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勞澤/特拉佩
隨著遺傳科學的發展，今人對史前無文字時代的歷史瞭解越來越多，且多次修正之前理論的瑕疵。最早利用糧食的人來自非洲或者其周邊，在新月沃地開花結果，發展出農業社會，而地處溫帶的這些農民因為諸多原因皮膚變白，然後他們殺進歐洲，僅僅幾百年就取代了深膚色的歐洲原住民，原住民被敢到了巴斯克和北歐北部等偏遠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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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麵包師來自非洲
其他地方的狩獵採集者依然按照古老模式日復一日過活的時候，納圖夫人（Natufier）已經在黎凡特（Levante）南部，也就是今天以色列、黎巴嫩和約旦一帶，修建起簡陋的房屋，開始了定居式生活。
雖然他們仍然還會去打獵和採擷，但已不再像原始人那樣，整天風餐露宿地四處遊蕩。
冰河期的消退帶來了“新月沃土”的繁榮，這片土地從黎凡特南部越過安納托利亞一直延伸至今天的伊朗，形狀就像一枚新月。
除了以傳統方式採集的果實之外，人類的食單上又多了一些野生的穀物。我們的祖先把這些穀物加工成類似麵包的食物，如果積攢的穀物足夠多的話，或許還把它們釀成了酒。
這種行為與農耕沒有太大關係，因為這裡的人們並沒有種植，至少還沒有開始有意識地種植。人類還需相當長的時日，才會等來那一刻：
某個聰明人有一天突然注意到，從口中吐出或落在地上的穀粒可以長出新的作物。與農耕式生活相關的最早考古學證據之一，是來自安納托利亞的哥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時間是大約 1.1 萬年前。
在“新月沃土”以西約 4000 公里，即今天的摩洛哥，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在摩洛哥東北部塔弗拉爾特（Taforalt）附近的鴿子洞穴中，考古學家找到了來自 1.5 萬年前、迄今最古老的非洲狩獵採集者基因組。
在洞內厚達數米的岩層中，人們迄今共發現了 35 個現代人個體的遺骸，這是證明人類在非洲東北部長期群居生活的又一個證據。而且，那塊距今 30 萬年的傑貝爾依羅智人頭骨也出土於同一地區。
由於這種文化與歐洲狩獵採集者具有相似的特徵，因此考古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北非人與歐洲人之間很可能存在基因上的關係，也就是說，歐洲人有可能是從伊比利亞半島穿過直布羅陀海峽，來到了北非地區。
為此，考古學家將大約 2 萬至 1 萬年前在非洲北部繁榮一時的石器時代文化，稱作伊比利毛利文化（Ibéromaurusien）。
如今這個概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它卻具有誤導性，而且還透著一股在考古學界長期佔據主導的歐洲中心主義意味。
因為很顯然，人類在石器時代從未穿越過直布羅陀海峽，無論從歐洲到非洲，還是相反方向。
研究人員在對鴿子洞穴發現的 1.5 萬年前古人類基因進行測序時，沒有發現絲毫歐洲人的基因痕跡。
在這群人的基因組當中，有大約一半的 DNA 可以追溯到撒哈拉以南的早期人類，另一半的來源目前尚未確定，但已知的是，納圖夫人身上也攜帶著同樣的基因成分。
由此可以判斷，伊比利毛利人和納圖夫人在基因上很可能存在關聯，至少從文化來看，這兩個人群明顯有著許多共同點。
例如，我們發現，伊比利毛利人在 1.5 萬年前也出現了定居生活的早期跡象：他們製作了麵粉，而且很可能也烤出了麵包。
不過他們使用的不是穀物，而是開心果和杏仁磨成的粉；其中也許還有橡子，生長在南半球的一些橡樹果實並沒有苦味，就像普通堅果一樣，可以食用。
橡子等堅果磨成粉也能做麵包
另外，考古學家還發現伊比利毛利人與納圖夫人在其他方面也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例如首飾和工具的製作。
從器物的製造年代來看，伊比利毛利人比納圖夫人要早幾千年，但是這兩個人群之間的基因聯絡卻不能用人類從摩洛哥遷徙到“新月沃土”的可能性來解釋，因為那樣的話，在納圖夫人身上也應該能夠找到伊比利毛利人所攜帶的撒哈拉以南人類的基因成分。
但事實並非如此，而是相反。伊比利毛利人身上攜帶著完整的納圖夫人DNA，它是這一人群的基因組中除了撒哈拉以南 DNA 成分之外的另一半。
另一個可以想到的解釋是，這是納圖夫人帶著自身基因自東向西遷徙的結果，不過從時間線來看，這種解釋很難成立。
因為納圖夫人的文化是在伊比利毛利文化誕生很久後才出現的，因此他們不可能是後者的祖先。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基因橋頭堡一定是在其他某個地方。
還有一種可能性，可以將這些遺傳學和考古學發現更好地結合在一起。我們不妨假設如下的情景：
納圖夫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摩洛哥和以色列之間的某個地方，後來逐漸開始向西和向東遷移。
在東部，他們來到了冰河期後幾乎沒有人煙的“新月沃土”，然後在那裡紮根繁衍，沒有與任何其他人群發生雜交；
在西部，他們則遇到了非洲的狩獵採集者，或許是人們所說的阿泰爾人（Atérien）。阿泰爾文化是一種原始狩獵文化，從地域分佈來看是在今天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一帶，時間上早於伊比利毛利文化。
所有這一切同時也表明，神秘的基底歐亞人的生存地也有可能是在北非，比如說富饒肥沃的埃及。納圖夫人有一半是他們的後代，隨著農耕文化的傳播，其 DNA 後來又傳到歐洲。
儘管人們迄今沒有在埃及發現一處這一時期的人類遺蹟，但這很容易解釋：在尼羅河三角洲厚達數米的沉積層下，幾乎不可能透過考古發掘找到任何線索。
但是，這些推測並不能改變一點：我們雖然知道，基底歐亞人後來與現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兒結合並形成了納圖夫人，可是基底歐亞人最初的棲息地究竟是在何處，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它可能是在摩洛哥以東到伊朗的任何一處，從埃及到阿拉伯半島的這片地區可能性更大。這種情況對納圖夫人來說同樣適用：這群人的起源也可能是在這片遼闊地域的某一處——既可能是在非洲之內，也可能在非洲之外。
為什麼只有溫帶農民變成白人
隨著冰河期結束，農耕文化開始日漸興旺。當然，農業的興起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人類透過摸索緩慢向其靠近。
氣溫的升高使得多種穀物的種植成為可能，其中包括原始小麥和大麥。但與同一時期在近東仍然活躍的狩獵採集者社會相比，農耕文化並沒有顯出優勢，而是恰恰相反。
這是因為定居生活需要投入聚居點的全部勞動力，而且洪澇與乾旱風險始終存在，不僅危及當季的收成，而且還影響下一年的播種。
從此，這一關乎生存的威脅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始終懸在所有以農耕為生的人類頭上。此外，農耕生活幾乎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營養不良的問題。
其關鍵在於，早期的農耕者並沒有飼養牲畜，幾個世紀後人們開始飼養牲畜時，主要用途也是為了產奶。通常情況下，只有當牲畜不能再滿足這一需求時，才會被宰殺。
這樣一來，就導致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營養出現了匱乏。
但是在這時候，即使人類重新回到狩獵社會，也已無法讓自身在幾萬年進化中形成的肉食需求得到滿足：他們既沒有時間來完成轉型，而且經過幾代人的農耕生活之後，他們的狩獵技術也已荒疏，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天然聯絡不復存在。
但是，農耕文化當然也有它的優勢，不然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生根開花。
辛勤勞作總能換來足夠的食物，食物的種類大體上也可以事先規劃。此外，農耕生活還免去了狩獵的奔波之苦，而且還有擋風遮雨的屋簷可供人憩息。
未來的可規劃性、固定的住所和安穩的生計，這些因素至今仍是大多數人組建家庭的最重要條件。當年近東地區的農耕者也是如此。
隨著人口的日益增長，他們需要不斷開闢新的土地、新的定居點和牧場。這些農耕者便以“新月沃土”為起點，開始向四面八方推進。
他們不僅改變了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人類的基因結構，連非洲也不例外。
此後，農耕文化也在世界其他地區陸續興起，並且自成一體，各顯千秋。農耕者所到之處，捕獵文化都被徹底取代。面對這種全新生存方式的誘惑，後者顯然沒有足夠的抵抗力。
隨著農業萌芽而開啟的新石器時代，其標誌性技術是陶器製作。這些陶製器皿通常用於烹飪、飲食和儲存等。
當時，歐洲狩獵採集者的皮膚顏色可能比後來移民到這裡的農耕者要深得多。從尼安德特人那裡繼承的色素基因究竟使我們祖先的膚色變得更深還是更淺，目前還是一個謎
有不少東西需要儲存，因為在新的氣候環境下，豐沛的雨水和充足的日照為農業豐收創造了理想條件。
此外，豐富的動物種類也為人類馴化牲畜提供了絕佳的“實驗物件”：大約於 1 萬年前開始被馴化的綿羊、山羊、豬、牛等野生物種，全部都生活在這片 “新月沃土”之上。
這些農耕者在擁有新石器時代的工具並掌握了各種穀物種植知識之後，雖然其流動性遠不及地球其他地區的狩獵採集社會，但在征服自然方面卻有著不可企及的優勢。
農耕文化的蓬勃力量，最早在歐洲得到了充分展現。大約 8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開始從安納托利亞出發，向四面擴散。
他們先是在巴爾幹半島定居，然後沿多瑙河和地中海來到中歐、西歐和南歐土地最肥沃的地區，最後在大約 6000 年前到達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不列顛群島。
在擴張過程中，狩獵採集者原先的膚色漸漸消失，徹底讓位於農耕移民的淺色皮膚。膚色變淺與農耕者的飲食結構，特別是肉類的缺乏有關。
這種膚色變化是從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在近東興起開始的，最終蔓延到整個北半球並不斷得到強化。
淺色皮膚實際上是由幾種基因突變造成的，其原因有可能在於，只有這樣才能讓人類透過皮膚吸收足夠的陽光，產生足夠的維生素 D。
維生素 D 對維繫生存、延長壽命不可或缺，而壽命長就能生育更多的後代，並將這些基因突變一代代傳續下去。狩獵採集者則不必如此大費周折，他們可以透過食用大量肉類和魚類獲取充足的維生素 D。
從狩獵社會向農耕社會的過渡是一個艱辛的過程，並且往往伴隨著營養不良。儘管如此，農耕文化依然勢不可擋，並最終征服了整個地球
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情況卻截然不同。與中美洲和南美洲一樣，即使在農耕文化興起後，淺色皮膚在這裡也沒能獲得進化上的優勢。
這是因為當地日照十分強烈，即使沒有這些基因突變，人體也能得到生成維生素 D 所需的充足日曬。
在赤道沿線，從非洲、東南亞一直到美洲，雖然農業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普及或已經起步，我們祖先的原始膚色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亞洲農民血洗歐洲獵人
農耕者不僅朝著西北方向一路挺進來到歐洲，而且還將足跡踏入非洲，甚至直抵這片廣袤大陸的最南端。
在東方，新石器時代革命最遠傳到了印度次大陸，在北方則越過高加索山脈，一路傳播到歐亞大草原。
這個擴張過程早已透過考古發掘得到了證實，在過去幾年裡，各種遺傳學資料就這場擴張的具體方式，為我們呈現出一幅更加完整的影象。
在此之前，學術界一直為一個問題爭論不休，而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這個問題是：新石器時代的興起究竟是一種文化的勝利，還是新石器時代人類的勝利，特別是在歐洲。
換言之，是歐洲的狩獵採集者把定居式生活這一理念作為外來文化主動接受了下來，還是受到這些近鄰的排擠，最終丟掉了地盤？
基因研究得出的資料對此給出了清晰的答案：歐洲的狩獵採集者是被強者碾壓並排擠出局，而這前後過程僅有短短几百年。
金髮碧眼的歐洲人
白皮膚來自亞洲農民，金髮碧眼來自古歐洲土著
研究顯示，新石器時代擴張之前就生活在歐洲的原住民，其基因結構與隨著農耕文化一起到來的移民有著明顯不同。研究人員在後者的骨骼中，找到了與當時安納托利亞居民相同的 DNA 成分。
正如人類祖先當初在歐洲奪走尼安德特人的地盤、在亞洲佔據丹尼索瓦人的領地一樣，我們同樣無法說清，第一批農耕者來到這片土地後，其最初的擴張過程到底具有多強的攻擊性。
但是，這些新移民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帶來的繁育更多後代的能力，都讓我們有理由猜測，他們與狩獵採集者相比，至少在數量上擁有與日俱增的優勢。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對狩獵採集者的排擠必然會導致滅絕的結局，因為後者面對威脅，可以選擇向歐洲北部等土地相對貧瘠的地區轉移。
基因研究的結果確實也指向了這一方向。在今天斯堪的納維亞人以及波羅的海人的身上，狩獵採集者的 DNA 特徵最為明顯，其比例與農耕者基因大體相當。
而在德國中部和法國以南的土地肥沃地區，距離新石器時代革命的發源地越近，當地居民所攜帶的狩獵採集者基因就越少。
在歐洲，原住民與新移民混居的階段持續了近 2000 年，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裡，本土狩獵採集者與安納托利亞移民的後代顯然都在儘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準確地講，近東地區出現過兩次新石器時代革命。它們發生在同一時間，但卻彼此無關，各自獨立。
這一點也讓我們再次看到，隨著冰河時代的結束，這片土地變得多麼肥沃。
除了安納托利亞和黎凡特的農耕革命之外，還誕生了伊朗新石器文化（Iranian Neolithic Culture）。
顧名思義，這種文化起源於今天的伊朗。其成員雖然與安納托利亞人是近鄰，但在基因上卻與後者有著明顯差異。
據推測，這兩個人群在此前的數萬年時間裡，被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比如冰封的雪山或者是沙漠——隔在了兩邊，否則他們之間的基因差異就無從解釋。
伊朗農耕者的基因在今天人類的基因組中仍然可以找到，其範圍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但是，這些基因究竟是何時以及經由哪條路線到達那裡的，目前還沒有一個最終的解釋。
這是因為，印度次大陸的新石器文化到底是自發產生，還是從伊朗透過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傳播而來，學術界迄今仍然觀點不一。
對古人類 DNA 的最新研究顯示，印度次大陸的新石器時代確有可能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伊朗人的基因在當時已經越過高加索山脈，傳播到了歐亞草原。
在這一地區，外來移民與本地狩獵採集者發生了雜交。在由此生成的混血種群中，後來誕生了亞姆納文化（Jamnaja-Kultur）。
有充分的理由說明，農耕者的擴張最初是沿著大致相同的緯度展開的，而不像以往的狩獵採集者那樣，一路挺進到北西伯利亞的偏遠之地。
在新石器文化傳播的地區，氣候條件與發源地沒有太大的差異。德國中部距離安納托利亞以北僅有 1000 公里，高加索地區則更近。
除土壤條件以外，地理緯度是新石器文化成功擴張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為這些遠離故土的農耕者只有成功栽培出隨身攜帶的已經馴化的作物，才能在新家園真正立足。
假如在溫度、土壤、降水和季節變化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這些外來農作物幾乎無法存活。歐洲的情形顯然不是這樣：在這片冰河時期形成的黃土地上，外來的小麥和大麥“先祖”長得格外茂盛。
對於那些在高加索山脈與印度北部——假如後者當時確是農耕者拓荒的目的地——之間輾轉遷徙的伊朗新石器時代人類來說，情況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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