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 邱越 石夢竹 實習記者 鄭怡琳）“如果我們只會拉著病人的手，陪著他們哭、送他們走，那是牧師乾的事，而作為醫生，我們就是要救他們。”這是張福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作為我國最早開展艾滋病抗病毒治療的醫生之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艾滋病專家組組長、首都醫科大學艾滋病臨床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地壇醫院艾滋病臨床中心主任醫師張福傑已經和艾滋病臨床、科研、教學工作一起走過了近30個年頭。
2024年12月1日是第37個世界艾滋病日。三十多年來，我國艾滋病在患者生存、醫學診療、社會認知等多方面，取得可觀的進展。一直站在艾滋病防治一線的感染科醫生們，也從曾經的束手無策，到如今可以從容自信地面對患者。如今，張福傑在診室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首都醫科大學艾滋病臨床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地壇醫院艾滋病臨床中心主任醫師張福傑。受訪者供圖
從只能活18個月到長期生存
艾滋病人延長的不僅是壽命而已
已經80多歲的張勇（化名）是張福傑接診過印象最深的患者之一。
2000年，張勇在一次胃鏡檢查中發現患有黴菌性食道炎。“這個位置出現黴菌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一種表現，而那時張勇才60歲出頭，不至於出現這種情況。結果一查HIV，陽了！”張福傑介紹。
張勇是一名大學教授，擁有世俗眼光裡令人羨慕的工作、家庭和生活，而這一紙檢查報告，讓他覺得自己擁有的一切可能都將化作泡影。
那天，他獨自一人來到北京地壇醫院艾滋病門診，找到了張福傑。“當時，張勇的CD4細胞值已經很低了，如果不吃藥，他只能活18個月左右。”張福傑說。
1981年，全球首次報告艾滋病，受限於當時的醫療條件和治療手段，在這之後的十幾年裡，艾滋病都被視作“世紀絕症”。
張福傑告訴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在中國引入抗病毒治療之前，感染科醫生在面對艾滋病患者時的感受，就是絕望。“那時，我們只能看著一個又一個年輕的生命慢慢萎縮、消失，卻束手無策。”
為了臨床科研工作，張福傑曾參與過艾滋病患者的病理解剖，“艾滋病人的骨頭剪下去，根本不像骨頭，而像是剪紙一樣。”張福傑曾經用“慘烈”來形容這種感覺。
2019年首都醫科大學艾滋病臨床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地壇醫院艾滋病臨床中心主任醫師張福傑出門診。受訪者供圖
1996年，被稱作“雞尾酒”療法的聯合抗病毒治療誕生了，1999年，剛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張福傑，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前身）的曹韻貞教授一起，在北京地壇醫院開設了中國第一個艾滋病門診，同年開展了中國第一個艾滋病抗病毒治療的臨床試驗，率先在中國引入艾滋病治療“雞尾酒療法”。從那時起，中國艾滋病患者的命運被改寫了，張勇就是該臨床試驗的獲益者之一。
如今，已耄耋之年的張勇，仍然與張福傑保持著聯絡。得益於聯合抗病毒治療，張勇確診後不僅重新過回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一直工作到75歲才退休。
“張勇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我們醫生就是要病人活，還要讓病人活得好。”張福傑說，“當有限的生命被有質量地延長，每一位艾滋病人都可以避免工作、家庭等方面的諸多遺憾，人生也會更充滿價值。”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釋出的《中國報告的HIV/AIDS病例的死亡率和患病率趨勢——2002年至2021年》顯示，我國艾滋病報告率和死亡率呈現下降趨勢，目前在艾滋病的幾種傳播方式中，輸血和血製品傳播基本阻斷，母嬰傳播和注射吸毒傳播得到有效控制，抗病毒治療覆蓋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治療成功比例也達到95%以上，艾滋病疫情整體處於低流行水平。
從每天一把藥到長效藥物
艾滋病治療手段不僅可及而且可選擇
儘早發現感染者、及時啟動抗病毒治療、實現有效病毒抑制，是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提出的全球終結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措施。
每天上午10時，手機一震，洪亮（化名）嫻熟地從隨身攜帶的小藥盒裡取出一格里的藥片，送入口中，喝一口水一飲而下。這一套動作，洪亮已經堅持了8年，一日不斷。
我國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療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85年，我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但在2002年之前，由於抗病毒治療藥物選擇有限，艾滋病患者的藥物可及性較差，基本處於無藥可治的狀態；第二階段始於2003年，我國出臺“四免一關懷”政策，正式開始向患者提供免費抗病毒藥物治療，當時我國僅有4種國產仿製藥物。2009年，我國艾滋病治療方案增加了二線治療免費藥物；2018年開始，我國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療進入“免費+醫保+自費”的“三駕馬車”時代。如今，我國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了更多的選擇，得到了更好的醫療救護。
張福傑介紹，根據2023年底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我國對艾滋病患者的免費抗病毒藥物治療已治療了超122.2萬人。“這不僅是對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影響，而是一個公共衛生概念，因為透過免費的藥物治療，我們阻斷了HIV的傳播，讓全社會受益。”
目前，我國約85%的艾滋病感染者使用的是國家免費藥，不到15%的感染者使用了醫保藥物。“如今，我國的艾滋病檢測手段和可選擇的治療藥物與世界最先進的治療手段是完全同步的，我們的病人也從每天吃一把藥，到每天吃三片，現在還有很多合劑，一天只用一片藥，病人還可以自主選擇免費、醫保或者自費。可以說，現在病人的生存狀況跟二十幾年相比是天差地別的。”張福傑說。
而在近年來，隨著HIV長效治療方案在我國獲批，我國的艾滋病患者甚至開始可以擁有不用每天都吃藥的生活。
“HIV耐藥是抗病毒治療失敗最常見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而耐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患者依從性的問題。”張福傑說：“有句諺語是‘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但讓我自己一天吃一個蘋果我都做不到，何況是每天都要吃藥，所以長效藥物的出現對病人的用藥依從性、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的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
2019年，張福傑在艾滋病藥物研發機構。受訪者供圖
除了呼籲更多更好的藥物，張福傑當前還非常關注艾滋病患者多學科管理疾病的問題。“過去，艾滋病患者生存時間短，在醫療過程中往往只需要傳染科醫生參與，只需要抗病毒藥物治療；而隨著患者生存期延長，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常見的慢性疾病，也可能威脅艾滋病患者健康。多學科協作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將是大勢所趨。”
從談癌色變到共餐、握手、擁抱
艾滋病人的世界因為理解所以包容
張勇讓張福傑記憶深刻的還有一個故事。
2001年，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張勇的生活逐漸回到了正軌，並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接納。重獲新生的張勇對張福傑充滿了感激，多次表示希望能請張福傑吃一頓飯以表感謝。
“最開始接觸艾滋病的時候，我也會忐忑，這都是因為不瞭解才會恐懼。”張福傑坦言，由於艾滋病特殊的傳播途徑，大家容易不自覺地把艾滋病和某些行為聯絡在一起，進而戴上有色眼鏡，另一方面又因為怕被傳染，而對艾滋病毒感染者避之不及。“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了，與他們日常的接觸，如共用餐具、擁抱、握手等都是安全的。”
面對張勇的邀請，張福傑沒有猶豫，不僅自己欣然赴約，還帶著妻子和不到五歲的孩子一同前往。“其實醫生原則上是不能接受病人的邀請的，但艾滋病特殊，我作為醫生有責任作出表率，首先代表醫生接納這個群體，這對全社會也是重要的訊號。”
張福傑清楚記得，當他帶著妻子和孩子推門進入餐廳時，張勇的眼淚“唰”就下來了。“我們都是平等的，他們跟我們一樣，是父母、是丈夫妻子、是同事朋友，而不是‘異類’。”
張福傑告訴記者，這些年，他看到越來越多接診的患者都過上了正常的生活，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家庭，有的年輕患者甚至還有了健康的下一代，他心裡由衷地感到開心和欣慰。
說到這裡，張福傑笑了起來，“我們國家這幾十年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做出的成績和貢獻，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絕對是可以出去‘吹吹牛’的。”
隨即張福傑話鋒一轉，“儘管患者生存現狀不斷改善，治療手段不斷多元化，社會對艾滋病毒感染者也越來越包容，但我們要看到，現在距離‘消滅艾滋病’仍然還有一定的距離，艾滋病對我們普通人的威脅也並沒有消失，在科學預防、早期發現、合理治療等多方面，仍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