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總會有很多次站在選擇的路口，也有很多需要權衡的地方，但關鍵的選擇可能就是兩三次。
導師選擇
現在我時常會想，若當時錯過自己的人生導師，真不知道現在會身在何處，以及是否依然有機會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
第一次聽到席老師的名字，是在一次人文學院開設的哲學課上，那已經是32年前的事了。在那次課堂上，授課老師詢問我們是否知道所在的管理學院裡誰是學問做得最好的青年教師，當他在黑板上寫下“席酉民”三個字的時候，我們都很茫然，畢竟本科生對學院的瞭解不會很多。雖然此事很快被大家淡忘，但卻影響了我接下來的選擇。當我確定讀碩士時，本科學位論文自然就選擇了席老師做指導。當時，學院管理系系主任衛民堂老師告訴我，席老師要求嚴格，需要做好心理準備。
第一次與老師見面，是在學院戰略所。那時已近深秋，老師穿著一件灰色風衣。開始我心裡很緊張，但與席老師聊過幾句話之後就不由輕鬆下來。老師給我介紹了當時正在做的三峽決策支援系統的相關研究，送我一本裝訂的研究成果資料冊(現在還記得封面是藍色)，希望我能結合黃元舒師兄的畢業論文繼續研究。
求 學
我本科論文階段就有幸進入當時前沿的管理研究領域，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群體決策的影響。很難料想，這樣的學術印記一直延續至今，當前我依然在從事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對組織管理理論開發的啟示性研究。
與當下師弟師妹們有浩瀚的參考文獻不同，我們當時做研究可以參考的參考資料很少，因此導師每次出國都會給我們帶回來很多購買的或影印的文獻資料，這成為我們瞭解國際學術前沿的重要渠道。
勤奮認真的態度，是我從導師那裡學到的做學術的立身之本。
老師曾經給我們講過這樣的一次經歷：他當年在農村時，有次開著鄉里的手扶拖拉機到西安市買肥料，渾身塵土，腳下穿著一雙磨破了底的草鞋，路過西安外文書店時將拖拉機停下來就徑直往書店裡去，沒承想卻被店員擋住，並告訴他“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這件事情老師講得很平淡，但我相信當時對他的觸動一定很大。老師是中國內地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很早就有各種國家級獎勵加身，這離不開他對學術鍥而不捨和勤奮認真。也是因為自己當時的家境不好，老師這種勤奮上進的精神對我產生了格外深刻的影響，時時提醒我珍惜每一次機會盡全力將事情做好。
1993年，我邁入研究生階段，校園裡Office系統還沒有流行，文字編輯主要靠WPS和華光系統。當時去席老師家裡，經常能看到茶几上擺放的列印出來並且被整齊裁減以後的文字小塊。由於WPS和華光無法處理複雜表格，當時像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這樣的申報書內容就只能將一個個文字列印出來再貼上上去；為了平整美觀，貼上時須用鑷子和雙面膠紙小心操作；有時為了工整，還會在貼上以後再進行復印。我們很感謝師母，起初導師的許多論文和書稿都是師母一個字一個字錄入的，即使在寒冬，師母也會在交大印刷廠的打字間裡一刻不停地工作。當看到自己手寫的本科論文成為鉛字，發表在《決策與決策支援系統》期刊(《管理科學學報》期刊前身)上時，我非常開心。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極大地鼓舞了自己的科研興趣和信心。現在，科研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環境越來越優越，但席老師身體力行傳播我們的這種認真勤奮的做事態度卻愈久彌珍。
學會思考, 是我從導師那裡學到的最大本領。
老師有個習慣，一旦有時間就會將自己對社會現象的思考記下來，並講述給我們。從登機牌的故事裡，我們知道了精細服務的無上境界；從刻意安排的返程航班的故事裡，我們知道了市場競爭規則的重要性；從小孩子賣冰糕的故事裡，我們學會了激勵和監督的原理……這些平凡的故事，往往都富含哲理和管理智慧，都是老師在品味生活之後的思想凝練。
多少年之後，我們明白以上習慣其實對解決管理研究知與行之間的矛盾大有裨益。當前，很多人抱怨管理研究與實踐之間的差距問題，而這點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後來，在與Andrew H. Van de Ven教授合作中，發現他將此稱為“入世治學”(engaged scholarship)的學術正規化，即強調研究者進入現實的管理情境裡去認識和反思，而我們在現實中得到的理論就是我們相信並應用的理論。
國內外很多人很佩服老師的一點是，他兼具優秀管理研究者和實踐者的雙重身份，而且他用理論研究指導他的實踐。老師在西安交大做副校長時，管理的是學校最複雜的後勤，他採用授權機制將後勤工作處理得高效有序。今天回到母校看到整齊美觀的餐廳和賓館等設施，還會禁不住為老師對學校的貢獻點贊。而我們走進西交利物浦大學這所中西合璧的校園時，無論在校園設計還是內部管理上，我們更是深深體會到“和諧管理理論”的影響。在研究裡行動，在行動裡研究，這是老師教給我們的為學之路。
為 學
在席老師2022年出版的《管理何為：一個“理想主義”踐行者的人生告白》一書裡有這樣一句話：
你想活成什麼樣的人？……我一路走來，想來想去覺得沒什麼太多後悔的事，路就是這樣走的。醒悟得稍微早點，你會走得更豐富多彩一點。
我們每個人或許遲早都會問自己這句話：“你想活成什麼樣的人？”如果我們是在自己還有改變機會的時候，就醒悟到這句話的重要性，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幸福。
“We only live once”，關於目標的認同會幫助我們減少人生中的很多後悔。我雖然沒有像老師那樣在30歲時就想明白這些問題，但也同樣從這句話裡獲得很多啟示。
如前所述，我們這一代研究者面臨的是不斷變化中的學術環境，難免要多走一些彎路，以上問題便顯得尤為重要。
博士就讀期間，我從事的是管理科學領域的決策分析研究，1997年10月博士答辯的學位論文題目是“國際貿易談判中的收益模型”。畢業後在電子科技大學工作的那些年，正是國內工商管理學科逐漸發展的時期，同時研究的規範化和國際化開始成為主流的評價標準。2003年訪問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期間，我的研究開始轉到組織行為方向，也學會了新興的結構方程模型等研究方法，並與合作者John Graham教授在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期刊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2012年作為富布賴特學者訪問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期間，我又有機會轉到組織理論方向，學會了以案例研究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並與Andrew H. Van de Ven教授有了大量的合作研究。很開心，經過這些年不斷嘗試與調整，我終於找到自己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和問題。
作為老師，我們需要教會學生如何學習，而做到這點，我們自己需要先掌握學習的技巧。就像老師在《管理何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人生告白》這本書裡講到的，我們當前所做的事情不見得是我們喜歡的，但只要不放棄探索和嘗試，我們總會在不喜歡的事情裡逐漸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有時會聽到大家對當前浮躁的學術制度環境的抱怨，講實話，我不太喜歡新制度主義理論關於“制度鐵籠”的價值主張，其實每個人面臨制度壓力時都是有選擇的能動性的，或多或少都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只是當人們相信了制度作為外部力量難以改變時，來自內心的求變想法和信念就會減少。或許這方面我們可以學點“陝西愣娃”的笨勁。有次聽席老師聊起他對這個詞的理解，我覺得挺有趣。這裡“愣”可能有點貶義，通常是指“做事不懂得變通、愣頭愣腦”，但事實上這也是“愣”的好處，“認死理、不認命”。就像路遙在《平凡的世界》裡所講到的：
既要腳踏實地於現實生活，又要不時跳出現實到理想的高臺上張望一眼。在精神世界裡建立起一套豐滿的體系，引領我們不迷失不懈怠。待我們一覺醒來，跌落在現實中的時候，可以毫無怨言地勇敢地承擔起生活重擔。
經常和學生討論一個問題：有沒有想過五年之後的“possible self”？若沒有這樣的考慮，我們都只能忙在世俗的當下，也很難做好在許多同樣看似有吸引力的機會選擇面前的取捨決策。
我的博士論文封面及其中的分析模型舉例2015年，我與徐淑英老師等一起開始在學院開設管理研究哲學課程，其中涉及管理研究的“相關性”(relevance)問題，我們希望告訴學生重視理論研究對現實問題的貢獻。當然，學術研究應該兼聽則明，有次看到《哈佛商業評論》對James March的訪談，我詫異了。在March看來，學者最大的樂趣是與頭腦中的謎題不斷對話，而不是首先去想象研究如何解決現實問題，他說：“學術精神的特點之一是思想上的美，這甚至比相關性更重要；我們關心那些想法具有的某種形式上的優雅、慈悲或驚喜，即所有美的東西能給予人的。”在那段時間裡，我一直在思考March為何有如此的認識，個人以為，作為大學老師，我們在研究上最應在乎的是內心的興趣；作為研究者，我們能夠享受學術自由，原因在於我們的內在需求總是比外部評價的要求更高。
對我自己而言，轉入組織管理領域的時間較晚，後來確定的研究選題又有點挑戰性——“組織勢”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都是企業管理領域的非主流研究問題，研究進展和論文發表方面也就更費力一些。有時自己也會想：這樣的堅持是否有價值？或許因為走過一些彎路，反而對當前的選擇愈加珍惜。我也更加清楚為何March喜歡以堂吉訶德期許學者研究，或許為學之道更像是一個自我挑戰的遊戲。March關於大學老師身份的認識，也很值得我們借鑑：“我認為自己是個老師。老師的幸福在於學生理解並佔有了我們的思想，並視為己出。學生們是寶石，我的角色只是把它們磨光一點點。最後，我會被忘記，而他們還在那裡。”席老師在《管理學家》(2011年2月刊)有篇文章《我給大師當“老師”，大師給我當“司機”》，也講到對March作為學者的欣賞，文章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不反對大家常怪罪於體制和管理問題，但從大師本身的努力，我們也會另有一些啟示!”
“心中別有歡喜事，向上應無快活人”。想明白這些道理，我也愈加喜歡自己所從事的大學教師這個職業。教育的本質就是喚醒，喚醒學生沉睡的潛能和信心。回想當年，自己還是一名本科生的時候，就有幸參與老師《CEO領導科學與藝術》一書的編寫，書中講述的很多領導學理論都無法用自己當時的經驗去理解，但卻激發我善用邏輯和想象去思考問題的習慣。這樣的習慣逐漸成為自己後期在研究與教學上的能力來源，也不斷喚起對一些看似抽象的管理問題的研究興趣與理解。當然，能像老師那樣做到喚醒是不容易的，雖然我自己帶學生時也在努力嘗試。如同心理學所揭示的，信任首先是以信任者個人願意擔當一定風險作為代價，因此喚醒或授權總是一門看似簡單但卻不容易做到的藝術。
啟 示
在本科的前三年，我學到的更多是知識；之後進入席門，我收穫的是為學和為人之道，此時，師道風範對我的影響是伴隨一生的。當年，老師曾經給我們打過一個比方：人生成長就好比面對一扇單向玻璃，向前看總是看不透、模糊的，向後看卻是路徑分明、清晰的，而老師就是不斷指引我們穿透那扇玻璃的引路人。後來，我到了電子科技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工作，每次面對一些行政成長或學術成長之間的選擇、一些本土研究或國際主流研究之間的取捨時，都會心生情境中的困惑，當年求學時的歷練總能適時地幫我解惑，在一些重要的決策問題上我也總會再諮詢老師。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我相信，在樸素的師生關係裡，我們每個人都能體會到成長，也收穫到幸福。
（本文摘自《教育何為：發現自我，成為自我》，作者：井潤田，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主席，從事組織變革本土理論開發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