產力水平與社會產品有限，簡單商品經濟始終從屬於佔據支配地位的自然經濟。因此，這一時期媒介邏輯處於伴隨商品經濟延伸發展的階段，與弱小的商業化程序共同成長。
（三）改變：現代交通、資本與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市場經濟
簡單機械交通時代是屬於東方的，依靠封建集權制度的保障與國內通暢的交通網路，古代中國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商品市場。不過，他們卻因為統治階層的自我封閉而錯過了燃料交通時代。在蒸汽機等技術革命下，義大利、英國和荷蘭新興的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資本活躍的現代市場逐漸發展，全球經濟中心也逐漸轉移到歐洲國家。
那麼，為什麼交通的落後會導致東方沒能從貨幣為媒走向資本為媒的現代市場經濟，進而失去經濟中心地位呢？“貨幣作為資本，可以看作是貨幣的更高實現” （馬克思，恩格斯，1857/2016：213）。也就是說，貨幣轉化為資本是一種必然發生的進化。那麼，貨幣如何才能轉化為資本呢？馬克思（1867/2018：139）首先指向了商品的流通環節，指出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資本的流通與貨幣的流通不同，是以“G-W-G”為賣而買的模式替代了“W-G-W”為買而賣的模式，並且透過無限運動來實現資本增殖。社會化大生產為這一轉變提供了客觀條件。其次，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成為資本的必要條件，勞動力價值創造是資本剩餘價值的來源。所以直到“貨幣佔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樣一種獨特的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馬克思，1867/2018：195），貨幣才能夠透過流通環節成為資本。
很顯然的是，以自然經濟為主導的狹小的國內市場並不能滿足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2021：12）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充套件……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後面去”。化學燃料交通工具是資本跑贏中世紀舊勢力的 “腿”，在國內鐵路與公共交通網以及跨國航海業的推動下，一方面，資本在國內城市開展著大膽而無序的商業冒險，創造出崛起的工業城市，另一方面，“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揭開了資本的現代生活史”（馬克思，1867/2018：171）。自此之後，人類社會進入到持續了數個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
與此同時，電報的發明開啟了電子傳播時代。“電報終結了這種同一性，它使符號獨立於運輸工具而運動，而且比運輸的速度更快”（凱瑞，1989/2005：162）。從此，資訊傳播不再依賴交通，以其特有的技術邏輯改變著人與人連線的方式。隨後廣播、電視等媒介陸續出現，大眾媒體機構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部門，是大眾社會消費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不過，從發生邏輯上看，交通大發展創造的廣闊市場空間是貨幣和資本作為 “中介物”和“潤滑劑”出現的前提，也是大眾媒體機構獲得大發展的前提。但是從支配邏輯來看，貨幣和資本的發展代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萌芽與壯大，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關係建構的主導力量，也對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空間格局產生極大影響。不過，在這一新的經濟關係中，貨幣與資本並不是一種簡單的“中介物”。馬克思（1867/2018：104）指出，貨幣不僅僅是私有財產，更代表這一種“人對物的依賴關係”，以貨幣為紐帶的人與人的關係本質上是人處於物的統治之下。雖然貨幣對人的物化未能完全打破人與人的依賴關係，但是當貨幣上升為資本的時候，資本家對資本的追逐以及對勞動的剝削推動人類社會無可辯駁地進入到物化的時代。
（四）內化：網際網路、網際網路平臺與數字經濟重構
論起對人與人在生產活動中的交往關係的改變，網際網路是繼現代交通之後的又一大發明，而且網際網路作為基礎設施媒介對空間與關係的重組功能更加強大。在網際網路技術的支援下，跨國公司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投資的新形式，大大拉進了國際城市之間的距離，加速了全球化的發展。丹·席勒（Dan Schiller）（1999/2001：2）說，“數字資本主義的工程師們一直在追求一個重要目標：建立一個泛經濟網路，以支援規模不斷擴大的企業內部以及企業之間的商務活動”。多年的發展之下，網際網路已然與現代交通一併成為全球化經濟網路的重要基礎設施，甚至在人工智慧大發展過程中，網際網路的基礎設施作用變得比現代交通更加重要。
網際網路的發展催生了一個個超大規模平臺，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經濟媒介形式，生成了跨時空、跨國界、跨部門、產銷一體化的生產協作組織模式，大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謝富勝，吳越，王生升，2019）。在生產領域，平臺對生產方式重構的影響是顯著的。在流通領域，人類毫無爭議地進入到平臺社會時期（Van Dijck，Poell & De Waal，2018：1-3）。如今，平臺已經成為集基礎設施、經濟媒介與資訊媒介於一體的媒介形態。根據歷史經驗，媒介的發展是經濟騰飛的前提。在這一次網際網路平臺發展中，中國出現了一批超大型平臺，在世界市場有著一席之地。東方國家在數字經濟時代再次迎來發展的機遇。
雖然網際網路平臺促進了經濟新增長，但是網際網路平臺重構的經濟關係並沒有消滅剝削，而是使其更加隱蔽了。由於人對網際網路平臺的強烈依賴，除了體力和智力之外，人的注意力、意識、生理特徵、基本資料等所有屬性以資料形式被平臺所佔有，在演算法和資料操縱下與人的主體相分離，人被嚴重商品化和價值化了。不僅如此，人的行動也不得不受制於網際網路平臺技術，網路邏輯成為影響決策的一部分。至此為止，媒介邏輯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最終內化於經濟發展之中，經濟媒介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五）社會變遷中媒介邏輯的雙刃效應
此次研究透過對經濟媒介化歷史程序的快速掃描，展示了不同媒介推動交往關係、經濟關係與社會關係漸次發展並促進社會變遷的關鍵節點。這是對媒介所生產的複雜關係系統的初步說明，足以展現媒介與經濟的關係不是線性因果關係，而是一個迴圈累積發展的經濟媒介化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媒介化過程中，媒介邏輯對生產力的建構效應與對生產關係的遮蔽效應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回望從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數字社會的發展歷程，媒介一方面毫無疑問地充當了促進生產力進步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也在積極建構深度媒介化的社會關係，是“拜物教”的始作俑者。首先，身體分工是私有制形成的動力，私有制的出現打破了人是家庭和氏族附屬物的社會關係。這是社會關係第一次走向物的主宰。接著，古代交通的發展是商品和貨幣大發展的動力，商品和貨幣本質上是 “一種社會關係”（馬克思，恩格斯，1848/1958：119），代表著商品和貨幣對人的支配，這是社會關係的第二次飛躍。然後，現代交通的發展催化了資本的出現。資本透過僱傭勞動，隱藏了勞動剝削關係，這是社會關係的第三次變化。最後，隨著網際網路成為基礎設施媒介、經濟媒介與資訊媒介的綜合體，媒介邏輯被史無前例地放大，人們進入被量化的、外化的數字化生存（彭蘭，2022），一種新的數字時代的社會關係正在平臺對資料的佔有與演算法的操控下逐漸形成。從圖1中可見，在媒介化社會里，人始終沒能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
五
展望：一種新的研究進路
有理論無法全面概括與把握媒介化社會發展特徵激發了我們對媒介與經濟的關係的追問，使得經濟媒介化作為一種新的研究進路被提出。在經濟媒介化的視角下，經濟活動從來不是純粹的物質性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都是在媒介對關係進行生產的催化下不斷發展的。經濟媒介化深刻地詮釋了媒介在經濟活動中的根本性角色，成為認識經濟活動成因以及“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變遷的重要切入口。
經濟媒介化強調媒介對關係的生產之於經濟活動與社會變遷的重要意義並非提倡“媒體中心論”或者“關係決定論”，而是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首先，經濟媒介化的歷史演進本身就體現了唯物史觀。構成歷史不同時期基礎設施媒介的身體、古代交通、現代交通和網際網路，充分體現了媒介的物質性。它們滿足了從物質到媒介跨越的基本條件——可供性、嬗變性和技術動量（延森， 2010/2012：79-85）。正因為這三大特點，基礎設施媒介作為“最初決定力”，推動人類在媒介交往中開展經濟活動並締結經濟關係。其次，經濟媒介化過程中媒介與人類經濟活動的動態關係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體現。媒介雖然是交往的前提，但是並不能左右交往的發展，人類的生產活動及其不確定性才是世界發展的原動力。直到網際網路成為數字經濟重構的工具與載體，媒介全面內化於經濟活動中，媒介邏輯才前所未有地增強，以致人類主體性面臨著巨大風險。只有凝結人類智慧的經濟制度與經濟關係建設才足以與媒介力量相抗衡。
經濟媒介化的提出使我們對媒介化社會有了新的認識。首先，媒介化社會具有歷史性。媒介化社會是人類社會經濟發源與發展的元過程，先後經歷了媒介對經濟的滲透、延伸、改變和內化，直到數字時代網際網路媒介成為基礎設施媒介、經濟媒介與資訊媒介的集合體，網際網路媒介邏輯對經濟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深遠且複雜的。其次，媒介化社會具有空間性。媒介技術與關係生產在空間發展中的不平衡，造成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的空間差異，大到表現為經濟中心在東西方文明間的轉移，小至每一個媒介塑造的傳播構型都以獨特的形式嵌入社會經濟的宏圖。再次，媒介化社會具有整體性。媒介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系統相互嵌入的黏合劑，經濟媒介化是一切媒介化的物質基礎，政治媒介化、文化媒介化等也是經濟媒介化的上層表現。脫離經濟媒介化的媒介化社會研究不符合唯物主義，會 “懸浮”在意義層面，或者陷入還原論的誤區。最後，媒介化社會也具有矛盾性。在媒介化的過程中，媒介邏輯是一種由弱到強，從依附、半獨立到獨立的力量，在與其他邏輯的博弈中發揮著雙刃效應，即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同時也製造出“異化”的關係，因而媒介化社會的矛盾性需要從歷史性、空間性與整體性的綜合維度來看待。綜上，以上媒介化社會的基本性質都與經濟媒介化密不可分，而且皆以經濟媒介化為基礎，所以經濟媒介化研究是理解媒介化社會的中心點。
由於篇幅有限，未來研究還可以繼續圍繞媒介化社會的歷史性、空間性、整體性與矛盾性，綜合運用歷史分析、制度分析、人類學、複雜網路科學和實證研究等方法來豐富與完善經濟媒介化的研究內容。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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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編/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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